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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跃文《西州月》



关隐达从地委大院里走过,忽听身后有人议论:“秘书是最容易学坏的。”
他顿时两耳发热,不敢回头。不知这话是谁说的?最近陶凡刚出任西州地委书记,关隐达走出去就显眼多了。他跟陶凡当秘书已快三年了,原先认识他的人却并不多。
六年前,大学毕业临分配,系主任王教授告诉关隐达,省委组织部来选人,看中他了。关隐达问是去干什么?王教授说上面要笔杆子。王教授并没有替自己卖人情的意思,只是告诉他进了官场,该如何如何。王教授说最要紧的,是要去掉你身上的诗人气质。上面看中你,就因为你发表过作品。但人家是要你去写官样文章,不是要你去写诗。关隐达虽是懵懂,却也知道进官场只怕是他最好的去向。只是不太明白,诗与官场那么不相融。古时的官员们可都会吟诗作赋,风雅得很啊。
六年间,关隐达见识了不少。他眼看着地委秘书长张兆林三七开的小分头慢慢梳成了大背头,就成了地委副书记。副秘书长吴明贤的头发越来越稀疏,最后秃了顶,就熬成了地委秘书长。而原任地委书记伍子全,本是腰板挺直,红光满面,退下来没多久,就腰躬背驼,鸡皮鹤发了。关隐达自己呢?先几年不怎么走运,有人背地里叫他书呆子。自从跟了陶凡当秘书,什么都顺畅了。但是,他再也做不了诗人了。如果不是同学们聚会时偶然说起,没谁会想到这位过分老成的年轻人曾经是个诗人。
秘书的确是最容易学坏的!关隐达听谁在背后议论秘书,并不生气,只是没来由地脸红。似乎人家透过他的背膛,看出他身上的某些坏来。尽管他并不觉得自己哪里坏。他后来老琢磨那句话,越想越有道理。当了秘书,身边围着转的人就多起来。有下面部门和县市的头头,有企业老板,三教九流,应有尽有。这些人贴着你,哄着你,给你些小便宜,心里不一定就把你当回事。你自己一不小心,就忘乎所以起来,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还有个意思,他只能闷在心里想想,万万不可说出来。他想当秘书的假如跟随的领导是个混蛋,见到的就尽是些蝇营狗苟的事,要保证不学坏就更难了。据说美国民间流行一句话:总统是靠不住的。关隐达套用这句话,暗自交待自己:领导是靠不住的。
不过这话最多只是关隐达私下里的幽默。别人并不这么看。有种奇怪的病毒,叫做个人崇拜,无时无刻不在空气中弥漫。官场的人们很容易感染上这种病毒,他们眼睛就开始发花,产生种种奇异的幻像,误认上司为神人。陶凡任地委书记后第三天,就在县处以上干部大会上作了个报告。题目听上去很大气,有毛泽东风格,叫《形势与展望》。他没叫秘书班子起草讲稿,自己随口讲来。整整讲了一个半小时,下面掌声不断。事后地委办又把陶凡的讲话录音整理了,发表在地委《内参》上。陶凡做报告的功夫了得,干部直说他是西州迄今最有水平的地委书记。 不知不觉间,上面说到的那种奇怪病毒便在西州官场悄悄漫延开了。只是谁也没有察觉,陶凡自己更不在意。
起初总有那么些人,见着关隐达,就说他人好,不像张兆林的秘书孟维周,一天到晚不知道自己是谁。关隐达记住有句俗话:不是是非人,不听是非话。他就说小孟其实人也不错的。慢慢的就没有谁在他面前说孟维周的坏话了。关隐达不同别人说人是人非的,那样既有失厚道,又免不了会惹麻烦。再说了,在他面前说孟维周如何如何的人,背过头去会不会又说他关隐达呢?当秘书的,千百双眼睛盯着,总会让人盯出些毛病来。孟维周才从大学毕业,就车前马后地跟着张兆林跑,难免有些少年得志的意思。有人看不惯,孟维周就成了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了。不过在关隐达面前,孟维周还是很有分寸,言必称关兄。毕竟关隐达是地委书记的秘书,而孟维周只是副书记的秘书。
西州的老百姓说,从去年冬上开始,就尽是些怪事儿。都腊月底了,天还冷不下来。年轻姑娘高兴,可以穿裙子。老年人看着摇头,说如今年轻人,什么都不懂,只顾着玩,眼看着灾年要来,还蒙在鼓里。黎南县修公路,黎阳山先天挖开了,一夜间又合上了。老百姓急了,说是修公路惊动了龙脉。上面派地质队的来看了,说是自然现象,没什么了不起的。但还是有人不信,硬说要天下大乱了。又老是打雷。雷打冬,牛栏空。冬雷是凶兆,明年不会好过的。
老百姓关心的事,官场却不会在意。官场对气候的变化越来越麻木,热有空调,冷有暖气。官人们甚至对季节的变化也很漠然,农民春种秋收,自己忙去,用不着官员们瞎操心。他们便放心落意想些大事儿。
今年开春以来,西州官场最大的事就是地委头头儿换了人。老百姓正关心着种种凶险的异兆,官场却在关心地委人事变动。各种神秘的小道消息如水之东逝,不舍昼夜。好多种人事方案在流言中渐渐形成了。喜欢议论官场人事的,满脑子只有官场,可他们的表情通常是毫不在乎。有点儿像人们谈论电视剧角色,谁演唐僧更合适,孙悟空可以尝试换换人。看上去似乎事不关己,其实他们眼睁睁盯着官场人脉,巴望着新上来的官儿同自己沾着点儿什么,同学也好,老乡也好,战友也好。哪怕新任领导只同自己同姓,或是偶然间同自己打过照面,他们也会莫名其妙地兴奋。

最后谜底揭开了,既出乎意料,又耐人寻味。陶凡原是党群副书记,地委三把手,竟然越过一级台阶,出任地委书记。张兆林一觉醒来,成了地委副书记,更让人吃惊。他一个地委秘书长,虽说也是领导班子成员,但直接出任地委副书记,西州还没有先例。地委秘书长要任实际职务,通常还得从行署副专员干起,至少要干到个常务副专员,才重新当上地委委员。所以那些按正常程序往上走的秘书长,总是觉得冤枉了。
西州人说起官场,又有了新的话题。官人们发达了,没谁相信你是能力强,或是业绩好,准说你上头有人。大家都知道陶凡同省委书记原来是省一化工厂的同事,但平时也看不出陶凡得到了什么特殊照顾。他两年前调来西州,就有人说他是省委派下来接班的,马上就要任专员或是书记了。但他往地委副书记位置上坐下,就不见动静了。两年时间不算长,但总有人盼着西州地委早些走马换将,自己也许会时来运转。这些人着急,两年时间就太漫长了。陶凡自己却是什么也不说。他只管自己份儿内的事。该他管的,别人水都泼不进;不该他管的,他决不插手。他话不多,却是说一句,算一句。谁想找他套近乎,多说几句话,准会自讨没趣。有人就说陶凡是金口玉牙。此话誉毁各半:既是说他讲话算数,说一不二;又是说他架子天大,不好接近。嘴是扁的,话是圆的。陶凡现在当上地委书记,人们说法又变了:人嘛,有本事,就有脾气。
关隐达并不觉得陶凡架子大,他只是不爱多话。也可以说陶凡做人干脆。陶凡很少同下级寒暄,见面只谈工作。谈完工作,你还想多热乎几句,他就漠然地望着你。你就不好意思了,只好赔着笑告辞。起初关隐达也不太适应陶凡的性格,慢慢也就习惯了。陶凡有什么吩咐,就叫声小关,要么一天到晚不会叫他半句。关隐达就得时刻跟着他,怕他找不着人。有些时候又不知应不应跟着,只得试探着问问,很为难的。
陶凡后来竟然同关隐达多说些话了。缘由很偶然,有个星期天,陶凡在办公室看文件,关隐达知道没事,也得在办公室守着。闲着无聊,拿了些废报纸练毛笔字。关隐达没其他爱好,就喜欢写几笔怀素狂草。这时吴明贤也到办公室来了,见关隐达办公室门开着,就进来了,说:“小关,练书法呀!”关隐达忙说:“什么书法,练练字,练练字。”吴明贤歪着头看了半天,说:“龙飞凤舞啊。”关隐达知道吴明贤认不得狂草,又不便自作聪明念出来,就嘿嘿地笑。他害怕同吴明贤多说话,弄不好就出麻烦。果然,吴明贤拿出了领导谈话的架式,说:“小关,多琢磨琢磨怎样为陶书记做好参谋和服务工作,这才是正经事儿,别老想着当书法家!”关隐达就抓耳挠腮的,不知说什么才好。忽听着陶凡叫:“小关,走吧。”原来是中饭时间了。陶凡本来从不进关隐达办公室的,那天居然推门进来了。关隐达慌了,忙放下毛笔。陶凡走了过来,并不同吴明贤打招呼,只低头细看了关隐达的字。关隐达脸红心跳,手足无措,却见陶凡的脸色渐渐开朗起来,最后就微笑了。“小关,你的字很不错啊!”吴明贤也笑道:“不错,的确不错。”
西州官场人都知道,陶凡是书画两绝。但是他从来不肯给别人写字,也不肯题招牌。总有人不死心,求他给公司或是酒店题字。原先他是副书记,就总说:“你找伍书记吧。”伍子全的字实在不敢恭维,可他也照样题字。现在伍子全退下去了,他题写的招牌也该撤下来了。慢慢的,西州境内伍子全体就让舒同体取代了。
自那以后,下基层的路上,陶凡高兴了就会同关隐达说说书法。陶凡没有了地委书记的味道,关隐达自然更是谦虚。有时车开到半路,陶凡会让车停下来,叫关隐达坐到后面来,两人好说话。这就更不像领导和秘书了,倒像两位书法同道在切磋。陶凡随口就能说出各种书法流派的沿革、风格、代表人物以及掌故轶闻。关隐达不得不佩服。说到些书法名家的趣事,陶凡会爽朗大笑。听着陶凡的笑声,关隐达甚至有些感动。平时那么威严的陶书记,其实多么亲切!关隐达平时只顾练字,从未做过追根溯源的事。从此他就满世界找书法理论书看。西州这地方太偏,找本像样的书还真不容易,可难为关隐达了。他恶补书法理论,不是想着在陶凡面前去炫耀,的确是有了兴趣。他知道自己要在陶凡面前谈书法,再过十年都没资格。 但也得尽量多知道些,免得出洋相。
司机刘平,就因为伺候过好几位地委书记了,说不出的傲气。首长司机好像都是这个脾气。起初刘平对关隐达也是不太在乎的。不知从谁那里开始的规矩,地委书记上下班,必须是司机同秘书一块儿接送。其实地委领导的家离办公室不远,从山上抄近路,走过那条鹅卵石小径,只需几分钟。每天早上七点五十,刘平就在关隐达楼下使劲儿按喇叭。关隐达下楼略微迟了些,刘平就沉着脸。关隐达也不计较,心想司机嘛,就这个修养。
有天清早,关隐达吃完早饭,坐在房里等候刘平的喇叭声。眼看着时间差不多了,却不见喇叭声响起来。突然听见敲门声,有人喊道:“关科长,好了吗?”
关隐达开了门,见是刘平,竟有些吃惊。

“关科长好了?” 刘平又问。他一向叫关隐达小关的。
关隐达说:“好了,走吧。”
上了车,刘平说:“关科长,陶书记对你好器重啊。”
关隐达知道这可是不好谦虚的,总不能说陶书记不器重自己吧。他就说:“陶书记很关心人,对你也不错啊。”
刘平脑子简单些,直说:“我跟过这么多地委书记,就是怕陶书记。我跟着他两年多了,他没同我说过几句话。”
关隐达笑道:“领导是不是关心人,不在于说多少话。”
刘平忙说:“关科长说的是。”
关隐达说:“刘平,别叫我科长,就叫隐达吧。”
刘平却坚持要叫关科长,也就由他去了。
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看出了陶凡对关隐达的器重。他们弄不明白,严厉得几乎有些冷酷的陶凡,惟独对关隐达很是随和。有时候,陶凡正同关隐达有说有笑的,下面的头头儿汇报工作来了,陶凡的脸色立即就冷了。人们便断定,关隐达前程无量。 围着关隐达转的人自然就多起来了。
关隐达知道,他同陶凡亲近起来,就因了书法的缘故。像掌握了某种独门秘笈的武林高手,关隐达暗自有些得意,却不想把个中玄奥告诉任何人。有回,吴明贤请教关隐达:“老弟,陶书记对我们总没个好脸色,对你却那么好。我摸不着头脑啊。”
关隐达知道这是个危险话题,忙玩笑道:“吴秘书长说笑话了。陶书记只是把我当小孩,笑笑也行,骂几句也行。对你们领导就不一样了,那是谈正经事,自然要一本正经了。”
关隐达任由吴明贤怎么说,他只是敷衍过去。他觉得吴明贤年纪也不小了,好歹也是地委领导,怎么如此不老成?吴明贤这些话,都是应该咽落肚子里去的,他却全部说了出来,偏偏还找陶凡的秘书来说。关隐达心想自己幸好不是奸臣,不然吴明贤就死定了。
吴明贤却是使劲儿同他套近乎,后来还送给他一本书,日本人写的,叫《操纵上司术》。关隐达只看了书名,不太自在。心想这吴明贤说不定心术不正。他回去翻了几页,就没了兴趣。书中讲的无非是公司里的人际艺术,翻译者哗众取宠,弄了个吓人的书名。吴明贤只怕是冲着书名买下的,以为弄到本官场宝典。关隐达把这本书塞在枕头下压了几天,就丢掉了。
关隐达别说没有操纵欲,哪怕他有那心思,陶凡又岂是谁操纵得了的?陶凡天生是操纵别人的。他的虎气是天生的。当初他只是副书记,他往地委会议室一坐,气度就不一样。自从他第一次开会坐了那张沙发,再也没人敢去坐。有回,管政法的副书记郭达早一步进会议室,没有在意,在那张沙发上坐下了。陶凡进来,端着茶杯,站了几秒钟,郭达马上让了位。郭达开了玩笑,想替自己解除难堪:“我坐了陶书记的宝座了。”陶凡只作没听见,埋头整理手头的文件夹。
官场人说话含蓄,说谁有个性,多半是说他脾气坏。 西州上上下下都知道张兆林是个有个性的人。原先他只是个秘书长,很多部门和县市领导都畏惧他三分。下面干部有意见,说他架子比地委书记都要大。牢骚背地里发,当面还得服服帖帖。谁也弄不明白,张兆林又不会吃人,大家为什么怕他。地委其他领导对张兆林都很客气,没有把他仅仅当作大内总管的意思。
张兆林在书记们面前也没有太监相,俨然就是地委领导。秘书长做得如此威风,在西州历史上从没见过。有个机密,慢慢露了出来,原来张兆林同伍子全是相交多年的把兄弟。这个机密让小道消息传播开来,似乎并不让张兆林的形象打折扣,他的分量反而更重了。张兆林看上去却是很平和的,他只要不真的生气,总是微笑着。有人背后就叫他笑面虎。俗话说,就怕笑面虎,吃人不吐骨。但世间万物都是相生相克的,张兆林偏偏在陶凡面前很是恭敬。陶凡对张兆林也没什么特别礼遇,照样黑着脸。
张兆林头一次见着陶凡的批示,笑着说: “陶书记的字真漂亮。”陶凡没接腔,只道:“你去办吧。”
陶凡刚来西州,住了几个月招待所里。没房子住,正好碰着上面禁止建设楼堂馆所。张兆林很为难,请示陶凡。陶凡说:“我住招待所很好,天天有人换被子,吃饭也是现成的。”
张兆林捉摸着陶凡的意思,又说:“再不建新房,干部们真要住办公室了。建吗?地委不能带这个头。”
陶凡说:“就没有办法想?”
张兆林说:“我向伍书记汇报过这事。伍书记意思,让我请示一下您。”
陶凡说:“请示我干什么?我没房子住,就嚷着要建楼?”
张兆林忙说:“伍书记意思,是听听各位书记意见,想个办法。机关多年没建宿舍了,住房紧得不得了。但是地委机关一动土,各部门都要跟着上。大家都建,影响就不好,说不定就会成为全省的典型。”
陶凡说:“不建楼房,建平房吧。”
张兆林笑笑,说了句调侃话:“城里人说乡里人,没有饭吃,就吃面吧。”
陶凡却没有笑,只道:“我不是同你开玩笑。招待所后面的山,空在那里干什么?山上的柑桔树又值得了几个钱?在上面建些平房,地委领导去住。”

张兆林答道:“只怕是个办法。山上的柑桔品种也老化了,要改良。”
“不要改良了。全部砍掉,另外栽吧。”陶凡说。
张兆林问:“仍栽柑桔?”
陶凡说:“不要指望院子里的果树能有多少收成。就栽桃树吧。”
“桃树?”张兆林有些吃惊。
陶凡说:“最好是观赏桃,不要指望着它结桃子。”
张兆林还在犯疑惑,陶凡又说话了:“地委领导没房子住,在山上搭个平房,总算不过分吧。”
只两三个月工夫,二十来栋平房就建起来了。满山的柑桔树全部砍掉了,改栽了桃树。山头疏朗多了,添了些画卷气象。平房因山势而错落,散布开来,虽格局相同,却并不显得单调。
陶凡出任地委书记这年,西州没出什么大事。这年头,总像要出事的样子,却终究还算太平。为着那些异兆,西州的百姓白操心了。

 

 


王跃文《西州月》



地委大院里级别高的老干部太多了。西州当年是个土匪窝,剿匪战役打得相当惨烈。后来,剿匪功臣们大多留下来了。又因为西州太穷了,难得出业绩,干部上去的就少。外地干部又很少愿意进来。很多南下干部享受着地厅级、副省级待遇,却只能终老西州。不论谁当地委书记,他们首先得稳住老干部。这似乎成了西州传统。西州地区老干局年年被评为省里先进,外地看着羡慕,却不知他们有多少无可奈何。老干部们自己无职无权,可他们的老领导、老战友如今都是上面的大人物。他们没别的能耐,至少可以让你难受。老人们年纪多在七十岁左右,正是发脾气的时候。
每天清晨,关隐达起来跑步,都会碰上位留着长辫子的老人舞剑。什么年头了,还有留长辫子的?关隐达难免有些好奇,偷偷儿注意过老人。老人的辫子灰白色的,梳得不怎么规整,像是胡乱搓成的草绳。他舞起剑来却是气定神闲,宛若仙人。晨练的老人很多,他们见面会点头致意,或是边运动边聊天。只有这位长辫老人,总是半闭着眼,不答理任何人。也没人去打扰他。长辫老人四周方圆三十来米,无人近前。
关隐达后来才知道,长辫老人竟是西州第一任地委书记陈永栋。这是位传奇而古怪的老人。西州剿匪时,他是个连长。民间流传很多陈永栋的故事,生擒匪首活阎王啦,智取匪巢金鸡界啦。很多别人的事迹,或是电影里面的故事,也被老百姓敷衍到了他身上。剿匪那会儿,陈永栋的名字在西州吓死人。小孩哭闹着,只要喊声陈永栋来了,马上就钻进妈妈怀里,大气都不敢出了。西州情况太复杂了,只有陈永栋才镇得住。他就被留了下来。虽然只是个连长,却当上了地委书记。
当时他老婆孩子仍住在山东老家,一个贫穷的乡村。他一个人住单身宿舍,敲着钵子吃食堂。如此过了好多年,也没回家探过亲。后来,省委领导反复做工作,他才同意把老婆孩子迁来西州。却坚决不让家人在城里落户,硬是叫他们在西州郊区当了农民。家里人都生气,不太理他。
几年前老太太死了,儿孙们就再也没来看望过他。家里人既进不了城,又不甘心正经当农民,几十年闷着股恶气过日子,所以弄得很穷。儿孙们就越发怨他,没把他当亲人。他却是越老越古怪,全家老小都把他当神经病。
人们想不起陈永栋什么时候开始留辫子的。隐约记得有年,很长时间不见他了,几乎把他忘记了。他突然在机关里露了面,就留着长辫子了。
老人仍然住着六十年代建的地委领导房子,三室一厅,七十多平米。这栋楼现在住的都是科级干部。地委领导早搬进了四室两厅的新房子,老人就是不肯搬。他住的是一楼,窗帘长年垂着,门也总是闭着。就是夜里,也不见里面有灯光。没听谁说进过那屋子,似乎那里是个神秘的千年古洞。
老人总是独自在院子里走过,或扛着亮晃晃的剑,或提着菜篮子。从没见他买过鸡鸭鱼肉,菜篮子里永远只见蔬菜。每月十二号上午,他会准时赶到机关财务室领工资。财务室的人再怎么忙,见他去了,便会放下手头的事,赶紧把他的工资发了。老人接过钱,细细数过一遍,然后抽出几张最新的票子,揣在手里,再把其余的钱拿手绢小心包好,塞进贴身口袋里。不管财务室有多热闹,老人都旁若无人地数钱包钱,才半闭着眼睛出门去。老人家动作慢,几个姑娘望着他,觉得这个过程极其漫长。他一出门,姑娘们都松了口气,吐吐舌头,封着嘴巴笑。
老人手里揣着几块钱,径直去地委办,找支部书记交了党费。支部书记总会说: “陈老,您每个月都是第一个交党费!您的党性真强!”只有这时候,陈永栋的脸上才会露出淡淡的笑容。却不说什么,又半闭着眼睛,转身走了。
地委领导知道陈永栋进办公楼了,都会装着没看见,守在办公室,绝不出门。他们甚至不会高声说话,只埋头看文件。他们会不经意瞟瞟窗外,望着陈永栋走出办公楼,拖着长辫子,背影慢慢消失。他们便如释重负,说话做事回复常态。谁也不愿正面碰着陈永栋,说不清这是为什么,当然谁也不会公开提及这话题。
陶凡早就听说过陈永栋的古怪。说来也巧,都几年了,陶凡从来没有碰见过这位老人。陈永栋就像一个传说,神秘得不可思议。有回老干部局的局长刘家厚汇报工作,陶凡专门问起了陈永栋。刘家厚说:“陈永栋同志轻易不说话,说起话来天摇地动。”陶凡不明白,问:“何以天摇地动?”刘家厚说:“陈老在老干部中间很有威信,大家都信他的。好几位地委书记,就因为惹得陈永栋恼火了,在西州就呆不下去了。”陶凡猜得着是怎么回事,却只得说些场面上的话:“老干部是党的财富,我们要重视和关心他们。他们有意见,肯定是我们自己工作有问题。关键是要多联系,多沟通,争取老同志的支持和谅解。”
陶凡倒是没有把陈永栋想象得多么可怕。自己同他没有夙怨,他平白无故不会发难的。怕就怕有人找茬儿,去调唆他。老干部们肚子里通常都埋着股无名火,谁去一拨弄,就会燃起来。陶凡当上地委书记后,免不了也要过老干部关。他要了份老干部名单,逐个儿琢磨。看看他们的资历,真叫人肃然起敬。很多老同志都是枪林弹雨中过来的。陶凡忽然有些感慨,心想这些老人都是枪口下捡回的性命,要让他们好好活着。他们想发脾气,就让他们发发脾气吧。

陶凡不想按照惯例,只是在老干部工作会议上讲讲话,表示自己如何关心老同志。他排了个时间表,想挨个儿同老同志沟通。他想第一个就拜访陈永栋老人。大家都说陈永栋是个倔老头,想找他聊天,十有八九会碰钉子。可是再硬的钉子,陶凡也得捧着脑袋去碰碰。
但陶凡还没来得及去拜访,就碰着陈老了。地委办公楼建在山坡上,楼外有个小坪,小车可以直接开到坪里。有条宽大的石级路,依山而上,正对着办公楼大门。那天下午,陶凡带着关隐达,往办公楼去。刚爬上几级阶梯,就见陈永栋出了办公楼,低头往下走。陶凡忙站住了,招呼道:“陈老书记,您好!”
陈永栋本来就站在上方,气势更有些居高临下了。他半睁了眼睛,瞟着陶凡:“你是谁?”
陶凡笑笑,上去握手:“我是陶凡。”
陈永栋半天才伸出手来,轻轻搭了下,就滑过去了,淡淡地说:“哦,新书记?”
陶凡说:“我刚接这个摊子,需要您老多支持。”
“你说假话,我能支持什么?怕我们老骨头坏事吧!”陈永栋说。
陶凡笑笑,避过锋芒,说:“陈老书记,我哪天专门到您那里坐坐,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