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话也说回来,邝明达虽然为人做事难免张狂一些,但在和冯开岭的私人相处上,总体还算低调,对黄一平这些小兄弟也不错。

平时,邝明达和冯开岭的交往,基本保持着朋友这样一种基调,而较少表面的应景,也从不弄得满城风雨、尽人皆知。冯市长吩咐的事情,不论以何种方式出面,一律百分百执行,没有丝毫怨言与折扣。包括黄一平有事相求,也是给足了面子。

前两年,黄一平姐夫王大海从棉麻公司财务科长的位置上下了岗,姐姐在电器商城帮人家卖东西收入也有限,房子要更换,孩子要上学,家庭经济一时陷入非常窘迫的境地。

黄一平把情况和冯市长说了,冯市长直接吩咐邝明达办理。黄一平原本以为,邝明达即使勉强接受了也只会安排个一般性岗位,每月支付千儿八百的了事。没想到,邝明达不仅马上接受了王大海,而且安排到集团财务部先做出纳,不久又担任了财务总监,拿着比黄一平高几倍的薪水。

这一来,姐姐家的经济状况迅速从地下蹦到天上,不到两年就换了大房子,孩子也上的是收费偏贵的私立中学,目前正筹划送出国读书哩。

想到这里,黄一平又感觉有些对不起邝明达,就好象冯市长的迟到不是因为年处长电话,而是因为他这个秘书安排不周。于是,他马上给邝明达手机发去一条安慰性短信:快了,我会马上催促!


4.一把手来了:谎话该怎么讲,才圆满?

就在冯市长与年处长通话结束前大约十几分钟,黄一平正坐在办公桌前摆弄手机,烦躁且焦急地频频朝对门张望,忽然听到走廊东头陆续响起关灯、关门的声音,接着就有两种轻重、节奏明显不同的脚步的的笃笃由远而近。

黄一平一惊,心想糟了,丁松市长和秘书小吉也才下班,说不定会惊扰了冯市长的电话。

丁松市长的办公室在走廊最东边,与冯市长之间隔了一个四十平米大小的会议室,这个会议室除召开市长办公会外,基本上是市长、常务副市长专用。因此,电梯往东这半层,主要是丁、冯二位市长及其秘书的空间。

别看丁市长个头不高,身材比小吉矮了半个脑袋还不止,可走起路来却气宇轩昂,有王者风范。他喜欢穿垫了增高底的皮鞋,脚步着地便显得声音厚重,节奏缓慢而有力,就像打击乐队里的架子鼓。

而小吉自从跟了丁市长,就只穿平根软底鞋,原本瘦高挺拔的身材慢慢佝偻下来,走起路来更是一溜无声小碎步,总给人慌不择路的感觉,听着就像西洋乐队里似有若无的沙锤。

黄一平不敢怠慢,赶紧迎着脚步抢先站到走廊上。

丁松走到冯开岭门口,听到里面有说话的声音,却又发觉没有开灯,门也关着,就停下来,似乎有推门进去的打算。这时,黄一平就只得再抢先一步,伸手打开面前的走廊灯,很热情地招呼道:“哦,是丁市长!这么晚才下班呀!”

丁松收回悬在半空的手,朝冯开岭那边呶呶嘴,问:“怎么,还在找什么人谈话?”

黄一平说:“不是的,在打电话。”

看着丁松满脸狐疑,又没有挪动脚步离去的意思,黄一平只好进一步解释说:“好象是朱大姐的电话,商量孩子在国外读书的事情。”

“哦,是这样。夫妻通话搞得这样神秘呀。”丁松将信将疑地点点头,自言自语着走了。

目送丁市长、小吉进了电梯,黄一平悬着的一颗心这才落了下来。说实话,若是遇到别的什么人,包括那几个在楼层另一边办公的副市长,黄一平完全可以采取一种更加放松的态度。

先,对方不会轻易上来敲门或推门,毕竟常务副和普通副还是有些区别的;其次,若是遇到类似敏感的问题,可以“不知道”三字搪塞过去,最多再附以抱歉一笑。难不成你一个普通副市长,还会穷根究底地查问常务副市长?

可是丁松就不同。其人本就性格直率,行事张扬,言谈举止处处不落下风。加之,他是市长,政府一把手,虽然别人进他办公室如果不预约、不敲门,那是一定要遭到冷眼甚至责骂,可他进到别人办公室,包括常务副市长冯开岭的在内,往往说进就进,连门都可以不敲。

更何况,光天化日之下,你冯开岭在里面关门闭灯打电话,他完全有资格过问,甚至有权利知道。这就让黄一平大大的为难了。于是,危急关头他只好施以计谋,以智慧尽量阻止丁市长的进一步深究。

通常情况下,面对市里的领导,不论这个领导是自己的顶头上司,还是别的领导,秘书是不应当说谎的,这是规矩也是纪律。

黄一平一般比较讨厌别人说谎,自己更加不习惯说谎,因为他觉得人与人之间一旦掺杂了谎言,就什么话都不好谈,什么事情都不好办了。

试想,你说了一个谎,接下来就得用更多的谎来堵塞由此造成的漏洞,这样就会一个谎言接着一个谎言地形成谎言链,不仅诚信的基石因此轰然坍塌,而且未来再多的真话都无法立身、无以为信了。

可是,面对丁市长咄咄逼人的提问,黄一平不说谎又能怎样呢?难道他会告诉丁市长,是省委组织部年处长的电话?

那么,丁市长一定还会有更多的疑问,譬如年处长找他什么事?为什么要说这么久?关门闭灯做什么?

最终,黄一平还是要被逼到说谎的路上,因为他懂得有些时候,诚实其实比谎言更可怕与可憎。


5.党校同学:关系,要提前培养

说到年处长与冯市长的特殊关系,黄一平从来没听任何人直接说起,他是完全凭借秘书的敏感,从旁慢慢观察、体会而得。

自从做了冯市长的秘书,黄一平就认识了年处长。不过,起初他并不喜欢那个年处长。初见其人,瘦瘦弱弱一阵风就能吹倒的样子,未曾开口先用警惕、审视的目光把你扫视一番,好象不如此就会从你身上蹦出许多跳蚤害虫。一旦开口说起话来,又总是给人一种欲言又止、阴阳怪气的感觉。

黄一平感觉此人欠阳光,诚府深,不宜深交。而此人恰恰又是省委组织部仅次于部长的实权人物,掌管着市县干部处,据说有些副部长权力也没他大。像冯开岭这种级别、位置的官员,不知多少人千方百计地设法接近他巴结他,也就不足为奇了。

黄一平不久就发现,冯市长特别看重这个年处长,有时甚至超过了副省长一级的领导。而且,年处长对冯开岭,也同样是另眼相看,完全不同于对待一般地市级干部的傲慢与轻视。

表面看来,他们是早年省委党校的同学,曾经有过同一寝室的经历,可事实上,培养这种关系,冯市长花费了特别的心血与精力。平时,冯市长每次去省城,无论多么忙,都要打个电话给年处长,但凡对方说有空,一定会去坐一坐聊一聊,而且一般不带第二人随行。

要知道,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有时就是这样频繁走动或闲聊中产生的,没有足够的交流,何来充分了解与理解?

逢年过节的时候,市里官员都要到省里拜望一些人,很多人只顾了那些管着自己的省级大员,却往往忽视了年处长这类级别不高、实权却不小的“现管”型人物,或者即使考虑到了也是草率应付了事。

冯开岭却不是这样。无论多忙,副省长、厅局长一级的官员那儿,哪怕让秘书黄一平、司机老关代为上门,话带到礼送到就算心到神知,唯有年处长那儿一定是亲自前往,而且所选物品也必然与别人的不同,倒不是轻重有异,而是品位档次一定要合乎对方的口味,显得受者在送者心中的位置、分量非同一般。

当然,更为主要的是,年处长托办的事情,哪怕就是顶再多的麻烦、冒再大的风险,冯开岭也会心领神会地办得漂漂亮亮。这一点,黄一平直至后来通过凤凰小区那件事,才恍然醒悟甚至惊觉到――此乃后话。

对于自己与年处长的关系,冯开岭从来不对外张扬,甚至每遇年处长前来阳城公干,他往往还会有意回避,令人感觉他们并不熟悉。据说有一次,阳城组织部长还郑重其事帮他们作了相互介绍。

这一点,对做了将近二十年组织工作的年处长而言,就显得非常重要,也为他格外欣赏与看重。像年处长这类组织部官员,不论你和他关系多么亲密,最不希望弄得满城风雨、尽人皆知,更不想让人当作一个招牌满世界宣扬,最好在大众面前实左而形右、心是而口非,至于私下里是怎么回事,那就另当别论了。

因此,机关里就有人戏言,最怕同这类组织部官员同车旅游、同桌打牌、同席喝酒,你讲的笑话哪怕掀翻了一车人,他那张政治脸依然板得像块砖;二十四张牌里,他哪怕抓的全是同花顺、通天炸,你也休想从他眼神里觉察出半点端倪;你说了一晚上的劝酒话,喷出的吐沫都能醉倒一头猪,他的杯子依然一滴也没少。

当然,黄一平现在知道了,冯市长与年处长的相处,既不为结伴旅游,也不图同桌打牌,更非喝什么破酒。他们的友情,是建立在更加高远、更有价值的目标之上。说到底,冯开岭与年处长都是那种心机深重之人。

其实,早在好几个月前,年处长就开始关注阳城换届的事,操心冯市长是否能顺利转正。

那时,他所把持的市县干部处,受命负责起草省辖市政府换届的文件草稿,其中有些政策性条文就曾经悄悄征求冯开岭的意见,或者有意无意照应冯开岭的相关条件。最近一段时间,虽然两人很少直接见面,可像今天这样的电话联系,却始终没有断过。


6.秘书不俗:问题少,会揣摩

啪地一声,对面冯市长办公室里的灯终于亮了,随之就传来熟悉的脚步与咳嗽声。这时,已是七点三刻,电话足足打了两个小时零七分钟,相当于一个世界顶尖长跑运动员,跑了一个男子马拉松的全程。

随着冯市长打开门,脚步渐渐消失在走廊东头的洗手间,黄一平就像一支满弓待发的箭,迅即而又悄然射了过去。利用冯市长方便的那几分钟,黄一平已经帮他清理好电话机、文件夹,收拾好随身携带的皮包、茶杯、手机。

当冯市长再度回来的时候,原本有些零乱的办公桌,复又变得井井有条。虽说晚上或明天一早,会有清洁工进来把卫生彻底做了,但黄一平知道冯市长有爱整洁的习惯,任何时候都不喜欢办公室里散乱不洁,包括自己的头发、皮鞋也都始终保持一丝不乱一尘不染。因此,黄一平宁可辛苦自己一点,也总要随时提醒自己眼勤手勤,尽量给领导创造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

趁着市长更衣、换鞋的当口,黄一平先汇报了十几分钟前与丁松市长的一番对话,他怕第二天两位市长碰面了,万一聊起孩子出国的事会让自己穿帮。冯市长听了,哈哈一笑,算是首肯了他的机灵。

这期间,他眼睛的余光一直没有离开冯开岭的脸,不便直接过问通话的情况,他只得通过悄悄观察对方表情、神态来判断和揣测。结果似乎令人满意,冯市长眉心处的那个“川”字此刻非常舒展,右腮那块厚重的咬嚼肌蠕动得坚实且很有节奏。

伴随多年,黄一平已经不需要通过更多语言,而是凭借动作、表情乃至某个器官的细微变化,就能准确揣测与把握冯市长的心理。

黄一平认为,准确把握领导心理不是为了讨好,更不能像古代杨修那样卖弄小聪明,而是为了更好地给领导提供参谋,避免自己少犯错误。

纵观阳城委、府两院,包括人大、政协及下属部委办局室机关的秘书们,虽然多如过江之鲫,可能够达到如此境界,或曰与领导有此等默契者,恐怕无出黄一平左右者。这样的功夫,是否就是冯市长评价的那个“不俗”呢?

冯开岭对于黄一平“不俗”的评价,市府机关里曾经流行过几个不同版本。起初,黄一平对这些说法统统持怀疑态度,因为一种说法如果从几个人嘴里出现了完全不同的版本,那只能说明其真实性有问题。

可是后来,经过反复考证,证明各种版本都确有其事,分别具有不可推翻性。这样的考证,在N大历史学专业毕业的黄一平看来,相当重要,也非常必要。

据丁市长秘书小吉讲,冯市长有一次在丁市长办公室谈事情,当时恰好洪书记的秘书因为嫖娼被抓了现行,机关上下对领导秘书多有指责。

丁市长本意有嘲笑洪书记管教不严的成分,当然也顺带给一旁的小吉敲敲警钟。说话间,丁市长问:“你那个秘书小黄好象还不错?”冯市长当即首肯:“相当不错。”接着又补充一句:“关键是不俗。”

有一次,市府秘书长也兴致勃勃告诉黄一平:“你小子行啊,跟冯市长不久,居然得一不俗的评价,难得!”还有那个张大龙副书记的秘书,有一回当着很多人的面调侃黄一平:“冯市长说你不俗,你自己说说看,怎么个不俗?”虽然当时闹了个哄堂大笑,可“不俗”这个评价又一次得到了应证。

历古以来,同行相轻乃职场通行的一个规则或弊端,让做过秘书的人来评说秘书往往不会听到多少好话。冯开岭是做过秘书的,而且从市委做到省委,显见是做得非常成功的一个秘书。按理说,他看秘书的眼光应该不是一般的挑剔。

事实上,自从他回到阳城担任副市长,享有了配备专职秘书的权力,同时就面临着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挑选一个合适的秘书。

他知道,现在的领导干部慢说与战争年代有天壤之别,就是与上世纪五、六、七年代也不可同日而语。分管的事情多,头绪杂,各级召开的会议多如牛毛,需要接受的信息、汇报的事项、总结的材料也是林林总总,大会小会又总要发表重要讲话,报纸、电台、电视台还要报道,如果完全凭自己一个人应付,纵然有三头六臂或昼夜不眠恐怕也不行。因此,配备一个精明强干的得力秘书,就显得非常必需。

如同一个男人找个什么样的妻子,除了自己从婚姻中得到快乐与实惠,同时还体现着你的品味、尊严、脸面,一个领导配备一个怎样的秘书,同样不可随意。

试想一下,像陈希同、*这样的高官,如果不是摊上那样一些品德恶劣、贪欲极强的秘书,也许就不会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

而且,在机关里工作时间久了,整日厮混在秘书堆里,见得太多形态各异的秘书,自然懂得时下的好秘书如同处女一样珍稀难觅。纵然缺,也勿滥,这是冯开岭做一切事情的宗旨,挑选秘书亦然。

在初任阳城副市长的那两年里,冯开岭身边虽然也有秘书,却完全不是他喜欢的类型。就像一位精明的猎人一样,他在耐心寻找猎物,等待机会。不经意间,黄一平进入了他的视野。

那阵子,黄一平正在跟魏副市长。冯开岭知道,像魏副市长这种从京城下派挂职锻炼的官员,一般秘书不会全心全意地服务。可是他发现,黄一平是个例外。黄一平跟在魏副市长身边,既不点头哈腰萎萎缩缩,也不趾高气扬盛气凌人,目光里多有纯净明亮之气。

有一阵,魏副市长身体不好,黄一平陪同看病、挂水,在市府门前众目睽睽之中搀上扶下,其态度殷勤且周到,却丝毫不露谄媚邀宠之态,也没有厌烦与难堪之色。

一日两日如此,十天半月不变,冯开岭感觉此人踏实而不势利。后来一段时间,魏副市长回北京休养,冯开岭每天经过秘书室,都看到黄一平早早前来,先把魏副市长办公室门窗打开通风,桌椅揩抹一遍,而后捧一本书坐在那里静读,并不与别的同事闲聊。

有一次,冯开岭进去要过书看了,是一本民国初年版资治通鉴,竖排繁体字,纸张泛黄得厉害,上边有密密麻麻的小揩眉批。此书恰好他也喜爱,相互三言两语交流下来,冯开岭发现这个N大历史系的毕业生确是有些见识,对历史人物与事件往往一语中的。

之后,两人又有几次闲谈,冯开岭有时故意把话题扯到一些机关人事纠葛上,黄一平总是恰到好处地于大处宏观置评,巧妙避开具体你是我非。

若是遇到一般秘书,定然依循领导语气百般揣摩逢迎,或是借机将闲话引向自己的对立面。这样几番有意无意考察下来,冯开岭感觉黄一平有智慧而非小聪明,善读书而又不迂腐,自此觉得这个秘书有些与众不同,至少与身边常见的那些秘书迥异,因此就有“不俗”评语。

不久,魏副市长挂职期满回京,冯开岭马上把黄一平要到身边,至今已经将近五年,两人间可以说越来越默契了。


7.好秘书,坏爸爸

将冯市长送到邝明达那儿,黄一平来不及停脚,马上往家赶。

时间已近九点,确实是回来得太晚了。进了家门,与黄一平的兴奋异常不同,屋里却一片冷清。女儿躺在妈妈怀里睡得正香,粉扑扑的小脸上依然挂着两滴泪珠。

汪若虹苦着一张脸在看电视,一部看了无数次的青春偶像剧,被调得几近无声。长期在医院病房工作的汪若虹,本就练成一副说变就变的职业脸,加上人近中年岁月痕迹渐显,真摆下来还是挺吓人的。

看着桌上插着蜡烛的蛋糕,还有那些早已凉透的菜肴,识趣的黄一平赶紧换了鞋子,丢下皮包,卷起衣袖,把桌上的热菜重又端回厨房,使出当年宅男时的麻利劲儿,煤气灶与微波炉同时启动,不一会儿,所有的菜、汤便又热气腾腾地上了桌,一盆香喷喷的鸡汤面也随之出锅。

看着丈夫黄一平在叮叮咚咚地忙碌,汪若虹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刚才丈夫一进门,脸上写着疲惫,眼神里满是歉疚与不安,她心里忽然有一种痛的感觉。

她知道,他在外边奔波一天,现在也很累很饿了。可是,再看看女儿小萌眼泪挂在脸上熟睡了的样子,她又陡生怨恨。忙!忙!忙!自从当了这个劳什子的市长秘书,他哪一天不忙,又有哪一天能够按时准点回来过呢?这个家,还像个正常的家吗?

对于丈夫的秘书职业,汪若虹早就没有了当初的惊喜。若论眼下的心理感觉,怎么说呢?套用曾经流行的一首港台歌曲,叫让我欢喜让我忧吧。

事实上,最近几年来,随着黄一平到市府机关上班,特别是跟常务副市长冯开岭做了专职秘书,她享受到因此带来的一些实惠,却也对丈夫积压了越来越多的怨气。可是,再设身处地换位思考一番,她又不得不理解丈夫的难处与苦衷,甚至也还夹杂了一些同情与怜悯。

出身于阳北县城一个普通干部家庭的汪若虹,是那种混夹于万千人丛之中不易被人关注的平凡女子。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初中毕业考取阳城卫校,三年后分配到阳城第一人民医院做了一名三班倒的护士。几年护士做下来,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当时,周围同事都有一个差不多相同的择偶标准――长相不一定很英俊潇洒,个人职业不一定要很好,收入也不一定很高,但有两条必须二者占其一:要么家庭背景好,有个做官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或是七姑八姨;要么是个性格温和、吃苦耐劳、家务活儿全包的角色。

原因只有一个――医院护士太辛苦了,常年三班做下来真是苦不堪言。投个家庭背景好的人家,要不多久就会通过关系调了常日班,或者干脆到清闲自在的机关事业单位。没有背景帮忙调动的,丈夫能干、体谅一些,做妻子的日子也会好过得多。

懂行的人都知道,有些老护士成年累月做三班,黑夜白天颠倒,失眠、厌食加内分泌失调,脾气会越来越暴躁,过早停经、更年期提前是常事,有时连夫妻*都不愿多做,经常搞得三日一吵五日一打,离婚分居率特别高。

因此,汪若虹在找对象谈恋爱方面就多了个心眼,像黄一平这种农村出身、无根无绊的人,原本不在考虑之列。

汪若虹与黄一平的认识纯属偶然。那天,是个清明节,恰好又是星期天,两人都回阳北老家祭祖,回来时又都坐了同一辆中巴车。当时,车子很挤,汪若虹上车时已经没有座位了。

本来汪若虹就有晕车的毛病,加之车上人多气味杂,站在人堆里东颠西簸下来,没要多久就感觉恶心得不行。其实,自从汪若虹一上车,黄一平就开始注意这个长相文静的女子,觉得她特别像一部故事片里的女配角,而那部宽银幕电影是他小时候的最爱,那个女配角则是他人生恋爱的启蒙老师。

车行途中,他的目光始终在人缝里追逐着汪若虹,却忽然发现她脸色发白,大汗淋漓,好象快要晕倒的样子。黄一平马上拨开人群,把汪若虹扶到自己的座位上,又掏出随着携带的风油精、矿泉水给她,使她渐渐平复下来。

之后的故事,自然就不免落入俗套,一对邂逅于特殊时空中的男女相互有了好感,一见钟情,建立了与很多恋人一样频繁的联系,然后就步入了婚姻殿堂。

黄一平的家是在阳北农村,自父母上数多少代可能都是大字不识几个的普通农民。他是家里的老小,上边还有一个姐姐中专毕业分在阳城第三棉纺厂,一个哥哥初中毕业在南方打工。

黄一平本人就读于省里知名的N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在阳城第五中学做历史老师,除了三皇五帝、唐宋元明那一套书本上学到的东西外,喜欢写点诗和散文,也与很多长发飘飘的诗人一样有些多愁善感的气质。

要命的是,汪若虹除了感动于黄一平中巴车上英雄救美的壮举外,恰恰也还痴迷于其人身上那一股酸也不酸、甜也不甜的伤感味儿。

追根溯源,汪若虹也是沐浴着琼瑶阿姨悲情故事长大的一代,青春期里又喜欢悄悄涂抹些诗亦非诗、歌亦非歌的东西,骨子里便有与黄一平气质暗合的元素。因此,当她回首往事,重新检点自己的择偶标准,等到发现严重偏离了既定方针时,女儿小萌早已呱呱落地,悔之晚矣。

结婚之后,与生活中众多平常夫妻一样,黄一平老师在三尺讲台上传道授业,汪若虹依旧做她的三班倒护士,花前月下卿卿我我之余,也有些磕磕碰碰吵吵闹闹。虽说黄一平并无丝毫过硬的家庭背景,本人性格脾气、恋家、能干、体贴等等指标倒还差强人意。

在学校那几年,黄一平只要没有课,就总会抽尽量多的时间回到家里,或是想方设法烧饭做菜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或是到医院接送、陪伴妻子,令汪若虹在同事面前也算小有风光与得意。女儿小萌出生后,黄一平更是把主要精力花在女儿身上,几乎成为半专职的奶爸与宅男。那时候汪若虹经常会想,虽然黄一平家庭没什么背景,手中也无半点权力,可能够这样全心全意照顾家庭,也算很好了。

大千世界,事物的变化总是出人意料,而且任何一种变化又都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女儿出生不久,黄一平被借到市教育局编教材,半年后又调到市府办做秘书。这样突发性的变动,打乱了原本波澜不惊的生活,一对小夫妻忽然感觉运从天降,好象一时都来不及欢喜了。

黄一平以一位市府秘书应有的严肃与庄重通知汪若虹:“老婆,你丈夫此去阳关大道,离飞黄腾达不远了,你得有享受天下大富大贵的思想准备!”汪若虹也很认真地回应:“老公,我早就提前准备好啦,李嘉诚、霍英东家人能承受的幸福,本人全能承受!”

刚开始四年,黄一平跟着那个北京下来挂职的魏副市长,好象和做老师时的变化也不算太大,只是经常需要加班写材料,双休天节假日不得休息,有时也在外边应酬到半夜才回家。

但是,毕竟那个魏市长是临时锻炼性质,又经常要回北京与妻儿团聚,黄一平的时间总体上还是比较空闲。而且,因为黄一平工作性质的变动,魏市长也让市府办出面给医院打了招呼,汪若虹由三班倒转成常日班,算是开始跟着沾光了。后来,魏市长离开阳城,冯市长看上了黄一平,天翻地覆的变化由此而发生。

这几年,黄一平就像换了个人一样,整天忙得不着家,早出晚归甚至经常夜不归宿,全部心事与热情都投入在工作上,或者干脆说是投入在冯市长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