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颓然坐倒。
又过去了一个小时，江浩天过来说，查了沥川留给小薇的通讯录，没有任何有用的消息。沥川有五年不在北京，回来的时候一直生着病，几乎没跟什么人联系过，为防遗漏，他们连关系很远的，平时不怎么和CGP联络的客户都问过了。
我忽然想起了什么，问Rene：“沥川有没有可能跟苏黎世的家人打电话？”
Rene摇头：“我让霁川侧面地询问过了，都没有，他父亲目前在香港，心脏不太好，爷爷奶奶的身体这几年也不行，我们还不敢通知他们，霁川明早到北京。”
我拿了手机，开着Rene租来的车，在北京城的大街上乱逛。
我去了一切曾经和沥川一起走过的地方，我们一起散步的公园，买菜的商场，喜欢去的咖啡馆，电影院，餐厅及图书城。没有他的影子。沥川坐着轮椅，而且还有人推着，如果他真的在这些地方出现，很容易被我找到。
夜晚悄悄来临，仍然没有任何进展，沥川也根本没有回医院。
我加满汽油，在夜色中，一趟一趟地在大街小巷上彷徨。
我找到了小穆在北京的住处，他的室友让我查看了他的卧室，小穆很爱干净，卧室整整齐齐，生活非常节俭，室友说他挺能干的，就是家里穷，高中没毕业。他的家在陕西的一个偏远农村，有一个妹妹务农，妈妈改嫁了，父亲重病在床，由他妹妹照顾着，巨大的药费像个无底洞，压得他喘不过气，他很需要钱，马不停蹄地工作。
显然，小穆也是有准备的，他的房间里没有留下任何通讯录或地址，连垃圾桶都是空的。早上，他一如既往地去医院，就再也没回家。
出了小穆住处，我开车继续在大街上转，直到凌晨，回到医院，发现江浩天、张庆辉、Rene和龚先生都在那里等着我，大家互相看了看，又互相摇了摇头，没有新的消息，只有更多的绝望。
龚先生说：“我托人查了北京所有医院的急诊室，没有沥川的下落。”
Rene苦笑：“沥川如果决定离开医院，就不会再进任何急诊室了。”
上午十点，霁川到了。
他从罗马赶过来，只带了一个随身的小包，一脸的疲惫和憔悴。
霁川与沥川相貌很相似，可从没有像今天这么相似过，以至于一眼看见他，一直保持镇定的我立即泪流满面，痛哭失声。
他过来拥抱我，在我耳边轻轻地说：“小秋，别放弃，就算倾其所有，我们也要找到沥川！”
大家继续商量。
霁川说，他打电话去银行查了沥川的信用卡和银行卡，在离开医院不久，沥川在北京的几个提款机取出了大量的现金，显然他不想让人知道他的去向，如果直接用信用卡消费，很快就会被查出来。
虽然毫无线索，我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猜测和新一轮的搜索，大家兵分四路，寻找各种可能性，一直忙碌到晚上，仍是一无所获，回到医院碰头，人人面色沉重，就在这时，我忽然想起了一个人——陈律师。
我不知道陈东村与沥川是什么关系，可是沥川让他经手自己的房产和支票，显见是非常信任的，沥川时时提醒我不要每月再交钱给他，显然，这个陈律师和他保持着相当稳定的联系。我一直以为沥川认识陈东村是因为他的事务所与CGP有业务关系，相信江浩天早已打电话问过他了。
当我问起江浩天是否打过电话时，他却微微一愣，说他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也从来没听沥川提起过，CGP和陈东村没有任何业务关系。
我立即拨通了陈东村的手机。
“你好。”
“陈先生，我是谢小秋。”
“啊，小秋，怎么样？好久不见。”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愉悦。
“是这样，您最近和沥川有联系吗？”
“有啊，昨天他还给我打过电话呢。”
我的心咚咚直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他给你打过电话？”
“是啊，我一直以为他在瑞士，想不到他在北京。”
“打电话找你什么事？”
“他让我帮他订一趟商务专机。”
“商务专机？去哪里？”
“他说有个紧急的业务，要在一两个小时之内赶去昆明。”
“你…你帮他办了？”
“不是很好办，不过，我有个朋友专干这个的，沥川又出了很好的价钱，所以很快就谈妥了，支票都是从我这儿出的，怎么，出什么事了吗？”
“沥川是癌症病人，最近抢救过一次，几乎病危，他昨天从医院失踪了。”
“我的天！他不会是…”
“请你告诉我，你那位朋友的电话，我要向他打听沥川的下落。”听到此对话，大家的脸上均显喜色。
陈东村立即告诉了我，他的朋友老蔡的手机。打电话去问时，那位蔡先生说，沥川和小穆的确是坐商务包机去了昆明。沥川看上去病得不轻，在飞机上一个字也没说，什么也没吃。一切交接均由小穆代理，他们下了飞机就不知道去了哪里。
霁川夺过话筒问道：“老蔡，你的包机能马上再去一趟昆明吗？价钱你说了算。”
早上七点，我们一行人到了昆明。
已是立秋天气，初晨的薄雾中带着一丝寒气。
昆明虽然比北京小，可也是大城市，有六百万人口。
霁川和Rene则更加茫然，他们从没来过昆明，在机场他们双双问我：“小秋，你说，沥川会去哪里？”
我想了想，说：“个旧。”
沥川是个浪漫的人，曾多次向我问起我的家乡，问起我的小时候的生活，他说，他来过个旧，去过我的高中，从我家门口路过，可惜没有机会拜访我的家，认识我的父亲和弟弟。为此，他特地复制了很多张我小时候的照片和家人的合影。
我想，如果他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也许就是这个吧。
昆明距个旧有318公里，我们租了一辆小巴，走石林高速公路转326国防公路，三个半小时到达个旧。
一路上龚先生都在摇头，说以沥川的身体，挺得过三个小时的飞机，绝对挺不过三个小时的长途汽车。何况，这地方小，医院也小，抢救病人很成问题。
汽车将我们带到金河宾馆，放下行李我们就借了一本厚厚的电话簿，查问每一家宾馆和酒店，是否有一个叫沥川的人入住，半个小时之内，所有的大的宾馆全部问遍，查无此人。我又发动舅舅替我四处打听小一点的旅店。
怀疑沥川会借住小镇上的私人房屋，我和霁川在我家附近的街道上一家一家地敲门询问，没有消息。
我只好又带他去了南池高中的那条街，一家一家地打听。也没有结果。
一趟趟地敲门问下来，就已经到了黄昏，虽然沥川极不可能坐长途客运，我还是去了长途客运站，找所有的司机一个一个地问，有否看见像沥川那样的人乘车。大家都说没有。
晚上，龚先生带我去了附近医院的急诊室，看看小穆有否良心发现，送沥川去医院。没有。
大家心急如焚，不敢看龚先生的脸，他的脸色越来越阴沉。
沥川失踪两天半了，我想，龚先生已在怀疑他可能不在人世了。
夜里，除了我和霁川，所有人都疲惫不堪地睡着了。
我独自在街上徜徉，霁川不放心，一直紧紧地跟着我。
大街上，走来走去的只有我们两个孤独的身影。
“唉，就算沥川真的来了个旧，这个时候，他也不会在大街上逛。”霁川拍了拍我的肩，“你还是回去睡一会儿吧，积蓄力量，明天继续寻找。”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肯定沥川会来个旧，也许我根本就错了，我试图想起点什么，可是大脑已经麻木，不能思考了。
我像一个幽灵灰溜溜地在夜半的街头游荡，凌晨四点，霁川强行将我拉回宾馆，我倒在床上，半梦半醒，直到天亮。我以为，像章回小说写的那样，沥川会托梦来见我，沥川没有出现，醒来我暗自庆幸，这至少说明，沥川还没有变成鬼。
早上七点，大家在餐厅里碰头，江浩天提议报警，然后在报纸和电视台播放寻人广告。虽然知道这样做找到的可能性也不大，但目前没有别的法子，我们分头去了公安局、当地报社及电视台。霁川甚至提出巨额悬赏，给任何一个通报重要线索的人。
中午大家再次到餐厅碰头，仍旧一无所获。
我头痛欲裂，独自去楼下的小卖部买了一包烟，在大门口猛抽。忽然有人从背后拍了拍我的肩：“谢大侠！”
叫我外号的人，只可能是我的高中同学，我一回头，看见了齐涛，高二（3）班的体育委员，也有六七年没见了，他没考上大学，留在个旧做服装生意。
“嗨！”我没精打采地打了一个招呼。
“你怎么抽起烟来了？”他大吃一惊：“三好学生也抽烟？”
这个时候，我哪有心情开玩笑？便随口问了一句：“你怎么在这里？”
“我陪朋友来吃饭，小冬好吗？你家人好吗？”大概是随意寒暄，他忽然意识到我父母已经去世，连忙改口：“你姨妈好吗？”
我呆呆地看着他，半天没说话。
“你怎么啦？大白天跟见了鬼似的，也不是见鬼，我看你跟鬼差不多。”他还像以前那样跟我打趣。
我拔腿就跑，去敲霁川的房间。
霁川和Rene正在低声说话，见是我，齐声问：“有消息？”
我颤声道：“沥川…他在昆明，翠湖宾馆。”
“你确信？”
“百分之九十。”
我们以飞快的速度赶到昆明，直奔翠湖宾馆，到了服务台，说明来意，给工作人员看了医院开出的证明，工作人员说，最近客人比较多，宾馆非常忙碌，但表示一定配合我们寻找。
我直截了当地说：“请先查709号房间。”
服务员在电脑里打了几个字，立即抬头道：“住着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外国护照：L.C.Wang.”
龚先生马上打医院的急救电话，我们拿过备用钥匙就冲进了电梯。
楼道静悄悄地，七楼是昂贵的套房区，住的人不多。
龚先生在电梯里叮嘱我们，要安静地进入房间，不能引起病人的惊慌，他说沥川的血小板太低，又有肺部感染，他会咳嗽，咳嗽会导致胸腔出血，出血占据了肺部，肺部无法张开，极有可能出现呼吸衰竭。
转过一道走廊，霍然看见709号房间的门口静静地站着小穆。
大家看着他，很愤怒，却都不敢动气。
他的神情非常肃穆，我的脊背一阵发寒，浑身不由自主地发起抖来，只觉得双腿有千斤重，半天挪不动步子，蓦然间，我的手臂被人一挽，霁川半扶半抱地将我拉到小穆的面前。
“小穆，沥川他…还好吗？”我柔声地问，生怕惊动了他。
“我想，”他安静地看了一眼大家，“他是在弥留之际了，他让我出来，在外面等他结束。”
我抽出电子房卡，轻轻地打开门。
六年前，我在这间房里照顾过沥川，至今还记得枕头和被套的颜色，一切还是那样熟悉。
沥川静静地躺在床的中央，盖着一张浅绿色的毯子，小穆将他擦洗得很干净，他的脸毫无生气，双目微合，又没有完全闭上，仿佛无力睁开，却又要透过一条缝隙，再看一眼这个世界。
一缕阳光照在他的额头上，苍白的肌肤几乎是圣洁的，他的嘴角残留着一丝微笑，仿佛陷入在某个美好的回忆之中。
沥川还是那么美，那么英俊，哪怕是在他最后的时刻。
我在他床前跪下来，拉着他的手，一连叫了几声“沥川”，他都没有反应。
我不禁失声哭泣。
龚先生听了听他的呼吸，又按了按他颈上的脉搏，他掀开毯子，我看见沥川的身上有一片一片皮下出血导致的淤青。
“沥川，是我，小秋！”我将他的手放在我的脸上，轻轻摩挲着，手迅速被泪水打湿了，“你醒醒！我求你醒醒！”
龚先生把我拉到一边，拍了拍我的肩，半是安慰半是警告：“他命悬一线，已失去了抗争的意志，这个时候，你要尽量鼓励他。”
我含泪点头。
“他最想听什么，你就说什么，让他高兴，让他放心。”
我将嘴轻轻地凑到他的耳边，柔声地呼唤：“沥川，我在这儿！你别离开我…我求你别离开我…我再也不逼你啦！你放心，等你好些了，我马上就move on，我会离开北京，我会去别的城市，我不会给你打电话，也不会再来找你啦。这一次是真话，我说到做到，再也不变卦了！你答应我，一定努力活下去，好不好？”那一刻，我觉得，我的话他听进去了，因为他的眼皮终于轻轻地动了一下。
抢救病人的平车进来了，随行的医生说：“救护车就在楼下，医院那边已经按您的要求准备好了，病人情况如何？”
“严重脱水，地穴容性休克、呼衰。我怀疑还可能有血胸和急性肾衰。到医院后立即拍胸片、抽血。先给他500毫升生理盐水扩容。请通知医院准备全红细胞和血小板，各四个单位。我到现场插管，准备好呼吸气囊手动通气。”龚大夫果然是名医风范，临危不乱，井井有条，随行医生应声忙碌开了。
消毒程序开始后，龚大夫让我和霁川到门外回避。
过了一会儿，门猛然开了。插着气管的沥川被医务人员推入电梯，救护车风驰电掣版冲向医院。我和霁川、Rene以及江、张两位老总紧随而至。
沥川这回在ICU里待了整整十七天。龚大夫说的不错，由于凝血功能障碍，肺部出血，造成大量血胸，他被插了胸管。撤掉呼吸机之后，胸管还是不能拆除，一直插着，每天都有粉红色的血从管子里留出来，呼吸时痛得浑身打颤。越是如此，医生反而越要鼓励他咳嗽、深呼吸，以便尽早排出肺内痰液和血块。见沥川如此痛苦不堪，我请求医生给他注射吗啡或者杜冷丁。医生说这些止痛药都会抑制呼吸，不能用。
这段日子，连我的头发也稀疏了。每次握着沥川的手，都能感到他的痛，身子痉挛着，冷汗湿遍全身。连一旁的我，都跟着发起抖来。
苏醒之后，沥川不和任何人说话，包括我在内，仿佛意识已离他而去了。大多数时候他都在昏睡，很痛的时候会醒，谁较他都不理睬。
沉睡的时候他会拉着我的手。任何时候都紧紧地拉着，仿佛那是自己的手，如果轻轻用食指抚摸的他的偶，他会睡得很快，好像婴儿一样。
一个月之后，沥川略有好转，霁川坚持要送他回苏黎世治疗和疗养，毕竟那里的医生更加熟悉他的病情。临行前，龚先生坦白地告诉我，两次抢救，立传的身体已垮掉了大半，健康正在迅速恶化。如果不及时进行骨髓移植，前景非常不乐观。
沥川去苏黎世时我没跟他告别。霁川请求我陪着他们一起去，我也没有答应。
我履行自己的诺言——Move on。
事实证明，我不在的时候更利于沥川养病。他一连为我三次病危，我不能再让这种情况发生了。
我回北京继续托运行李，到昆明找了一家小的翻译公司，继续干我的本行。
一切终于烟消云散了。
我感到幸福，也深深感谢上苍。毕竟，我所爱的人还活着。
三年过去了。
我所工作的开源翻译社在一个商住楼的第二层。一共有十个正式员工，其余全是临时合同制。我的工资只有在北京时的一半，据说，在昆明还算高的。我在单位附近的一个小区租了一套公寓，我捐五百块给残疾人基金会，五百块给癌症基金会，完全匿名，所以虽然我算是高收入，但我的生活远离奢侈，过得马马虎虎，翻译社的福利远远不能与九通或者CGP相比，工作的强度却不相上下，中午没有免费的午餐，我有时吃盒饭，有时吃方便面，很少去餐馆，尽量节省。
大约是方便面吃太多了，加上工作忙碌，生活无规律，我的胃大出血过一次，住了十二天的医院。小冬在医学院读博士，闻讯回来看我，照顾了我五天，被我赶回啦广东。
我信守承诺，从没主动给沥川打过电话。沥川倒是偶尔会打电话给我，有时候还发Email，基本上两三个月一次吧。我过生日，他会寄巧克力饼干。逢年过节也会专门来电问候。总之，大家还是朋友。
他不大谈自己的情况，大约时好时坏。
去瑞士后的第二年，沥川终于找到了合适的配型，便立即去了美国做了骨髓移植。结果弄出了一大堆并发症，有整整七个月没来电话。后来我问他情况如何，他说好些了，但不是很稳定。病了那么久，他已变得不怎么相信自己的身体，再好的时候都会突然坏下来。除了配合治疗，也不能指望太多。
沥川就像我手中的一个气球，哪怕已飞到了云端，哪怕已远得看不清颜色，轻轻一拽，还在那里。我和他之间，可以变得很冷，也可以变得很热，也可以变得不冷不热，但那一根线，永远扯不断。
偶尔他也会老调重弹：“你呢？move on了没有？有没有新的男朋友？”
我轻描淡写地把问题挡回去：“既然答应了你move on，自然会信守诺言啦。你问那么多干什么？我才不告诉你，给你快感呢。”
爱这样一个人，爱了十年。自己的心，被推下了悬崖，两次。我只想后半生平平静静，“爱”这个字，再也不要提了。单身挺好。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这一年的生日我是在医院里度过的。小冬给我买了一个大蛋糕，我们除了一小半，剩下的与病友们一起分了。
说来好笑，小冬来医院看我时，对我的现状很不满意。第二天就出门买了几件时尚的衣服送给我：“姐，你二十七就穿二十七岁的衣服，好不好？不要看上去好像三十七岁的样子。还有头发也弄一下啦。不要是鸡窝短发了，半男不女的。那个，烟也抽得太凶了，下个决心戒了吧。”
这就是亲人。亲人很可爱，也很唠叨。小冬还加上一条：霸道。自己穷的要命，还非要塞给我两千块钱。做的粥巨难吃，我还得强笑着吃下去。住了五天，我只想他快点走。
我出了医院，收到了沥川的一大堆留言。有一条说：“小秋，生日快乐！给你寄了礼物，收到了吗？希望你喜欢。”又有一条说：“小秋，你出差了？为什么一连七天没人接电话，连Email也不回？”
我的留言机只能录二十条留言，一下子全占满了。
毕竟是病人，还是沉不住气啊。我苦笑着把留言全删掉了。
出院之后的第一天我就去上了班。我在英文部，工作非常积极。翻译社的很多工作都是计件的，译的越多，年终奖也越多，所以我努力挣钱。
忙了一整天，我骑自行车回家，外面下着雨，楼道里很黑，我看见里面有个人，静静的站在那里，身影十分熟悉。
“HI，小秋！”
我吓了一跳，拍了拍手，灯亮了。打量他，沥川还是那么迷人，下巴刮的光光的，有点瘦，不过比离开昆明时要结识得多。气色也好得多，他拄着双拐，身边放着一个中号的行李。
我呆呆的看着他，似真似幻，觉得大脑有点木，他向我笑了笑，我又有点迷失，沥川离开后，我的生活过得很乱，而且似乎退回到了原始状态。
见我一直愣着不说话，沥川说：“对不起，事先没通知你，我找不到你，以为你出了事，打电话到翻译社，他们说你胃出血住院了。”
“哦，已经好了。”我说
“什么时候出院？”
“昨天。”
“出院了你就上班？上了一整天？”
“嗯”雨衣还在滴滴答答的往下落水。
“把雨衣脱了吧。”他轻声说，接着就帮我把雨衣从头顶揭了下来。
声控灯又黑了，我不得不跺跺脚。
我的样子有些狼狈，头发剪得又有些短，乱蓬蓬的。沥川凝视着我，说：“怎么？不打算请我进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