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冬前，政府通知统一迁坟，为的是防止来年瘟疫流行。地震中慌不择地堆在市边上的坟头，都要在限定的日期内迁到指定的地点，逾期不迁者，届时政府将按“无主坟”铲平。于是，每天晚上，街头巷尾，一片丁丁当当的钉棺材声。地震中入葬的人，能有一令卷席就相当不错了，没有谁是躺进棺材里入土的。“三个人的活两个人干，抽出一个人来搞基建”。中国在拒绝外国人道主义援助之后，唐山人要“自力更生”，继而提出拒绝外省、市援建的口号。人们白天上完了班，晚上要抓紧时间，弥补上这一课。窄仄的院子里无法施展，就利用晚上的时间搬到马路边干。小孩给大人举火执烛照亮，把一趟趟街，都映照得灯火通明。
母亲从姥姥家回来说，地震中被砸成截瘫的郑连祥，撇下一个儿子，绝食自杀了。连祥同三舅在同学中最要好，震前翻跟头翻得最棒，哥俩儿惺惺相惜。地震中连祥的妻子和儿子遇难。三舅每天下班路过他家，都要到连祥的床前劝解一番。临死前，连祥提出想吃熬“瓜子鱼”（即鲫鱼）。等端到他床前时，甭说鱼，他连水都咽不下了。
连祥死于绝望。
1976年的冬天格外冷，家家檐前悬吊着粗壮的冰凌，如透明的胡萝卜。入冬之前，写在墙上的“按既定方针办！”的红色标语已被涂覆。人们知道，熬过这个冬天，天，就开始暖和了。
人到中年，我常常思考，对命运，到底是应该说“不”还是应该说“是”？抗争需要勇气，安时处顺需要阅历，而分清这两者，则需要智慧。大地震，对我来说，就是第二次生命的源头，我经常回溯它，观想它。作为一场夺去我的亲人和那么多无辜生命的自然灾害来说，它无疑是应该诅咒的。但作为人生轨迹的一个转折点，它更应该是一笔财富。直到今天，我常常逼问自己：死过一次，何惧再生？见证了生命的无常，难道还贪恋转瞬云烟的虚荣，亲历了天塌地陷，对猝然临之的纷扰变故，为什么还做不到安然泰定？
大道多歧，人生实难。活着，无论对残疾人还是健全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在大学毕业后自愿从事残疾人事业，这是我内心激荡着人道主义情怀的必然选择。一个人的痛，融入到无数人的痛之中，才能最终完成对痛的超越与升华。
诗人翟永明说：生者是死者的墓地。愿我在地震中遇难的亲人在天上和星辰一起俯视我，一如我在地上从未停止过对他们的怀念。
附录：
唐山抗震20周年，纪念碑广场中央，置放着一个园艺工人用松柏和鲜花扎成的钟表，时针指向三点四十二分。这是一个历史将永远铭记下的时刻。准确的表述应该是：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四十二分五十三点八秒。政府公布的数字为：
死亡：242419人；
重伤：164581人；
轻伤：360000多人；
绝户：7218户；
鳏寡孤独：3043名；
截瘫：3817人；
外地来唐遇难者：12100多人；
……
我心中只有彩虹
张木
那些看似简单的东西原来都不是以它们本来的面目存在着的，只要和日常生活相连，那里就长满了悲情、彷徨、绝望和坚定相互交错的故事，散发出生活深处活着的味道，是生活本身的呼吸和光芒。
提起30年前的唐山大地震，王林辉老人脸上并没有现出汹涌澎湃、跌宕起伏的复杂表情。相反，他很平静地向别人说，那天，在他甚至想到了自杀的晚上，自己跨越了生死,只是他从不向在他自己看来没有深刻阅历的人谈论那次地震。如果他的目光能够与那些平和中透着赞赏、平淡中散发温暖的表情相逢，30年前的一幕，就会成为他叙述和咀嚼生活的重要画面。
地震那天是1976年7月28日凌晨。在此之前的几天，王林辉被周围扰得烦躁不安。北方的酷暑，像一块笨重的石头压在人们头顶。那时候的王林辉还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时常因生活的烦恼冲家人发脾气，甚至还与路人因自行车相撞吵架。他被强势发酵的焦躁折磨着，怨恨着。那些天，他像梦游一样恍惚地走过了铁轨、河边、菜市场和公路的十字路口。作为一个从乡村到城市来顶父亲工作的小厂工人，他已被5个城市姑娘拒绝过爱情，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仅仅长得英俊，除此一贫如洗。”他被这句话深深地刺伤了。他烦乱地攥紧拳头，似乎只要张开一个手指，那些杂沓的记忆又会涌流出来。直到今天他还清楚地记得，那些闪着沉默光芒的铁轨、河水、公路都仿佛向他招手，他知道只要自己眼睛一闭冲过去，他将永不再疼痛或屈辱。然而，当他迫切需要这些闪着光芒的东西时，他的心中有某个地方钝钝地、真切地疼了一下——他想起小时候自己曾在这些地方看到的彩虹，和着雨后土地流溢出的清新的香味。他被那记忆中的彩虹和芬芳的地气击倒了，始终没迈出自己的脚步。
他记得自己是很晚才回家的，沿着熟悉的街道走了很长时间。当时，路上传来隐约的狗叫声，耳边不时窜出下夜班人对天气的咒骂声，不远处还能飘来不愿回家的人细碎地说笑声。这时，他的眼睛被刺了一下，透过剪影一样伫立的楼群，他看到远处升起来的蓝绿色的光，它们像从洞口怒起的蛇影，旋动着、追逐着、奔腾着。远处的人群中传来惊叫声。他想起自己白天想到的光和小时候的彩虹，寂寞、凄凉中增加了些许的不祥，他加紧向家的方向跑去。
回到家里已经夜里两点多了，他听到远处越发空洞的狗叫声，还夹杂着绵长的猫叫声。他想尽力用睡意和这些声音较量，强迫自己躺下了。
后来，他是被一种巨大的声音震醒的。他以为自己在做梦，好像谁把拖拉机开到了楼顶。随着床的剧烈颠簸，他被抛了起来，他下意识地想抓住什么东西，但是，床又带着他左右摇摆，他来不及抓到任何东西了，眼前的墙壁扭动起来，伴着哐哐的墙砖倒塌的声音，他的眼前被水泥砖渣溅起的烟雾覆盖了。他是那么急切而强烈地需要依托，需要抓住任何一点想抓住的东西，然而他像被一股巨大的魔力推了出去，屋里的家具像被一扇门紧紧的封住了，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面从没见过的水泥墙，无限的恐惧和孤独感笼罩了他。他慌乱地向四周张望，想知道自己到底在哪里。可是，四周只有轰然倒塌的声响，那些记忆中最熟悉的标志性的建筑物正在他的眼中撕裂、下坠。只有远处开滦医院那雄健的大楼还依稀留下了一面挺立的墙，他只能靠此分辨着方向。
他看到周围的建筑物依然在倒塌，在清淡的晨光中一点一点毁了昔日的形象。他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他感到时间在那一刻最不真实，直到后来回忆起地震时，他依旧感到自己当时是在梦中。然而，他很快就被从楼房中或踉跄或惊惧跑出来的人叫醒了，他听到他们喊地震了，有的喊地陷了，他开始明白，自己脚下的地方，正是自家的楼顶，而那裹着他家的、他痛苦身躯的熟悉的一切，都被粗暴地埋在地里了。他想大哭，他在那一刻明白了，原来自己是那么不想死，那么怕死。分明，他感到自己在哆嗦。
快救人哪！他听到了一声喊，他听好像是邻居大哥，他的眼睛一下子涌满了泪水，他朝脚下奋力喊了一声：我还活着！我这就下来！
他跌跌撞撞地、艰难地用手扶着，扒着脚下的瓦砾。这时，他感到肩上有些凉，这才感到天空中下着雨呢。他几乎是张开双臂跌落下来的，他看到周围嶙峋的残垣断壁支楞着，围满了惊恐的人。弥漫在这里的，还有声嘶力竭的寻找呼救声。一些岁数大、有些经验的人开始把身子趴在地下，用耳朵紧贴地面向瓦砾中喊人。
时间突然过得极慢。夜色逡巡着，终于像潮水一样退去了。阳光长长地拉起来，周围的一切像被海水抛弃在海滩上的废物，破败、散溃、凄寂。王林辉感到那时刻世界仿佛失去了声音，眼泪、鲜血、绝望、死……一切都变成了黑与白，黯然却醒目。
纷乱的身影忽地从他身边掠过，有的人拿着生了锈的锤子向前飞奔，嘴里不停地嚷着：救人要紧，救人要紧！
王林辉没有多想，也跟着跑了过去，他觉得从来没有发现过自己是这么需要和别人在一起。
近了，他看到那里的楼板下压着一个男孩，衣衫不整的人们正在商量着解救他的办法。
别哭！省着力气！
含着唾沫，少喊救命，我们正在想办法！
把楼板钻个眼儿，先让他呼吸！
吊车找着了吗，快开过来，快！
话语密集得像盛夏的骤雨，人们的行动像遵循了统一的指令，配合极其默契。
锤子、树棍、肩膀在眼前晃动。
终于，一块紧锁的楼板松动了，孩子的哭声突然清晰起来。
吊车轰鸣着开过来了，颜色不一、深浅错落的绳子被粗细不同、巧拙相交的手指结在一起，绑在了沉重的楼板两端。
嘶——现场传来尖锐的响声，一个中年男子正把背心脱下来撕成条带，他的肩膀上还有着明显的划痕和渗出的血丝。
嘶——嘶——嘶——此起彼伏的声音汇在一起，一条用背心结成的绳子又绑在了楼板两端，与先前那些绳子拧在一起。
吊车开始起动了。
所有人的眼睛都看着那缓缓抖动的楼板。
王林辉觉得，自己的呼吸也正在跟着那楼板启动的速度变得忽紧忽慢。
终于，楼板的那侧射过来一束亮光，似乎，那楼板被那束光托起来了！
人们没有敢欢呼，而是下意识地相互抓着手，随着那楼板艰难地抖动，他们的手攥得更紧了。
楼板刚刚被吊车移开一点，孩子的父亲冲过去把孩子抢了出来，他已经不会哭了。孩子的母亲抽噎着说：幸亏昨天给他吃了他想吃的万里香烧鸡，为这还打了他一顿呢。
王林辉和人们握着的手撒开了，他才觉得原来自己的手臂是那样麻，已经不知道疼了。
他想起了自己的父母和妹妹，急速地向农村奔去。
当看到父母和妹妹都还活着的时候，他感到自己甚至还想到过自杀，一种深重的罪恶感从心底里升起来。
他回到城里来，发现到处都是用破塑料、树棍、油毡搭起来的简易棚，放眼望去，隐约地炊烟升起来了。他用鼻子吸了吸，闻到了活着的气息。
当天，解放军已经开始抢救伤者了。
他永远忘不了当时留在心底里的那股活着的气息。
三十年过去了，他有了自己的妻子、儿子和孙女。他的邻居有走了的，也有后来的。以前的邻居家震后几年得了孙子，现在也会读书了，他还读过《圣经》。王林辉记不住他读的到底是啥，只是其中有一段发大水的事儿，好像说的是上天发大水的时候也把彩虹藏在云彩里，让人们与洪水搏斗后看到了彩虹。
有时，他也会想起地震中求生的一幕幕往事，想起那个孩子的母亲说过的万里香烧鸡，然后想起自己曾经想自杀时走过的那些铁轨、河边和路口。他终于明白，万里香烧鸡、铁轨、河水、路口……那些看似简单的东西原来都不是以它们本来的面目存在着的，只要和日常生活相连，那里就长满了悲情、彷徨、绝望和坚定相互交错的故事，散发出生活深处活着的味道，是生活本身的呼吸和光芒。
他爱在鳞次栉比的高楼里穿行，像一张褪色的照片，浑身散发着浓郁的被时光沉淀的芬芳。他有时下意识地从楼群中想像30年前的那道道蓝光，也总能依稀想起邻居孩子读的那句话：我心中只有彩虹。
1976年的生死幻灭
王林梅
1976年是我当兵的第四个年头，进入七月，组织上安排我回家乡唐山探亲。我的探亲假到七月底，返程车票都买好了，但就在返程前夕，一场天崩地裂的大灾难使我的人生轨迹被残酷的割裂……
1972年，我15岁，读初中二年级，因有文体特长被挑选入伍。启程的日子定在1973年元旦前，火车站上，锣鼓喧天。在一片绿色海洋中，我们十几个身穿崭新军装的女兵格外显眼，父亲和母亲就站在我身后，透过镜子的反射，我看见他们眼里闪着晶莹的光。1973年元旦是一个让人难忘的日子，接兵的干部利用在北京转车的时间，令我们到了天安门，参观了故宫。那一瞬间，我们心中腾起了一种无可言状的自豪，因为从那一刻起，在保卫祖国和保卫北京的军阵中，又增添了我们。万万没想到，这一次在北京的短暂停留，竟成了自己一生在北京留下足迹的惟一机会。
1976年是我当兵的第四个年头，进入七月，组织上告诉我，收拾收拾，准备回家探亲吧。其实按原计划，总参的运动会是“八一”在北京召开。早在年初，各部队就层层遴选，将体育人才集中起来进行训练，以期在运动会上夺魁摘冠。我擅长的是短跑，我在中学时创造了学校女子组一百米跑的最好成绩，这一纪录在我参军后还保持着。我的想法是在运动会开过，若有个不错的成绩，就提出从北京直接探亲，北京离唐山很近，还可以给部队省点差旅费。4月5日，清明节，北京发生了“天安门广场事件”，成千上万的人到广场悼念周总理。当晚，这场悼念活动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排查政治谣言，军队也不例外，大家都有很多的惶恐与困惑，说话比往常谨慎多了。进入5月，上级来了通知，运动会无限期推延，我们这些准备参加运动会的人，都恢复了正常的训练与值班。随后，部队也开始逐次安排服役到了四年的老兵回家探亲。
车到唐山时已是傍晚，哥哥正在出站口等我。四年了，唐山，你送走的小女兵回来看你了。探家的日子，周围整天是同学、老师、朋友，这个来那个走，并没有在家好好待着，更没有坐在父母面前陪他们，哪怕只一天。
转眼间，离返队的时间只有两天了。父亲让哥哥提前买好了7月28日返程的车票，说：“归队一天也不能晚。”就在返程前夕，恐怖的蓝光把地平线照亮片刻后，大地开始猛烈震颤，只几秒钟，一座城市变成了废墟。
那年，我19岁。
我的睡眠一直都很轻，稍有动静便会醒来，可地震发生的那个夜晚，我却睡得很沉很沉，像死去了一样。那地动山摇般的晃动，巨雷劈来的轰鸣，我竟浑然不觉，朦朦胧胧地感觉有什么东西落了下来，其他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这个时间是公元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3.8秒，永远地留在了唐山人的记忆中。
大地刚一震颤，姐姐就起身站在了床边。几乎就在姐姐起身的同时，又是一声轰响，屋子西北角的一块墙体断裂滚落下来，砸到床头旁边的箱子上，接着又掉到地面上，滚落的时候，床头床屉被砸成两截，连枕头都被带到了地下，不知为什么，竟然没有砸着我的脑袋，我只是随着床屉一同跌落了下去……
站在地上的姐姐本能地伸手来拉我，摸到的却是一堆砖石，便惊呼：“林梅砸着了！林梅砸着了！”父亲和哥哥这时已经赶了过来，母亲把两个妹妹喊到楼下，让她俩先到外面去。南门打不开，母亲又带着两个妹妹扑到北边的门口，还好，门虽然已经变形，但还能打开。母亲把妹妹们推了出去，也上了楼。
现在，不管怎样回忆，也说不准确究竟过去了多少时候，我醒了过来。哥哥和姐姐说很短很短，父亲和母亲却说很长很长。只觉得浓烈的烟尘呛得人无法呼吸，停电了，到处是一片漆黑。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头好像被什么猛击过，昏昏沉沉地躺在地上，一动也不能动。朦胧中，似乎有人在喊：“快！快！”身边有人来来去去地走动着，而且急促地说着什么，声音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一样，只有一句我听清了：“地震，是地震。”而且辨出了说这话的是哥哥。
全家人用一条褥子托着我艰难地往楼下移，大地仍然在不停地晃动，我睁开眼睛却什么也看不见，楼梯并不长，但总也走不到头，十几个台阶，竟像千里万里一样遥远。终于，我被抬出了楼放在地上，父亲又返回了那还在摇晃的楼里，搬出一块床板垫在了我的身子底下。
惊魂未定的人们都在院子里站着，身上只穿着睡觉时穿的裤衩和背心，许多人连鞋子也没穿，赤着脚跑了出来。
天色依然很黑，下雨了，雨珠滴在脸上，凉凉的，却更让人惶惶不安。余震不断，每次震动都引起人们一阵惊慌和骚乱，不知道脚下的哪一寸土地才是安全的。远处有火光在闪，不时还有爆炸声传来。
全家人围在我的身边，看我的四肢完好，却不知为什么哪儿也动不了。母亲一遍一遍地检查我的伤情，只见到左臂和右腿上有大块的擦伤，鼻子左侧划了一个裂口。
天渐渐亮了。我突然感到四肢发麻，而且麻得越来越厉害，四肢还是一点都动不了，心里又着急又害怕，胃里有什么东西在往上涌，我告诉母亲想吐，母亲用双手接在了我的嘴边，我吐了几口，是血。吐了以后，感觉好了一些。当时还以为有了内伤，其实是鼻子左侧伤口出的血流到了胃里。我躺在雨中，身上搭了一块雨布。随着时间的推移，心中的恐惧也在渐渐的增加，不知是来自身体还是来自心灵的不祥预感，搅得我痛苦万状。我强咬着嘴唇，一声不吭地把脑袋侧向一边，脸上流的不光是雨水，还有泪。
哥哥钻进已经坍塌的卫生所里，寻找来了红药水和去痛片。
周围的景物清晰起来。也许是因为院里的建筑比较牢固，只有一座屋顶搭着预制板的楼房塌了，一家五口人都埋在了里面，其余的房子虽然裂的裂，局部坏损的坏损，都还矗立着。除了房屋坍塌的那一家外，干休所只有我和一个老干部受了伤。
外面的消息传进了院里，说唐山成了平地，说路边摆满了被砸死砸伤的人，说干休所南面的那片红砖楼全塌了，人捂在里面，没有活着出来的。人们越来越惊慌，聚在一起相互打听着、议论着，不知道还会怎样，现在该做些什么。也有清醒一些的老干部，一个劲儿地问从外面回来的人，地震的消息上级知道了吗？中央知道了吗？中央一知道就会派人来，派军队来……中央派人来了，唐山才有救。一分一秒的挨，挨到上午九点多，一辆大卡车开进了院子。是开滦煤矿的车，正沿街寻找需要救治的伤员，被父亲引到了干休所。我和那位老干部被抬上了卡车，卡车缓缓驶出院子，向室外开去。
我松了一口气，不管怎么说，总算是踏上了救治的路。天遥地远，但路的那头叫希望。
中午时分，卡车停在了二炮某团驻丰润的医疗所，医生为我简单地处理了伤口。这时，一位医生发现我的体温高，就为我做了进一步的检查，诊断为脊髓休克。我不知道这一诊断是个什么概念，但是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我将要一辈子躺在床上过日子。
诊断出来，医院无法给我提供进一步的治疗，于是救护车载着我和那位老干部在午夜出发了。目的地很明确：北京。
大雨中，拉着各种救灾物资的车辆挤在泥泞的道路上，蜗牛一样爬行着，想让救护车也让不开。我们的车也无可奈何地走走停停，一停就是十分钟一个小时。父亲焦急地将脸贴在车窗上，窗外，除了雨水什么也看不见。哥哥和姐姐不停地用酒精擦拭我的身体，希望我的体温能降下来。父亲很清楚持续高烧意味着什么，车到北京通县后，便要求把我送到就近的二六九医院。医院里挤满了伤员，等了很久后被告知实在忙不过来，还得等。看到这种情况，父亲和同车的人商量了一下，对驾驶员说：“上北京。”
终于，7月29日中午到达北京军区总医院，路上走了十多个小时。
终于躺到病床上了，身下的床单洁白如雪，给人一种安谧与祥和。X光片显示，我的第三、四、五锥体骨折错位，中枢神经受到严重创伤，导致全身性瘫痪。只是那时没有想到，这会是永久性的，而且一躺就是30年……
我比唐山地震大10岁
孟庆忠
24万遇难，16万重伤。那时我上小学三年级，这数字实实地砸在耳朵里，震得生疼。
地震袭来时，我在睡梦中。
我家东距唐山市区仅有30多公里。我被惊醒后，感觉就像坐上了筛谷的筛子。耳边只有玻璃等物的碎裂声，屋顶的泥皮纷纷脱落，掉在身上、炕上。
那年我虚龄10岁。在农村，这种年龄属于懵懂初开而又不谙世事的阶段。不过，别看年龄不大，对地震的体验可有过一次。1975年2月的那次“海城地震”，震感就波及冀东地区。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正伏在炕沿上写作业，忽然觉得脚下的地面轻微地晃悠了几下。父亲说“地震了”，可是全家人也没有什么恐慌。因为还没来得及做什么，震动就停止了。
这次不然。大震让父母首先醒来，慌乱之中父亲用极简短的言语和母亲做了分工，那就是身边的两个儿子每人负责一个，“我管老大，你管老二”。电灯？早就拉不亮了，屋里黑咕隆咚。我蜷缩在母亲怀里，傻乎乎地为那些“噼里啪啦”的家具什物心疼。母亲边劝着“咱再买新的”，边等着父亲踢开老式的格窗。窗子踢开后，我被父亲挟裹着扔到外窗台，随后自己跳下还没停稳的地面。这时，母亲的手里却空了。原来，父母各管了我的一半，小我几岁的弟弟还在炕上熟睡。在父亲的“叱责”声中，母亲紧忙在炕上划拉，找我小弟。可满炕都已经被摔碎的泥皮覆盖。一顿胡乱摸索，最终小弟被“挖”了出来，没有醒透的他不能自己往外跳，已经逃到外面的父亲和我接过他，强迫他站在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