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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守在家里不肯出门，一步也没有。吃喝只叫麦当劳，垃圾交给小时工。她拿起吸尘器想打扫，我说不用，只扔掉垃圾就好，快快走， 只留我一个人。
我一直在等人敲门，等得无聊，就把房间打扫了一遍。这大概是二十多年来我第一次做大扫除，连柜顶都踩着桌子擦了一遍，我累得躺在地板上，盯着灯罩发愣。
但是什么也没发生。几天后就是万圣节，也是陈白露的生日。 关于如何给陈白露做生日，薛先生和我谈过好几次。他想要办一个陈白露从未见过的盛大聚会，我笑着说：“陈白露并不热衷这些场合，有两年的生日她连我都不见，一个人悄悄地过去完事。”
“今年和往年不一样，二十四算个‘整数’。”薛先生说。 我低头想了想，可不是，我们俩都是二十四岁了。
我笑：“这有什么难的，多多花钱，酒、花、点心都要最好的，场地也要最好的，熟悉的和不熟悉的人都请上，您什么热闹没见过，还要问我？”
薛先生皱着眉头说：“我怕她身体禁不住，她太虚弱了。” “我知道陈白露不喜欢医院，这也不是一天两天养成的脾气，可是也不能什么都纵容她，以前我和她关系好的时候——”我顿了顿，接着说， “劝得急了，她也肯去看医生。她身体底子不错，但不能总这样拖着。”
“也不是别的病，是从前的肺病没有好利索。说起来也奇怪，”薛先生一脸忧虑和不解，“在冰岛明明好好的，也胖了些，回到北京又生病， 反反复复，一天好一天坏的，也不知道怎么着才能把病根去干净。”
我没有再说什么，答案只有那一个，从来就只有那一个。 我看着薛先生，我知道自己的眼神正像杨宽看我时那样，全是同情。
我同情这个男人，陈白露对自己的过去闭口不提，他对她一无所知。薛先生和我商量给陈白露大做生日这天，那个托陈白露介绍杨宽认识的商人因为经济问题被检察院起诉，据说问题不止一桩。这头陈白露和杨宽一千万已落袋，薛先生一点儿消息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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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圣节那天，天气回暖，连续几日的大风把阴霾吹得干干净净，天空碧蓝如大海。陈白露的二十四岁生日聚会在我操办过首映式的楼顶， 这是我提议的。后来薛先生去看了那个地方，说视野和设施都不错。
宴会在下午三点开始，我在中午时到了陈白露家，带着自己烤的一打饼干，我想和她一起吃午饭。她穿着绣着白色牡丹花的拖鞋来给我开门， 一身纯素，更衬得脸色赤红似火。我一个月没见到她，顿时吓了一跳。
“帮我选衣服。”她说。 我跟着她走进更衣室，从后面看她，她扎着头发，露出一截白腻的脖子，腰细得仿佛随时能折断。二十几条长礼服像列兵一样挂在窗前， 窗帘全部拉开，白花花的阳光照进来。我坐在沙发上，看着她在房间里踱着步，紧抿着嘴唇挑选着长裙，又打开珠宝盒给我看她的藏品 ——她喜欢钻石，盒子打开的时候，仿佛有几千个阴谋家在里面眨着眼睛。
时间还早，但她早早穿戴好，坐在镜子前让我给她梳头发。 我抓起她的长发，那柔软的、干燥的、微微带着静电的触感使我感到一阵陌生。而她惬意地把头向后仰着，闭着眼睛，微笑着叹了口气。 这是劝她去看医生的好时候。 我一下一下梳理着她的头发，斟酌着词句说：“要不是薛先生说本命年要大做生日，我还意识不到咱们已经二十四岁了。这四五年的时间一眨眼就没了，心里还老觉得自己停留在十八九岁呢。你记得五年前我得阑尾炎，住院做手术吗？
和我同病房的老阿姨比我早做两天，可我出院的时候，她还不能起身呢。”
“傻气。四五十岁的人怎么能和你十九岁的人比。” “就是这样。别说四五十岁，我现在再动个小手术，也未必有五年前恢复得快；现在偶尔熬个夜，第二天一整天都打不起精神，可见底子再好、人再坚强，也不能和时间对着干。”
陈白露睁开眼睛：“你这是怎么了，好好的伤春悲秋干什么？我倒是听路雯珊说，你慌慌张张地去找杨宽，又急忙走了，为什么？”
“路过而已。你别转移话题，我正说现在的身体不如小时候好呢。” 她终于憋不住笑了，露出一排白牙，刚梳好的头发又散乱地披下来。
她笑得很凶，后来止不住地咳了起来，一只手按着胸口，还喘着气笑。 我看着她。 “你一开口我就觉得有问题，你有什么可伤感的，还不是找话头劝我去医院？” 我泄了气：“爱去不去。” 她笑着说：“最近天气忽冷忽热，有点儿咳嗽而已，且死不了呢。” “死了才好。”
“是呀，你巴不得我压根没出现过，是不是？” 我赌气：“一点儿没错。” 她继续开着玩笑：“都怪我，生把你和陈言拆散了。三年前你的生日聚会我就不该参加，也就没有后来这些事。”
“没有这种可能，你是我的朋友，那天你一定会去，你们一定会遇上，他一定会问你的名字。”
“是，”她笑着点头，“我就不该认识你。这样我就不认识陈言，不会有朝一日坐在这里，带着一颗千疮百孔的心，和一个伤了元气的身体。”
我一愣，看着她脸上灿烂的笑。 “你要恨我就恨吧。”我突然灰了心。 我说：“我就知道，你才不会这么轻易地原谅我——在郊外住上一年你就全都释怀了？你会这么软弱健忘？别人能被你的外表骗了，我可不是第一天认识你，陈白露，我知道这两年你一直恨着我。”
我说着哭了起来，眼泪一颗颗落在新裙子上。
陈白露被我吓到了，她保持着灿烂无欢的笑容，眼睛睁得很大。我哭个不停，然后她有点儿慌了。
“我和你开玩笑呢——怕你无聊。”
“是呀，我好无聊，我在金子堆里长大，每天吃吃逛逛，昨天是这样，明天是这样，二十年后也还是这样，有谁能比你更了解我有多无聊呢 ? 没有了，因为十年前你也是和我一样。”
“你提这些事干什么？我后来什么也没有了。” “是，你别忘了，我也许会有‘什么也没有’的时候。”我又哭又笑，“你不用恨我，我也不怪你，你我是一样的人，迟十年，早十年，最后都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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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的生日party上，薛先生简直请来了半个北京的人。陈白露挨个周旋，很快我就发现她体力不支。她没有化妆，可是双颊通赤得如同舞台上的花旦。在我身边停留的时候，我看到她耳后的虚汗汇成一小股， 流进雪白的貂毛领子里。
天一擦黑，她就悄悄地走了，连薛先生也没发觉。我看着她在人群的遮掩下拉开天台的铁门，然后消失在夜色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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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天之后是我的生日。虽然事事要自己来、比不得陈白露有薛先生筹划，我也不愿太简便：毕竟是二十四岁，我经过了两个龙年。
这两年的生日都是在外面过，上一次在家里办party，正是陈言遇到陈白露的那一次。我努力让自己不去想这些，可是当我把krug pink镇在冰桶里的时候，我把珍藏的盘子们搬出来用细麻布擦拭干净的时候、我采摘薄荷的嫩芽预备调酒用的时候，旧时光呼啸而至。我坐在一把宽大的水曲柳太师椅上，看着盘子上的水渍慢慢蒸发干净，在灯光下反射着柔和的光，仿佛那盘子里被掸满烟灰、香槟的泡沫泼了一裙子的时刻， 就是上一秒钟；仿佛这暖和的大房子里还充满了一浪高过一浪的调笑声， 陈言坐在摆满珍馐的长桌前，左一个姑娘，右一个姑娘，陈白露就坐在窗前那把孔雀椅上，一脸不耐烦地切着雪茄……
我不住地抹着眼泪。我在客厅里坐到天亮。灯全部都开着。菜和茶都冷掉了，冰桶里的冰块早就融化，泛着浑浊的泡沫。
一个人也没有来。连陈白露也没来，她已经发了三天高烧。杨宽和路雯珊在北海道度假。
我和父母失去联系，已经整整一个月。 当我拨通付师傅的电话却总是无人接听的时候，我知道从今以后，我只能自生自灭了。 自生自灭。
我直到此时，才明白这是个多么残酷的词语。自生何其艰难，自灭又多么容易：关起门来，不梳洗打扮，不接电话，直到把老本花完，然后……然后再说然后，谁知道还有没有明天呢？我没有得罪这世界一分一毫，我见到乞丐会施舍，排队时有人插队我退后，我连课都没有翘过一节，就算我对世界毫无贡献，也是毫无危害的，那么世界为什么凭空扔给我这样的厄运呢？我终日拉着窗帘，电用光了不想出门去买，反正冰箱常年空着，电脑手机都可以不用，音乐也是不必听了，要照明我有一柜子的精油蜡烛，那是我多年的藏品。
每燃一支，就少一支。我可能再也买不起这样好的蜡烛，也不能再从古巴的小镇或者伊斯坦布尔的教堂里把它们搜罗起来。
可我一点儿也不心疼。我把蜡烛点在房间的每个角落，客厅、书房、 客房、卧室，到处都明晃晃的，几十个影子在墙壁上跳动，几十种香味同时涌过来，我感到头晕脑涨。
一只白蜡烛在我眼前熄灭了，烛心倒在一小汪蜡油里，烟冲起来， 闻起来像是悲哀的味道。读戏文系的时候，常常写到一个人精神崩溃， 我让他大哭、狂奔、奄奄一息，自以为写得逼真；可等到自己身在戏里， 才明白所谓的崩溃，就是静默地对着烛心的那一刻，就是那一刻。
我不记得自己在地上蹲了多久，后来陈白露来了。烛影重重，我听到身后的房门被按动密码锁的声音，但是并不害怕，我知道是她来了。
她的脚步轻得难以察觉，房间内的景象也没有使她发出惊呼或者叹息，她只是走到我身边，跪下来把我的头放在她的肩膀上。
“你的身体好了吗？”我平静地问。 “我好了。我以后不会离开你。你永远都有我。”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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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我睡在陈白露家，她旧小区的小公寓。我在她的搀扶下朝着黑洞洞的楼门走去，出租车一直停在那儿，亮着前灯为我们照明。又是深秋，一地枯枝败叶，踩上去是沉闷的断裂声。
陈白露没回过这所房子。所有的家具上都罩着白色的防尘罩，地上一层细细的粉尘。
好在暖气是滚热的。
她灌了一只热水袋让我我抱在怀里，我躺在床上，不住地发着抖。 她在冰凉的丝绸被子下垫了一层绒毯，又把自己的大衣盖在我身上。“睡吧。”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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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有人找到陈白露家里，我被人告知不被允许回家了，那所我住了许多年的房子不再是我的。来人是一个面相和善的大叔，开口讲话时脸颊上全是括号。他用同情的眼神看着我，说：“这的确比较突然……”
“突然？”我笑了，“三天前电卡里的钱用光了，我没有再续。”
这人看着我。
“因为我早就知道啦。您喝茶呀。”我把茶杯朝他推了一点点，我们谈了很久，茶从滚烫变得温凉。
“走啦。”这人起身告辞，我和陈白露送到门口，和他握了手，他朝陈白露一点头，拉开门，侧身走出去了。
我怔在门口，寒冬的冷风灌进来，我似乎突然清醒了。 “叔叔！”我叫出声，“我爸妈身体还好吗？” 陈白露攥住我的手腕，我们等着他回答，然而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有那扇黑漆漆的铁门，在我面前沉重地合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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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拒绝振作。 我不记得在陈白露的床上躺了多少天，时间在一睡一醒间混混沌沌地过着，有时候我也想，假如看窗外，草长莺飞、漫天柳絮，那么这绝望的心境里，至少打开了透得进亮光的门缝；可是每次我转头看外面，依然只有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白的天空，白而小的太阳从东到西，从东到西，从东到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