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他赞了一声。

女郎很高兴:“两位都是有身份的官爷,能得你们一声好,那肯定是真好!”

唐泛饶有兴趣:“你怎么知道我们是官爷?”

女郎笑道:“您这话问得就外行了,虽然您二位都穿着常服,不过这位老爷身上还带着刀,若小女子没有看错,这刀应该是绣春刀罢?”

唐泛挑眉:“好眼力,你真是卖茶的?”

女郎微微自得:“那是自然,小女子来京城也有五六年了,前些年是在灯市口那边帮家人卖布匹的,今儿与表哥二人在此支了茶寮做点小买卖,见多了贵人,眼力还算过得去。再说说您,比起旁边那位老爷,身份怕是只高不低呀!”

说着话的时候,她不忘向唐泛递着媚眼,或许她的容貌不如肖妩多矣,但论起妩媚与风情,却比肖妩也不差,而从她的发髻上来看,应该是个寡妇,是以言行比一般女子来得大胆许多。

可惜这媚眼抛给了“瞎子”看,唐泛不为所动不说,反倒惹得旁边的人不高兴起来。

“你怎么还不走?”隋州冷冷道。

女郎吓了一跳,心里有些委屈又不甘心,可她知道对方既然拿着绣春刀,就不是她能惹得起的,也不敢说什么,盈盈一笑,随即转了目标,将注意力放在隋州身上。

“老爷为何这样凶巴巴的,小女子也不过是妄言揣测罢了,若是说错,您指出来就是了。”她娇滴滴笑道。

唐泛生来清隽俊雅,又因掌了权势而在谦和的君子风范中平添几许威严,这样的男人素来是大多数女人的最爱,是以这女郎才会大着胆子主动搭讪,可惜正主儿不接这茬,旁边那人又太不解风情,女郎只好作罢,转而注意起那个带着绣春刀的男人,这一看,才发现这男人虽然不是她平素喜欢的类型,却别有另一番阳刚俊朗,高鼻深目的轮廓比一般中原人还要深刻,倒有点像带了异域的色彩。

“这位老爷莫不是色目人?”女郎好奇问。

隋州不作声,甚至没有搭理她,自顾自地喝茶。

倒是唐泛主动出言解了女郎的尴尬:“他是土生土长的大明人,并无色目血统,劳烦姑娘给我们添点热水。”

女郎知道这是在委婉地赶人了,她心里很不愿意离开,奈何隋州的目光和脸色实在太有杀伤力,女郎答应一声,不得不挪步离开,一边走还不时回头看两眼。

唐泛见状趁机取笑:“你瞧,她不止是看上我,连你也看上了,可见只要是个好看的,她都喜欢!”

隋州反问:“你可是怕我晚上加倍折腾你?”

唐泛冷不防被这么一问,入口的茶水差点呛入鼻子,剧烈地咳了起来。

隋州还不紧不慢地拍抚他的背:“喝茶就喝茶,作什么老分心?”

这到底是谁害的?

唐泛抬起头,狠狠瞪了他一眼。

历来新帝登基,总要实行新政,即便是作作姿态,也要弄出一番万象更新的场面来,仿佛不那样做就不足以证明新皇帝的英明。

当今这位天子也不例外,只不过他的新政主要都集中在给老爹收拾烂摊子上。

驱逐妖僧妖道,罪大恶极如继晓者,直接论罪斩首,以儆效尤。

在内阁的建议下,那些耗费巨资兴建的宫观通通停止,已经开始兴建又还没建成的,将材料撤下,或用作修缮京城各衙门,或作以后给宫中殿阁整修之用,免得以后还要再浪费一次钱,那些建好了的,便直接将里面驻守的僧道撤出来,朝廷不再拨款,也将原先赐予这些宫观的田地通通收回。

至于万党与依附万党的一干人等,则依照情节轻重各自论处,像万安这样临时倒戈戴罪立功的,便让他主动致仕,皇帝还赐了金,让他回乡养老,算是全了他的名节,但对尹直,彭华等人,就没这么客气了,直接就摘了官帽赶出京城,像李孜省这等则直接驱逐出京,与白莲教和万党都有所勾结的大太监梁芳,则直接拉到菜市口问斩。

这一件件一桩桩都料理妥当,大伙儿总算松了口气。

比起本朝历代天子,当今这位弘治帝已经算是十分宽宏大量了。

他的生母死得不明不白,与万贵妃姐弟诸多牵扯,但在登基之后,却竟然没有像以往那些皇帝的作派一样,追究人家九族满门,而是轻描淡写地放过。

历来有争斗的地方就有利益纠葛,一方人马倒下,另一方人马便能因此得益,任何时候都不例外。

不管最初怀着多么高尚的理由和原因,一旦掺入利益,彼此就不会干净到哪里去。

所以万党的倒台也是一样,在许多人怂恿新帝反攻倒算的时候,他把持住了,并没有再继续追究下去,甚至还遵循了先帝的遗命,没有去动万贵妃的棺椁,也保留了她的谥号,放过了她的家族。

内阁自然也支持皇帝的决议。

不管之前与万党有多大的仇恨,能臣与直臣毕竟是有差别的。

前者有所为有所不为,保留原则的同时会做适当变通,而后者则不管不顾为了维护正义,将所有黑暗都掐灭。

然而黑暗是永远不可能被掐灭的,只有当光明占据上风的时候,黑暗才会躲在角落里不敢出来。

唐泛他们这些人,所作所为的最终目的,无不是为了让国家越来越好,而非党同伐异,一个陷入仇恨,只想报仇的皇帝,注定不会对国家百姓带来多大的好处。

而宽容仁慈的天子,才是盛世治世的必要前提。

弘治帝的登基,势必预示着光明占据上风的时代终于来临。

如是到了弘治二年,内阁该走的人已经走了,剩下一个刘吉,因为画风突变,一反成化年间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行事,忽然之间变得勤恳奋进,直言进谏起来。

弘治帝原是想像请走万安那样,将刘吉也请回家去养老,奈何人家现在从庸臣变成忠臣,连赶人的借口也没有了,只得无奈地由着他继续占据首辅的位置。

刘吉留任唯一的好处是,为了讨好皇帝,表示自己真的与以前不一样了,他也不能再走之前那种碌碌无为的路线,起码得拿出一些身为首辅的气魄来,唐泛提出的新律,刘健主张对鞑靼用兵,俱都在这个时期被一一通过。

弘治朝,当真渐渐有了些新气象来了。

但真正的大转变,则是发生在弘治三年。

弘治三年的春天,一小拨倭寇从浙江登陆,对沿海百姓进行烧杀抢掠,甚至一度攻入绍兴城内,直到浙江都指挥使带兵赶到救援,那些倭寇才从容不迫地由海路离去,临走前还卷走大量金银财宝和女人。

在这短短一天之内,绍兴城内饱受劫掠,趁着所有人猝不及防,来不及组织起防备反攻之际,倭寇就先下手为强,先将士兵屠戮大半,又几乎把城中富户搜刮干净,另有绍兴城知府遭遇劫持,为全名节而选择自杀。

此事传到京城,立时朝野震动,所有人都很难想象以区区倭寇顶多一千来人,竟能将绍兴城府攻占。

然而追根究底,人们才发现,原来那些倭寇是假借日本进贡来使的身份,在海上劫持原本要与日本进行勘合贸易的大明官船,然后再假扮成明朝人的身份,返航回明,再与大明人勾结,得知绍兴城城防守空虚的消息,趁机攻打,果然轻易得手,那些倭寇担心朝廷大军很快杀到,因此也不敢久留,只是把财宝扫荡一空,再劫了一批女人,拍拍屁股溜之大吉。

宣德之后,朝廷逐渐实行海禁,当年叱咤风云的大明宝船已经不见踪影,连造船厂也荒废了许多,如今仅有的官船战斗力有限,士兵也很少作专门用于海战的备战,如何能追赶得上那些久经海浪,经验丰富的倭寇?更不必说他们还有通风报信的内应,早在明军来之前,就已经登船远去,扬帆疾行了,大明官兵由此只得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扬长而去,无可奈何。

这勘合贸易,是在海禁实行之后,明朝与外界唯一的官方贸易方式。

倭寇劫掠勘合贸易的官船也是常有的事,但像现在这样公然跑到大明来洗劫,直是闻所未闻!

说到底,是倭寇太嚣张,还是官军太无能?

是要狠狠打击倭寇,还是连勘合贸易也给停了,彻底切断大明通往外界的通道,也断绝外界觊觎大明的欲望?

朝廷为此争论不休。

第161章 番外十大海

中原民族的特性注定它不是一个肆意扩张的民族。

本朝也不例外,自疆域稳定下来之后,国策转攻为守,再也没有开国之初那种锐意进取的朝气,取而代之的是老成稳重的守成之君,久而久之,国朝重文轻武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连边疆将领都得是进士出身才更让人来得信服。

这次绍兴之乱引起的震动很大,但后续讨论应对策略却并不顺利,朝中普遍的主流声音都认为勘合贸易实属毫无必要,既不能给朝廷带来多么大的利润,还会引来倭寇入侵骚扰,还不如将勘合贸易直接停掉,彻底关闭天朝与外界沟通的通道,这才是万事太平,一劳永逸之策。

然而这样的声音虽然占了大多数,也并非没有反对意见的。

其中之一,便是以唐泛等人为首的主战派。

唐泛认为,堂堂天、朝,虽不好战,可也不应怯战,要知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说白了,如今人家都欺负上门了,哪里还有当缩头乌龟的道理?

再者大明周围有如属国安南,附庸朝鲜等,若是遇事则退,这些附属国又会如何看待大明?大明国威又何在?

太、祖收复汉家河山,永乐天子迁都北京,天子守国门,这才过了多久,大明当年横扫千军,将蒙元赶回草原的气魄呢?

现在关闭国门,固然可以图一时安逸,但万一将来倭寇之祸弥烈,难道还要一直龟缩不出么?就算不为眼下计较,也该为百年后代子孙着想罢?要知道宋时海上贸易遍及各国,为宋朝政府带来了巨额利润,为何我大明如今武力远胜宋代,但雄心胆魄反倒远远不及了?难道蒙元那一百多年的统治,将我中原子民的胆子也给打小了?

这番话虽然慷慨激昂,但反对的人并不在少数。

许多人过惯了安逸日子,都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唐泛提出的所谓雄心胆魄嗤之以鼻,又认为天朝物产丰饶,何必走海上险路,去跟升斗小国争那等鱼米之利?

更何况造船耗资巨大,当年三宝太监七下西洋足以证明一切:这七次远航非但没能为大明带来什么利益,反倒往里赔了不少钱,甚至有人觉得,永乐以后之所以国库日益萎缩,跟当初皇帝坚持要下西洋也有莫大关系。

还有,如果耗费人力物力去跟倭寇打仗,打赢了不见得多么长脸,要是打输了,那才是大大的丢脸,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不管不问,直接关闭国门,像太、祖皇帝规定的那样:片板不许下海,这才是万全之策,祖宗成法总归是没错的。

甚至有人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认为唐泛之所以主战,跟他现在主管兵部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一打仗,兵部可以从中渔利,得到更多的经费不说,地位也能由此得到大大提高。

唐泛一一反驳了这些观点。

首先,打仗肯定要有所付出的,没有付出就没有回报,不能光想着天上掉馅饼。国虽大,好战必亡,但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大明如今并非主动在进行一场无道之战,恰恰相反,是别人打上门了,掳我百姓,劫我钱财,若不再自卫反击,只会被视为软柿子一般柔软可欺,以后这样的事情依旧会频频发生,国门一旦关闭,所有人都认为从此安逸而忘记危机,久而久之必然连战如何去打都忘记,到时候还是会被人欺上门,再说这一次还有不少百姓被倭寇掳掠到海上去,难道那些人都就此不闻不问了么?

其次,勘合贸易非但不能彻底关闭,反倒应该更为开放,有鉴于前宋海上贸易带来的巨额利润,武力更加强盛的大明完全也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太、祖皇帝虽然有片板不许下海的规定,可那是针对民船而言,要知道在那之后,三宝太监也同样七下西洋,官方贸易并未停止,祖宗成法之说大有变通之处,严格说来并不存在绝对的禁令。

而且就算现在官方禁止民间贸易,也依旧有不少民船私自出海,谋取利润,正因为海禁,这些民间的盈利,官方并未得到一分一毫,这才是巨大的损失。堵不如疏,与其放任这些非法私贸继续进行下去,不如由官方组织起来,将其合理化,让其缴纳税赋,这才是一举两得的长久之道。

唐泛并非一个人在战斗。

有许多人反对他,同样有不少人支持他。

这些人包括南京太常寺少卿杨一清,太常寺少卿李东阳,侍讲学士谢迁等。

如果说谢迁纯属友情支持好友,那么杨一清和李东阳等人,则是从实际战略意义出发的。

他们的观点大体上与唐泛一致,都认为守不如攻,虽然造船与组建水师耗费巨大,但是后期收益完全可以弥补回来,如果能够重现前宋那般海上贸易规模,则朝廷往后也就不必发愁每年国库拨不出钱粮,天子也不必发愁内库的钱财不够使了。

这些人虽然官职不显,甚至没有一个内阁阁臣,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当今天子所信重的少壮派官员,如无意外,在几年之后,当内阁这批老臣子一一致仕之后,大明中枢将由他们来主宰。

两方争议异常激烈,从弘治三年一直持续到弘治四年,从一开始到底派不派兵剿匪,要不要停止勘合贸易,到后来争论要怎么派兵,怎么打,开放海禁要开放到什么程度,也算是逐渐打开了一点局面。

直到弘治四年末,尝到甜头的倭寇见明廷毫无动静,又一次席卷而来,登岸劫掠,促使天子终于下了一个决定:命汪直提督宁波,组建水师。

弘治帝总体来说是一个比较谨慎保守的人,幼年的经历促使他在一件事上不会轻易做出决定,尤其是重大决定。

假如他身边的人与他一样保守谨慎,那这个朝廷就是一个谨慎的朝廷,它能够完美地完成守成任务,却无法像开国之初那样锐意进取。

这也是正常的,因为任何一个朝代发展到一定阶段,如果没有外力因素,只会这样一路保守下去,直至灭亡。

但历史在这里拐了个弯。

唐泛他们自然并不知道,弘治三年,距离大明不止万里之遥的另外一端,一个叫迪亚士的葡萄牙航海家发现了非洲好望角。

而一块被称为欧罗巴的大陆,当年成吉思汗带领的蒙古骑兵曾经到过的地方,正将一场被后世称为“文艺复兴”的浪潮席卷那一整块大陆。

与那块大陆隔海相望的一个小国,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宗教改革做准备。

这些事情,大明一无所知。

即使是唐泛,也并不知道他所据理力争的事情,将为帝国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汪直终于等来了自己梦寐以求的那一天。

从大同回来之后,他曾经以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已经完蛋了。

对于宦官来说,他的成绩也许很辉煌,但汪直并不满足,他天生就喜欢指挥千军万马驰骋在战场上的感觉,而老天似乎也赋予了他这样的才能,大同几年的驻守,对鞑靼用兵的胜利,足以说明这一切。

但这种好日子没有维持多久,当时的朝廷见好就收,不愿意将鞑靼彻底掐灭,为免别人说自己骄横跋扈,有了功劳就谁也不放在眼里,加上唐泛对自己的一番劝说,汪直不得不跟着班师回朝,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前线。

唐泛当时曾劝他要将目光放远一点,不要光盯着草原一块,大明同样还有辽阔的海域,同样不平静的西南。

说这番话的时候,也许连唐泛自己都没有料到,这番纯粹是出于安慰的话,将会在未来变为现实。

汪直平生最崇拜的人便是三宝太监。

如今能够让他去做像三宝太监一样的事情,如何能让他不激动?

而对朝廷来说,他也的确是个很好的人选。

朝中依旧有不少反对的声音,天子下这个结论,虽说得到了唐泛等人的支持,却也同样遭遇到不少反对,包括内阁首辅刘健等,只不过反对声大或小罢了,在唐泛的运作和努力下,内阁的反对声并不是非常坚定,朝廷最终同意组建水师,小规模地打一场针对倭寇的战役,前提是经费要严格限制,不能超过预算。

这种情况下,不管是派文臣还是武将去,都很容易遭到弹劾。

但汪直就没有这样的顾虑。

首先他是宦官,原本的短处在这里却成了优势。国朝宦官掌兵早有先例。

其次汪直也有战功在身,谁也不能忽略他在大同时取得的战绩。

在当今天子还是太子的时候,汪直就已经暗中投向他那一边,并且为太子登基做了不少努力,如今终于到了收割成果的时候。像弘治帝那样的人,别人对他好一分,他只会加倍对别人好十分,所以当汪直主动请缨的时候,皇帝毫不犹豫就答应了,甚至还从内库里额外拨出一些钱,表明自己支持的态度和立场。

汪直的确是最合适的人选。

他踌躇满志,为自己即将能够建立的功业而满怀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