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纯粹的看病？不是去给他打气之类的？”
“当然不是。你要想知道的话，我告诉你吧，我去补了三颗牙。”
“你觉得他怎么样——还跟平时一样吗？”
“应该说是吧。怎么了？”
杰普的声音很生硬，毫无感情色彩。
“没过多久，他开枪打死了自己。”
“什么？”
杰普敏感地问道：“你觉得很吃惊？”
“坦率地说，是的。”
杰普说，“我可不太喜欢这种事。我想跟你谈谈，你看你能来一趟吗？”
“你在哪儿？”
“夏洛蒂皇后街。”
波洛回答：“我马上就到。”
打开58号房门的是一名警官。他毕恭毕敬地问：“波洛先生吗？”
“是的，正是我本人。”
“探长在楼上。二楼——你知道吧？”
赫克尔波洛说：“上午我就在那儿。”
房间里有三个人。波洛走进来，杰普抬起了头。
他说：“很高兴见到你，波洛。我们正要把他抬走。想先看看他吗？”
一个拿着照相机跪在尸体旁边的人站了起来。
波洛走上前去。尸体躺在壁炉旁。
莫利先生看上去和生前没有多大差别。就在他右边太阳穴下面有一个发黑的小洞。一只小手枪扔在他伸出的右手旁边的地板上。
波洛轻轻地摇了摇头。
杰普说：“行了，现在你们可以把他搬走了。”
他们抬走了莫利先生。只剩下杰普和波洛两个人单独在一起。
杰普说：“该做的我们都做了，象指纹啦什么的。”
波洛坐下来，“给我讲讲。”
杰普噘着嘴说：“他可能是自杀的。也许真是他自己开的枪。枪上只有他的指纹——但我并不满意。”
“你的理由呢？”
“首先，看不出任何理由促使他自杀——他身体很好，正在赚大钱，谁都没听说他有什么忧心之事。他和任何女人都没有瓜葛——至少”，杰普谨慎地作了一点修正，“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他没有。他从来没有表现出烦躁忧虑、悲观厌世或者自暴自弃。我渴望听听你的意见，部分原因就在于此。你今天上午才见了他，我想知道你是不是注意到什么。”
波洛摇摇头。
“一点也没有。他——怎么说呢？——完全正常。”
“那就奇怪了，对不对？再有，无法设想一个人会上着上着班突然开枪自杀，为什么不等到晚上？那要合乎情理得多。”
波洛表示同意。
“这出悲剧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不好说。没人听到枪声。我想也没人听得见。从这儿到走廊有两道门，门边上还镶着一层台面呢——我猜测这是为了不让在手术椅上受罪的病人的声音传出去。”
“很可能。就是上了麻醉的病人有时也会叫得很厉害的。”
“没错。再加大街上车来车往，从房间外面应该听不到里边响枪。”
“尸体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大概一点半左右吧——是听差阿尔弗雷德比格斯发现的。据大家所说，此人有点呆头呆脑。好象是一位莫利约好十二点半就诊的病人因为等得不耐烦而吵了起来。一点十分，听差上楼来敲门。没听到回答，他显然不敢进去。他已经被莫利先生训过几次了，生怕再做错事。于是他又下了楼，那位病人则在一点十五分的时候气冲冲地走了。这不怪她，她足足等了四十五分钟，早该去吃午饭了。”
“她叫什么名字？”
杰普咧嘴笑了。
“听差说是希尔迪小姐——可预约本上她的名字是柯尔比小姐。”
“这儿是用什么方法让病人上楼就诊呢？”
“莫利做好接待下一位患者的准备以后，就按响那边那个蜂鸣器，听差再把病人引上来。”
“莫利最后一次按蜂鸣器是什么时候？”
“十二点过五分，听差把候着的病人领上去了。从预约本上看是萨瓦旅馆的安伯里奥兹先生。”
波洛的嘴边浮现出一丝微笑，他嘟哝说：“不知道这下我们的听差把这个名字弄成什么样了！”
“照我说，完全成了乱七八糟的杂烩。要是想逗逗乐，我们现在就可以问问他。”
波洛问：“那位安伯里奥兹先生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听差没有送他出去，所以他不知道。不少病人喜欢不唤电梯径直下楼，然后自己离开。”
波洛点点头。
杰普接着说：“但我打了电话到萨瓦旅馆。安伯里奥兹先生很讲究精确，他说当他走出来关上前门的时候曾看了一下表，当时是十二点二十五分。”
“他没能给你提供什么重要的情况吗？”
“没有，他只是说大夫看起来很正常、很平静。”
“Ehbien(法语：嘿)”,波洛说，“看来很清楚了。事情发生在十二点二十五分到一点半这段时间里——而且估计更接近前一个时间。”
“是这样。因为要不然——”
“要不然他就会按响接待下一个病人的蜂鸣器了。”
“对，不管是真是假，医学证据是支持这种判断的。法医作了尸检——在两点二十的时候。他不肯作出——现在谁都这样——所谓太主观的判断。但他说莫利不可能是在一点钟以后遭到枪击的——说不定要早得多。可他并不愿准确断定时刻。”
波洛沉思着道：“那么，十二点二十五分的时候，我们的大夫还是个正常的大夫，情绪饱满，温文尔雅，干起活儿来得心应手。而那以后呢？他变得灰心丧气——痛苦不堪——随你怎么想吧——而且向自己开了一枪。”
“真好玩，”杰普说，“你得承认，这太好玩了。”
“好玩，”波洛道，“这词儿可没用对。”
“我知道它并不——算我口不应心。你要觉得好，我就说这很奇怪吧。”
“手枪是他自己的吗？”
“不是。他没有手枪。从来没有。她姐姐说家里从来没有这类东西。多数人家里都不会有这种玩意儿的。当然，如果他决心要干掉自己，也有可能去买一把。要真是这样，我们很快就可以查清楚的。”
波洛又问：“还有什么你觉得不满意的情况吗？”
杰普擦了擦鼻子。
“嗯，还有就是他躺的姿势。不是说人不可能象那样倒下去——但那姿势多少有点不对劲！而且地毯上只留下一两处痕迹——就好象用什么东西拖过一样。”
“这可是个明显的启示。”
“是的，除非是那该死的听差干的。我有一种直觉，他发现莫利的时候可能试着移动过他。当然，他否认了，可当时他给吓坏了。他是那种小傻瓜蛋，那种老出差错，老是挨骂的家伙，所以他学会了近似本能地撒谎。”
波洛沉思着审视整个房间。他的目光停留在门后墙边的洗手池、门另一侧那高高的文件档案柜、手术椅和窗前放置的器械上，移向壁炉，再回到原来尸体躺着的地方；靠近壁炉的墙上还有一扇门。
杰普一直跟随着他的视线。
“这儿只通向一间小办公室”。他拉开那扇门。
正如他所说，一间小屋，里边放着一张写字台，一个搁酒精灯和茶具的茶几，还有几把椅子。没有别的门。
“他的秘书就在这儿工作”，杰普解释道，“内维尔小姐，她今天好象不在”。
他的眼光和波洛相遇了。
后者说道：“我记得他告诉过我。这又——可能是他不是自杀的一个证据”。
“你是说她是被支走的吗？”
杰普顿了一下，又说：“如果不是自杀，他就是被谋杀的。可为什么呢？后一个结论看起来并不比前一个更有道理。他是个温和文静、与世无争的家伙。会有谁想要杀他呢？”
波洛纠正他：“谁杀死了他呢？”
杰普说：“答案是——谁都可能！他姐姐可能从楼上他们的住处下来杀了他，他的一个仆人可以进来杀了他。他的合伙人赖利可能杀他。那个听差阿尔弗雷德可能杀他，也可以是某个病人杀了他”，他停顿了一下，又说，“可能是安伯里奥兹杀死了他——最容易的就是他了。”
波洛点点头。
“假如是这样的话——我们必须弄清楚为什么。”
“完全正确。你又回到老问题上来了。为什么？安伯里奥兹正呆在萨瓦旅馆。为什么一个富裕的希腊人要跑来杀掉一个与世无争的牙医呢？有一件事情会成为我们的障碍的，那就是动机！”
波洛耸耸肩：“看来，死神毫无艺术细胞，它找错了对象。神秘的希腊人，富有的银行家，著名的侦探——他们当中的某个人遭到枪杀该是多么的合情合理！因为神秘的外国人可能参与间谍活动，富有的银行家一死总会有人得利，而著名的侦探对罪犯来说是危险的。”
“反之，可怜的老莫利对任何人都没有危险”，杰普忧伤地评论说。
“也不尽然。”
杰普给他弄糊涂了。
“你又弄什么玄虚？”
“没什么。一个偶然提起的话题。”
他向杰普重述了莫利先生无意间说起的那番话——关于辨认人的面貌的事，以及他提到的那个病人。
杰普显得半信半疑。
“我想有这种可能，但这线索还不够。一定有人想隐瞒住自己的真实身份。今天上午你没注意别的病人吗？”
波洛低声说：“在候诊室里我注意到一个象极了杀人犯的年轻人！”
杰普为之一惊，连忙问：“怎么样？”
波洛笑了：“Moncher（法语：我的朋友），那是我刚到这儿的时候！那时我紧张得很，满脑子胡思乱想——enfin（法语：总之），心绪不佳。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凶恶不祥的，候诊室、病人、甚至楼梯上的那张地毯！我想那年轻人是其实只是牙痛得厉害。就这样！”
“我明白那种难受劲”，杰普说，“但是，我们还是要对你的那个杀人犯进行仔细调查。不管是不是自杀，我们要调查每一个人。我想首先应该再同莫利小姐谈一谈，我只有一两句要说。对她来讲这当然是一次打击，但她的精神是不会垮的。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她。”
身材高大、性格坚韧的乔治娜莫利听这两个男人讲着一些不得不说的套话，回答了他们的问题。她加重语气说：“我不敢相信——这太难以置信了——我弟弟竟然会自杀！”
“您是认为有另一种可能性吗，小姐？”
“你是说——他杀。”她停了一下。然后缓缓地说：“可说真的——这种可能性看起来跟另一种差不多同样不可能。”
“但并不是完全一样不可能吧？”
“是的——因为——噢，你们知道，我只会说我拿得准的东西——因为我弟弟的性格。我知道他心里没有见不得人的东西——我知道他没有理由——没有任何理由要毁灭自己的生命！”
“今天早晨——在上班以前——您见过他吗？”
“是的——吃早饭的时候。”
“他跟往常一样——一点也没有心烦意乱的表现吗？”
“他是心烦意乱——但不是你说的那种意思，他只是有点着急。”
“为什么？”
“他要迎来一个非常繁忙的上午，可他的秘书兼助手却被叫走了。”
“内维尔小姐吗？”
“是的。”
“她都给他干些什么事呢？”
“她替他处理所有的来往信件，当然还管预约登记、填写表格什么的。她还负责给器械消毒、研磨填料，并且要在他工作的时候给他递到手里。”
“她跟他很久了吗？”
“三年了。她是个很可靠的姑娘，我们都挺喜欢她。”
波洛说：“您弟弟告诉我她是因为亲戚生病被叫走的。”
“是的，她收到一封电报，说是她姑妈中风了，于是她坐早班车去了萨默塞特。”
“您弟弟就为这事这么心烦吗？”
“是——的”。莫利小姐的回答里有一点微弱的犹豫。但她又急忙接着说了下去，“你们——你们可别以为我弟弟不近人情，他只是以为——仅仅只有那么一瞬间的功夫——”
“怎么样呢，莫利小姐？”
“嗯，他以为她是有意不来上班。噢，你们别误会了——我相信格拉迪丝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我跟亨利也是怎么说的。可实情是她跟一个不相配的年轻人订了婚——亨利很为这事伤脑筋——他觉得说不定是那年轻人劝说她出去玩一天。”
“那可能吗？”
“不，我敢肯定不可能。格拉迪丝是个很有良心的姑娘。”
“但那年轻人会提出这种建议吗？”
莫利小姐鼻子里嗤了一声。
“我应该说很有可能。”
“这年轻人是干什么的——还有，他叫什么名字？”
“卡特，弗兰克卡特。我想，他在——曾经在——保险公司任职。几个星期以前，他把饭碗给搞丢了，而且看来没能再找到工作。亨利说——我敢说他说得对——他是个十足的无赖。格拉迪丝实际上把自己积攒的钱借了一些给他，亨利为此很担心。”
杰普单刀直入地问：“您弟弟劝过她毁弃婚约吗？”
“是的，我知道他试过。”
“这样，这位弗兰克卡特就很可能对您弟弟心怀不满了。”
手榴弹兵粗鲁地嚷道：“胡说八道——要是你竟说是弗兰克卡特杀死了亨利的话。当然，亨利是建议那姑娘离开年轻的卡特；但她根本没有照他说的去做——她傻乎乎地死心塌地地爱着卡特。”
“您认为还有谁会恨您弟弟吗？”
莫利小姐摇着头。
“他和他的合伙人赖利先生处得好吗？”
莫利小姐尖刻地说：“跟爱尔兰人相处，能好到哪儿去呢！”
“您这是什么意思，莫利小姐？”
“爱尔兰人脾气暴躁，对什么都喜欢争吵不休。赖利先生就爱争论政治问题。”
“就这些？”
“就这些。赖利先生在很多方面都不讨人喜欢，但他的医术还是蛮好的——至少我弟弟是这么说。”
杰普追问道：“他到底什么地方不讨人喜欢呢？”
莫利小姐犹豫了一下，接着说：“他成天喝得醉醺醺的——但请你们别说出去。”
“在这个问题上，他和您弟弟有矛盾吗？”
“亨利提醒过他一两次。做牙科这行”，莫利小姐用一种说教的口气继续讲下去，“需要一双不发抖的手，而靠酒精的香味是鼓不起自信心的。”
杰普使劲点着头，深表赞同。然后他说：“可以请您谈谈您弟弟的经济状况吗？”
“亨利收入不错，还存了一笔钱。我们各自还有父亲留下的一笔遗产。”
杰普清了一下嗓子，小声问：“我想，您不一定知道您弟弟是不是留过遗嘱吧？”
“他留了——我还可以告诉你们主要的内容。他给格拉迪丝内维尔留了一百镑，其他的一切都归我。”
“我知道了。现在——”
门被重重地敲了一下。阿尔弗雷德的脸出现了。他那滴溜溜乱转的眼睛上下左右仔细打量着两个来访者，他突然大声说道：“是内维尔小姐。她回来了——情绪很坏。她想问一下可以进来吗？”
杰普点点头，莫利小姐吩咐道：“叫她到这儿来，阿尔弗雷德。”
“是。”阿尔弗雷德回了一声，就不见了。
莫利小姐叹了口气，一字一顿地说：“真不知拿这孩子怎么办好。”
格拉迪丝内维尔高挑的身材，白皙的皮肤，是个看起来有点贫血的姑娘，大约二十八岁。虽然明显她内心很烦乱，但她很快就表现出了她的自制力和理智。
借口要检查莫利先生的文件，杰普把她从莫利小姐那里带到楼下手术室旁边的那间小办公室。
她不断地重复着：“我简直没法相信！莫利先生不可能做这种事！”
她强调说看不出他在任何方面遇到了麻烦或是有什么忧愁。
杰普开始问话了：“您今天被叫走了，内维尔小姐——”
她打断了他：“是的，这实际上是个可恶的玩笑！我真觉得人们干这种事太缺德了，我真这么想。”
“您想说的是什么呢，内维尔小姐？”
“唉，姑姑压根儿就没事儿。她是前所未有的健康。我刚到的时候她简直给弄糊涂了。她没病我当然很高兴——但这都快让我发疯了。发那样一封电报，把我的心绪，把一切都弄得乱七八糟的。”
“那封电报还在吗，内维尔小姐？”
“我把它扔了，我想，大概是在车站吧。上面只是说‘昨晚姑中风速来’。”
“您能肯定——呃——”，杰普轻轻地咳嗽了一下，“——那封电报不是你的朋友卡特先生发的吗？”
“弗兰克？为什么？啊！我明白了，您是说——我们俩搞了鬼？不，说实在的，探长先生，我们都不会干这种事。”
她的愤慨看来是发自内心的，杰普费了点劲才使她平息下来。但他一问到关于这个特殊的上午的病人情况，她就恢复了正常。
“他们都登在这本子上。我敢说你们已经看过了。里边的人我基本上都认识。十点，索姆斯太太——来安新假牙。十点半，格兰特女士——这是位老太太——住在朗兹广场。十一点，赫克尔波洛先生，他定期来——噢，对了，就是这位——对不起，波洛先生，我真是太糊涂了！十一点半，阿里斯泰尔布伦特先生——您知道，就是那位银行家——这个预约很短，因为莫利先生上次就准备好了填料。接下来是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她专门打电话来——说是牙痛，所以莫利先生把她加了进来。她一讲话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还爱大惊小怪。十二点是安伯里奥兹先生——他是新来的病人——是在萨瓦旅馆预约的时间。莫利先生有很多外国主顾，还有美国人。接下来，十二点半是柯尔比小姐，她从沃辛来。”
波洛问道：“我来的时候，这儿有一个高个子军人装束的先生。他是谁？”
“我想是赖利先生的一个病人。我这就去把他的病人名单拿来，好吗？”
“谢谢，内维尔小姐。”
她只离开了几分钟，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跟莫利先生的登记薄相似的本子。
她念道：“十点，贝蒂希恩（这是个九岁的小姑娘）；十一点，阿伯克隆比上校。”
“阿伯克隆比！”波洛咕哝道：“C'étaitca（法语：好嘛）！”
“十一点半，霍华德雷克斯先生。十二点，巴恩斯先生。今天上午的病人就这么些。当然，赖利先生的病人要比莫利先生少。”
“您能给我们谈谈赖利先生这些病人的情况吗？”
“阿伯克隆比上校是老病人了，而希恩太太所有的孩子都是由赖利先生看牙的。我无法跟你们介绍雷克斯先生和巴恩斯先生，尽管我觉得听到过他们的名字。你们知道，所有的电话都该我接——”
杰普说：“我们可以自己去问赖利先生。我想尽快见到他。”
内维尔小姐走了出去。杰普对波洛说：“除了安伯里奥兹以外，都是莫利的长期病人。我要同安伯里奥兹先生谈话。照情况看，他是最后一个见到莫利活着的人，我们必须要证实他最后见到莫利的时候，莫利的确还活着。”
波洛摇着头慢慢地说：“你仍然还得要证实动机。”
“我知道。这玩意儿还会给我们出难题的，但我们也许能在苏格兰场找到一点安伯里奥兹的材料”。接着，他敏感地加了一句：“你有心事，波洛！”
“有些事情我不明白。”
“什么事？”
波洛面带微笑道：“为什么是杰普探长呢？”
“嗯？”
“我说，‘为什么是杰普探长呢？’，象你这样高职位的警官——他会经常被派去调查自杀案吗？”
“事实上，那时我恰好就在现场附近。我在拉文罕——威格莫尔大街。他们找人的本事可是蛮高的。是他们往那儿给我挂电话让我来的。”
“可为什么他们要打电话找你呢？”
“噢，那——那其实很简单。因为阿里斯泰尔布伦特。分局长一听说今天上午他在这儿，就赶紧报告了苏格兰场。布伦特属于我们在这个国家里要保护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