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4月23日的测试用了一整个上午和大半个下午。同时我还有许多紧急的事情需要处理，其中一件就是召开会议同意购置一个新的亚麻干衣机以代替那台贝蒂一直小心维护而终于不能使用的旧家伙。
贝蒂已经住这里待了11年，是最出色的一个护士长。她是我见过的惟一一个通读泰勒·考德威尔小说的人，从我认识她起她就想有个孩子，她使用了许多科学的方法，但她从来不服用那些药物，她常说，“我想要的是一个孩子，而不是整个动物园。”她的工作做得真是棒极了。
根据贝蒂的汇报，坡特在整个测试期间特别配合。处理这些测试数据花费了几天的时间，我得承认我实在太渴望知道结果了，所以我放弃了一些计划，在星期六去研究所完成了所有的测试工作。
最后的结果尽管女如我想像的一样很平常，但也很有趣。
以下就是这次的测试结果：
IQ：154（比较高，但仍没达到天才的地步）
心理测试：神经反射正常；短期记忆正常；阅读能力极佳；艺术水平（绘画、雕塑）极高；乐感不稳定；常识低于平均水平；精深科学（尤其是物理与天文）；体育知识渊博；听觉、味觉、嗅觉、触觉较好；高敏感视觉（可以看到紫外线频带）。
总休评价：能力——异常；知识水平——极高。我们看到的惟一特殊之处就是病人的视觉，也许他的视觉敏感是基因的变异。总之除此之外尚没有发现什么外星人的能力。
附带说一下，病人的语言能力并没有他所力图装出来的那样渊博。尽管他能说很多国家的语言，但只限于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习惯用语，也许是从旅游书中学来。另外病人所提供的他所在星球距离这里的距离等等我尚未验证。
驱车回家的路上，我又不禁惊叹起人类大脑的能力。以前有过很多的人在绝望伤心到极点的时候可以作出惊人之举，难道仅仅是想什么就能做到什么吗？难道真是“我思故我在”吗？我们的病人相信自己来自外星球，竟然能改变自己的视觉范围。真不知道人的脑子的力量会有多么强大。
阵亡将士日那天我的大女儿、女婿和两个可爱的外孙从普林斯顿驱车去野餐。大女儿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姑娘，可她自己从来注意不到这一点。从来不化妆，也不做头发，是个不修边幅的家伙。从小她就挺有主意。现在她是个律师，活跃在女权、环保、动物保护领域。她为什么会选择这一行呢？谁知道呢，我的几个孩子彼此之间真是不同，就像天上的七色彩虹。
比如弗雷德，是四个孩子中最敏感的一个，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喜欢一边看书一边听音乐。
而且他搜集了几乎所有的百老汇的唱片。我们都以为他会成为一个艺术家呢，出人意料的是他成了一名飞行员。
珍妮弗也不一样。美丽苗条，不像大姐阿比那样严肃，也不像弗雷德那样安静。她是四个孩子里惟一继承父志的孩子，从小就喜欢生物，现在在斯坦福大学医学专业三年级。
威尔是最小的一个，比珍妮小8岁，也许是最耀眼的了。他是学校里的体育明星。
不像他的兄弟姐妹，他很少回家，宁愿和他那帮朋友待在一起也不和他白发苍苍的父母聊聊。他对未来几乎没有任何的构想。
所有这四个孩子让我想起了一个问题。每个人的性格到底是受环境影响形成的呢还是基因遗传而来的？尽管人类对此做了无数的实验和推断，但结论依然是模糊不定的。我所知道的是，尽管我的四个孩子基因遗传相同，生活环境相同，但他们彼此之问却大大的不同。就如白天有别于黑夜，寒冬有别于炎夏一样，
阿比的丈夫史蒂夫是个天文学家。趁着烤肉的当儿，我跟他提起了我有一个对天文学很有研究的病人。还跟他说了有关我的病人对我所说的那些天琴座的数据以及他的星球的特征。
史蒂夫就蹲在地上研究这些数据，他一会儿用树枝写些什么，一会儿又揪揪他那乱糟糟的胡子，正如平时思考问题一样。突然他抬起了头，露出了一副邪恶的笑容。然后他懒洋洋地说，“是查利让你这么说的吧？”
我告诉他不是那么回事，我甚至都不知道查利是谁。
他说：“哦，真是一个很酷的玩笑，我喜欢。”然后我的外孙雷恩就缠着他玩儿起了飞碟。
我对他说这真的不是个笑话，并问他为什么这么说。
已经记不清他是怎么回答的了，但大概意思是这样的，他说：“你刚才所说的那个星球是查利和他的学生们正在致力于攻破的一个课题，包括一个天琴座内的双星系，这个星球有异常复杂的轨道，正如你那外星病人所说，查利教授怀疑是一个立体的‘8’字形运动轨道，你清楚我在说什么吗？这是一个未公开的事业！除了一两个最亲密的同事，查利根本就没告诉任何人。他打算在下个月的圈际天文物理年会中提出来。你的‘病人’是从哪儿知道的？他在医院待了多长时间了？他的名字叫‘查利’对不对？”
整整一下午我们都在边喝啤酒边讨论天文和物理学，阿比和她妈妈老是唠叨着让我们不要再讨论工作了，还是多关心关心孩子们吧，而他们正在和我那笨狗萨斯塔打得火热呢。
我想知道史蒂夫对光速运动物质的可能性的意见。他只是说“不可能”。但当我问到他是否愿意帮助我的病人使他相信所谓的K－PAX不过是他脑子里的想像时他爽快地答应了。在临走的，我给他列了许多的问题让他向查利教授请教，其中大多是关于K－PAX的大小、形状、运行周期，甚至还有那个星球的夜间景观。史蒂夫答应无论打探出什么都立刻打电话给我。
第四章
曼哈顿心理研究所坐落于纽约阿斯特姆大街112号。它是附属于附近哥伦比亚大学医学外科学院的一个分支机构。不同于其他的心理研究所，它也是个很大的医疗中心，可以接待很多的病人。但我们的概念是它“很小”，因为我们只接待有限的一百多个心理病人，他们都有特殊的症状，即无法用普通药物或疗法治愈。
1907年该院刚建立的时候只有一百万美元的资产，而今天，仅只设备一项就达一亿五千万美元。尽管面积不大，但草坪修整有道。树木错落有致，拥有喷泉和花园，还有“伊甸园的阿多尼斯雕像”（传说中的美少年）。我喜欢在小路上漫步，听那喷泉的声音，在古式石墙边静思。病人和员工就住在这里，对于他们其中一些人来说，这里就是他们惟一的世界。
MPI（曼哈顿心理研究所）的医疗中心共五层，根据病情的严重与否把病人分别安置在不同的楼层。
第一层住的是那些只患有严重神经衰弱或者温和性格偏执狂的病人，他们都很配合治疗，有些甚至已经可以随时办理出院了。其他的病人知道了这点都想尽方法希望“进驻”第一层。
第二层则住着更为严重一点的病人，就像具有严重错觉的拉塞尔和坡特之类，狂躁型或者极端沮丧型，那些顽固的厌恶人类的病人，还有完全不能适应社会生活的人。
三层被分成三A和三B两部分，三A住着严重的精神病患者，三B则住着封闭症患者和紧张性精神病患者。四层里全是那些可能对员工或者室友造成人身伤害的家伙，其中包括一些随时可能发疯的封闭症患者以及那些情绪极不稳定的其他病症患者。同时第四层还有一些诊所、实验室以及一个小图书馆和一个外科大夫娱乐室。
一般情况下一、二层是没有什么限制的，病人可以相互走动。其实，他们最常见面的地方就是娱乐室和餐厅（三、四层的病人则单独设立这些设施）。当然每层都设有自己的洗浴室。顺带说一下，我们的管理员工休息室还有医疗房间都设在第五层：所以在病人中流传一个非常普遍的笑话，即认为我们才是最最疯狂的家伙。厨房和洗衣房遍布在每个楼层，在第一和第二层还设有会议室。
在还没有担任行政主任之前，我通常每周要抽出几个小时的时间在病房里和我的病人交流，希望通过这种不正规的方式查探他们的治疗进展状况。不幸的是，自从担任了这个职务，每天的行政琐事使我失去了这些宗贵的交流时间，不过我还是尽可能和病人们在一起吃午饭。
阵亡将士节过后的周末，我打算在下午的教学演讲之前在三楼与病人共进午餐。
除了封闭症和紧张性神经症患者外，这里还包括一些因为种种原因而无法与第一、二层进行交流沟通的那些病人。举例来说，有一些强迫症患者会将拿到手里的任何东西吞进肚里一一石头、纸张、草种、银器，甚至是别人的粪便！还有些病人有严重的性方面的问题。其中的一位，被我的一个学生戏称做“怪胎”，几乎总是在意淫，任何东西，胳膊啊、腿啊、床啊、甚至厕所都能引起他的性欲。
怪胎的父亲是纽约一个著名的律师，而他的母亲是一个电视剧明星。据我们所知，他的童年一直很幸福，没有受过性压抑或者性虐待，他相貌英俊，爱好足球和橄榄球，交友广泛。在高中的时候他是个怕羞的孩子，可是到了大学他喜欢上了一个漂亮的同校女生。
她对他百般挑逗，但从来不让他得手。尽管充满了欲望，他还是为了他心爱的女友守身如玉地度过了痛苦难熬的两年。
然而在他们婚礼那天，她却跟着她的前任男友——刚从州监狱释放的家伙跑了，留下怪胎一个人站在圣坛上。当他得知自己的未婚妻弃他而去的时候，他脱下了自己的裤子，就在教堂里众目睽睽之下手淫起来，从此就一直如此。
心理疗法对他一点用都没有，然而药物疗法似乎收到了很好的功效，现在他通常可以在公众场合露面而不引起巨大的骚动了。
在病情没有发作的时候，他真是个不错错的家伙。虽然现在他已经四十多了，但看起来还是英俊无比，一头棕色的头发，宽大的下巴，还有一对忧郁的蓝眼睛。他非常喜欢看电视中的体育节目，每次我遇到他的时候他总要和我谈论关于足球或者棒球什么的。但这次，他却没有再提起足球，他跟我说起了坡特。
就我所知怪胎应该从来没有见过坡特，因为在第三层的病人是不许去其他楼层的。何不知道为什么他听说二楼病房里有一个来自遥远外星球的访客时，他很想认识这个人。我想拼命降低坡特的形象使怪胎对他不产生兴趣，但却无法拒绝他可爱的忧郁的蓝眼睛。
所以我答应他会认真考虑他的请求的，然后我问他：“为什么你想见到他？”
“哦，当然是问他回去的话可以带上我吗？’’
突然餐厅——这个在平时食物乱飞，充斥喧嚣的地方，一下子变为寂静得可怕，我环顾四周，没有人狂笑、哀号，每个人都看着我们。
我嘟囔着“我试试吧。”
当我不得不离开的时候，整个餐厅的人都要求和坡特住在一个房间，我说尽了好话，用了将近半个小时才得以脱身。
和怪胎谈话总是计我想起性所具有的可怕的魔力，就像弗洛伊德在一个世纪以前激情的语言一样。事实上，我们中的大多数在不同的阶段总要遇到不同的有关性的困惑。
我和妻子结婚几年后的一天，我突然遭遇了父亲当年死亡时的情况，我竟然不能勃起，这感觉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从床上跳了起来，在对面的镜子里盯着自己。而我看到的却是父亲那疲倦的眼睛，苍白的脸庞和骨瘦如柴的膝盖。从那一天起，我清清楚楚地知道了我也在慢慢衰老，在走近死亡。
我的妻子完全理解我的痛苦——她精通心理学，但她还是建议我去寻找关于克服阳痿病症的有关专家的帮助。这件事揭示了我一直藏住心里的多年来对父亲的死所抱有的负罪感。
后来我又恢复了正常，当我还没到父亲去世时的岁数。在那可怕的6个月里我想我比以的任何时候都更恨父亲：不仅仅是因为他强迫我选择了他的职业，更因为他让我几乎失去了性能力！
史蒂夫信守他的诺言，他传过来了那些天文数据，其中包括用计算机绘制的从假想的K－PAX星球看到的夜空的景象。
带着这些坡特脑子里根本无法想像出的数据我又见到了他。尽管我知道他并不是我们全能的上帝，可还是想知道在这个古怪病人的脑子里究竟还能勾画出什么样的奇妙的图案。
他带着惯常的微笑走进了我的办公室，我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一大篮子水果。他有滋有味儿地吃了三个香蕉、两个橙子和一个苹果，并向我询问厄尼和豪伊的情况。许多病人都对他周围的病人感到好奇，在不泄露什么秘密的情况下我告诉了他我所知道的。
当我看到他完全放松下来的时候，我按下录音机按钮开始了我们的第四次交谈。
总的说来，他似乎知道关于这个新发现星系的任何情况。不过他的回答和史蒂夫传来的数据有些不同，他说K－PAX的轨道并不是“8”字形，而是更复杂的形状，而且他所说的K－PAX的运行周期也与史蒂夫提供的数据对不上号。但其余的几乎完全一样！包括环绕K－PAX的两颗卫星的大小、形状和亮度，以及它们的旋转角度等等。尽管也许这些是一系列的巧合，或者他能看透我的思想（柃查中并没有发现这项超能力），但我宁愿相信他具有与计算机运算速度相同的大脑，从而得出了这些数据。但是他竟然能构思出另外一个星球的夜空这真是一个奇迹！顺便说一句，弗林教授现在把他研究的这颗行星命名为K－PAX。我请求他画一下他在K－PAX所见到的夜空，他说自已不擅长于绘画，但他还是答应了，我兴奋得要命，但还不忘提醒他在K－PAX上看到的可和地球上完全不一样。
这画花了他几分钟的时间，存他画画的时候我告诉他我的一个天文物理学家朋友告诉我光速运行在理论上都是不可能的。
他停止了绘画，并露出了一丝宽容的笑容，说：“你是否研究过关于地球你们人类的历史呢？哪一个新的发现不都是最初被那些领域的学者们认为是不可能的？”
然后又接着画，他时而看几下天花板，但也许那时候他的眼睛是闭着的。总之，他根本不看他在画些什么。就像他正从电脑里拷贝这幅画一样。
他的图案里有几处很明显的标志，其中包括一个像N字的星系；另一个则像一个问号，还有一个由无数颗星星组成的“眼睛”和一张“大嘴”。图上还特意标明了地球的位置。
他还解释了因为在K－PAX上的夜晚像地球上的黄昏，所以那里的人们看不到太多的星星。
他的图案当然和弗林教授提供的完全不同，我的“天外来客”显然还有他自身的限制，然而我还是感到有些失望。尽管我知道这并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我只能把这归因于E·L·布朗在1959年提出的后中年危机综合症（布朗综合症），也就是多发生在五十多岁人身上的症状，他们往往期待有什么不切实际的奇迹出现。
但是我还是发现了可以反驳我这个自信病人的证据，也许这可以使他相信自己并不是个外星来客，但要到下周了，因为特雷克斯勒女士已经颇不耐烦地多次提醒我召开安全会议的时间了。
会议讨论了一些购置复印机的决定，并且进一步探讨了关于永久主任候选人的问题，会后我陪其中的一位来自外省的候选人共进晚餐。但我还是抽了个空把坡特描绘的“蓝图”传真给了史蒂夫。
这位候选人，我叫他乔特博士，有一个特殊的怪癖：他不停地查看他的裤子拉链是否拉上。频率非常之高，无论是在会议室、餐厅、病房，有没有女人在场。可他的研究领域竟是人类性心理！所以大家都爱说心婵医生都是些疯狂的家伙。乔特博士就是一例。
我把这位候选人带到阿斯蒂，一个有趣的餐厅，那里的侍者部用近乎咏叹凋的语气说话，并且鼓励客人也如此，显然那个家伙不喜炊音乐，他吃了一顿索然无味的晚餐，而我，却在这里度过了快乐的时光。
我一回到家，妻子就告诉我史蒂夫打来了电话，我立刻就给他回了电话。
“简直太神奇了！”
“什么？”我说，“他的那张图与你的一点也不同。”
“我知道，起初我以为你的病人不过是信手涂鸦，但我后来看到了他那标有地球方向的箭头。”
“那又怎样？”
“我给你的那张图是从地球看去的天空，而不是从七千光年以外的K－PAX上看到的。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从这和从那看，宇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回到家中，用计算机计算出了从K－PAX上所见的太空，天哪，那N字，那问号，那大嘴，那眼睛，完全一样！这是个玩笑，对吗？我就知道一定是查利让你这么做的。”
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飘浮在宇宙中，完全迷失了方向。不管我看向哪个方向，那些星早似乎都一样。没有我熟悉的太阳，没有我熟悉的月亮，甚至没有任何我熟悉的星系。
我想回家可我不知道自己在哪儿，我非常害怕，怕就这么孤零零地被留在这里。这时我看到了坡特，他让我跟他来，于是我虔诚地顺着他的指点，看到了那些熟悉的星球，我终于知道了我在哪儿。
然后我醒来就再也无法入睡了。我想起了几天前当我去给一个病人咨询的路上看到的一件事情。
坡特就坐在草坪里，手里抓了一些蠕虫，因为时间关系我也没有多想。后来我想到我从来没有看到任何病人玩儿过蠕虫，他是从哪里找到它们的呢？
我在床上辗转反侧地想着这个问题，突然我记起了他在前两次谈话时对我提过的：他说他们的祖先是由蠕虫演化过来的。那么他是不是在研究那些蠕虫？就如我们研究自己的祖先——鱼一样呢？
一直没有抽空给我们的眼科专家拉帕波特打电话询问坡特的视觉检查结果分析，今天终于抽时间打了电话，电话里传来他的声音，“非常可疑，一个人的视觉范围不可能达到那个频带，他能看到只有某些昆虫才能看到的东西。”他似乎有些恼火，我想他一定是以为我拿了一份根本不存在的报告拿他开心呢。
我又一次惊叹于人类大脑的不可思议的无穷潜能，一个像坡特这样的病人是怎么利用它使自己看到紫外光的呢？甚至能够想像出从距离地球7000 光年处看到的太空景象？后者简直是不可能的！如果他真的是个专家的话，那么他一定是一个智力极高的、健忘的、幻想狂的专家！这绝对不同寻常，彻底的新现象，我突然意识到我该写本书了！
专家综合症在精神病学领域里是最为奇特、最难理解的一类。病症表现为多种形式。有些“专家”是万年历，也就是说他们可以立即告诉你2990年的独立日是星期几，但他们却可能永远都学不会自己系鞋带。有些可以像计算机一样在头脑中运算庞大的数据。还有一些是音乐天才，只要听过一遍，他们就能完全演奏出来整首乐曲，甚至是交响乐。
很多这样的“专家’’都患有封闭症。一些人在临床试验中发现有脑组织损伤，另一些人则没有明显的损伤，但基本上所有人的IQ都低于平均水平，一般在50至75之问。，但很少有这样的“专家”——其智商为平均水平，甚至大大超出平均水平。
我就知道这么一位，她六十多岁，被诊断出在左脑耳部枕骨中央有个脑瘤。因为这个瘤的压迫，她几乎不能说话、读书、写字。还被舞蹈病折磨，很难自己进餐。似乎上天并不因此而放过她，她甚至可以说是我见到过的最没有吸引力的女人。
但是她竟是一个惊人的艺术家！当把纸墨摆在她的面前时，她的手脑竟然能够停止颤动，在自己的脑子里，构思历史上最伟大画家们的名画，然后画出来，尽管整个过程只要几个小时，但她的画完全可以乱真，简直是极品。当她在做画的时候，整个的人似乎都显得美丽动人了。
她的一些作品现在被摆放在许多博物馆里，还有很多被私人收藏起来。在她死后，她的家人慷慨地捐赠给我们研究所一幅完美绝伦的仿制作品——梵·高的《向日葵》。我们把它安放在会议室内。任何人都应该同尊敬画家本人那样尊敬这位女士的天才。
过去一些日子里，心理治疗强调使病人“正常化”，使他们能更好地融入社会。而现在有一些研究机构正在尝试打破这种做法，鼓励病人将他的天才方面发挥到极致。
然而，许多的“专家”都有人际交流的困难。就如刚才所说那位女士，想和她进行一次对话简直是不可能。然而在坡特这里，一切就都不同了。他思维敏捷，善于沟通。我们能从他身上学到点什么吗？
比如他还知道有关星球的其他知识吗？是否存在更多与我们不同的获得知识的手段？毕竟，天才和精神错乱者之间的界线太模糊了，比如尼采、舒曼、布雷克，还有梵·高，甚至弗洛伊德也经常受到严重的精神困扰。
周一早上的员工大会上我建议给坡特更多的自由，这样也许会使我们获得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不幸的是，几乎没有人赞同这种做法，其中的一位根本没见过坡特，竟然就说这是一个没希望的病例，并强调必须对他加强药量，而实际上他对他自己的病人的治疗方法保守得要命。但是大多数人还是觉得多观察坡特几周再对他进行药物治疗并没有什么坏处。
我在会议上没有提到另一件事，坡特的到来似乎对病房里的其他病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例如，厄尼量体温的次数明显减少了；豪伊似乎也对学术不那么疯狂了，有一天晚上甚至在电视机旁欣赏了一场纽约交响乐团演奏的音乐会。许多其他的病人也对自己周围的事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其中就有一个二十七岁的女病人，我们叫她贝斯。她被带到这里的时候无家可归，骨瘦如柴，就我所知，她从来没有笑过，一次也没有。在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家里人就把她当奴隶一样使唤。她一直觉得应该是自已，而不是她的兄弟和姐妹，在那场毁灭全家的大火中死去。火灾后不久她就被带到这里，那时她几乎被冻死！因为她拒绝进入任何一个政府为无家可归者提供的避难所。
一开始的时候，让她吃饭都是一个难题。不像厄尼是因为害怕中毒，也不像豪伊是因为太忙碌顾不上，只是因为她认为自己活该如此，她总说：“当那么多人还在忍饥挨饿的时候我怎么就有权吃饭呢？”任何小事都会勾发起她对自己年少时悲惨经历的回忆。任何脑电波刺激疗法和神经性药物都对她不起作用。她是我见过的最自卑、最忧伤的人。
但是随着我去病房的次数的增多，我发现她现在经常坐在窗口，两手抱着膝盖，全神贯注地注意着坡特，试图听到他的每一句话。还是不笑，但也并不悲伤。
还有老太太阿彻，七十多岁，一个美国大富豪的前妻，也在坡特出现的时候停止了她的嘟囔。
二楼的病人都称她为“公爵夫人”，她总是在只属于自己一个人的房间里用精致名贵的中国瓷器进餐。由于天生富贵，她总是抱怨自己所受到的待遇，还有其他人的行为。有趣的是，这个曾经因被丈夫抛弃而在第五大街裸奔的公爵夫人，在我们的坡特面前，却完全像一头温顺的羔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