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熟知这个院子,院子的铁门由一把永固锁锁着,墙上扎满碎瓷片,院内立着一棵不再结果的枣树和一间红砖房,房门倒是常没关好,因此每天下午都会有一些没长毛的孩子挤到铁门前,看她穿着红纱内裤走进厅堂,对镜妆画。

太阳落山时,她打开院门,走上青龙巷。青龙巷与冷清的朱雀巷不同,此时总是挤满下班的、收摊的和要回乡下的人,因此大家都能看见她打着缀满桃花的白伞,挎着巴掌大的皮包,摇着巴黎交际花才摇的小巧扇子,在唇部保持一个微笑的姿势,像皇后那样目不斜视、步态优雅地走过去。也许这时漂浮在她脑海的是煤气灯、椰子树、可乐瓶子以及圣奥斯汀教堂那样遥远的东西,但我们红乌镇人留意到的却是她火鸡一般明目的丑陋。

她梳着庞大的发髻,使本已宽阔的脸看起来更大;苍白的脸扑满浓粉,也许是扑狠了,又补些青,这样青里有白,白中泛青,竟像死了些时日的尸身;她还在宽大的唇线中央细描了豌豆那么大一块红;她穿衣服,裙子虽然宽大,却暴露出麻酱色丝袜裹紧的两条巨腿,而上身则特别不合时宜地罩上浓绿的紧身衣,这东西将平淡无奇的胸脯勒没后,在肚脐上仓促一收,露出一层沃似一层一共是三层的肚子来。人们微醉的目光最后往往落在这里,就好像有一片热乎乎的海怎么沉也沉不下去。

她总是在乞丐面前驻足,取出两毛、五毛、一块,分发给他们。那些驻守在青龙巷的乞丐早已摸清她这个脾气,一直等着,就是别的巷子的乞丐也嗅到风声,赶在这时杀奔过来,因此最后她总是捂住皮包,像忙碌的母亲那样嗔怪着,“没有了,没有了。”有老婶子问:“你为什么给他们钱啊?”她说:“你们不懂的。”

关于她的善,还有一件事可佐证。1999年夏时青龙巷侧沟发现一具疯子的尸体,奇臭无比,街坊、法医、居委会连番视察过后,将负担留给民政所,但后者恰好集体出游,因此有干部出来主持,着邻里就近埋了,这件事没人掏钱就没人干,那挂职干部不知能否报销,犹疑不决,最后是金琴花义捐了200元(3)。

金琴花很少与人打招呼,巡警大队内勤罗丹(4)例外。每当后者骑着木兰经过时,她总是让到一边,嗲嗲地打招呼:“丹姐下班了啊?”罗丹是个皮肤、身材、长相处处合适的女子,却整日素面朝天,将自己裹紧在一身威严的制服里,有时候她不理,有时候则报以真诚至极的一笑,“是啊,下班了。”就好像金琴花是她的一个亲戚。

每当此时,金琴花的脸都像喝醉了,红一下。

然后金琴花走到巷口了,那里的馄饨摊有她惯坐的位置,吃完她就折返回去。她这一来一去是我们红乌镇人习知的节日,要是她没来,我们就知道她来例假了。她蠕动着回去,总会有些中老年男子心领神会地跟上,他们像躁动的精子,气急败坏地互相提防着,最终又像一脉相连的兄弟,妥善处理好彼此的顺序。最先游进院的精子总能听到低呼,“快点啊。”他应一声“嗯”,故意很慢地溜进那间房、那张雕花大床以及她故乡一般的身体。

金琴花所从事的就是这样一个对别人来说难以启齿的职业。

以前我们在理解这个曾做过售货员、洗头妹的小姐时,总觉得她体内有一种深刻的惰性,这种惰性带给她贫穷和肥胖,也带给她心安。我们总是想这个世界存在一种人,当有人将饼挂在他脖子上,他也懒得伸头吃一口,他什么都不愿改变。但后来我们发现自己错了,我们在那张做了很多场交易的床垫下翻出大量的纸花和纸鸟,拆开那精心折好的东西,便能看见用各色彩笔写的名人名言,有纪伯伦、泰戈尔的,也有席慕容、林清玄的,他们总是把世界描绘得非常美好。

又或许连这些美好也没想,她就是像未开化的人那样觉得这事情好玩。当男人紧张地脱掉衣服,将身躯压上来时,她发出搔痒式的咯咯笑,男人嘘一声,她便更加控制不住地笑下去。她总是这样欢快地和大家度过夜晚。

那个将她带入此行的美发店姐妹曾教诲她,要摇,你是做生意不是做爱,因此要摇,男人一摇就出来了。她摇了一次,发现男人果然溃败在床,便嘻嘻笑起来。这时男人不知该自嘲还是愤怒,总之心情不太好,她看状况不对,便去抱他,“叔,我以后再不摇了。”

“摇都摇出来了。”

“那我等下补你一次。”

“说什么都没用,摇都摇出来了。”

“那我不要你钱,我退给你。叔,你不要不开心,你不开心我也不开心了。”

她的生意因此旺得像结满谷子不堪重负的稻子,就等我们公安局来收割了。那天来动手的是财源紧的巡警大队,他们意识到还有这样一只肥羊后,以闪电的速度扑了过来。

那天她没有上街。她遵从算命先生的教诲,给自己做了一碗鸡蛋面,接着又端来木盆,将衣服倒进去,鼓捣出一大堆白色泡沫来。她就是这样听话,瞎子说夜晚别出来,她却是连白天也不出来。待到天黑,她打开铁锁,将它挂在院门上,然后回屋收拾床铺。这是一个心照不宣的程序,进来的男人会锁好它。她就这样平安地躺在那张既是柜台又是港湾的床上,打起盹来,不久有个叫狗劲的男人进来抚摸她的肚腹,她疲沓地笑了下,用两只手的拇指、食指夹住内裤的边沿,将它往下扯。

她和狗劲并不知道,平素那些守在墙外的嫖客此时已像聚集在枝头的乌鸦扑喇喇飞了,四名巡警和一名警校实习生马蹄包垫,悄然围住院落。那名实习生自告奋勇,率先攀爬上围墙,却在就要摸到枣树枝条时脚底一滑,将锁骨摔断了。他一声不吭躺在那里,直到四位巡警跟着翻进来,像旋风一样刮进没关的房门,才非常值得地哼唷起来。他们将这对正穿裤子的男女抓了个现行——抓嫖就是这样,是个技术活儿,早一分钟,晚一分钟,人们的衣着就会整齐,就有理由说他们是谈心,因此为了保存这宝贵的现场证据,他们拿起照相机,啪啪啪,连闪光十几道,将他们的阴部以及如遭雷劈的表情拍了下来。

狗劲没经历过这场面,但他无师自通,出来时双手交叉,举过头顶,将眼睛、鼻子和嘴巴遮起来,但火眼金睛的人们还是轻易认出他。十几分钟后他老婆就气势汹汹去了公安局,交罚款领人时,嘴唇不停打哆嗦。她对着自己的男人低吼:“家里又不是没有。”

而金琴花被押出来时,四处张望,认出一张脸就歉疚地笑一下,好像是要说你们回吧,没多大事的。进公安局大院后,她被领到灯火通明的指挥室,一个人站在墙边,此时她还在好奇地研究墙上挂着的规章制度,研究完了就低头剥指甲。忽而电话响了,值班民警气急败坏地走过去,对着里边喊:“还笑,笑你妈逼。”几分钟后,电话又响了,民警气得青筋暴突,“死孩子,报假警是要坐牢的你知道吗?你这个死全家的。”

金琴花说:“哥,我什么时候回家啊?”

“处理好了就回家。”

他说得金琴花有些怕。可等到有人将她带到巡警大队办公室时,她就不怕了,因为罗丹坐在办公桌对面。她讨好地叫了一声“丹姐”,发现罗丹偏过头,便落寞了一下,可她是知道这些分寸的。接着主审的男民警吸了一口痰,嗯了一声,开始问话,他问得极为细致:谈好多少钱?什么时候开始的?谁先脱裤子?你穿什么颜色内裤?谁先动手的?戴没戴避孕套?是女在上还是男在上?一共做了多少分钟?你有没有叫?

她开始不知应该怎样答好,答一句就看一下对方,很快又通过鼓励的眼神知道路数了,便像是说着别人的事情一样说开了。有时说得自己不好意思了,就低头继续剥指甲。

民警说,“狗劲说可能有10分钟,也可能有20分钟,可你说他一进去就射了,你们到底谁说的准啊?”

“我说的准。”

民警因此大笑,金琴花便也害羞地笑起来。这时罗丹站起来舒展了下身体,两只脚先后蹬了蹬高跟鞋,像是要出门,金琴花讨好地看过去,却一下看见她倒竖柳眉。罗丹吼道:“谁让你坐着的?跪下!”

金琴花猝不及防,仓促站起来,又听到断喝:“我让你跪下呢。”她便给吓破了胆,哭丧着脸,围着座椅转圈,可是那鞋钉已像伞尖四处刺下来,“我让你跑,我让你跑。”那鞋猛然踩在椅子上时,金琴花转不了圈,一把跪下,仰头求饶:“丹姐,对不起,丹姐。”

“谁是你的丹姐!”

罗丹一脚踩向金琴花洞开的腰腹,那鞋钉像是踩进脂肪,踩进肠子,踩进盆骨,像是踩进了很深的泥潭,许久才弹回来。金琴花望了眼苍白肚腹上迅速扩大的一颗红点,扑倒于地,接着她意识到发髻被扯散了,一个人扯着她的头发左右摇晃,在说:“我们妇女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就是从那刻起,有个支撑着金琴花的东西折断了。这种折断带来极度的恐惧,以致当她走出公安局所在的玄武巷时还在放声大哭。她应该穿过建设东路往西走,走向斜对面的青龙巷,走回自己的家,可她却浑然不知地朝东走。她就这样在闪电中披头散发,手足无措,走一步停一步,像一个走失了、找不到妈妈的孩子那样脸朝着天抽鼻子,完完全全地哭泣着。

我们从来没见过一个人有这么大的悲伤。

 

 

狼 狗


六年前,狼狗坚硬的内心出现了第一块霉斑。他像很多在黑社会混的人那样装作不在乎,但是这东西还是势如破竹地长大了。制造这个恐惧的,既不是警察、法官,也不是黑道同仁,而只是一个小屁孩。

那是个极其光明的中午,狼狗在揍他时,一次次看见拳头的影子。“你不要打了,你快把人家打死了。”狼狗阴着眼瞅了下说话的人,站直身,对准小孩的肉躯狂踩,就好像要将他踩成一摊泥,踩成一张饼。小孩一动不动了,他停下来,转身将那辆闯祸的自行车高高举起来,扔向水泥墙,然后才对肘部被擦破的女人说:“没事吧?”

他拉着女人走掉时,身后传来山崩地裂的哭泣声,他想要哭一个小时吧,哭完就背着歪斜的自行车回家了。可是那小孩追上来了。他摊开手拦着,鼻孔冒着血泡,“你就把我打死吧。”

“滚。”

“你今天就把我打死吧。”

“看看,找死来了,”狼狗无限可怜地看着小孩,“你还能怎样啊?”

“你不把我打死,总有一天我会把你打死。”小孩偏过头去。狼狗像是脚板心被羊舌舔了,欢快地笑起来,然而他很快意识到,那目光并非躲避,而是盯在了女人隆起的肚子上。“你也有老婆和孩子的。”小孩走掉了。

对方若是个成年人,狼狗就不计代价将他弄死,但对方只是小孩。我总不能把小孩也弄死吧,他宽慰着自己。然而在一次噩梦醒来后,他发现自己其实是害怕对方的。这个孩子长着沉重的单眼皮,浮着巨大的眼白,眼睛抬起时射出一道凶残的光,这光芒不单针对别人,也针对他自己,显示出鱼死网破的决心。

他多么像十几岁时的自己啊。

那时狼狗书包里塞着一块涂满血迹的青砖,孤身闯进各种陷阱,从不退缩。他既像狗一样下作,又像狼一样报复心强,他总是这样出示底牌:你要不弄死我,我就天天上你家寻仇,关门了就点火烧房子,打不过就找你女人父母下手。我保证报复永远比你多一次。

红乌镇的人不但怕自己死,也怕别人死,有时怕别人死甚过怕自己死,因此亡命之徒狼狗从十几岁开始无往而不利,20岁没到就收走红乌镇隐秘世界所有的地盘、权柄。人们恨不能生啖其肉(5)。

可克星毕竟还是来了。

那个叫欧阳小风的小孩每天用语文课本夹着一把菜刀,仇深似海地走过街道,起初他犟着头避开狼狗,后来就直视着走过去。狼狗已经听说他在油泵厂闹出了点事,阴毛还没长全,就把厂里一个踢球不错的汉子给打哭了。狼狗想过找机会灭他,但这个时候去灭,就表明自己太孱弱了。

就这样,在狼狗犹疑的眼皮底下,欧阳小风像雨后春笋,长成了一个人物。在自感羽翼丰满后,他先下手为强,将狼狗掌管的文化馆舞厅砸了个稀巴烂。其实出事前,狼狗就已知端详,可他赖在家里细心做饭,还让菜刀划破了手指。那些被打得头破血流的手下气愤地赶来时,他稳重地说:“你们放心,这件事一定会得到妥善处理。”

手下鼓噪了,他吼道:“你们有完没完,你们打得过还用得着我出面吗?”然后拨了关老爷的电话。关老爷是没有年龄的人,历朝历代都做师爷,剩了一把威望,他同意安排狼狗和欧阳到他家吃饭。这是狼狗第一次和人讲理。

那夜狼狗早到了几分钟,谦恭地坐在沙发边沿上,看看这里看看那里,听到防盗门敲响时,他点着一根香烟,手指略有颤动。“狗哥来了,”欧阳小风接过关老爷的茶水,挤着笑招呼,一屁股坐在对面沙发上。他在接连完成这几个动作时,眼睛是盯着狼狗的,就像拿着一把乌黑的枪指着狼狗。

狼狗顶上去。他不能低头,不能歪头,也不能光研究那身著名的金盾中山装,他只能像对方盯着他的瞳孔一样,盯着对方的瞳孔,就像用一把剑迎接一把剑,用一颗子弹迎接一颗子弹。他们就这样像是吹着小号,撑大眼睛。

没有比这更造孽的事了。狼狗的身体发出咔咔的响动,一个声音在循循善诱,去看看吊灯吧,去研究下茶杯吧,快垂下你的眼皮吧,就快支持不住了。可是一撤就是极大的耻辱。他知道这点,但那个叫生理的东西最终还是背叛他了,因为酸胀不堪,一颗硕大的泪水从眼窝里猝不及防地滚出来。

欧阳小风浮出一个巨大的笑,跷起二郎腿,将积满的烟灰轻弹于烟缸。而他狼狗只能倒在沙发上,看空白一团的天花板,闻着有拖把味道的空气,他想这就是失败的味道啊,平平静静。吃饭时,欧阳热忱通天,跟关老爷像父子一样寒暄,又对他不停说下不为例,但这样的语言有什么用,事情已经做了。狼狗装作宽宏大量地拍拍对方肩膀,教了几句做人道理,灰暗而去。

几天后,手下和兄弟跑光了。狼狗像是从火灾里捡回性命的人,用坦荡掩饰住酸楚,开始在街道做一个遗老。有一阵子他像死亡一样消失了,许久才冒回到夜宵摊,喝啤酒,抽三五,无耻地讲往昔江湖的笑话,不一会儿哈欠连连,流下可笑的鼻涕来,这时有个陌生女人将手伸入狼狗裤裆,将他的精液打在内裤里。故交们都知道这些天他迷醉到海洛因里去了。

对局外人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事,但是狼狗自己清楚。为什么那些过去的老大在他面前退却得那么快,为什么他们丢失了街道还对他呵呵笑,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他傻,就像他现在觉得欧阳傻。黑社会这饭不能吃一生的,任何一刀多砍下一厘米,他就狗屁不值地躺到太平间了。

在往后的岁月里,狼狗因为一次不幸的探病,彻底变成贪生怕死的人。历史上他曾多次跑到医院探人,所见不是头缠白纱,就是臂缝新针,自有一股韭菜割了再长的豪迈,可这回探的,无论头发、皮肤还是牙腔,都呈现出一种可怕的干净来。那是死神来过的痕迹。

病人抚摸着瘫痪的右手,说:“就是洗个澡的事情。你也要注意,医院里也有很多像你这种年纪得了的。”狼狗就是在这一刻看到生命悲哀结局的,一个斯文的、生活极有规律的小学老师都得了脑中风,那么他的弟弟,一个滥饮无度的混混,又有什么理由逃得过呢?

狼狗陷入进疑神疑鬼的旋涡。他虔诚地去找医生,想这些白大褂多少得告诉他一点真相,可他们总是拿捏着“不排除”、“有可能”这样的话,近乎调戏他。狼狗拍桌子喊:“我他妈的不要什么中药,我要结论,我要拍片。”拍片后,医生说,“我说了没事吧。”狼狗像犯人遇赦,大喜,可是几天后他又跑来查心脏问题,他痛苦不堪地说:“那里头总好像有一根牙签,跳着跳着跳不下去了。”医生做了无效的检查后,烦不胜烦,找保安将这位昔日老大赶走了。

狼狗只能孤独地回家。

那是一间三层的商品房,每层都放着积满灰尘的家具,没有一丝人气。他温柔的女人按照黑帮片的套路,三年前带着孩子改嫁他乡了,那时他粗暴地说“你走吧走吧”,现在却像老去的母牛那样思念着对方。他找到她的电话,准备嚎啕大哭,却听到她说:“有什么事?”因此他只能说:“没事。”

“到底有事吗?”

“没有。”

“没有,我挂了啊。”

“等等,等等,你能不能等我一下,别挂电话,让我去洗个澡。”

“为什么?”

“我怕洗澡时我死了。”

“为什么?”

“我哥洗澡时脑出血了,我怕我也会。我五分钟后回来和你说话,就说明我平安。”

“好。”

这个澡是狼狗一个月来洗得最宽心的,小腿虽然还在抽筋,但他已能勇敢地将水柱冲向头颅。他想自己要是倒下了,这个亲人就会焦灼地拨打120,将他拯救出来。

他惬意地擦拭着身体走进客厅,拿起电话,听到了嘟、嘟、嘟的声音。他在这永远的孤独中泪流满面。那么好,狼狗,死前没人抓住你的手,抚摸你的额头,死后也没人来敲门,打电话,破门而入。那么,也许只有等到几个月后,等你身上爬满蛆虫,脑袋只剩空荡荡的眼窝和紧密的牙齿了,才会有人想起来收费,你的臭味才会惊动红乌镇。可是,现在收电费的都是你不交他就给你停电,不会来催。操你妈啊,操你妈。狼狗嚎啕大哭,将话筒一下下砸向茶几。

狼狗成为红乌黑社会史上第一个出来锻炼身体的人。在小城,当众锻炼身体是件十分羞耻的事情,但他并不在乎,他目视前方,挺胸抬腿,执著而用力地奔跑在夜晚的街道。没有任何事情能阻挡这样一个活着的奴隶了,即使2000年10月8日这夜狂风大作,落叶飘飞,一场大雨分明就要来了。

穿着短裤的狼狗稳定地吐纳,一路矫健地跑出青龙巷,跑进建设中路。在闪电刺下时,他听到一声呼唤,看清了前头骇人的一幕:一个醉汉正惊惧地跨过一个女子,那女子肥沃、巨大,像只河马趴在地上,双腿抽搐着。他因此退后两步,可这时他再度听清了那凄厉的呼唤,“狼狗!狼狗快来!”

这是红乌人第一次这么需要地呼唤狼狗。这声呼唤让他意识到自己还是一位老大,而作为一位老大,他怎么能像老鼠一样跑掉呢?因此他几乎是难以逃脱地朝前走。

 

 

艾国柱


开始有风了,白虎巷摊上的人都走了,艾国柱也想走,却还是缩着身子坐住了。对面的何水清在向公安局司机小刘隆重介绍手中的白烟,后者接过两根走掉后,何水清转过身来说:“我就是你的果啊。”

以前,何水清是眼睛长在颅顶的人,每周一戴着墨镜,开着吉普,尘烟滚滚地去乡下上班,在那里泡热水脚,一心等周末开车回红乌镇。如此几年,忽然在去年留下五四枪及存折,和当地一位女老师失踪了。人们以为世间最惨莫过于何妻,她在意识到这罕见的背叛后带领牌友杀到女老师家中,将后者父母双双骂哭,人们又说这造下了孽。

三个月后,蓬头垢面的何水清和女老师回到红乌镇,人们看见他们在汽车站外分手,何水清还擦拭了她的泪痕,却不知她去哪里了。数日后,钓鱼人在护城河绿堤发现一具女尸,气体将紫黑色的腹部撑得像只地球仪,上衣的几只扣子都撑飞了,苍蝇正嗡嗡地来回飞舞。

死者家属捡走农药瓶,抬尸到公检法三家示威,要求验尸为他杀,这件事到纪委那里被断为“民愤极大”,何水清因此被罢免派出所长、副科级。死者家属不服,扯横幅继续上访,终是将何水清的编制也拿下了。这样的罢免也许算不得什么,要命的是熟人们的眼神,明面看来是关切的,里头却深藏着耻笑,因此当李局长问他要不要到治安大队帮忙时,他拒绝了,改去门户紧闭的档案室。

何水清说:“我是带着奔赴圣地的热情上路的,一直坐到火车能开到的地方才下车。在那里,城楼像想象的那样,放射着金光,而车辆接连奔行,发出哗哗的声音,我拥抱着沫沫,庆幸我们渡尽劫难,苦尽甘来。可是接下来的每件事都在告诉我:红乌容不下我们,这座城市也不会。

“一般的电影到最后才会释放出光明,而电影也就此戛然而止。它不往下讲,是因为它觉得幸福是显而易见的,不用赘述,可是我现在却知道这其中的缘由,当我们翻过苦难的大山,看到的山的另一面其实还是苦难——它们是在逃避。我现在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出去的红乌人最后都灰溜溜地回来了,因为上帝从未许诺,只要你离开了,就可以得到。相反,他一早就将我们圈限在红乌,让我们翻身不得。你看看守所的老犯人,放出去了还是想办法闹点事,好再抓回来,为的就是要在臭烘烘的地方活下去。

“我回来了。火车开过红乌时(6),我已经预知将要受到的嘲笑,就像振翅的鸡飞上天,落地后难免要为别的鸡啄伤,而且我也看到沫沫脸上的死气,就像我来这里前在求知巷看到的于老师,脸面煞白,眼神直勾,没有光,可这些都不能超越我在城市地下通道所感受的绝望。我跪伏在那里,看一双双鞋经过,他们无论怎么饿怎么冷,都会安然走回家,而我却连一床温暖的被褥都没有。因为饥饿,我和沫沫的关系变得异常冰冷。

“在没乞讨前,我曾经在马路边等一个下午,为的是把路人等光,好到垃圾桶取半块面包。终于吃到时,我热泪盈眶,有一片屑儿掉下去,我快捷地蹲下去拈起它,塞到嘴里,然后就在这一瞬间,我看见面前站着一个中年人,他给了我六块五毛钱。我干别的什么都赚不来六块五毛钱,但当我将手伸进垃圾桶时,它来了。因此我一下清楚了自己在城市里的命运。我在红乌时怀才不遇,总想出走,就像你这样,但我现在知道,只有这个地方适合我。”

何水清这个曾在《人民文学》发表过诗歌的城镇作家现身说法,让艾国柱颇难对付,而他绝不会是最后一个说客。自打几年前流露出走的意思来,艾国柱就意识到红乌镇布下了一张严密的网。姐姐总是像打货一样,打回来一批又一批姑娘的信息,不是说长的好就是说工资高,为的是赶紧找一个温柔的笼子,将野兽困住。而那些熟人则毫不客气地说,你放着这么好的工作不要,不是轻视人吗?

外边的城市则像何水清说的那样,曾两次拒绝他。城市总是一个样子,长着青硬的楼宇,行走着戴眼镜的知识分子,像一个傲慢的姑娘,将来者审判为一个明显的乡下佬。在第一个城市,他因不会使用电梯而羞惭,而第二个城市的面试间则端坐着十几个严肃的人,将他像一只小老鼠筛来筛去,以致让他的身体产生触电般的震颤。当他铩羽而归时,父亲控制不住笑起来,那既是耻笑,也是庆幸。这笑容很快传染给所有家人,他们将被窝掖得深深的,厚厚的,像掖一个深渊。

现在,他还是要出去。

他本来并不这样。在他还小时,父亲用起名的方式规划了他的一生(7)。他也一直努力走在这条从政的路上:师专毕业后考公务员,到司法局混迹,因为材料写得好被借调至县委办,并正式调入县委办。人们看着他时就像看着一个王储,眼神里带有亲密,他也习惯在这样的注视下春风得意地走。可是启示还是在一个夏夜出现了,那夜之后,所有粘在他身上的荣耀都碎成粉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