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九月，以政务官的身份我站在台北议会接受质询，青天霹雳而来的不是质询，而是指控：「你，不是台湾人！」当我修复地层下陷的林语堂、钱穆故居时，隆隆的指责是，「林语堂、钱穆都是中国人，不是台湾人；你为什么修他们的房子！」当我试图将二二八纪念馆以公开竞标的方式寻找经营者时，我必须忍受被指为「文化杀手」，「外省文化局长在消灭台湾本土文化！」而时不时，一张匿名的传真信会交到我手上：「中国人，滚回去！」
三年半，不吭声，只是分秒必争地把事情一件一件做出来。我可以面对叫嚣震天，不眨眼、不说话；我的笃定从哪里来？
只有我自己知道：那满面沧桑的渔民，那喝醉了就痛哭失声的老兵，那逃走又被追回来的部落女人，那无法与人交谈的大陈婆婆，那在诊室里听贝多芬的医生，那乡下警察和他养猪织网的妻子；这些乡人从未叫嚣，却给过我一生用之不尽的温暖和信任。什么是台湾人？不必由你来告诉我。
简单的公式简化了真相
北社副秘书长王美琇女士用「两种文化想象」来解释台湾目前的社会分裂来由(「人间」副刊几月几日)：一种是「蒋氏政权撤退来台后，在台湾社会不断透过其所掌控的文化、教育、传播的力量，有意识和有计划的长期形塑台湾人民的民族想象──我是中华民族、我是中国人。」另一种就是「从土地情感、共同的历史记忆与生活经验自然而然形塑而成的。」而台湾之所以发展出民主，就是由后面「这股由土地情感自然而然形成的共同体想象，与长期党外政治运动相结合，而迸发出推动台湾向前迈进的最大能量。」但是阻碍这种能量向前迈进的，就是前面那一股「蒋家政权官方」操弄所培养出来的「中华民族与中国人」的「想象共同体」。
既然民主的障碍来自「中华民族的文化想象」，作者认为，「要消除台湾内部盘根错节的族群问题，以及建立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方法就是「全力形塑以台湾为主体的『想象共同体』，并且尽一切努力去创造何谓『台湾人』(当然包括五大族群)的文化想象。」
这是一个线条分明的公式：蒋家政权＝官方＝中华文化＝中国人＝反民主；土地情感＝人民＝台湾文化＝台湾人＝民主。未来努力的方向，就是把前面这条方程式删掉，剩下就是美好的「公民社会」了。这几乎就是近数年来民进党执政的思维主轴。再度获得执政权，民进党人已经提出要以文化论述来「形塑」台湾文化，这个公式因此值得我们探讨。
公式总是有几分道里的，但是容易失之简单，套在错综的历史和复杂的情感上，就会简化了真相。譬如说，所有对中华文化或民族有所认同的，都是国民党愚民的结果吗？不见得。台湾在国民党来台之前几百年期间，汉文私塾和诗社就很发达，异族统治时，「中华民族」情绪更是一触即发。读一读热爱台湾的巫永福先生在日据时代的诗吧：「未曾见过的祖国／隔着海似近似远／梦见的，在书上看见的／流过几千年在我的血液里……还给我们祖国呀／向海喊叫／还我们祖国呀！」或者被尊称为「台湾新文学之父」的赖和：「家国兴亡有遗恨／子孙不肖负前功。」
很多人，或许在历史的演变中抛弃了这种认同，但是也有许多人保留了这种认同，可能由于「蒋氏政权」的洗脑，但也可能由于他喜欢唐诗宋词，因为他向往大山大水，因为他对传统戏曲情有独钟。就好像今天对日本保存好感的人，不见得都是因为日本殖民政府的洗脑一样，文化情感是极其复杂的东西。那么不管什么原因保留了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认同的台湾人，是不是就应该被视为违背「台湾主体性」，被排除在台湾的乌托邦之外呢？茄萣乡的渔民、老兵、原住民、大陈婆婆、乡下警察，因为历史经验不同，心中的「文化想象」可能有层层纹路齿牙交错，他们每一个人是不是都有权利做自己的坚持呢？谁又有资格去规定他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文化想象？
共识，是要有的，但是共识的达成，是经过自然而平等的沟通交流，还是由现在新的政权「透过其所掌控的文化、教育、传播的力量，有意识和有计划地长期形塑台湾的民族想象」？
将画布弄干净
卡尔巴柏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对追求乌托邦的激进主义者曾经提出警告。引用柏拉图的话，他说，想要建造国家、改造人民的激进主义者「将城邦与人民的性格当作画布」，掌权后「第一步工作就是要将画布弄干净。」什么叫「将画布弄干净」？就是「根除各种现存的制度与传统」，必要时，「以整肃、下放、驱逐、杀戮来进行『清除』」，激进主义的结果，巴柏说，通常是生灵涂炭。
巴柏在一九四三年所说的话，预告了二十世纪下半叶共产主义乌托邦大实验的惨烈悲剧。乌托邦的信仰者往往也是理想主义者，对于理想的激情，使得他们容易为自己的信仰赴汤蹈火，也严峻要求他人生死以赴。同时因为深信乌托邦目的的绝对崇高，所以采取的手段是否合理是否道德，就不重要；换句话说，目的的崇高性可以批准手段的卑下，可以豁免对手段的怀疑。
乌托邦往往是一种国家想象，这种国家想象在激进者手中变成一个终极标准，来衡量一切行为的善恶。「凡是对国家有利的就是善的、道德的、正义的；威胁国家利益的就是坏的、罪恶的、不义的。为国家利益服务的行动是道德的，危害国家利益的行动是不道德的。」
这种道德逻辑，听起来多么熟悉。共产党这么告诉大陆的人民，国民党这么告诉台湾的人民。令人不安的是，把「国家」两个字换成「台湾主体性」读读看：「凡是对台湾主体性有利的就是善的、道德的、正义的；威胁台湾主体性的就是坏的、罪恶的、不义的。为台湾主体性服务的行动是道德的，危害台湾主体性的行动是不道德的。」熟悉吗？这是民进党的今日台湾。在「画布」上不符合这种「文化想象」的，要彻底清除，印上「正确」的符号。而「正确」与否，由党的「文化论述」来定。
这种逻辑，用巴柏的语言称呼，「就是集体主义的、部落的、集权主义的道德理论」。
「台湾人」变成图腾崇拜
王美琇的文章说，「如果『台湾人』是民族认同、公民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综合体，我们必须重新形塑什么是『台湾人』？有关『台湾人』的文化想象是什么？……什么是『台湾人』的精神象征与文化传承？……唯有我们让这股形塑『台湾人』的文化力量，成为社会主流价值，政治力最后才会靠拢过来。」
使我沈思的是，「台湾人」三个字本身有任何意义吗？「台湾人」比「毛利人」、「菲律宾人」、「日本人」多一点什么天赋异禀吗？为什么说「台湾人」是民族认同、公民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综合体？为什么不说「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或甚至说「对世界第一高楼的迷恋」，而是──「台湾人」？「台湾人」难道已经成为图腾，成为价值符号？
处理九一一恐怖攻击的纽约市长朱利安尼曾经对他的国家做过同样的提问：「我经常在想，是什么让美国这块土地显得特别？」他的答案是这样的：「林肯曾经说过，判断一个人蕴含的美国成分多寡，不是凭他的家谱，而是看他对美国的理念所信奉的程度……我们不是单一种族，不属单一血统，不讲单一语言。凭借着对民主政体、宗教自由、资本主义，以及让每个人选择支配金钱之自由经济体系的坚定信念，将我们牢牢地拴在一起。由于对生命和法制的尊重，让我们成为美国人。」
在民进党的文化意识里，判断一个人蕴含的「台湾成分」多寡，却恰恰是看「家谱」、看「土地情感」、看爱不爱「台湾」，而不是看爱不爱「公平正义」、爱不爱「法治人权」。「爱台湾」曾经是夺取政权的手段──作为口号，它有号召力，因为它有正当性：面对国民党长期的而且与台湾现实严重脱节的大中国意识形态，突出台湾主体性是历史的必要，情感之所趋。但是「爱台湾」从口号变成命令，从命令变成国家标准，有如窜出了实验室的科学怪物，开始吞噬它所碰触的一切。一个为矫正国民党的偏颇而用的手段，变成了终极目的本体。而目的又被赋予道德崇高性，去合理化卑下的手段，譬如指控不同意见者为「卖台」。
「爱台湾」成了掌权者的道德电击棒。
核心价值在哪里？
如果在「台湾主体性」的概念之中，被强调的是部落血缘，而民主社会的核心价值──自由的心灵，人权的坚持，对异议的尊重、对法制的遵守、对内部集权的反抗、对弱势的照顾等等，反而被视为次要，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台湾主体性」？如果对抗中国民族主义的霸道，我们所使用的是一样狗血喷头的「台湾民族主义」，台湾的优越性何在？如果在宣扬「台湾优先」的同时，外籍劳工被虐待、大陆新娘被歧视，前线情治人员被背弃，政治不「正确」者被排挤，这个「台湾优先」能被我们的良知接受吗？如果统一无法保障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反而使这些价值屈服在所谓「国家的利益」之下，那么统一为我们所不愿，但是，如果因为台湾独立是一个伟大的乌托邦而在追求伟大的过程中，诚信、正义、公平、宽容等等原则必须被牺牲，那么台湾独立又是为了什么？它难道不是一场自己背叛自己的伟大？
「台湾人」的定义如果是唯我独尊、排他的，那么我耻为台湾人。「台湾文化」的定义如果是狭隘闭塞、党同伐异的，那么我一定是一个异议者。如果台湾的国家，不论是中华民国还是台湾民主国，变成一个压迫性格的「集体主义的、部落的、集权主义的」政体，那么我就是一个誓死的反对者、叛国者，因为我相信，不容许自由心灵存在的国家，就不配让我爱，不管它的名字是「台湾」还是「中国」，不管它有几斤几两的「土地情感」。
在夺取权力的努力中，民进党的意识形态急速地从挑战权威转向为巩固权力服务，把文化内部所有的压迫简单而廉价地解释为族群压迫、「外来政权」压迫，敌我之分，从来不去审视、不去面对自己的信仰滋长出来的压迫的本质。不敢诚实面对自己，鼓吹「族群融合」其实和挑动「族群对立」都是以假治假。现在既然再度得到了政权，民进党中的谔谔之士是不是可能重新恢复心灵自由，找回当年自我批判的精神呢？
至于人民，在扑天盖地、国家钦定的「台湾主义」狂热中，冷静深沉比什么都重要，牢牢地抓住核心价值，让我们用核心价值去批判台湾、去检验所有神圣的谎言吧。台湾不值得爱，如果它不容许人们不爱它。
谁，不是天安门母亲？──献给丁子霖
⊙ 龙应台
文章摘要: 没有一个真正富强的国家不把人才当做国宝的，或者应该倒过来说，不把人才当做国宝的国家，不可能真正富强。回首五十年，一整代菁英被「反右」所吞噬，又一整代被「文革」所折断；「六四」，又清除掉一代。五十年共产党的历史简直就像一只巨大的筛子，一次一次把国家最珍贵的宝藏筛掉。一路抛弃宝藏，巨人你奔往哪里？
作者 : 龙应台,
发表时间：9/4/2006
十五年前，我是一个怀孕的女人，在不可预知的机缘里，走了三个广场：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东柏林的亚历山大广场、莫斯科的红广场。那是动荡的一九八九年。
为了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我来到北京。清晨时刻，雾，还锁着昏昏的建筑，覆着疲惫的人群，广场在朦胧中却显得深不可测，像秘密无声的山谷。
但是你知道山谷不是空的，一波一波的回声涌动，推着历史的隆重自转。一八九五年甲午战败后的呼喊，在一九一九年一战之后得到呼应；一九一九年的呼喊，「要民主，要科学，要国家富强」，在一九四九年得到庄严的呼应：「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对着一九四九年的庄严誓词，一九八九年发出呼喊──
没有人想到，回应誓词的是屠杀的枪声、坦克的震动，和长达十五年的灭音。
可是亚历山大广场上人潮汹涌，上百万的东德人每天上街，高举着拳头，要求开放边境，要求民主自由。突然之间天安门的枪响传来，德国人走在街上，脸上有血色的愤怒，但是心里有白色的恐惧：天安门的屠杀，是否也会在东柏林发生？
我到了柏林城外，想感觉一下乡村的情绪。中午的太阳辣辣地照着，小村广场上只有一只老狗趴着打盹，看起来安详静谧。但是在广场地面上，有人用粉笔画了什么，白白的一片。我走近去看，画的是一个中枪倒地的人形，四肢呈「大」字打开，中间用德文清楚写着：「天安门，六月四日」。
又过了几个月，我在莫斯科的街头。成千上万的人，孩子骑在父亲的肩上，母亲推着婴儿车，白发苍苍的老年人手挽着手，大声呼喊：「自由！自由！自由！」白色的布条横过整条马路，用各种文字写着：「我们不要天安门！」每一条横巷内都藏着军用卡车，卡车里塞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紧抱着枪，全神戒备。
我怀孕的那一年，柏林围墙被人民推倒；苏联帝国轰然解体。事后，我们知道，当呼啸的人民像洪水一样自街头流过，这些党的领导人躲在高楼的办公室里激烈地辩论是否也采用「天安门模式」来保住政权。但是天安门的屠杀太过残酷，给世界的震撼太过剧烈，被过于巨大的罪行所震慑，两个城市的领导人，在最紧迫的时刻，按住了枪口。
柏林围墙崩溃前夕，东德领导阶层乱了手脚，譬如说，对试图越墙逃跑的人民，是否还是一律「格杀」？一个高阶领导后来回忆说，「当时，我就给自己立了一个分清是非的标准：天安门发生屠杀时，你是站在哪一边？站在人民这一边的，就是对的。这么一想，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北京的天安门，成为动荡中的东欧用来判别是非的准则、分辨真假的测谎器。
是的，你可以说，中国的血染大地成就了东欧不流血的革命。
2
十五年之后，在香港一个高贵的晚宴上，我遇见了这么一个姿态优雅的上海女性，从美国留学归来，在香港公司任经理，用英语说，「六四？不过是中国进步过程里打了一个饱嗝罢了！」
中国的「进步」，在她身上那么清楚地呈现：经济的起飞已经培养出一整代欣然自得于个人成就而对「六四」一无所知的人。或者并非一无所知，但在物质追逐的游戏中早已接受了一种逻辑，就是说，没有镇压，就没有今天的进步，镇压是进步的必然条件。对更年轻的一代而言，「六四」屠杀则根本不存在。历史的杀人灭迹，由国家执行起来特别专业、特别有效。
中国在「进步」，像一个突然醒过来的巨人迈开大步在赶路，地面因他的脚步而震动。民间社会的自主空间逐渐拓宽，民权观念悄悄萌芽，经济的发展更是举世侧目。二○○八年的北京奥运、二○一○年的上海世博，还没有发生，但是仅仅是预期就已经使得许多中国人觉得光彩万分，心中满溢着强国盛世即将来临的自豪感。
然而有多少人看见，巨人是带着一个极深的伤口在赶路的？
「六四」的镇压，使得无数的中国精英流亡海外。诗人、作家、思想家、科学家、经济学者、未来的政治领袖人才……，这些中国最优秀的头脑、最细致的心灵，被迫留在异乡的土地上，幸运者成为别国的文化养分，不幸者提早凋零殒灭。
没有一个真正富强的国家不把人才当做国宝的，或者应该倒过来说，不把人才当做国宝的国家，不可能真正富强。回首五十年，一整代菁英被「反右」所吞噬，又一整代被「文革」所折断；「六四」，又清除掉一代。五十年共产党的历史简直就像一只巨大的筛子，一次一次把国家最珍贵的宝藏筛掉。一路抛弃宝藏，巨人你奔往哪里？
或者说，「六四」被放逐的是少数，而且中国大，人才无数，反正筛掉了又有新的一代冒起。
再多的麦子若是掉在石砾里，也是要干枯的，所以麦子多寡不是问题，土地的丰润与否才是。只有当国家以制度来保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时，人才才可能像麦子落土悠然茁长，然而只要镇压「六四」的道德逻辑还在──这个逻辑将对于党的忠诚凌驾一切，将粗暴的权力视为当然──那个制度就不存在，人才也无从焕发；集权的逻辑是一把锁，锁住整个社会结构，让自由的心灵、爆发的创造力、无边的想象力处于不能动弹的地位。
高楼越来越多，道路塞满了汽车，商场人头钻动，飞弹战机精良耀眼，奥运世博国威赫赫，这些或许都是值得自豪的成就，但是有两个问题不能回避：第一、它是以什么代价换来的？那个代价可以不偿还吗？第二、它是可长可久的吗？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保障，就不会有真正对弱势的照顾、对异议的容忍、对强权的反省、对法治的尊重、对人道的坚持、对正义的当仁不让，也不可能在文化艺术的创作上登峰造极……，缺少公平正义、缺少温柔力量、缺少自由精神的国威赫赫，难道是中国人真正的追求吗？
「六四」屠杀，不是中国这个巨人打了一个饱嗝，而是巨人身上一个敞开溃烂的伤口。伤口一天不痊愈，巨人的健康就是虚假的，他所赶往的远大前程，不会真的远大。
3
十五年过去了，谁看得见这个伤口？
国际看得见。
一九九四年，我还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任教。突然发现那一年的研究生数目骤减，几乎开不成课。我们很纳闷，几经推敲，找出了原因：九四年进研究所的，大致是一九八九、九○年间进大学的人。天安门发生屠杀后，那一年汉学系几乎收不到学生。对中国的失望和厌弃，使得欧洲学生拒绝汉学。
十五年来，欧洲人忘了「六四」吗？中国的市场，以及藉由市场所展现的国力「崛起」，赢得了国际的尊敬吗？中国的电视镜头跟着领导人出访，让人民看见，譬如说，法国总统铺排的红地毯礼遇，但是镜头删掉的，是法国文化界、知识界、民间团体对中国人权的抨击。各国政府纷纷来到中国竞争市场，但是尊敬？对不起，没有人会尊敬市场的；这个世界再怎么现实再怎么野蛮，最终赢得国际尊敬的，不是市场或武力，而仍是一个国家文明和道德的力量。今天美国失去好大一部分世人的尊敬，不是由于它的国力减弱，而是由于虐囚事件暴露之后它所丧失的道德立场。中国要得到泱泱大国应得的尊敬，不在于市场之大，国土之广，人口之多，而在于它道德担当的有无。
「六四」使中国的道德破产。
没有忘记这个伤口的，还有台湾人，还有香港人。
中共的领导人一定问过自己：为什么用「血浓于水」的「民族大义」跟台湾人讲不通？为什么对香港释出了大量的利益，香港人仍旧若即若离？领导人愿不愿意面对这样的答案：台湾人抗拒，香港人挣扎，和「六四」的道德破产是紧密相关的。
对于香港人而言，今天可以释出的利益，是明天可以收回的威胁。二十三条带来恐慌，难道和「六四」的血腥记忆无关？对于台湾人而言，听一个对自己人民开枪的政权大谈「民族大义」、「血浓于水」，除了恐惧和不信任之外，还可能有其他的感觉吗？
「六四」屠杀代表权力的野蛮，理性的丧失，人性的沉沦，只要一天不平反，它就一天刻在北京政府的额头上。带着这样的「黥面」，你如何以文明的姿态去和台湾人或香港人谈「统一」、谈「爱国」？简单地说，你，如何让人相信？这个沉重包袱，对于力求改革的新领导人或许不公平，但是政治责任本来就是「概括承受」的，不是吗？
如果有人以为「六四」仅只是那一小撮流亡海外「不成气候」的民运分子的事，关系不大，那就真看错了。「六四」平反不平反是一个良心的测谎器、道德的试金石，更是两岸政治和解路上一块怵目的绊脚石。北京政府如何对待「六四」，意味着它是走向民主自由还是继续极权统治，也关键地影响台湾人对中国的态度。马英九在两年前纪念「六四」的文章中有一句话：「『六四事件』必须平反，这必将是大陆民主化与两岸政治统合成败的重要指标。」对于许多台湾人来说，两岸的对峙，民进党不是问题所在，台独不是问题所在，真正核心的症结──北京领导人不可能不清楚──是中国本身的民主化进程，而「六四」，是一个人们每天看着、无时暂忘的指标啊。
遮掩伤口所引起的最后的全身败坏，我们是目睹过的。二二八的流血事件被国民党遮盖了四十年。四十年中，家破人亡的痛苦无处申诉，流亡海外的委屈无法纾解，仇恨因为掩藏而更加深化；四十年后，国民党固然因而失去了政权，人民也被一种积累的苦大仇深所撕裂、所折磨。
「六四」敞开的伤口已经被掩盖了十五年；是抢时间尽快把盖子打开，让它在温柔中愈合？还是继续掩盖，让它在缄默中溃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