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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展开如此别致，自然引起了黄金时代其他作家的注意。塞耶斯（Dorothy Sayers）的《五条红鲱鱼》（The Five Red Herrings，1931）、帕特里克（Q. Patrick）的《屋舍险情》（Cottage Sinister，1931）、戴利·金（Charles Daly King）的《海上迷云》（Obelists at Sea，1932）和《铁路奇案》（Obelists En Route，1934）、李奥·布鲁斯（Leo Bruce）的《三个侦探》（Case for Three Detectives，1936）等佳作，都是在《毒巧克力命案》的影响之下诞生的。也正因此，英国推理评论家朱利安·西蒙斯（Julian Symons）盛赞这本书是“侦探小说史上最惊人诡巧的故事”。在他之前，只有本特利写过包含三重解答的《特伦特最后一案》，而本书之后，即便是以推理分析和多重解答为特色的奎因，也没有提供过超过六种解答的推理小说。由此看来，史上最具“推理性”的小说，非《毒巧克力命案》莫属。
◎犯罪先驱
1931年2月，曾经出版过多部畅销小说的格兰兹出版社推出了伯克莱以“法兰西斯·艾尔斯”名义创作的《杀意》。但这部长篇被认为不属于推理小说的范畴，没有列入该社的“推理小说丛书”出版，而是由旗下的一家小出版社以简装书的形式发售。尽管没有受到出版社重视，这本书还是让读者想起了1922年发生于威尔士的、一个专横的律师杀死妻子的“阿姆斯特朗事件”（据说《杀意》就是受到这个事件的启发而创作的），而且，关于这本书的作者到底是谁的问题，也在全英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那个时候引起的骚动，堪与克里斯蒂的《罗杰疑案》引发的关于公平性问题的争议相提并论。不久，出版社申明，法兰西斯·艾尔斯是一位著名作家的笔名。对《杀意》给予高度评价的《每日快报》连载了该小说，再次掀起全国性的骚动。关于作家究竟是谁，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毛姆，有人说是埃德加·华莱士，有人说是乔治·威尔斯，有人说是阿道斯·赫胥黎，还有人说是以“开膛手杰克”为原型、写了犯罪小说《房客》而闻名的贝洛克·朗兹。但就是没有人猜是伯克莱。有意思的是，看穿了作者身份的，是E·M·德拉菲尔德。当年，伯克莱的《维奇福德毒杀案》一书就是献给这位女作家的。当记者问德拉菲尔德“艾尔斯是不是您”的时候，这位女作家立刻否认，并且推测说，法兰西斯·艾尔斯恐怕就是写了《毒巧克力命案》的安东尼·伯克莱。人们最终确认了这一点。于是，关于“法兰西斯·艾尔斯究竟是谁”的争论于焉画上句号。
《杀意》写的是一个外科医生，娶了一个比自己大八岁，但由于是准男爵的女儿而傲慢无礼的妻子。这个小个子外科医生经常受到妻子虐待，遂萌生了杀妻的想法。作品以这个外科医生的心理活动为重点，描写了这个心里有劣等感、耽于空想，希望过一种没有妻子的生活，总算想到一种毒杀办法直至毒杀妻子的全过程。作品中描述的主人公在杀害妻子之前，跟妻子一起参观伦敦杜莎夫人蜡像馆的细节，以及他杀人以后人格变异，在自信和不安之间动摇的心理描写，都细致入微。
现在的评论家常把《杀意》跟奥斯汀·弗里曼的“倒叙侦探小说”和F·W.克劳夫兹的《十二点半从克罗伊登起飞》（The 12：30 from Croydon，1934）等作品联系起来，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浏览当时的书评就可以知道，除了赞赏《杀意》的新颖性和给人以巨大冲击的内容以外，没有谁提到过《杀意》跟上述二位有何接触。虽然从凶手的视点来描写犯罪的叙述方法跟弗里曼、克劳夫兹的作品有共通之处，但是《杀意》的不同点在于，它是没有侦探介入的犯罪心理小说。并且，《杀意》之所以成为里程碑式的名作，是因为它在推理小说中，首次描写了向凶手倾斜的心理世界，给犯罪小说创作思路带来的影响尤为明显，这要比鲁丝·伦德尔的同类作品早几十年。于是，理查德·赫尔、C·E·瓦里美等人很快加以效仿，包括罗伊·维克斯在内的其他作家也不同程度受到这部作品的影响。朱利安·西蒙斯更是将其收入“百大推理小说书单”，并说道：“如果要说哪本书是战后现实主义犯罪小说的鼻祖，就是这本了。”
《杀意》是从凶手的视点来描写犯罪的，与此相对应，稍后的《事实之前》则是从被害者的视点来描写犯罪的一部令人惊叹不已的犯罪小说。主人公丽娜跟生性乐观而招人喜欢的约翰尼结婚以后不久，知道了自己原以为的“理想丈夫”喜欢赌博，而且输了钱就把结婚时置办的东西拿出去变卖。不仅如此，约翰尼性格怪异，还有爱说谎的坏毛病，善恶不分。更有甚者，约翰尼为了得到遗产，竟然杀害了丽娜的父亲。尽管如此，丽娜还是不想放弃对约翰尼的爱。众所周知，这部长篇被希区柯克改编成电影《深闺疑云》（Suspicion，1941），不过电影比原作的笔触显得温柔许多。
同为非系列长篇，此后的《概不予取》（Not to be Taken，1938）和《寓所命案》（Death in the House，1939）又摒除了犯罪心理描写，回到了毒杀题材的老传统上来。两作是为了参加《伦敦周报》评奖而撰写的连载作品，后来才出版单行本，在接近尾声的时候，都有“写给读者的挑战书”。前者是一部乡村推理小说，连载时很多读者来信说出自己的解谜结果，没有一个完全正确的。后者是以议会为舞台的连续杀人事件，为了争取印度和平而演说的政治家们，相继被不明身份的恐怖分子暗杀，而且都是因为喝了讲坛卜准备的水以后死去的。随后查明水里混入了南美印第安人用以浸制毒箭的“箭毒马鞍子”。但这种毒药却不足以致命，那么连续中毒死亡事件的真相又是什么呢？在不可能杀人事件之谜尚未解开的情况下，总理要亲自登台演讲了。看起来有点儿像惊险小说的《寓所命案》，一直被认为是伯克莱写得最差的长篇小说。不过，故事一步步向总理演说这个叫人提心吊胆的高潮发展的技巧，虽然不及过去的作品，但毒杀诡计、误导技巧、凶手的意外性等等，以及解谜过程，都还体现了作者一贯的高水准。
综上所述，作为早年与克里斯蒂、塞耶斯、切斯特顿、范·达因等人并称的推理大师，伯克莱在历史上的重要件不言自明。他的作品思路清晰、语言风趣、人物形象丰满，同时兼顾严密的逻辑性和意外迭起的解谜性；而其主张的对于犯罪心理层面加强描画的理念，又影响了其后许多犯罪作家；此外，他在书评领域还不遗余力地发掘了很多日后颇有名气的新人作家。因此，安东尼·伯克莱的深远影响至今犹存。
序幕 讨论会
“人生命的圣洁，实在是言过其实了，”费瑞斯引述道，“你们想想看，要把这句话抛向那些冥顽不灵的感伤主义者——特别是那些感伤主义大师们，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决心啊！”
“那你认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吗？”杰克·丹尼牧师问道。
“正确无疑。”
“啊哈，好吧，我想愤世嫉俗也许就是你们这些记者的职业病吧。”牧师微笑着，啜了一口酒。
费瑞斯谦和地回以一笑，轻捏了一下自己精致的蝴蝶结。他才不是记者呢，伦敦最悠久最具权威性的文学周刊的文学编辑，怎么会被称为记者呢。透过这种修辞手法，他从中嗅到了嘲笑的味道。他跟杰克可是老对手了。
“就像多愁善感是你们牧师的职业病吧，杰克。”他反击道。
“也许吧，也许吧。”牧师拒绝回击挑战，就这样结束了话题。
桌子的另一头，一位军人和一位退休的印度公务员，正在讨论新一代的问题。
巴瑞顿少校是个挺拔而英俊的男子，他蓄着灰色胡须，战后刚从军队退役，现在正从事外交协定方面的公职，而不久之前，他跟某位“新一代”结了婚，所以他很想了解一下新一代的族群是怎样的。退休的印度公务员叫戴尔，他的脑子中依然焊着战前思维，因此对于新一代感到困惑不已。对他来说，这些新一代仿佛在操持着完全不同的语言相互交流。
他听到了桌子另一侧传来的观点，并立即取来为其所用。“人生命的圣洁性！”他嗤之以鼻。接着他用手打乱了额前的灰发，让自己看起来活像一只牧羊犬，“就是这个了。时代的标志。就像我说的一样。现代人都太重视他们珍贵的生命了，他们认为没有任何东西会比生命更重要。不过很显然，他们会用一些这样好听的语句来包装这个说法，例如‘人生命的圣洁性’。”
“我还是要为他们说句话，他们也重视他人的生命，就跟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少校辩护道，“我不认为这是自私的，你知道。”
陶德杭特先生就像所有称职的主人一样，他看到了引导话题的机会。他身材消瘦，头活像个从布袋子中露出来的马铃薯。他又向前伸了伸脑袋，瞥了一眼那个印度公务员。
“那么你是同意费瑞斯的观点喽，戴尔？你也认为人生命的圣洁是言过其实吗？”他问道。
“哦，嗯，我也不是那个意思，你知道的。”
“但是你暗示了这个意思，”费瑞斯指出，“做个堂堂正正的男人，承认你就是这样想的吧。”
“嗯，好吧，也许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当然啦。任何理智的人都会这样想。只有像杰克那样的感伤主义者才会假装有些笨蛋的生命是圣洁的，是不是啊，少校？”
“我想你是打算把话题进一步细化，”少校认为，“我当然讨厌愚蠢的人。但如果你说的那种愚蠢会对其他人造成伤害，那么我同意你的观点。”
“是吧，杰克，你看，”费瑞斯摆出了他那副十八世纪的微笑表情，手指下意识地摆弄着精致的小领结，费瑞斯真是典型的十八世纪优雅做派，“少校是个勇敢的人，是个典型的军人。勇敢者才会直抒胸臆。举个例子，那些愚蠢的汽车司机，发生在他们身上最好的事就该是死亡——越快越好，直接撞电线杆最好——对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来说都受益。但你却觉得这种威胁他人安全的人的生命，是圣洁的？”
“我确实这么想。”丹尼牧师圆滚滚的身体正舒适地斜靠在椅背上，他微笑地看着周围的人，不在意任何逻辑和证明，依然安之若素。如果有人想要跟这样的牧师进行辩论，那才是蠢到家了。
巴瑞顿少校旋转着手中的酒杯：“我倒是不在意那些愚蠢的汽车司机。举政治家做例子吧——比如某个一心想把国家拖入战争的家伙。假设他本来能够避免战争的，但他却不会去那么做。他宁愿看到数十万条生命牺牲，这些生命是不是圣洁的，你们看着办好了。又假设有个爱国的刺客，他以拯救其他人为动机，前来刺杀这名政治家。那么，你认为这是件不道德的事吗？你是否依旧认为这个政治家的生命还是圣洁的？”
“好了老兵，”费瑞斯热切地低语，“他可说到点子上了，杰克。”
“除恶是否能扬善？”牧师也旋转着手上的酒杯。
“毫无疑问，”费瑞斯同意道，“但还是让我们来听听你的观点吧。”
“我一直都是这样认为的，你知道，这才是阻止战争的最好方式，”桌子的另一边传来了另一个声音，“我的意思是，假如他们有胆量宣战的话，就直接暗杀他们一两个重要的政治家，公告天下。不过，你得让他们相信，你这回是动真格的了。”
“看来你对政治家的印象相当差啊。”牧师微笑道。
“现在的政治家都是这样的，不是吗？”安布洛兹·区特威克先生羞怯地说道。
“没错，”陶德杭特先生发现话题已经偏离太远，于是努力地想把话题拉回来，“但我还是比较同意你的观点，少校。生命是否神圣，要看使用生命的方式，而不是生命存在着的这一事实。但这又延伸出了另一个有趣的问题，生命要怎样使用才最好？”
其他人都在礼貌地倾听，就像一个客人该做的那样，不过大家都觉得在这一问题上，陶德杭特先生还没有彻底说完。
“当然，”牧师表示，“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你的意思是，服务全人类？”
“当然啦，”
“是的，没错，但是这个所谓的服务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方向呢？有两种方向，你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分为正向使用和逆向使用。我的意思是，目标是在于为全人类的团体增加利益，还是除去威胁呢？相比增加利益来说，除去威胁收效更大。”
“我的天哪，你真是提出了个天大的问题。”
“但听起来是不是非常学院派？”费瑞斯询问道。
其他人看起来都理解了这个问题。
“学院派？”陶德杭特先生重复道，“一点也不。让我给你举个具体的例子吧，如果我能，让我想想。有了。比如说有个人，医生通知他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了。他——”
“我好像常见到这种情势，”费瑞斯笑道，“让我告诉你接下来必然会发生什么事吧。一个原本软弱无比、饱受凌辱的没出息的家伙，在获悉这一消息之后，突然激发出了自己的潜能，开始奋不顾身地对抗超级坏蛋，或是单挑整个邪恶的匪帮；接下来，他会跟一个他原以为是帮会中人的绝色美女坠入爱河，后来他才发现，她也被铁链锁在了地下室，而水当时已经淹到了她的下巴。他向她坦承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两人无法共享以后的人生。不过最后关头，他才发现，原来是医生搞错了。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的，当然，这种情节常出现在小说中，”陶德杭特先生礼貌地附和着他的观点，“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肯定发生过许多次类似的事。毕竟，人类有太多病症无法治愈。我举的这个例子，就是想讨论一下，假设有人希望他在仅剩的几个月生命中，能够尽力为同胞们多做些事，或者说，他情愿奉献出自己的最后几个月，为全人类作些伟大的贡献。你们觉得他能做的最好的事是什么呢？”
陶德杭特将这个模糊的问题抛了出去，他并未针对某个特定的人，只是在广泛地征求所有人的意见。而每一个人都很快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刺杀墨索里尼，”巴瑞顿少校毫不迟疑地回答道，“他是个伟人，我承认，但是他对于全世界是个巨大的威胁。”
“不，刺杀希特勒，”印度公务员纠正了他的说法，“墨索里尼已经不行了，我觉得。希特勒才是真正的威胁根源。除此之外，我一直都觉得犹太人是个相当不错的民族。当然，还有一个更好的任务，就是除掉日本的所有军事将领。”
“个人观点，我并不相信政治暗杀会有用，”费瑞斯说，“杀掉希特勒，也不见得能彻底摧毁希特勒主义，这些运动必然还会持续下去。不，如果我处于那种情势下，我可能会打算去铲除一些并不那么重要的人。这些人的存在，会让其他一些人的生活无法忍受。总之，我想多除去这些较为次要的执行者，会比除去一两个独裁者要有效得多。因为独裁者充其量不过是运动的代言人罢了。”
“我同意这个观点，”区特威克先生颇感欣慰，仿佛这番回答就是他的指路明灯，“当然啦，除非有非常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某个政治家因个人原因使国家卷入战争之中。如果这样的话，那就除掉他，避免战争的爆发。”
陶德杭特先生望着牧师：“那你呢，丹尼？”
“我？嗯，你总不能指望我也加入这种把事情交由暴力解决的行列中去吧。我会把自己献给医院的研究部门，进行危险的只能对快死的人使用的危险活体实验。我确信，比起你们那种血腥的做法，我这种行为对人类更加有益。”
陶德杭特先生看起来非常感兴趣。“这倒是个新颖的想法。”他说道。
好像并没有人注意到，陶德杭特先生还未发表自己的观点。
“你错了，杰克，就像往常一样，”费瑞斯嘲笑道，“没有任何医院会使用你的身体，我敢保证如果真的有要冒那么大风险的危险实验，那肯定会有人出来阻止的，外界会形成舆论压力，这一实验也无法贸然进行。不管怎么样，你不是派不上任何用场，就是起不到什么大作用。即使有非要使用人体，无法使用动物身体的实验，那也肯定是极为罕见的。”
“你确定？”陶德杭特先生严肃地发问。
“我很确定。”
牧师耸了耸肩说：“嗯，反正这只是个学术讨论而已。”
“当然啦，”陶德杭特先生当即表示同意，“不过不管怎么说，大家不觉得这五份投票很有意思吗？五人投票，四人将票投给终结生命。这并不是一种正向的做法，这是通过抹杀掉现存的邪恶，来保护人类的利益。换句话来说，就是用谋杀来为人类谋福利。这样，我们的问题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人生命的圣洁。”
陶德杭特先生又斟了一杯葡萄酒，接着把酒瓶递给其他人。陶德杭特先生并没有妻子，因此他很自由，愿意在餐桌前待多久，就能待多久。反正这次晚间聚餐，并没有任何女性参加。
喝了两圈酒之后，客人们也越发放松下来。大家不仅找到了令人愉快且富有争议性的辩论主题，而且葡萄酒也非常好喝，加之场上并没有不耐烦的女人在身边絮叨，真是爽啊。
“好极了，”费瑞斯说道，“为了让话题能继续下去，我再重复一遍这句话，人生命的圣洁，实在是言过其实。这次我会专门询问任何不认同我观点的人，请那个人告诉我，最邪恶的高利贷者、勒索者，还有那些整天将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勤劳认真的好人赶出工作场所的只会拍上司马屁的跳梁小丑——”费瑞斯的声音陡然变得苦涩。他环视了一圈桌边的人，稳定了自己的情绪，“是的，如果你喜欢，甚至可以谈谈那些疯子或是白痴什么的。怎么样，杰克？”
“你的意思是，你有资格审判生死？”牧师反击道。
“为什么不呢？我会是一个好的审判者。”
“你的目标应该是改造这些人，而不是消灭这些人。”
“如果我觉得他们是不可能被改造的呢？”
“所以说，你这审判的不仅仅是生死，还有人灵魂深处的善与恶喽？”
费瑞斯想找回主动权：“当然，善恶并不像你想的那样难以判断。”
“我真希望我能有你的那种自信。”
“啊，但你已经被锁死在你的职业里了，你看。你必须相信——或假装相信——那些勒索者、高利贷者和骗子的灵魂是可以救赎的。我不相信。而就算他们是可以救赎的，那也会花相当长的时间，也会花费相当大的代价。这不值得。”
“那么你依然认为一个人能做的最伟大的事，就我刚刚提出的那两个例子来说，就是消灭邪恶的根源喽？”陶德杭特先生带着一贯的认真态度问道。
“悲惨和不公正的根源，”费瑞斯纠正道，“我对于抽象的邪恶并不关心。是的，没错。事实上，我就是这样想的。大到政治体系，小到单个人，若想扬善，必先除恶。除此之外的工作都毫无效果。你同意我的看法吗，少校？”
“是的，我同意，没错，我想这听起来很清楚。”
“完全同意。”公务员断言。
每个人都望着区特威克先生，他的脸红了。
“是的，我——我很遗憾我必须同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听起来很令人痛苦。但也许这就是我们必须接受的。”
“看来我们最终达成共识了，”陶德杭特先生总结道，“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之后，结论如下：人生命的圣洁是有例外的，而一个人能做的最大的好事就是铲除邪恶。这些恶人的死亡，必须能够将一些人的悲惨转化为幸福。这是不是就是大家的共同观点？”
“我投反对票，”牧师坚定地说，“你们让谋杀看起来是合情合理的，但你们必须正视一个问题：谋杀永远不是合理地解决问题的办法，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哦，算了吧，先生，”少校反驳道，“这不是论据，好吧？这只是一种主张，而且你无法证明这个主张是对还是错。我的意思就是，我也能说有时候谋杀是合情合理的。那么这样就陷入僵局了。”
费瑞斯的眼睛闪烁着：“少校，你的意思是，你刚才发现，杰克的论点十有八九都只是他自己的主张吗？一位可怜的牧师，必须挺身而出，捍卫那些无人能够证明的事，他要怎么做呢？他只能后退一步，重复着一些他认定的公理。我们如果不接受这些公理的话，辩论就陷入了僵局。”
“你最好还是能接受几条公理吧。”牧师和蔼可亲地反驳道。
“我怀疑。不过当然你会这么说。”
“是啊，”陶德杭特先生说，“那么综上所述，对于那个只剩下几个月生命的人来说，谋杀某些特定的人，是最好的选择。你们都确信吗？”
“我并不想逃避任何难听的字眼，”费瑞斯微笑道，“不管你称之为谋杀还是终结生命，都行，这就是我相信的。”
“出于这种情势下的人，会作出正确的判断，执行正确的谋杀，对吧？”区特威克先生大胆地说道，“我的意思是，刽子手也是这么干的。”
“说得没错，”陶德杭特先生兴致勃勃地说，“那么，如果我们决定谋杀的话，又应该去谋杀什么人呢？你们中的两位偏爱政治谋杀，认为政治谋杀可以造福全世界，或者至少造福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而另外两个人则主张谋杀不那么重要的特定人选。
我想听听这两方的意见，一定会很有趣。”
“哦，我撤回有关墨索里尼的说法，”巴瑞顿少校指出，“我刚刚的那个提议并不是很严肃。此外，我也没法决定是谋杀墨索里尼还是希特勒会更符合人类社会的需求，或者即使杀掉了他们，世界也未必会变得更好，倒有可能变得更糟。换句话说，我跟费瑞斯一样，我也不相信政治谋杀。”
“戴尔，你呢？”
“嗯，如果少校撤回了墨索里尼的话，那我也撤回我的候选人。不过我必须说一点，那就是我希望看到这个国家的所有不诚实的政治家都被枪杀。”
“那还能剩下多少？”费瑞斯微笑道。
“哦，算了吧，”牧师抗议道，“还应该加上鲍德温勋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