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回 纵横钩党清流祸 峭茜风期月旦评

  北风如刀,满地冰霜。

  江南近海滨的一条大路上,一队清兵手执刀枪,押着七辆囚车,冲风冒寒,向北而行。前面三辆囚车中分别监禁的是三个男子,都作书生打扮,一个是白发老者,两个是中年人。后面四辆中坐的是女子,最后一辆囚车中是个少妇,怀中抱着个女婴。女婴啼哭不休。她母亲温言相呵,女婴只是大哭。囚车旁一名清兵恼了,伸腿在车上踢了一脚,喝道:“再哭,再哭!老子踢死你!”那女婴一惊,哭得更加响了。

  离开道路数十丈处有座大屋,屋檐下站着一个中年文士,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那文士见到这等情景,不禁长叹一声,眼眶也红了,说道:“可怜,可怜!”

  那小孩子问道:“爹爹,他们犯了什么罪了?”那文士道:“又犯了什么罪?昨日和今朝,已逮去了三十几人,都是我们浙江有名的读书人,个个都是无辜株连。”他说到“无辜株连”四字,声音压得甚低,生怕给押送囚车的官兵听见了。那小孩道:“那个小女孩还在吃奶,难道也犯了罪?真没道理。”那文士道:“你懂得官兵没道理,真是好孩子。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人为鼎镬,我为糜鹿!”那小孩子道:“爹,你前几天教过我,‘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就是给人家斩割屠杀的意思。人家是切菜刀,是砧板,我们就是鱼和肉。‘人为鼎镬,我为糜鹿’这两句话,意思也差不多么?”那文士道:“正是!”眼见官兵和囚车已经去远,拉着小孩的手道:“外面风大,我们回屋里去。”当下父子二人走进书房。

  那文士提笔蘸上了墨,在纸上写了个“鹿”字,说道:“鹿这种野兽,虽是庞然大物,性子却极为和平,只吃青草树叶,从来不伤害别的野兽。凶猛的野兽要伤它吃它,它只有逃跑,倘若逃不了,那只有给人家吃了。”又写了“逐鹿”两字,说道:“因此古人常常拿鹿来比喻天下。世上百姓都温顺善良,只有给人欺压残害的份儿。《汉书》上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那就是说,秦朝失了天下,群雄并起,大家争夺,最后汉高祖打败了楚霸王,就得了这只又肥又大的鹿。”

  那小孩点头道:“我明白了。小说书上说‘逐鹿中原’,就是大家争着要做皇帝的意思。”那文士甚是喜欢,点了点头,在纸上画了一只鼎的图形,道:“古人煮食,不用灶头锅子,用这样三只脚的鼎,下面烧柴,捉到了鹿,就在鼎里煮来吃。

  皇帝和大官都很残忍,心里不喜欢谁,就说他犯了罪,把他放在鼎里活活煮熟。《史记》中记载蔺相如对秦王说:‘臣知欺大王之罪当诛也,臣请就鼎镬。’就是说:‘我该死,将我在鼎里烧死了罢!’”

  那小孩道:“小说书上又常说‘问鼎中原’,这跟‘逐鹿中原’好像意思差不多。”

  那文士道:“不错。夏禹王收九州之金,铸了九口大鼎。

  当时的所谓‘金’其实是铜。每一口鼎上铸了九州的名字和山川图形,后世为天下之主的,便保有九鼎。《左传》上:‘楚子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只有天下之主,方能保有九鼎。楚王只是楚国的诸侯,他问鼎的轻重大小,便是心存不轨,想取周王之位而代之。”

  那小孩道:“所以‘问鼎’、‘逐鹿’,便是想做皇帝。‘未知鹿死谁手’,就是不知哪一个做成了皇帝。”

  那文士道:“正是。到得后来,‘问鼎’、‘逐鹿’这四个字,也可借用于别处,但原来的出典,是专指做皇帝而言。”

  说到这里,叹了口气,道:“咱们做老百姓的,总是死路一条。‘未知鹿死谁手’,只不过未知是谁来杀了这头鹿,这头鹿,却是死定了的。”

  他说着走到窗边,向窗外望去,只见天色阴沉沉地,似要下雪,叹道:“老天爷何其不仁,数百个无辜之人,在这冰霜遍地的道上行走。下起雪来,可又多受一番折磨了。”

  忽见南边大道上两个人戴着斗笠,并肩而来,走到近处,认出了面貌。那文士大喜,道:“是你黄伯伯、顾伯伯来啦!”快步迎将出去,叫道:“梨洲兄、亭林兄,哪一阵好风,吹得你二位光临?”

  右首一人身形微胖,颏下一部黑须、姓黄名宗羲,字梨洲,浙江余姚人氏。左首一人又高又瘦,面目黝黑,姓顾名炎武,字亭林,江苏昆山人氏。黄顾二人都是当世大儒,明亡之后,心伤国变,隐居不仕,这日连袂来到崇德。顾炎武走上几步,说道:“晚村兄,有一件要紧事,特来和你商议。”

  这文士姓吕名留良,号晚村,世居浙江杭州府崇德县,也是明末、清初一位极有名的隐士。他眼见黄顾二人脸色凝重,又知顾炎武向来极富机变,临事镇定,既说是要紧事,自然非同小可,拱手道:“两位请进去先喝三杯,解解寒气。”当下请二人进屋,吩咐那小孩道:“葆中,去跟娘说,黄伯伯、顾伯伯到了,先切两盘羊膏来下酒。”

  不多时,那小孩吕葆中和兄弟毅中搬出三副杯筷,布在书房桌上。一名老仆奉上酒菜。吕留良待三人退出,关上了书房门,说道:“黄兄,顾兄,先喝三杯!”黄宗羲神色惨然,摇了摇头。顾炎武却自斟自饮,一口气连干了六杯。

  吕留良道:“二位此来,可是和‘明史’一案有关吗?”黄宗羲道:“正是!”顾炎武提起酒杯,高声吟道:“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晚村兄,你这两句诗,真是绝唱!我每逢饮酒,必诵此诗,必浮大白。”

  吕留良心怀故国,不肯在清朝做官。当地大吏仰慕他声名,保荐他为“山林隐逸”,应征赴朝为官,吕留良誓死相拒,大吏不敢再逼。后来又有一名大官保荐他为“博学鸿儒”,吕留良眼见若再相拒,显是轻侮朝廷,不免有杀身之祸,于是削发为僧,做了假和尚。地方官员见他意坚,从此不再劝他出山。“清风、明月”这两句诗,讥刺满清,怀念前明,虽然不敢刊行,但在志同道合的朋辈之间传诵已遍,此刻顾炎武又读了出来。黄宗羲道:“真是好诗!”举起酒杯,也喝了一杯。吕留良道:“两位谬赞了。”

  顾炎武一抬头,见到壁上挂着一幅高约五尺、宽约丈许的大画,绘的是一大片山水,笔势纵横,气象雄伟,不禁喝了声彩,画上只题了四个大字:“如此江山”,说道:“看这笔路,当是二瞻先生的丹青了。”吕留良道:“正是。”那“二瞻”姓查,名士标,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大画家,也和顾黄吕诸人交好。黄宗羲道:“这等好画,如何却无题跋?”吕留良叹道:“二瞻先生此画,颇有深意。只是他为人稳重谨慎,既不落款,亦无题跋。他上个月在舍间盘桓,一时兴到,画了送我,两位便题上几句如何?”顾黄二人站起身来,走到画前仔细观看,只见大江浩浩东流,两岸峰峦无数,点缀着奇树怪石,只是画中云气瀰漫,山川虽美,却令人一见之下,胸臆间顿生郁积之意。

  顾炎武道:“如此江山,沦于夷狄。我辈忍气吞声,偷生其间,实令人悲愤填膺。晚村兄何不便题诗一首,将二瞻先生之意,表而出之?”吕留良道:“好!”当即取下画来,平铺于桌。黄宗羲研起了墨。吕留良提笔沉吟半晌,便在画上振笔直书。顷刻诗成,诗云:

  “其为宋之南渡耶?如此江山真可耻。其为崖山以后耶?

  如此江山不忍视。吾今始悟作画意,痛哭流涕有若是。以今视昔昔犹今,吞声不用枚衔嘴。画将桌羽西台泪,研入丹青提笔泚。所以有画无诗文,诗文尽在四字里。尝谓生逢洪武初,如瞽忽瞳跛可履。山川开霁故璧完,何处登临不狂喜?”

  书完,掷笔于地,不禁泪下。

  顾炎武道:“痛快淋漓,真是绝妙好辞。”吕留良道:“这诗殊无含蓄,算不得好,也只是将二瞻先生之原意写了出来,好教观画之人得知。”黄宗羲道:“何日故国重光,那时‘山川开霁故璧完’,纵然是穷山恶水,也令人观之大畅胸怀,真所谓‘何处登临不狂喜’了!”顾炎武道:“此诗结得甚妙!终有一日驱除胡虏,还我大汉山河,比之徒抒悲愤,更加令人气壮。”

  黄宗羲慢慢将画卷了起来,说道:“这画是挂不得了,晚村兄须得妥为收藏才是。倘若给吴之荣之类奸人见到,官府查究起来,晚村兄固然麻烦,还牵累了二瞻先生。”

  顾炎武拍桌骂道:“吴之荣这狗贼,我真恨不得生食其肉。”吕留良道:“二位枉顾,说道有件要紧事。我辈书生积习,作诗题画,却搁下了正事。不知究是如何?”黄宗羲道:“我二人此来,乃是为了二瞻先生那位本家伊璜先生。小弟和顾兄前日得到讯息,原来这场‘明史’大案,竟将伊璜先生也牵连在内。”吕留良惊道:“伊璜兄也受了牵连?”黄宗羲道:“是啊。我二人前日晚上匆匆赶到海宁袁花镇,伊璜先生并不在家,说是出外访友去了。炎武兄眼见事势紧急,忙嘱伊璜先生家人连夜躲避;想起伊璜先生和晚村兄交好,特来探访。”吕留良道:“他……他却没有来。不知到了何处。”顾炎武道:“他如在府上,这会儿自已出来相见。我已在他书房的墙壁上题诗一首,他若归家,自然明白,知所趋避,怕的是不知讯息,在外露面,给公人拿住,那可糟了。”黄宗羲道:“这‘明史’一案,令我浙西名士几乎尽遭毒手。清廷之意甚恶,晚村兄名头太大,亭林兄与小弟之意,要劝晚村兄暂且离家远游,避一避风头。”吕留良气愤愤的道:“鞑子皇帝倘若将我捉到北京,拚着千刀万剐,好歹也要痛骂他一场,出了胸中这口恶气,才痛痛快快的就死。”

  顾炎武道:“晚村兄豪气干云,令人好生钦佩。怕的是见不到鞑子皇帝,却死于一般下贱的奴才手里。再说,鞑子皇帝只是个小孩子,什么也不懂,朝政大权,尽操于权臣鳌拜之手。兄弟和梨洲兄推想,这次‘明史’一案所以如此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当是鳌拜意欲挫折我江南士人之气。”

  吕留良道:“两位所见甚是。清兵入关以来,在江北横行无阻,一到江南,却处处遇到反抗,尤其读书人知道华夷之防,不断跟他们捣蛋。鳌拜乘此机会,要对我江南士子大加镇压。哼,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除非他把咱们江南读书人杀得干干净净。”

  黄宗羲道:“是啊。因此咱们要留得有用之身,和鞑子周旋到底,倘若逞了一时血气之勇,反是堕入鞑子的算中了。”

  吕留良登时省悟,黄顾二人冒寒枉顾,一来固是寻觅查伊璜,二来是劝自己出避,生怕自己一时按捺不住,枉自送了性命,良友苦心,实深感激,说道:“二位金石良言,兄弟哪敢不遵?明日一早,兄弟全家便出去避一避。”黄顾二人大喜,齐声道:“自该如此。”

  吕留良沉吟道:“却不知避向何处才好?”只觉天涯茫茫,到处是鞑子的天下,真无一片干净土地,沉吟道:“桃源何处,可避暴秦?桃源何处,可避暴秦?”顾炎武道:“当今之世,便真有桃源乐土,咱们也不能独善其身,去躲了起来……”吕留良不等他辞毕,拍案而起,大声道:“亭林兄此言责备得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暂时避祸则可,但若去躲在桃花源里,逍遥自在,忍令亿万百姓在鞑子铁蹄下受苦,于心何安?兄弟失言了。”

  顾炎武微笑道:“兄弟近年浪迹江湖,着实结交了不少朋友。大江南北,见闻所及,不但读书人反对鞑子,而贩夫走卒、屠沽市井之中,也到处有热血满腔的豪杰。晚村兄要是有意,咱三人结伴同去扬州,兄弟给你引见几位同道中人如何?”吕留良大喜,道:“妙极,妙极!咱们明日便去扬州,二位少坐,兄弟去告知拙荆,让她收拾收拾。”说着匆匆入内。

  不多时吕留良回到书房,说道:“‘明史’一案,外间虽传说纷纷,但一来传闻未必确实,二来说话之人又顾忌甚多,不敢尽言。兄弟独处蜗居,未知其详,到底是何起因?”

  顾炎武叹了口气,道:“这部明史,咱们大家都是看过的了,其中对鞑子不大恭敬,那也是有的。此书本是出于我大明朱国桢相国之手,说到关外建州卫之事,又如何会对鞑子客气?”吕留良点头道:“听说湖州庄家花了几千两银子,从朱相国后人手中将明史原稿买了来,以己名刊行,不想竟然酿此大祸。”

  浙西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处于太湖之滨,地势平坦,土质肥沃,盛产稻米蚕丝。湖州府的首县今日称为吴兴县,清时分为乌程、归安两县。自来文风甚盛,历代才士辈出,梁时将中国字分为平上去入四声的沈约,元代书画皆臻极品的赵孟?,都是湖州人氏。当地又以产笔著名,湖州之笔,徽州之墨,宣城之纸,肇庆端溪之砚,文房四宝,天下驰名。湖州府有一南浔镇,虽是一个镇,却比寻常州县还大,镇上富户极多,著名的富室大族之中有一家姓庄。其时庄家的富户名叫庄允城,生有数子,长子名叫廷鑨,自幼爱好诗书,和江南名士才子多所结交。到得顺治年间,庄廷鑨因读书过勤,忽然眼盲,寻遍名医,无法治愈,自是郁郁不欢。忽有一日,邻里有一姓朱的少年携来一部手稿,说是祖父朱相国的遗稿,向庄家抵押,求借数百两银子。庄家素来慷慨,对朱相国的后人一直照顾,既来求借,当即允诺,也不要他用什么遗稿抵押。但那姓朱少年说道借得银子之后,要出门远游,这部祖先的遗稿带在身边,恐有遗失,存在家里又不放心,要寄存在庄家。庄允城便答应了。那姓朱少年去后,庄允城为替儿子解闷,叫家中清客读给他听。朱国桢这部明史稿,大部分已经刊行,流传于世,这次他孙子携来向庄家抵押的,是最后的许多篇列传。庄廷鑨听清客读了数日,很感兴味,忽然想起:“昔时左丘明也是盲眼之人,却因一部史书《左传》,得享大名于千载之后。我今日眼盲,闲居无聊,何不也撰述一部史书出来,流传后世?”大富之家,办事容易,他既兴了此念,当即聘请了好几位士人,将那部明史稿从头至尾的读给他听。他认为何处当增,何处当删,便口述出来,由宾客笔录。

  但想自己眼盲,无法博览群籍,这部明史修撰出来,如内容谬误甚多,不但大名难享,反而被人讥笑,于是又花了大批银两,延请许多通士鸿儒,再加修订,务求尽善尽美。有些大有学问之人非钱财所能请到,庄廷鑨便辗转托人,卑辞相邀。太湖之滨向来文士甚多,受到庄家邀请的,一来怜其眼盲,感其意诚;二来又觉修撰明史乃是一件美事,大都到庄家来作客十天半月,对稿本或正其误,或加润饰,或撰写一两篇文字。因此这部明史确是集不少大手笔之力。书成不久,庄廷鑨便即去世。

  庄允城心伤爱子之逝,即行刊书。清代刊印一部书,着实不易,要招请工匠,雕成一块块木版,这才印刷成书。这部明史卷帙浩繁,雕工印工,费用甚巨。好在庄家有的是钱,拨出几间大屋作为工场,多请工匠,数年间便将书刊成了,书名叫作《明书辑略》,撰书人列名为庄廷鑨,请名士李令晰作序。所有曾经襄助其事的学者也都列名其上,有茅元锡、吴之铭、吴之熔、李祈涛、茅次莱、吴楚、唐元楼、严云起、蒋麟徵、韦金祐、韦一园、张隽、董二酉、吴炎、潘柽章、陆圻、查继佐、范骧等,共一十八人。书中又提到此书是根据朱氏的原稿增删而成,不过朱国桢是明朝相国,名头太大,不便直书其名,因此含含糊糊的只说是“朱氏原稿”。

  《明书辑略》经过这许多文人学士撰改修订,是以体例精备,叙述详明,文字又华瞻雅致,书出后大获士林赞誉。庄家又是志在扬名,书价取得极廉。原稿中涉及满洲之时,本有不少攻讦指摘的言语,修史诸人早已一一删去,但赞扬明朝的文字却也在所不免。当时明亡未久,读书人心怀故国,书一刊行,立刻就大大畅销。庄廷鑨之名噪于江北江南。庄允城虽有丧子之痛,但见儿子成名于身后,自是老怀弥慰。

  也是乱世之时,该当小人得志,君子遭祸。湖州归安县的知县姓吴名之荣,在任内贪赃枉法,百姓恨之切齿,终于为人告发,朝廷下令革职。吴之荣做了一任归安县知县,虽然搜刮了上万两银子,但革职的廷令一下,他东贿西赂,到处打点,才免得抄家查办的处分,这上万两赃款却也已荡然无存,连随身家人也走得不知去向。他官财两失,只得向各家富室一处处去打秋风,说道为官清苦,此番丢官,连回家也没有盘缠,无法成行。有些富人为免麻烦,便送他十两八两银子。待得来到富室朱家,主人朱佑明却是个嫉恶如仇的正直君子,非但不送仪程,反而狠狠讥刺,说道阁下在湖州做官,百姓给你害得好苦,我朱某就算有钱,也宁可去周济给阁下害苦了的贫民。吴之荣虽然恼怒,却也无法可施,他既已被革职,无权无势,又怎能再奈何得了富家巨室?当下又来拜访庄允城。

  庄允城平素结交清流名士,对这赃官很瞧不起,见他到来求索,冷笑一声,封了一两银子给他,说道:“依阁下的为人,这两银子本是不该送的,只是湖州百姓盼望阁下早去一刻好一刻,多一两银子,能早去片刻,也是好的。”

  吴之荣心下怒极,一瞥眼见到大厅桌上放得有一部《明书辑略》,心想:“这姓庄的爱听奉承,人家只要一赞这部明史修得如何如何好,白花花的银子双手捧给人家,再也不皱一皱眉头。”便笑道:“庄翁厚赐,却之不恭。兄弟今日离别湖州,最遗憾的便是无法将‘湖州之宝’带一部回家,好让敝乡孤陋寡闻之辈大开眼界。”庄允城问道:“什么叫做‘湖州之宝’?”吴之荣笑道:“庄翁这可太谦了。士林之中,纷纷都说,令郎廷鑨龙公子亲笔所撰的那部《明书辑略》,史才、史识、史笔,无一不是旷古罕有,左马班庄,乃是古今良史四大家。这‘湖州之宝’,自然便是令郎亲笔所撰的明史了。”吴之荣前一句“令郎亲笔所撰”,后一句“令郎亲笔所撰”,把庄允城听得心花怒放。他明知此书并非儿子亲作,内心不免遗憾,吴之荣如此说,正是大投所好,心想:“人家都说此人贪赃,是个龌龊小人,但他毕竟是个读书人,眼光倒是有的。原来外间说鑨儿此书是‘湖州之宝’,这话倒是第一次听见。”不由得笑容满脸,说道:“荣翁说什么左马班庄,古今四大良史,兄弟可不大明白,还请指教。”吴之荣见他脸色顿和,知道马屁已经拍上,心下暗暗喜欢。说道:“庄翁未免太谦了。左丘明作《左传》,司马迁作《史记》,班固作《汉书》,都是传诵千载的名作,自班固而后,大史家就没有了。

  欧阳修作《五代史》,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文章虽佳,才识终究差了。直到我大清盛世,令郎亲笔所撰这部煌煌巨作《明书辑略》出来,方始有人能和左丘明、司马迁、班固三位前辈并驾齐驱,‘四大良史,左马班庄’,这句话便是由此而生。”

  庄允城笑容满面,连连拱手,说道:“谬赞,谬赞!不过“湖州之宝’这句话,毕竟当不起。”吴之荣正色道:“怎么当不起?外间大家都说:‘湖州之宝史丝笔,还是庄史居第一’!”

  蚕丝和毛笔是湖州两大名产,吴之荣品格卑下,却有三分才情,出口成章,将“庄史”和湖丝、湖笔并称。庄允城听得更是喜欢。

  吴之荣又道:“兄弟来到贵处做官,两袖清风,一无所得。今日老着脸皮,要向庄翁求一部明史,作为我家传家之宝。日后我吴家子孙日夕诵读,自必才思大进,光宗耀祖,全仗庄翁之厚赐了。”庄允城笑道:“自当奉赠。”吴之荣又谈了几句,不见庄允城有何举动,当下又将这部明史大大恭维了一阵,其实这部书他一页也未读过,只是史才如何如何了得,史识又如何如何超卓,不着边际的瞎说。庄允城道:“荣翁且请宽坐。”

  回进内堂。

  过了良久,一名家丁捧了一个包裹出来,放在桌上。吴之荣见庄允城尚未出来,忙将包裹掂了一掂,那包裹虽大,却是轻飘飘地,内中显然并无银两,心下好生失望。过得片刻,庄允城回到厅上,捧起包裹,笑道:“荣翁瞧得起敝处的土产,谨以相赠。”

  吴之荣谢了,告辞出来,没回到客店,便伸手到包裹中一阵掏摸,摸到的竟是一部书,一束蚕丝,几十管毛笔。他费了许多唇舌,本想庄允城在一部明史之外,另有几百两银子相赠,可是赠送的竟是他信口胡诌的“湖州三宝”,心下暗骂:“他妈的,南浔这些财主,都如此小气!也是我说错了话,倘若我说湖州三宝乃是金子银子和明史,岂不是大有所获?”

  气愤愤的回到客店,将包裹往桌上一丢,倒头便睡,一觉醒来,天已大黑,客店中吃饭的时候已过,他又舍不得另叫饭菜,愁肠饥火,两相煎熬,再也睡不着觉,当下解开包裹,翻开那部《明书辑略》阅看。看得几页,眼前金光一闪,赫然出现一张金叶。吴之荣一颗心怦怦乱跳,揉了揉眼细看,却不是金叶是什么?当下一阵乱抖,从书中抖了十张金叶出来,每一张少说也有五钱,十张金叶便有五两黄金。其时金贵,五两黄金抵得四百两银子。吴之荣喜不自胜,寻思:“这姓庄的果然狡狯,他怕我讨得这部书去,随手抛弃,翻也不翻,因此将金叶子夹在书中,看是谁读他儿子这部书,谁便有福气得此金叶。是了,我便多读几篇,明天再上门去,一面谢他赠金之惠,一面将书中文章背诵几段,大赞而特赞。他心中一喜,说不定另有几两黄金相送。”

  当下剔亮油灯,翻书诵读,读到明万历四十四年,后金太祖努儿哈赤即位,国号金,建元“天命”,突然间心中一凛:“我太祖于丙辰建元,从这一年起,就不该再用明朝万历年号,该当用大金天命元年才是。”

  一路翻阅下去,只见丁卯年后金太宗即位,书中仍书“明天启七年”,不作“大金天聪元年”。丙子年后金改国号为清,改元崇德,这部书中仍作“崇祯九年”,不书“大清崇德元年”;甲申年书作“崇祯十七年”,不书“大清顺治元年”。又看清兵入关之后,书中于乙酉年书作“隆武元年”、丁亥年书作“永历元年”,那隆武、永历,乃明朝唐王、桂王的年号,作书之人明明白白是仍奉明朝正朔,不将清朝放在眼里。他看到这里,不由得拍案大叫:“反了,反了,这还了得!”一拍之下,桌子震动,油灯登时跌翻,溅得他手上襟上都是灯油。黑暗之中,突然间灵机一动,不由得大喜若狂:“这不是老天爷赐给我的一注横财?升官发财,皆由于此。”想到开心处,不由得大声叫唤起来。忽听得店伴拍门叫道:“客官,客官,什么事?”

  吴之荣笑道:“没什么!”点燃油灯,重新翻阅。这一晚直看到雄鸡啼叫,这才和衣上床,却又在书中找了七八十处忌讳犯禁的文字出来,便在睡梦之中,也是不住的嘻笑。

  换朝改代之际,当政者于这年号正朔,最是着意。最犯忌者,莫过于文字言语之中,引人思念前朝。《明书辑略》记叙的是明代之事,以明朝年号纪年,原无不合,但当文字禁网极密之际,却是极大的祸端。参与修史的学者文士,大都只助修数卷,未能通阅全书,而修撰最后数卷之人,偏是对清朝痛恨入骨,决不肯在书中用大清年号。庄廷鑨是富室公子,双眼又盲,未免粗疏,终予小人以可乘之隙。次日中午,吴之荣便即乘船东行,到了杭州,在客店中写了一张禀帖,连同这部明史,送入将军松魁府中。他料想松魁收到禀帖后,便会召见。其时满清于检举叛逆,赏赐极厚,自己立此大功,开复原官固是意料中事,说不定还会连升三级。不料在客店中左等右等,一连等上大半年,日日到将军府去打探消息,却如石沉大海一般,后来那门房竟厉声斥责,不许他再上门啰唣。

  吴之荣心焦已极,庄允城所赠金叶兑换的银子即将用尽,这场告发却没半点结果,又是烦恼,又是诧异。这日在杭州城中闲逛,走过文通堂书局门口,踱进去想看看白书,以消永日,只见书架上陈列着三部《明书辑略》,心想:“难道我所找出的岔子,还不足以告倒庄允城?且再找几处大逆不道的文字出来,明日再写一张禀帖,递进将军府去。”浙江巡抚是汉人,将军则是满洲人,他生怕巡抚不肯兴此文字大狱,是以定要向满洲将军告发。

  他打开书来,只看得几页,不由得吓了一跳,全身犹如堕入冰窖,一时宛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见书中各处犯忌的文字竟已全然无影无踪,自大清太祖开国以后,也都改用了大金大清的年号纪年,至于攻讦建州卫都督(满清皇帝祖宗的亲戚),以及大书隆武、永历等年号的文字,更是一字不见。但文字前后贯串,书页上干干净净,更无丝毫涂改痕迹,这戏法如何变来,实是奇哉怪也。他双手捧书,在书铺中只呆呆出神,过得半晌,大叫一声:“是了!”眼见此书书页封函,洁白崭新,向店倌一问之下,果然是湖州贩书客人新近送来,到货还不过七八天。他心道:“这庄允城好厉害!当真是钱可通伸。他收回旧书,重行镌版,另刊新书,将原书中所有干犯禁忌之处,尽行删削干净。哼,难道就此罢了不成?”

  吴之荣所料果然不错。原来杭州将军松魁不识汉字,幕府师爷见到吴之荣的禀帖,登时全身吓出了一身冷汗,知道此事牵连重大之极,拿着禀帖的双手竟不由自主的颤抖不已。

  这幕客姓程,名维藩,浙江绍兴人氏。明清两朝,官府的幕僚十之八九是绍兴人,所以“师爷”二字之上,往往冠以“绍兴”,称为“绍兴师爷”。这些师爷先跟同乡先辈学到一套秘诀,此后办理刑名钱谷,处事便十分老到。官府中所有公文,均由师爷手拟,大家既是同乡,下级官员的公文呈到上级衙门去,也就不易遇到挑剔批驳。因此大小新官上任,最要紧的便是重金礼聘一位绍兴师爷。明清两朝,绍兴人做大官的并不多,却操纵了中国庶政达数百年之久,也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项奇迹。那程维藩宅心忠厚,信奉“公门之中好修行”这句名言。那是说官府手操百姓生杀大权,师爷拟稿之际几字略重,便能令百姓家破人亡,稍加开脱,即可使之死里逃生,因之在公门中救人,比之在寺庙中修行效力更大。他见这明史一案倘若酿成大狱,苏南浙西不知将有多少人丧身破家,当即向将军告了几天假,星夜坐船,来到湖州南浔镇上,将此事告知庄允城。庄允城陡然大祸临头,自是魂飞天外,登时吓得全身瘫软,口涎直流,不知如何是好,过了良久,这才站起身来,双膝跪地,向程维藩叩谢大恩,然后向他问计。程维藩从杭州坐船到南浔之时,反复推考,已思得良策,心想这部《明书辑略》流传已久,隐瞒是瞒不了的,唯有施一个釜底抽薪之计,一面派人前赴各地书铺,将这部书尽数收购回来销毁,一面赶开夜工,另镌新版,删除所有讳忌之处,重印新书,行销于外。官府追究之时,将新版明史拿来一查,发觉吴之荣所告不实,便可消弭一场横祸了。当下便将此计说了出来。庄允城惊喜交集,连连叩头道谢。程维藩又教了他不少关节,某某官府处应送礼若干,某某衙门处应如何疏通,庄允城一一受教。

  程维藩回到杭州,隔了半个多月,才将原书及吴之荣的禀帖移送浙江巡抚朱昌祚,轻描淡写的批了几个字,说道投禀者是因赃已革知县,似有挟怨吹求之嫌,请抚台大人详查。

  吴之荣在杭州客店中苦候消息之时,庄允城的银子却如流水价使将出去。其时庄允城的重赂,已经送到将军衙门、巡抚衙门和学政衙门。朱昌祚接到公事,这等刊书之事,属学政该管,压了十多天后,才移牒学政胡尚衡。学政衙门的师爷先搁上大半个月,又告一个月病假,这才慢吞吞的拟稿发文,将公事送到湖州府去。湖州府学官又耽搁了二十几天,才移文归安县和乌程县的学官,要他二人申复。那两个学官也早得到庄允城的大笔贿赂,其时新版明史也已印就,二人将两部新版书缴了上去,回说道:“该书平庸粗疏,无裨世道人心,然细查全书,尚无讳禁犯例之处。”层层申复,就此不了了之。

  吴之荣直到在书铺中发现了新版明史,方知就里,心想唯有弄到一部原版明史,才能重揭此案。杭州各家书铺之中,原版书早给庄家买清,当下前赴浙东偏僻州县搜购,岂知仍是一部也觅不到。他穷愁潦倒,只好废然还乡。也是事有凑巧,旅途之中,却在一家客店中见到店主人正在摇头晃脑的读书,一看之下,所读的便是这部《明书辑略》借来一翻,竟是原版。这一下大喜过望,心想若向客店主人求购,一来他未必肯售,二来自己也无银子,买不起,只好偷。深夜之中悄悄起床,偷了书便即溜出店门,心想浙江全省有关官员都已受了庄允城之贿,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告到北京城去。吴之荣来到北京,便写了禀帖,告到礼部、都察院、通政司三处衙门,说明庄家如何贿赂官员,改镌新版。

  不料在京中等不到一个月,三处衙门先后驳复下来,都称细查庄廷鑨所著《明书辑略》一书,内容并无违禁犯例,该革职知县吴之荣所告,并非实情,显系挟嫌诬告,至于贿赂官员云云,更系捕风捉影之辞。那通政司的批驳更是严厉,说道:“该吴之荣以贪墨被革,遂以天下清官,皆如彼之贪。”原来庄允城受了程维藩之教,早将新版明史送到了礼部、都察院、通政司三处衙门,有关官吏师爷,也早已送了厚礼打点。

  吴之荣又碰了一鼻子灰,眼见回家已无盘缠,势将流落异乡。其时清廷对待汉人文士极为严峻,文字中稍有犯禁,便即处死,吴之荣所告的若是寻常文人,早已得手,偏生遇着的对手是富豪之家,这才阻难重重。既无退路,心想拚着坐牢,也要将这件案子干到底,当下又写了四张禀帖,分呈四位顾命大臣;同时又在客店中写了数百张招纸,揭露其事,在北京城中到处张贴。他这一着却大是行险,倘若官府追究起来,说他危言耸听,扰乱人心,不免有杀头的重罪。

  那四个顾命大臣,名叫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均是满洲的开国功臣。顺治皇帝逝世之时,遗诏命这四大臣辅政。其中鳌拜最为凶横,朝中党羽极众,清廷大权,几乎尽操于他一人之手。他生怕敌党对其不利,是以派出无数探子,在京城内外打探动静。这日得到密报,说道北京城中出现许多招贴,揭发浙江庄姓百姓著书谋叛,大逆不道,浙江官员受贿、置之不理等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