袁崇焕在广东家居这几个月中,与一般文人诗酒唱和,其中最著名的朋友是陈子壮。

  陈子壮是广东南海人,和袁同科中进士,陈是探花。他在作浙江主考官时出题目讽刺魏忠贤,因而被罢官。袁陈两人同乡同年,又志同道合,交情自然非同寻常。陈子壮在崇祯时起复,做到礼部侍郎,后来在广东九江起兵抗清,战败被俘,不降而死,也是广东著名的民族英雄。当时与袁时常在一起聚会的,还有几个会做诗的和尚。

  袁崇焕应崇祯的征召上北京时,他在广东的朋友们替他饯行。画家赵蔼夫画了一幅画,图中一帆远行,岸上有妇女三人、小孩一人相送。陈子壮在图上题了四个大字:“肤公雅奏”,“肤公”即“肤功”,祝贺他“克奏肤功”的意思。图后有许多人的题诗,第一个题的就是陈子壮。这幅画本来有上款,后来袁崇焕被处死,上款给收藏者挖去了,多次易手流转,到光绪年间才由王鹏运考明真相。一群广东文人后来将图与诗影印成一本册子,承一位朋友送了我一本。原图目前是在香港。

  “肤公雅奏图”上的题诗,大都是称誉袁崇焕的抗清功绩,预料此去定可扫平胡尘、燕然勒石,麟阁题名等等。好几人诗句中都提到袁崇焕的“谈锋”、“高谈”、“笑谈”①。喜与朋友们高谈阔论,一定是他个性中很显著的特点。

  在这幅画上题诗的共有十九人,其中有和尚三人,有几个是袁的幕僚。值得注意的是,有八个人在十处地方提到了黄石公、赤松子、圯上、素书的典故,这决不会是偶然现象。这典故是说张良立了大功之后,随即退隐,才避免给猜忌残忍的刘邦所杀。在这次饯别宴中,袁崇焕的朋友们一定强调必须“功成身退”,大家对于皇帝的狠毒手段都深具戒心,所以在诗中一再警戒②。

  七月,袁崇焕到达北京,崇祯③召见于平台,那是在明官左安门④。

  崇祯见到袁崇焕后,先大加慰劳,然后说道:“建部跳梁,已有十年了,国土沦陷,辽民涂炭。卿万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辽方略,可具实奏来!”

  袁崇焕奏道:“所有方略,都已写在奏章里。臣今受皇上特达之知,请给我放手去干的权力,预计五年而建部可平,全辽可以恢复。”

  崇祯道:“五年复辽,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赏。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悬之苦!卿子孙亦受其福。”袁崇焕谢恩归班。崇祯暂退少憩。

  给事许誉卿就去问袁崇焕,用甚么方略可以在五年之内平辽。袁崇焕道:“我这样说,是想要宽慰皇上。”许誉卿已服侍崇祯将近一年,明白皇帝的个性,袁崇焕却是第一次见到皇帝。许誉卿于是提醒他:“皇上是英明得很的,岂可随便奏对?到五年期满,那时你还没有平辽,那怎么得了?”袁崇焕一听之下,爽然自失,知道刚才的话说得有些夸张了。

  他答应崇祯五年之内可以平定满清、恢复全辽,实在是一时冲动的口不择言,事实上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袁崇焕和崇祯第一次见面,就犯了一个大错误。大概他见这位十七岁半的少年皇帝很着急,就随口安慰。

  过了一会,皇帝又出来。袁崇焕于是又奏道:“建州已处心积虑的准备了四十年,这局面原是很不易处理的。但皇上注意边疆事务,日夜忧心,臣又怎敢说难?这五年之中,必须事事应手,首先是钱粮。”崇祯立即谕知代理户部尚书的右侍郎王家桢,必须着力措办,不可令得关辽军中钱粮不足。

  袁崇焕又请器械,说:“建州准备充分,器械犀利,马匹壮健,久经训练。今后解到边疆去的弓甲等项,也须精利。”崇祯即谕代理工部尚书的左侍郎张维枢:“今后解去关辽的器械,必须铸明监造司官和工匠的姓名,如有脆薄不堪使用的,就可追究查办。”

  袁崇焕又奏:“五年之中,变化很大。必须吏部与兵部与臣充分合作。应当选用的人员便即任命,不应当任用的,不可随便派下来。”崇祯即召吏部尚书王永光、兵部尚书王在晋,将袁崇焕的要求谕知。

  袁崇焕又奏:“以臣的力量,制全辽是有余的,但要平息众人的纷纷议论,那就不足了。臣一出京城,与皇上就隔得很远,忌功妒能的人一定会有的。这些人即使敬惧皇上的法度,不敢乱用权力来捣乱臣的事务,但不免会大发议论,扰乱臣的方略。”崇祯站起身来,倾听他的说话,听了很久,说道:“你提出的方略井井有条,不必谦逊,朕自有主持。”

  大学士刘鸿训等都奏,请给袁崇焕大权,赐给他尚方宝剑,至于王之臣与满桂的尚方剑则应撤回,以统一事权。崇祯认为对极。应予照办。谈完大事后,赐袁崇焕酒馔。

  袁崇焕辞出之后,上了一道奏章,提出了关辽军务基本战略的三个原则⑤:“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明代兵制,一方有事,从各方调兵前往。因此守辽的部队来自四面八方,四川、湖广、浙江均有。这些士卒首先对守御关辽不大关心,战斗力既不强,又怕冷,在关外驻守一段短时期,便遣回家乡,另调新兵前来。袁崇焕认为必须用辽兵,他们为了保护家乡,抗敌勇敢,又习于寒冷气候。训练一支精兵,必须兵将相习,非长期熏陶不为功,不能今天调来,明天又另调一批新兵来替换。他主张在关外筑城屯田,逐步扩大防守地域,既省粮饷,又可不断的收复失地。

  “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明兵打野战的战斗力不及习于骑射的清兵,这是先天的限制,不易短期内扭转过来,但大炮的威力却非清兵所及。所以要舍己之短,用己所长,守坚城而用大炮,立于不败之地。只有在需要奇兵突出、攻敌不意之时,才和清兵打野战。为了争取时间来训练军队、加强城防,有时还须在适当时机中与敌方议和,这是辅助性的战略。

  “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执行上述方策之时,不可求急功近利,必须稳扎稳打,脚踏实地,慢慢的推进。绝对不可冒险轻进,以致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这三个基本战略,是他总结了明清之间数次大战役而得出来的结论。明军三次大败,都败于野战,以致全军覆没;宁远两次大捷,都在于守坚城、用大炮。

  这基本战略持久的推行下去,就可逐步扭转形势,转守为攻。但他担心两件事。一是皇帝和朝中大臣对他不信任,二是敌人挑拨离间,散布谣言。因此在上任之初,对此特别强调。他声明在先,军队中希奇古怪之事多得很,不可能事事都查究明白。他又自知有一股蛮劲,干事不依常规,要他一切都做得四平八稳,面面俱圆,那可不行。总而言之:“我不顾自己性命,给皇上办成大事就是了,小事情请皇上不必理会罢。”

  崇祯接到这道奏章,再加奖勉,赐他蟒袍、玉带与银币。袁崇焕领了银币,但以未立功勋,不敢受蟒袍玉带之赐,上疏辞谢了。

  崇祯这次召见袁崇焕,对他言听计从,信任之专,恩遇之隆,实是罕见。但不幸得很,袁崇焕这奏章中所说的话,一句句无不料中,终于被处极刑。这使我想起文征明的一首词来。他见到宋高宗亲笔写给岳飞的敕书,书中言辞亲切无比,有感而作了一首“满江红”,其中有一句:“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崇祯对待袁崇焕,实也令人慨当初倚之何重,后来何酷。

  其间的分别是,岳飞当时对自己后来的命运完全料想不到,袁崇焕却是早已料到了的。明知将来难免要受到皇帝猜疑,要中敌人的离间之计,却还是要去担任艰危,这番舍身赴难的心情,更令后人深深叹息。

  ①陈子壮:“曾闻缓带高谈日,黄石兵筹在握奇。”梁国栋:“笑倚戎车克壮猷,关前氛祲仗谁收?忻看化日回春日,再上邢州护锦州。”傅于亮:“天山自昔凭三箭,辽左而今仗一夫。秉钺纷纷论制胜,笑谈尊俎似君无?”邓桢:“冠加荐角峨应甚,赐有龙文许自专(指尚方剑)。借箸独当天下计,折冲随运掌中权。”邝瑞露:“行矣莫忘黄石语,麒麟回首即江湖。”“供帐夜悬南海月,谈锋春落大江潮。”“衣布尚怜天下士,高歌谁是眼中人?”邝瑞露即邝湛若,广东名士,南海人,后助守广州,清兵破城时不屈而死。

  ②近人叶恭绰题袁崇焕墓有句云:“游仙黄石空余愿”。自注:“袁再起督师,诸友饯别诗多以黄石、赤松为言,疑有所讽,惜袁不悟。”其实不是袁崇焕不悟;张良是功成身退而从赤松子游,袁崇焕根本没有机会“功成”,自然谈不上“身退”。不过以他的热血热肠,即使是功成了,多半还是不肯身退的,势必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③对崇祯本应称朱由检、思宗、庄烈帝、怀宗、毅宗,或崇祯皇帝。本文以他年号称呼,是习惯上的通俗方式,有如称清圣祖为康熙、清高宗为乾隆。

  ④崇祯召见袁崇焕的情形与对话,根据李逊之所著《三朝野记》与文秉所著《烈皇小识》两书,其后周延儒对袁崇焕的中伤,也根据这两书所载。李逊之的父亲李应癗是反对魏忠贤而被害死的著名忠臣李忠毅公。文秉是文征明的玄孙,他父亲文震孟在崇祯时任大学士。文震孟最出名的事,是在天启年间上奏,直指皇帝诸事不理,犹如“傀儡登场”,朝政全由魏忠贤摆布。魏忠贤于是叫了一班傀儡戏,到宫中演给熹宗看,熹宗看得大乐。魏忠贤便说:“文震孟说皇上是傀儡登场,那就是这样子了。”熹宗当然大怒,将文震孟在朝廷上打了八十棍。李逊之和文秉二人是名父之子,他们记载朝中大事,应该相当可靠。

  ⑤《明史·袁崇焕传》中引述他的奏章:“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之说。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此臣与诸边臣所能为。至用人之人,与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钥。何以任而勿贰,信而勿疑?盖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

  十

  袁崇焕还没有到任,宁远已发生了兵变。

  兵变是因欠饷四个月而起,起事的是四川兵与湖南、湖北的湖广兵。兵卒把巡抚毕自肃、总兵官朱梅等缚在谯楼上。兵备副使把官衙库房中所有的二万两银子都拿出来发饷,相差还是很多,又向宁远商民借了五万两,兵士才不吵了。毕自肃自觉治军不严有罪,上吊自杀。兵士的粮饷本就很少,拖欠四个月,叫他们如何过日子?这根本是中央政府财政部的事。连宁远这样的国防第一要地,欠饷都达四个月之久,可见当时政治的腐败。毕自肃在二次宁远大战时是兵备副使,守城有功,因兵变而自杀,实在是死得很冤枉的。

  袁崇焕于八月初到达,惩罚了几名军官,其中之一是后来大大有名的左良玉,当时是都司;又杀了知道兵变预谋而不报的中军,将兵变平定了。

  但京里的饷银仍是不发来,锦州与蓟镇的兵士又哗变。如果这时清军来攻,宁远与锦州怎么守得住?局势实在危险之至。袁崇焕有甚么法子?只有不断的上奏章,向北京请饷。

  崇祯的性格之中,也有他祖父神宗的遗传。他一方面接受财政部长的提议,增加赋税,另一方面对于伸手来要钱之人大大的不高兴。

  袁崇焕屡次上疏请饷,崇祯对诸臣说:“袁崇焕在朕前,以五年复辽、及清慎为己任,这缺饷事,须讲求长策。”又说:“关兵动辄鼓噪,吝边效尤,如何得了?”

  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奏道:“军士要挟,不单单是为了少饷,一定另有隐情。古人虽罗雀掘鼠,而军心不变。现在各处兵卒为甚么动辄鼓噪,其中必有原故。”崇祯道:“正如此说。古人尚有罗雀掘鼠的。今虽缺饷,哪里又会到这地步呢?”

  “罗雀掘鼠”这四字崇祯听得十分入耳。周延儒由于这四个字,向着首辅的位子迈进了一步。周延儒是江苏宜兴人,相貌十分漂亮,二十岁连中会元状元,这个江南才子小白脸,真是小说与戏剧中的标准小生,可惜人品太差,在《明史》中被列入《奸臣传》。本来这人也不算真的十分奸恶,他后来做首辅,也做了些好事的,只不过他事事迎合崇祯的心意。周延儒之奸,主要是崇祯性格的反映。但“逢主之恶”当然也就是奸。这个人和袁崇焕恰是两个极端。袁崇焕考进士考了许多次才取,相貌相当不漂亮①,性格则是十分的鲠直刚强。

  “罗雀掘鼠”是唐张巡的典故。张巡在睢阳被安禄山围困,苦守日久,军中无食,只得张网捉雀、掘穴捕鼠来充饥,但仍是死守不屈。罗雀掘鼠是不得已时的苦法子,受到敌人包围,只得苦挨,但怎能期望兵士在平时都有这种精神?

  周延儒乘机中伤,崇祯在这时已开始对袁崇焕信心动摇。他提到袁崇焕以“清慎为己任”,似乎对他的“清”也有了怀疑。崇祯心中似乎这样想:“他自称是清官,为甚么却不断的向我要钱?”

  袁崇焕又到锦州去安抚兵变,连疏请饷。十月初二,崇祯在文华殿集群臣商议,说道:“崇焕先前说道‘安抚锦州,兵变可弥’,现在却说‘军欲鼓噪,求发内帑’,为甚么与前疏这样矛盾?卿等奏来。”

  “内帑”是皇帝私家库房的钱。因为户部答复袁崇焕说,国库里实在没有钱,所以袁崇焕请皇帝掏私人腰包来发欠饷。再加上说兵士鼓噪而提出要求,似乎隐含威胁,崇祯自然更加生气。

  哪知百官众口一辞,都请皇上发内帑。新任的户部尚书极言户部无钱,只有陆续筹措发给。崇祯说:“将兵者果能待部属如家人父子,兵卒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

  “罗雀掘鼠”和“家人父子”这两句话,充分表现了崇祯完全不顾旁人死活的自私性格。兵士有四个月领不到粮饷,吵了起来。崇祯不怪自己不发饷,却怪带兵的将帅对待士兵的态度不如家人父子。他似乎认为,主帅若能待士兵如家人父子,没有粮饷,士兵饿死也是不会吵的。俗语都说:“皇帝不差饿兵。”崇祯却认为饿兵可以自己捉老鼠吃。

  周延儒揣摩到了崇祯心意,又乘机中伤,说道:“臣不敢阻止皇上发内帑。现在安危在呼吸之间,急则治标,只好发给他。然而决非长策,还请皇上与廷臣定一经久的方策。”崇祯大为赞成:“此说良是。若是动不动就来请发内帑,各处边防军都学样,这内帑岂有不干涸的?”崇祯越说越怒,又是忧形于色,所有大臣个个吓得战战兢兢,谁也不敢说话②。

  袁崇焕请发内帑,其实正是他不爱惜自己、不怕开罪皇帝、而待士兵如家人父子。本来,他只须申请发饷,至于钱从何处来,根本不是他的责任。国库无钱,自有别的大臣会提出请发内帑,崇祯憎恨的对象就会是那个请发内帑之人。以袁崇焕的才智,决不会不明白其中的关键,但他爱惜兵士,得罪皇帝也不管了。说不定朝中大臣人人不敢得罪皇帝,饷银就始终发不下来,那么就由我开口好了。

  当袁崇焕罢官家居之时,皇太极见劲敌既去,立刻肆无忌惮,不再称汗而改称皇帝。

  袁崇焕回任之后,宁远、锦州、蓟州都因欠饷而发生兵变,当时自然不能与清兵开仗,于是与皇太极又开始了和谈,用以拖延时间。皇太极对和谈向来极有兴趣,立即作出有利的反应。袁崇焕提出的先决条件,是要他先除去帝号,恢复称“汗”。皇太极居然答允,但要求明朝皇帝赐一颗印给他,表示正式承认他“汗”的地位。这是自居为明朝藩邦,原是对明朝极有利的。但明朝朝廷不估计形势,不研究双方力量的对比,坚持非消灭满清不可,当即拒绝了这个要求③。

  皇太极一直到死,始终千方百计的在求和,不但自己不停的写信给明朝边界上的官员,又托朝鲜居间斡旋,要蒙古王公上书明朝提出劝告。每一个战役的基本目标,都是“以战求和”④。他清楚的认识到,满清决计不是明朝的敌手,明朝的政治只要稍上轨道,满清就非亡国灭种不可。满族的经济力量很是薄弱,不会纺织,主要的收入是靠抢劫⑤。皇太极写给崇祯的信,可说谦卑到了极点⑥。

  然而崇祯的狂妄自大比他哥哥天启更厉害得多,对满清始终坚持“不承认政策”,不承认它有独立自主的资格,决不与它打任何交道⑦。

  为了与满清作战,万历末年已加重了对民间的搜括,天启时再加,到崇祯手里更大加而特加,到末年时加派辽饷九百万两,练饷七百三十余万两,一年之中单是军费就达到二千万两(万历初年全国岁出不过四百万两左右),国家财政和全国经济在这压力下都已濒于崩溃。明末民变四起,主要原因便在百姓负担不起这沉重的军费开支⑧。

  敌人提出和平建议,是不是可以接受,不能一概而论。我以为应当根据这样的原则来加以考虑:敌人的和议不过是一种阴谋手段,目的在整个灭亡我们?还是敌人因经济、政治、军事、或社会的原因而确有和平诚意?

  必须假定缔结和约只是暂时休战,双方随时可以破坏和平而重启战端。目前一直打下去对我方比较有利?还是休战一段时期再打比较有利?

  缔结和约或进行和平谈判,会削弱本国的士气民心、造成社会混乱、损害作战努力、破坏联盟关系、影响政府声誉?还是并无重大不良后果?

  和约条款是片面对敌人有利?还是双方平等,或利害参半,甚至对我方有利?

  如果是前者,当然应当断然拒绝;若是后者,就可考虑接受,必要时甚至还须努力争取。在当时的局势下,成立和议显然于明朝有重大利益。不论从政略、战略、经济、人民生活哪一方面来考虑,都应与满清议和。

  拒绝和满清议和,是崇祯一生最大的愚蠢。他初即位时清除魏忠贤逆党,处理得十分精明,于是臣下大捧他为“英主”。他从此就飘飘然了,真的以“英主”自居,认为“英主”决不能和叛逆的“建州卫”妥协。在明朝君臣的观念中,“建州卫”始终是中国皇帝属下一个小官的领地,皇帝决不能跟小官谈和。至于使得全国亿万人民活不下去,那是另一回事,皇帝的尊严不能有丝毫损害。

  他可以和察哈尔蒙古人谈和,付给金银以换取和平。因为明朝的江山是从蒙古人手里夺来的,明朝承认蒙古是敌国。

  坚持政治原则,本来不错。然而政治原则是要以正确的策略来贯彻的。完全忽视实际情形,把国家与人民的生死存亡置之不顾,和“英主”两字可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袁崇焕和皇太极一番交涉,使得皇太极自动除去了帝号,本来是外交上的重大胜利。但崇祯却认为是和“叛徒”私自议和,有辱国体,心中极不满意,当时对袁崇焕倚赖很重,隐忍不发,后来却终于成为杀他的主要罪状。

  ①《明史·钱龙锡传》:“龙锡奏辩,言:‘崇焕陛见时,臣见其貌寝,退谓同官:此人恐不胜任。’”钱龙锡这话也是胡说八道,怎能见人家相貌难看,便说他不能担当大事?

  ②《烈皇小识》:“时天威震迅,忧形于色。大小臣工皆战惧不能仰对,而延儒由此荷圣眷矣。”

  ③关于这场交涉,因皇太极称帝之后再自动除去,又向明朝要求发印而不得,在满清方面是受到重大屈辱,所以清方官文书中都无记载,或有记载而后来都删去了。但清内阁档案中还留存皇太极天聪四年颁示的一道木刊谕文,其中公开承认这件事:“逮至朕躬,实欲罢兵戈,享太平,故屡屡差人讲说。无奈天启、崇祯二帝渺我益甚,逼令退地,且教削去帝(号),及禁用国宝。朕以为天与土地,何敢轻与?其帝号国宝,一一遵依,易汗请印,委曲至此,仍复不允。”

  ④《明清史料》丙编,皇太极谕诸将士:“尔诸将士临阵,各自奋勇前往,何必争取衣物?纵得些破坏衣物,尚不能资一年之用。尔将士如果奋勇直前,敌人力不能支,非与我国讲和,必是败于我们。那时穿吃自然长远,早早解盔卸甲,共享太平,岂不美哉?”

  ⑤《天聪实录稿》,七年九月十四日,清太宗致朝鲜国王信:“贵国断市,不过以我国无衣,因欲困我。我与贵国未市之前,岂曾赤身裸体耶?即飞禽走兽,亦自各有羽毛……满洲、蒙古固以抢掠为生,贵国固以自守为素。”

  ⑥《天聪实录稿》六年六月,清太宗致崇祯皇帝信:“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边官作践太甚,小国恼恨,又不得上达……今欲将恼恨备悉上闻,又恐以为小国不解旧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详陈也。小国下情,皇上若欲垂听,差一好人来,俾小国尽为申奏。若谓业已讲和,何必又提恼恨,惟任皇帝之命而已。夫小国之人,和好告成时,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处。谨奏。”最后这句话甚是质朴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