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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审讯队员目光交流了一下,一人道:“你再想想清楚。”

“那…那就是从正面。”张超很慌张,整个人处于恐惧之中。

“作案用的绳子你放哪儿了?”

“扔外面了?垃圾桶?好像也不是,我杀人后很害怕,后来又喝了酒,到现在头还是很痛,脑子一片糊涂,好多细节都记不清了,我…我怎么会就这样把人勒死了,我…我根本没想杀死他的…”他痛苦地按住头,轻声啜泣着。

一名市检察院侦查监督科的官员暂停了投影上的视频,看了眼对面坐着的一干警察,随后面向所有人:“审讯监控很明显证明了,下城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存在诱供。”

那些警察各个脸上透着忐忑不安,面对人数比他们还多的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和检察院的领导,仿佛做错了事的小学生,不知所措。

赵铁民咳嗽一声,道:“你们有什么不同意见吗?”

大队长停顿几秒,鼓起勇气回答:“我觉得…我觉得我们不算诱供,这是正常的审讯。”

“不算?”检察官鼻子哼了一声,看着手中材料,“你们审讯张超时,问他从正面还是从身后勒死嫌疑人,他说记不清,猜了个身后,你们让他再想想清楚,不就是暗示他死者是被人从正面勒死的?还有作案工具、犯罪时间等等细节,他交代时明明说记不清楚,为什么最后他的认罪书上写得这么清楚明白?还不是你们查了现场后,要他按照现场情况写下来的?”

大队长对这个质疑无言以对,张超被抓后,对杀人一事供认不讳,但一些细节他自己也记不清了,这也是人之常情,杀人后,在紧张恐慌的情况下,自然会对一些细节感到模糊,何况他后来又喝了酒。警方调查了现场后,张超也对调查结果没有表示异议,最后也是在完全心甘情愿的情况下写下认罪书。

当时录口供时,张超态度很好,供述细节上他自己记不清时,警方自然会根据现场情况对他进行提醒,所有审讯都是这么做的。谁曾想到他在杀人这件事上供认不讳,却在细节交代中耍花腔,故意说记不清了让警方提示他,等到庭审翻案后,检察院调取相关的审讯录像时,这审讯过程就成了警方无法辩驳的“诱供”。

他觉得张超从被捕那一刻,就给警方下了一个套。

检察官打量了一会儿这队沉默的警察,突然严肃地问:“你们说实话,张超被捕后,你们是否对他有过刑讯逼供?”

“没有,绝对没有!”大队长脱口而出。

其他警察也集体附和起来,这个问题上绝不能模棱两可。更何况,天地良心,他们真是冤枉,他们自问张超被捕后,认罪态度好,而且这案子性质上是一时冲动,情有可原,所以他们从未对他施加一些强迫审讯的手段,相反,在初步调查结束后,他们就把张超送入看守所,还给了独立的单人监牢,后来虽说又提审过几次,但都是一些简单的细节核实,可以说,张超从被抓进来到最后庭审的几个月里,从未受到过任何虐待。现在整个社会和上级机关都质疑他们刑讯逼供,真是百口莫辩。

检察官脸上透着不置可否的表情,看着其他专案组成员,严肃地道:“对于具体是否存在刑讯逼供,我们还会再做进一步调查,目前看,诱供这点是确凿的,程序上违规了。”

警察们无法辩驳,检察官打发他们先出去,由专门人员单独对话。

一队人默默地站身起立,沮丧地挪步离开,到门口时,大队长突然转身面向诸多领导,大声道:“我发誓我们没有对张超刑讯逼供,可以安排他本人跟我们对质。我敢肯定张超绝对涉案,这是他故意设的局,就算现在他翻案了,我也肯定他一定涉案!”

开完这个专案组的初步交流会,组长赵铁民回到了办公室,看着面前一堆资料,包括张超来回北京的机票、机场登机记录、北京的住宿记录、监控录像的人像识别鉴定报告、他在北京与客户会面的多方口供,等等,这一切都表明,张超在被害人的死亡时间段内,人在北京,没有任何的犯罪时间。

张超坚称,他没有杀人,之所以会提着装江阳尸体的箱子,是因为他3月2日早上回杭市后,就去找了江阳。那套房子他和江阳都有钥匙。他敲了门,没人应,于是他自己掏钥匙开了门。进门后他就看到摆在地上的一个大箱子,打开发现了江阳的尸体。张超当时很害怕很紧张,他检查了房子,门锁没有明显损坏痕迹,窗户也是关着的,只有他和江阳有钥匙。加上最近他多次和江阳发生争吵,声称要把江阳赶走,就在两天前还打架惊动了派出所。因此,突然面对这样一个装着尸体的箱子,他担心匆忙报警后,警察很可能会怀疑是他杀的人。他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非常害怕,于是在房子里喝了许多酒,结果脑子更是混乱,才头脑发昏想到直接去抛尸。

可如果这就是真相,那他为什么前面要认罪?

赵铁民一开始也怀疑分局刑警迫于该案的社会影响压力,对张超采取了刑讯逼供,捏造了一开始口供中的犯罪事实,企图早点结案。可他初步了解情况后得知,不但下城区刑侦队全部矢口否认,甚至他派去看守所见张超的刑警打电话过来,说张超自己也承认警察没有刑讯逼供。

警察没有刑讯逼供,为什么他前面认罪最后翻供呢?

据张超的说法,那是因为他在公安局里受到一股无形的莫名的巨大压力。

气场压制,这就是他的答案。

这个答案会让大部分临终病人来不及交代后事,先走一步。幸亏赵铁民是个久经风雨的警察,不过他还是感到内心受到了伤害。

现在赵铁民的工作很不好做,专案组的初步工作当然是要查清当事警察是否存在刑讯逼供,但更重要的是查清江阳被杀一案的真相,抓出真正的凶手。

要不然,真凶没抓到,江阳被害依然茫然无解,对社会通报当事警察没有刑讯逼供,公众会信没刑讯逼供嫌疑人全部认罪又翻供吗?上级会信吗?全国司法圈能交代得过去吗?

所以,当务之急,还是要查清真相,抓获真凶。

第五章

“地铁运尸案的新闻闹得这么大,你们这几个月里应该注意过这新闻吧?”一名刑警问。

“注意到了啊。”坐在对面的两个男人异口同声地回答。

“网上有嫌疑人被抓后的照片,包括他上电视接受采访的视频,很多聊天软件里还有他的表情包,这些你们都看到过吗?”

“看到过。”

“新闻里很详细地写着他是在3月1日晚上杀人,而你3月1日和他一起吃了晚饭,你和他在咖啡馆聊到很晚,你们看新闻的时候都没意识到这人案发时跟你们在一起,没有回杭市犯罪的时间吗?”

一人道:“我压根儿没想到新闻里的这人就是那天跟我吃饭的李律师啊。”

“对啊,我也没想到。”

“李律师?”刑警皱眉,“你说李律师?他明明叫张超。”

那人回忆起来:“前一天律所打我电话,说有位李律师会来北京出差,顺道和我见面,详细聊聊。第二天他到北京后打了我电话约吃饭,见面后他没给我名片,我也就一直称呼他李律师,他也没说不是,我就一直当他姓李。你们跟我联系后,我才知道他姓张,不姓李。”

“他有骗你说他姓李吗?”

那人想了想回答:“他自己没说过,可我一直以为他姓李。”

一旁负责记录的刑警详细地把这个细节写了下来。

“我也是同样,律所前一天打我电话说会过来一位李律师。那时我已经委托了杭市另一家律所来处理我的案子,就推脱不见了。对方好像很想做成这单生意,很热情地要跟我见面细聊,说单纯聊聊情况,不收任何咨询费,我也就答应了。可后来聊到最后,他却跟我说这案子还是走协商渠道为好,或者建议我找其他律所,他不接了,这搞什么啊。”

“我也是,我们一起吃饭,还是他抢着埋的单,他最后也说案子太小,不值得打官司,不接了。本来我这案子就不大,他一开始就知道,还很热情地来找我,结果聊完又不接了,我说再加几千块律师费,帮我打赢这案子,他还是拒绝,实在是莫名其妙。”

刑警又问:“新闻上有张超被捕后的照片,还有他在电视上接受采访的画面,你们既然都看过,为什么接下去几个月里都没注意到,新闻上的嫌疑人就是和你们见面的律师?”

“怎么会想到是他啊,新闻上的那人很邋遢,看着像个乞丐,电视采访的我也看了,剃了光头,穿着囚服马甲,神态也和当初见面的律师完全不一样。那个律师来找我时,穿着很有档次呢,围着红围巾,戴着一副银框的高档眼镜,头发梳得很直,手上戴着名牌表,还有个名牌皮包,说话给人感觉很不一般。”

“他那副眼镜还是个奢侈品牌,我特别有印象。”另一人补充说。

“他被抓的照片上没戴眼镜,采访时也没眼镜,发型也变了,整个人神态气质更是完全不一样。如果不是你们来问我,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新闻那人就是跟我一起吃饭的律师。”

“对啊,这就跟我老婆一样,早上醒来和化完妆完全是两个人,除了我,她妈都快认不出她了。我也是你们来找我,我看着照片仔细回忆,才觉得有几分像,之前我哪会想到全国大新闻里的杀人犯,杀人时却在跟我喝咖啡。这感觉棒极了。”

“我从来没说过我是李律师。”张超戴着向看守所申请带进来的树脂眼镜,理直气壮地看着刑审员,“我可以和两位客户当面对质。”

“可他们一直叫你李律师,你没有纠正。”

“这有什么好纠正的?他们搞错了而已,前一天是我给他们打的电话,当时说安排我律所另一位姓李的律师去趟北京跟客户见面,后来想起来宁波一位当事人的案子约了第二天,那案子本就是李律师负责的,我就让李律师去宁波,我去北京了。”

刑审员质疑道:“你一个在杭市圈子里已经算是有些知名度的刑辩律师,而北京的两个客户都是很小的合同纠纷,为此,你这大律师的时间和飞机票都不划算吧?”

“当然,我去北京的最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见两个小客户。在那之前呢,我太太好多次提到想吃正宗的北京全聚德烤鸭,星期天刚好是我们结婚纪念日,所以一想到北京,我就一时兴起,专门跑一趟,准备给她一个惊喜咯,第二天我也是先回了趟家,把烤鸭放冰箱里,后来才去江阳的住所,这点你们可以向我太太核实。既然到了北京,那么就顺便和两个客户见个面吧。虽然两个客户案子不大,一个案子顶多一两万吧,但再小的钱也是钱,我律所规模不大,包括我在内,一共三个律师两个实习助理,可我毕竟要养活这几个人。反正去趟北京买烤鸭,抽点时间出来见下客户,多个几万块也好。你们肯定也知道,大牌律所也不会拒绝小案子的,我这个小律所对待业务自然多多益善了。”

刑审员看着他一副笑眯眯的对答表情,不由大怒,突然猛一拍桌子,大喝:“不要油腔滑调,你当这里什么地方!”

张超做了个吃惊的表情,拍着胸口连声道:“吓死我了。”

可看得出,他一点都没被吓到,刑审员咬了咬牙,瞪着他,咄咄逼人问:“你为了买个烤鸭专门坐飞机跑到北京,为什么不网上买,你这个理由能说服我们吗!”

他看着刑审员好一阵,突然笑了起来:“能否说服你我不知道,人与人之间的价值观本就不同的嘛。国外富豪专门出资赞助宇航局,拿块月球上的石头,送给女朋友,你怎么不问问他为什么不花几百块钱买块陨石送人啊,还附带鉴定证书呢。我收入还算过得去,来回飞机票没什么,专程坐飞机买个烤鸭,这是一种情怀,网购嘛,呵呵,完全不是同一类的好吧。”

他略带笑意地望着对方,刑审员被他看得发窘,仿佛联想到自己在淘宝上比较来比较去,花了一晚上挑件衣服省下几块钱,而杭市大厦里一位富人随便刷卡几万块买了件同样的衣服,自己还凑上去问:“你为什么不买淘宝同款,只要一百块啊。富人哈哈一笑,孩子,有些世界你不懂。”

刑审员咳嗽一声,强自恢复了气势:“你说你对待业务多多益善,为什么后来北京两个客户的案子,你都拒绝了?”

“这个问题你应该问问其他律所的朋友,看看是否案子只要给钱就会接。这两个案子都是合同纠纷,标的都不大,却很繁琐,而且当事人签的合同对他本人不利,他们对打赢官司的要求和我的理解存在很大不同。一两万的案子,各种成本不少,最后能否达到客户想要的胜诉不好说,所以我自然推掉了。”

刑审员忍气瞪着他,却对他的各种解释没法反驳。

“那时冰箱里确实有个烤鸭。”张超太太面对警方的询问,表现得很坦然。

“你不知道这是北京全聚德的烤鸭吗?”警察问。

“包装袋上有写,可是,全聚德的烤鸭又怎么了?”

“你不知道这是他坐飞机专程跑去北京买的吗?”

“我哪里想到这是他去北京买的,还以为他在网上订的。那天下午警察打电话给我,说我丈夫杀人被捕了,我马上赶去了公安局,后来几天都在各种奔波。你说,都什么时候了,我关心活人还来不及,哪有心思管一只该死的烤鸭从哪儿飞来的?”张超太太透着恼怒。

警察撇撇嘴,那个时候只要是个正常人的老婆,即便平时是个整天在朋友圈里发美食的吃货,也都没心思管冰箱里的一只烤鸭,哪怕是只正宗的北京烤鸭。

“他去北京没跟你提过吗?”

“没有,我也是庭审时第一次听到案发时他去了北京。”

“他前一天晚上没回家,你不觉得奇怪吗?”

“不奇怪,他业务很忙,经常出差,我也是职业女性,有自己的事业,在工作上我们两人彼此尊重。他工作之余是很顾家的人,对我很好,我当然支持他的事业了。只有没有自信的女人才把生活一切都寄托在丈夫身上,管得死死的,什么都要问个一清二楚,我可不是那样的人。难道您每次晚上执行任务,您妻子都要问个不停吗?”

警察胸口有点疼,感到这女人和她丈夫一样,都很难对付。

“对,我那天是要跑宁波见个客户,这是早几天就安排好的,那个案子很重要,一直是我在跟进。”李律师面对警方询问,如此说道。

“张超有没有向你提过北京两个案子的事?”

“没有,我不知道北京有两个客户,大部分业务都是老板亲自接的,接到委托意向后再视情况,有些交给我们,有些他自己进一步跟客户联系。”

“也就是说他从来没跟你提过北京的两个客户,然后他自己跑去北京见客户了,你觉得这正常吗?”

“不知你们说的正常是指哪方面。如果是两个小案子,还只是委托意向,没有正式签协议,老板专程跑到北京当然不正常。”

“我们问的是业务流程方面。这两起小案子你们律所就算接了,也不会张超亲自处理吧,要分给你们或者助理,他不需要先跟你们说下情况,征求你们意见,自己就去谈业务了?”

“那是当然的,他是老板嘛,而且他的专业性比我们都强,老板很懂得判断一件委托接还是不接。大部分时候是他决定了是否接受委托,再把工作分下去的,只有复杂的大案才需要大家一起商量接不接。”

第六章

“铁民,坐,”省公安厅副厅长高栋摆摆手,示意赵铁民坐下,掏出烟,扔给他一支,自己也点上,脸上透出不可捉摸的表情,说,“待会儿我还有个会,就不跟你废话了,今天找你来是问问关于张超的事。江阳是张超杀的吗?”

赵铁民看了眼高栋,心里开始猜测。

高栋是公安厅主要领导里唯一一个干刑侦出身的,过去曾是全省公安系统闻名的神探。赵铁民前些年在刑侦总队工作时,高栋是总队长,是他的老领导。不过后来高栋当上了副厅长,这级别的领导再也不会参与具体案件的侦破工作了,顶多给予一些所谓的理论指导和人事安排,案子破了,自然是“在公安厅领导的高度重视下”,案子破不了,也怪不到他头上。

尽管张超的事新闻上闹得很大,但在高栋这级别的领导眼里,依然只是小事一桩,无论最后是什么结果,只会成为领导训诫会上一句“吸取深刻经验教训”。所以今天高栋找他来专门谈这案子,不由让他好奇。

赵铁民谨慎回答:“我们经过和法医的反复确认,尸检报告没有问题。被害人江阳在3月1日晚上被人勒死。张超也确实在3月1日中午就坐飞机去了北京,直到2号早上回来,这期间的行程有足够证据支持。因此…人不是张超杀的,这点可以肯定。”

高栋似乎早知道了这个结果,一点都不意外:“听说检方初步结论是刑警诱供?”

赵铁民为难地挠头道:“检察院嘛…他们法律是很精通,不过都是坐办公室的读书人,不会站在我们的角度体谅实际工作。下城刑警的审讯流程在我看来没问题,一直都是这么做的。抛开口供,当初物证方面很完整,江阳是被绳子勒死的,绳子上留有张超的指纹和DNA,指甲里有大量张超的皮肤组织,张超脖子处也有相应的抓伤,典型的搏斗伤。唯独当事刑警根本没想到张超那天去了北京,还和两位客户见过面。回头看,当初他配合刑警录口供,是故意设了个局,让他们在程序上对他诱供。”

“有意思,”高栋微笑着弹了下烟灰,“定罪和翻案都证据链齐全,这案子很特别啊。现在这届政府在做司法改革,省里也平反了一些案子,不过都是过去物证漏洞百出、光靠口供判的案子,像这样定罪三证齐全,翻案也三证齐全的,我是第一次见,值得研究。嗯…那既然人不是张超杀的,为什么他要认罪?法庭上他说受到压力才写下的认罪书?”

“张超他本人承认办案刑警没有对他刑讯逼供,只是公安局的环境给了他一种无形的压力。”

“这理由很蹩脚。”高栋笑着摇头。

“对啊,”赵铁民摊开手,无奈道,“但他非要说他因心里恐惧写了认罪书,我们也没办法反驳他。他是刑辩律师,口才相当好,比我们的刑审员还能说,现在已经连审几天了,刑审员轮班换着来,可他精力出奇地好,整天对我们讲故事、谈人生,不管什么问题,他都能用别人听起来合理但我压根儿不信的理由解释过去。而且…各界都怀疑警方刑讯逼供,监察人员也进驻看守所,多次找他了解情况,监察人员还觉得他解释得合情合理,认为杀人与他无关,搞得我们对他的审问工作很谨慎克制,相当被动。”

高栋微微眯起眼,道:“那你为什么不相信他说的呢?”

“您没见过他跟刑审员的对答,心理素质不是一般的好,这心理素质还能因为一种莫名的无形的压力,不是他杀的人直接认罪了?他一个刑辩律师能不清楚认罪会有什么后果吗?下城刑警一开始就被他骗了,那时审问时,他表现很老实,胆子很小,说话都结结巴巴,哪像现在每次提审都像找他做演讲一样。自从翻案后,他就变了个人。依我看,这就是个局。”

“那他为什么要设这么个局?”

赵铁民很肯定地指出:“他一定是替人顶罪的,他在替真凶隐藏真相。”

“不对,”高栋连连摇头,“我不认为他是在替真凶隐藏真相,而是——”他突然停下来,没继续说。

“而是什么?”

“没什么,真相还是要靠你们去找,我胡乱猜测只会打乱你们的调查脚步。”高栋敷衍地笑了笑,道,“不过我可以给你提个建议。如果先认罪后翻案这一切从头到尾都是张超故意设计的局,那么他当初也一定想到了,即便他翻案成功,警方也不会释放他,他在地铁站谎称炸弹,这是实实在在的妨害公务和危害公共安全。既然他还要被继续关在看守所,那他自然也知道警方一定会继续审问他,直到找出真相。他做了这么多,岂会没做好应对警方后续审讯的准备?所以,你们从他身上是审不出结果的。你不妨换个方向,从江阳身上调查。据我所知,张超曾经是江阳的大学老师,江阳毕业后两人依然保持联系,相识超过十年。江阳这样一个有各种前科的刑释人员,开口问张超借三十万说要买房,张超当即就借了。江阳来杭市散心,张超还提供他房子住。这两个人的关系肯定不是一般的朋友。”

赵铁民缓缓点头思索着,然后睁大了眼睛,恍然大悟:“您是怀疑…怀疑他们俩之间有着某种不同寻常的同性感情纠葛?”

“咳——”高栋一口烟被他这席话呛得咳嗽起来,摆手道,“我电视看得不够多,想象力追不上你。你说的这种情况有没有,我不知道,也不关心。我只是认为你们从张超口中问不出有用的东西,所以建议你直接从被害人江阳的身上查起。江阳既然不是张超杀的,那么这案子你就把它当成,假如世上从来就没有张超这个人,现在你们遇到江阳被杀了,该怎么查就怎么查吧。”

赵铁民为难道:“可这是一起几个月前的命案,隔了这么久,如果按通常命案的调查流程,如今再去询问附近群众,采集线索,似乎不太现实。”

高栋仰起头,叹息笑道:“赵队长啊,这又不是什么流窜犯无意中犯下的命案,隔了几个月无凭无据没法查。这起命案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起特定、有计划、有预谋的谋杀案,谋杀案调查首要不就是找人际关系,看谁最有嫌疑吗?”

赵铁民恍然大悟地连连点头。

高栋坐直了身体,摇头道:“我看你这几年当上大队长后,案子也不需要自己直接办了,办公室坐久了,职业技能退化了。”

赵铁民微微红起脸,但领导说他工作能力不行,他还能反驳吗?

高栋笑了笑,道:“我再给你个建议,你去找严良。”

“找严良?可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管。”赵铁民有些吃惊,严良过去是省厅的刑侦专家,后来因一次严重违纪事件离开了警察队伍,到了浙大当数学系教授,基本不过问警方的事。这几年下来,赵铁民找过他几次帮忙研究案子,有些案子他参与了,有些案子他拒绝了,似乎全凭他心情,跟个女人一样,赵铁民拿捏不准他会参与破案的标准是什么。

“他一定会的!”高栋很肯定地说道,“首先,你告诉他,死者是浙大毕业,嫌疑人曾是浙大老师,都是他的校友。其次,你代我转达一句话,查这起案子,他比你更适合,不光职业技能上,其他方面他也比你更适合。”

“为什么?他又不是警察。”

高栋沉默了片刻,道:“以你的级别,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真相,需要你自己去找。”

赵铁民目瞪口呆地望着高栋,显然领导掌握的信息远比他这位调查组组长多得多。

高栋看了眼手表,站起身,做出送客状:“还有一句嘱咐,不要告诉其他人我对这案子感兴趣。”

赵铁民感到这案子愈加扑朔迷离了。

第七章

“你们既然一开始就知道他是刑辩律师,就该对他的口供多加提防,要知道,刑辩律师的工作就是戳你们的证据链。”严良幸灾乐祸地看着赵铁民。

他与大多数人一样,一开始知道张超是通过新闻,当时他也认为警察刑讯逼供导致嫌犯先认罪,后在法庭上突然翻供。可当赵铁民再三肯定警方从未对张超刑讯逼供时,他对案子产生了兴趣,当赵铁民又转达了高栋的两句话后,他很快答应参与调查。

赵铁民挠着头:“我找过分局,当时他们副局长特别叮嘱刑警队要对他的口供严加核实,可核实的结果没看出问题。江阳被害当晚七点,小区门口监控拍到张超车子开进来,可监控分辨率低,又是夜晚天黑,看不清人脸,翻供后张超才说那车子借给江阳了,所以车里的人不是他,是江阳。他都承认杀人了,进入时间七点多和监控里的车子时间也对上了,刑警队当时怎么可能想到车里人不是他,哪能想到当时他人在异地,哪会去调出行住宿记录?”

“他为什么要坐地铁去抛尸呢?地铁要过安检,拿着尸体过安检嘛…”严良笑起来。

赵铁民无奈道:“他当时理由很充分,说杀人后一夜惶恐没睡,第二天决定抛尸来隐藏罪证。抛尸前,他喝了酒壮胆,这才想到现在开车是酒驾,万一路上出点小事故酒驾被抓,车子就会被拖走,后备箱里的尸体要曝光。于是他拖着箱子打车,结果出租车在地铁站附近被其他车追尾了,两个司机发生争执,他害怕之下,就拖着箱子逃进地铁站。一夜没睡加上醉酒状态,他就糊里糊涂去过安检了。当时刑警找到了出租车,出租车司机证实了他的口供。而且他当时被抓时,确实已经处于醉酒状态,包括地铁站里的胡言乱语也证实了这个情况。”

严良点点头:“这个借口合情合理,难怪当时警察没有往远处想。”

赵铁民叹气道:“再往远处想,也不会想到一个抛尸当众被抓,回来后一口气交代全部犯罪事实的人,而且各种人证物证都完全吻合,居然不是凶手,命案发生时不在杭市。”

严良笑着说:“这样的案子确实从没有遇到过,刑警队被他骗过去也情有可原。他现在翻供后,关于为什么他口供说他案发当晚七点去找江阳,跟监控拍到他车子七点进入小区完全吻合,口供和事实如此巧合,他怎么解释?”

“他的解释就是巧合。”赵铁民很是无奈,“他咬定当时承认杀人,是因为受到一种公安给他的无形压力,于是胡诌犯罪事实,吻合的地方都是巧合。”

严良翻开卷宗和口供比对了一番,微微皱起眉:“他明明那天人在北京,与江阳隔了一千两百公里,可他的口供与一千两百公里外的这起命案存在多处巧合,这概率也太低了。你们能百分百肯定人不是他杀的吗?”

“肯定啊,死者尸检结果一目了然,是当晚被人用蛮力勒死的,必须要他人在现场才能勒死。可他有完完全全的不在场证明。”

“不过也肯定一点,就算江阳不是张超杀死的,张超也对整个案发过程了如指掌,要不然口供不会和证据这么吻合,就像他就在旁边看着别人勒死江阳的。”

赵铁民摊开手:“我们也这么认为,可是他翻供后,一直说口供纯属巧合,我们拿他没办法。”

严良揶揄着:“很难想象刑审队员会对一个关在铁窗里的人没办法。我听说只要嫌疑人进来了,就没有审不出的。国家暴力机关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温和了?”

“那怎么办,掐死他?”赵铁民抱怨道,“自从翻案后,人大代表三天两头过来看,问警察有没有用违法手段强制审讯,检察院侦查监督科隔几天就来看守所,防止翻供后警方对他进行报复。全社会本来就怀疑警方刑讯逼供,我们现在还敢拿他怎么样?公益律师和记者都恨不得他指控警方刑讯逼供,如果身上带点伤,舆论就要高潮了。涉外媒体更是蠢蠢欲动,我们要对他使点手段,马上就要上国际人权新闻。如今他吃得好睡得香,每天提审光听他扯淡几个小时,除了冲他拍拍桌子吓唬几句,一根手指都不敢动他,就差把他当菩萨供起来了。”

严良忍不住笑出了声,随后又叹息一声:“这也挺好,文明手段来破案,放过一个坏人总比冤枉一个好人来得好。半年前省高院平反的萧山叔侄杀人冤案,当初也是你们支队的杰作,那对叔侄可是白白坐了十年的牢啊。”

赵铁民肃然道:“我声明,那件案子跟我一点关系没有,我几年前才调来支队,十年前我还在总队工作。我也从来没搞过刑讯逼供那一套,现在我们支队的办案风格,讲证据,非常文明。”

“这点我相信,所以我们成了好朋友。”严良笑了笑,又说,“好吧,我们回到案子上。既然人不是张超杀的,他却自愿认罪入狱,那么他的动机是什么?”

赵铁民道:“我怀疑他是为了替真凶背黑锅,案发后第一时间他认罪入狱,真凶自然就被警察忽略了,而他知道几个月后能靠不在场的铁证翻案,如此一来,他和真凶都将安全。”

严良摇摇头:“这不太可能。”

“为什么?”

“他自愿入狱,他哪来的信心面对警方的高压审讯,一定能咬紧牙关不说错话,不透露实情?他是律师,自然也知道即使一开始成功骗过警察,几个月后翻案,但谎报地铁站有炸弹是刑事罪,要判上几年,你们还是会天天来提审他。他只要一次交代时说漏嘴,引起怀疑,他和真凶都会栽进去。从你们调查的材料看,他家庭富裕,事业有成,和太太非常恩爱。被关进去几年,家庭、事业,他都不要了吗?这代价也太大了。”

赵铁民严肃地说:“我怀疑凶手是他太太,他为了保护太太,所以才出此下策。”

“不可能,”严良果断否定他的意见,“案发当天他突然去了北京,第二天上午回来抛尸,这显示了,他是知道当天晚上江阳会被人杀死的,于是提前准备了不在场证据。而不是命案发生后,他才临时想出办法替他人顶罪。他太太一个女人,很难将江阳勒死。并且如果他真爱他太太,怎么可能明知当晚他太太要去勒死江阳,却不阻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