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丫头，”程睿敏看着她啼笑皆非，“你听好了，我已经递了辞职信，后半辈子靠你养了。”
谭斌这一惊非同小可，差点跳起来，“什么？为什么”
“没什么，一场病想开了，毕业十几年，一直在路上不停地走，我很累，想休息一段时间，做点儿自己喜欢的事。”
“你那荷兰老板肯放你吗？”
“他当然不肯哪，不过明天他一定会同意。”
“为什么？说说理由。”
“我去跟他说，老婆在哪儿，家就在哪儿。你也知道，FamilyFirst，在欧洲人眼里，是优先级别最高的原则。”
“呸，谁是你老婆？”谭斌笑着揪住他的耳朵。
窗外的景色依旧带着冬日的苍白和寒冷，她却明明嗅到了春天的气息。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也许每个人的一生，都在寻找那个能让自己象花一样盛开的人。
虽然花开花落，是逃避不过的规律，但是这一次，谭斌决定尽情享受她的花开时节。
番外之玫瑰人生
在欧洲待了几年，走过许多地方，我最喜欢的，依然是巴黎。
在很多人眼里，巴黎这个城市已繁华不再，陈旧不堪中充满着游客嘈杂的气息，但我仍然喜欢它。尤其是在晨光熹微的黎明，整个城市还未苏醒，从卧室窗口眺望塞纳河两岸，巴黎淡灰色的天空从眼前掠过，仿佛人类的面孔，完全懂得微笑、悲伤和快乐。这是每一个拥有深远历史的城市所共有的特征。如同北京，一个古老城市从过去到现在的生活原貌，透过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座建筑，具体而细致地呈现在热爱它的人们面前。
当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整个巴黎也开始渐现生机。我一个人穿梭在巴黎的街头，依旧身不由己地向着北部的目的地走去，那里有巴黎最大的古董跳蚤市场。，圣图安市场。
灵思枯竭的时候，我就喜欢逛跳蚤市场，那些美丽不可方物的古董家具、古玩和摆饰，总能让人有时光倒流的错觉，恍似回到尘封已久的过去，留给我无数下笔的灵感。
我就是在那里认识了Julie.
Julie是个活泼的法国女孩，有着一张百合花一样雪白的面孔，眼睛湛蓝如那不勒斯海湾上空明净的蓝天。她虽然看上去只有二十出头，却早已是巴黎美术学院的艺术史硕士。毕业后在意大利的庞贝博物馆实习了两年，回法国和朋友合资开了一家古董店。店址所在的地方，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玫瑰大街”，她的小店，也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玫瑰人生”。
我第一次在Julie的店门口驻足，是被橱窗里一对银烛台吸引，那正是我在寻找的东西，适合做新婚礼物。
我按了铃推门进去，店里暗沉沉的，乌金色的背景装饰，衬着满目琳琅，如步入一千零一夜中的阿拉伯宫殿，却分明只有两种材质，水晶和纯银。穿着一件简单黑衬衣的Julie迎出来，向站在门口的我绽开微笑。头顶半旧的水晶吊灯被风微微吹动，累累光晕一层层折射在她的脸上，恍惚得如一个不真实的梦境。
我记得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为什么你看上去如此眼熟？你是日本人？”
当时我很不高兴，异常生硬地回答她：“让你失望了女士，对不起我是中国人！”
她大笑，丝毫没有感觉被冒犯：“好吧，中国人，为表示我的歉意，店里所有的东西，以后都对你九折。”
那对银烛台，她最后给了七五折。在圣图安市场买东西，可以大肆杀价，但有特殊的规矩，并非单纯的讨价还价，只有专业的买家，对物品的历史和出处如数家珍，才有可能从店家拿到最好的折扣。
Julie后来解释，那些东西都是她从欧洲各地辗转淘来的，每一个都有自己独立的灵魂，她宁可便宜些卖给识货的有缘人。
我付了款，Julie用旧报纸仔细包扎起烛台，随口问道：“你自己用还是送朋友？”
我回答：“送朋友。”停一停又说，“她要结婚了。”
她停下手，凝视我很久，然后问我：“可是你爱她，对吗？”
“你在说什么？”我有点儿吃惊：“你怎么知道？”
她耸耸肩，“男孩，你的脸上写满了时光不再的惆怅。”
我哑然，心口又有了那种熟悉的窒息感。就像两年前看到她和另一个男人从电梯里走出来，彼此间默契的从容，让我明白自己已成为过去。我曾以为时间可以掩埋一切，没想到事过两年，一个陌生人依然能窥破我的心事。
Julie的敏感，象极了当年的谭斌，但她身上有一种独特的恬淡从容，却是谭斌所缺乏的。
我握紧烛台，一时间说不出一句话。
Julie关了灯，披上风衣对我说：“来，中国人，你是我今天最后一桩生意，如果你不介意，我们一起去喝杯咖啡可以吗？”
那是一个夕阳如血的傍晚，我们在街边的咖啡座坐下。秋深了，一阵旋风卷起街心的尘土，金黄的梧桐叶翩然落下。研磨咖啡的香气，带来的却是闲适安静的气息。
我问Julie：“为什么会错认我是日本人？”
她含蓄地打量我：“因为你长得太美丽。亚洲人里，我只见过日本的男孩子，能有这样柔软的轮廓。”
我愤然放下咖啡杯，“偏见，完全是偏见！”
Julie却忽然说：“我明白了，为什么会觉得你眼熟。”她望着我，“你是那个有中国皇家血统的画家。”
我顿时哭笑不得，问她：“你也看过那个专访？”
Julie点头：“我怎么会忘记？”她笑得有些调侃，“‘神秘低调的东方美少年，眼神忧郁，举手投足间充满贵族的优雅’。这样明显出自女性记者的形容，会让任何一个女人都过目难忘。”
我沉默，不想发表任何评论。那个访谈曾令我很不愉快，一直耿耿于怀。
两年前曾有很长一段日子，我异常憎恨自己的容貌。记得来法国前，两个月的时间，我就胖了将近十五斤，镜中的形象让自己都感觉陌生。来了法国后，几乎半年水土不服，瘦下来便再也胖不回去。记得那篇专访刊出后，我把它扔在经纪人Enzo脸前质问：“你找的是个什么记者？通篇她都在胡说些什么？什么皇室后裔？我们家往回数八辈子，都和爱新觉罗没有一点儿关系。我的作品呢？画风呢？技巧呢？为什么不见她提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