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位目击者是在巴顿街转角开药店的奥斯本先生，他倒的确提供了一些线索。
奥斯本先生身材瘦小，已经迈进中年，前额已经秃圆了，脸孔圆而精明，戴着眼镜。
“晚安，巡官，请进，请进，麻烦你到柜台后面来好吗？”他拉起旧式柜台上一块活动板，李俊走进去，穿过配药室，里面有个年轻人像职业魔术师一样，穿着白外套，熟练地在处理一瓶瓶的药。再穿过一道拱门，走进一个小房间，房里有几张摇椅，一张桌子，和一张书桌。
奥斯本先生神秘兮兮地放下拱门上的帘子，坐在一张椅子上，同时做手势要李俊坐在另在张椅子上。然后俯身向前，兴奋地眨眨眼睛，说：
“我碰巧可以帮你们忙。那天晚上并不忙，天气不大好，没什么事做。我请的小姐站在柜台里。我们星期四晚上通常八点才关门。雾越来越大，外面没什么人，我走到门口看看天气，一边想道，雾来得好快，气象报告说对了。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里面的事，小姐都能处理——客人不外是买点面霜、浴盐之类的。后来，我就看见高曼神父从街那边走过来，当然，我一看到他就认得出是他。这个凶手真是的，杀像他这种好人。‘是高曼神父。’我心里想，他正朝西街那边走，你知道，就是火车站左前方第二个转弯那儿。另外有个男人跟在他后面不远的地方。本来我根本不会注意到什么不对劲，可是后面那个人突然——非常突然——停下脚步，就是他经过我门口的时候。我正在奇怪他为什么停下来，忽然发现在他前面不远的高曼神父也慢下脚步。神父并没有完全停下来，只是好像在专心想什么事，想得都快忘了走路。后来神父又继续向前走，那个人也跟了上去——走得相当快。我想——也许那个人认识高曼神父，想赶上他说几句话。”
“可是事实上，他只是一直跟着他？”
“现在我相信是的——可是当时根本没想到这一点，因为雾很大，所以我几乎马上就看不到他们了。”
“你能不能形容一下那个人？”
李俊的声音并不肯定，他以为会听到像一般人一样模棱两可的形容，但是奥斯本先生却不同。
“嗯，我想，”他用一种自满的声音说：“他的个子很高——”
“很高？有多高？”
“这——大概至少有五英尺十一英寸到六英尺，不过看起来也许更高，因为他很瘦。削肩、喉结很明显，小礼帽下面留着长头发，鹰钩鼻，很引人注意。我当然没办法说出他眼睛是什么颜色，你知道，我只看到他的侧面。从他走路的样子看来，大概五十岁左右，要是年纪轻一点，走路的样子又不一样了。”
李俊在脑子里估计了一下门口到街上的距离，又回头看看奥斯本先生，同时在心里怀疑着。他很怀疑……
像这位药店老板的形容，可能代表一、两种意义。也许是他的想像力太过丰富——他以往听过很多这种例子，多半是从女人那儿听来的。他所形容的凶手长相，只是他心目中凶手应该有的形象，不过这种想像通常包括一些伪造的细节——例如贼溜溜的双眼，甲虫似的眉毛，人猿一样的下颚，还有一些含糊不清的暴行。
奥斯本先生形容得似乎是个真人，那么这个证人真是百万人当中难得挑出的一个——既能正确详细地说出所见到的人和事，又能不受人左右。
李俊估计了一下街到门口之间的距离，然后若有所思地凝视着药店主人。
李俊问道：“如果再看到那个人，你想你会不会认出他？”
“喔，当然会，”奥斯本先生很自信地说：“我从来不会忘记别人的脸，因为我已经养成习惯了。我一直跟人说，要是有哪个杀妻凶手到我店里买过一小包砒素，我一定能在法庭上认出他。我也一直希望，有一天真的会发生这种事。”
“可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过？”
奥斯本先生悲哀地承认没错。
“现在更不可能了。”他渴望地说：“我已经把店顶让出去了，价钱相当不错。我打算到伯恩茅斯退休。”
“这地方看起来不错。”
“很高级，”奥斯本先生骄傲地说：“我们在这里开店已经将近一百年了，先祖父和先父都经营过这家店，是一种很好的旧式家族企业。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并不这么想，只觉得好单调刻板。我跟很多男孩一样，在舞台上受过挫折，我以为自己会演戏，先父也没有阻止我，只说：‘试试看你能搞出什么名堂吧，以后你会发现自己不是亨利·艾文爵士。’他说得可真对！先父是个很聪明的人。我在剧团里待了大概一年半，最后还是回到这个行业。我对这个店觉得很骄傲，我们一直保留一些好药，都是旧式的，但是品质却很好。可是这年头”——他悲哀地摇摇头——“真叫我们做药剂师的人失望。全都是些卫生用品，又没办法不保留，差不多有一半收入都靠这些，面粉、口红、面霜、洗发精什么的一大堆。我自己从来不碰那些，请了位小姐负责。唉，开药店真是跟以前大不相同了。不过我存了不少钱，店也顶让了一笔好价钱，同时在伯恩茅斯用低价买了一栋漂亮的小平房。”
他又说：“趁着还能享乐的时候，尽早退休，这是我的座右铭。我有很多嗜好，譬如搜集蝴蝶标本，偶而观察鸟的生活，还有园艺——有很多好书教人怎么开始学习园艺。对了，还有旅行，我也许会参加旅行团出去看看，免得以后后悔没有及时把握人生。”
李俊站起来。
“好吧，祝你万事如意。”李俊说：“要是你离开之前，碰巧看到那个人——”
“我一定马上通知你，李俊先生，那是当然。你尽管相信我，我很高兴这么做。我说过，我对记得别人的长相很有一套。我会随时留意的。真的，相信我，这是我的荣幸。”
------------------
第四章
(一)
我从旧维多利亚剧院出来，我的朋友贺米亚·雷可立夫走在我身边。我们刚看完“马克白”一剧。雨下得很大，我们穿过街道，跑向我停车的地方时，贺米亚不公平地说，不管谁到那家剧院去，一定会碰上下雨。
“就是这样。”
我表示不同意她的看法，并且说她只记得下雨的时候。我踩离合器的时候，贺米亚又说：“我在葛林德伯恩的时候，运气一向很好，我实在想不出除了完美之外还有什么，音乐、鲜花，还有白色的花坛最特别了。”
我们谈了一会儿葛林德伯恩和那儿的音乐，贺米亚又说：“我们要到都佛去吃早餐吧，对不对？”
“都佛？真是奇怪的想法。我还以为要去‘幻想园’呢。看完那出满是血腥和忧郁的‘马克白’，应该好好吃喝一顿。莎士比亚老让我想狼吞虎咽一顿。”
“是啊，华格纳也一样，至于我为什么说要到都佛，是因为你正朝那个方向开车。”
“这边要绕点路。”我解释道。
“可是你绕过头了，已经开到旧肯特路来了。”
我看看四周，不得不承认贺米亚确实像以往一样又说对了。
“我老是搞不清楚这儿的方向。”我歉然道。
“是很容易让人弄错，”贺米亚同意道：“都绕着滑铁卢车站。”
最后，我好不容易才开过西敏寺桥，我们又继续讨论刚才看的“马克白”。
贺米亚·雷可立夫是位芳龄二十八的美丽女子，她的五官十分典雅完美，一头深栗色的秀发盘在颈后。我妹妹老说她是“马克的女朋友”，可是她那种语气却总是惹我生气。“幻想园”的仆役热烈地欢迎我们，带我们到深红色天鹅绒墙边的一张小桌上。由于服务周到、气氛优美，这儿的生意一向很好，所以桌子隔得相当近。我们坐下时，邻桌客人高兴地跟我们打招呼。大卫·亚丁力是牛津大学的历史学讲师，他介绍了一下同伴，是位梳着流行发型的女孩。那种发型复杂得很，东突一块，西突一角，奇怪的是，梳在她头上却显得很适当。她那对蓝眼睛很大，嘴也老是半开着，她跟大卫所有女朋友一样，笨得很。大卫本身是个很聪明的年轻人，但是只有跟傻乎乎的女孩子相处，他才能得到休息的机会。
“这是我的小宝贝芭比，”他介绍道：“这是马克，这是贺米亚。他们都是正正经经的饱学之士，你要多学学，才能赶上人家。我们刚看完‘只是为了开玩笑’，真是太棒了！我想你们一定刚看完莎士比亚或者易卜生的戏吧。”
“在旧维多利亚剧院看的‘马克白’。”
“我好喜欢那个戏，”贺米亚说：“灯光很有意思，也没看过安排得那么好的宴会。”
“喔，那女巫呢？”
“可怕透了！”贺米亚说：“真的。”大卫也表示同意。“好像有一种呼之欲出的哑剧成分，”他说：“他们都蹦蹦跳跳地，像千面魔王一样。总不能希望一位好仙子穿着闪亮的白衣服，用单调的声音说：你的邪恶力量是不会胜利的。最后，只有马克白才会疯狂。”
我们全都笑了，可是一向善于察言观色的大卫，却精明地看了我一眼，问道：
“你怎么了？”
“没什么，我只是想起那天看的一出哑剧里，有邪神、魔王，对了——也有好仙子。”
“在什么地方？”
“喔，在查尔斯的一家咖啡店。”
“哈，你真是又聪明又时髦，对不对？马克。竟然也会参加查尔斯的社交圈，穿紧身衣的富家女，就在那种地方结交不起眼的男孩。芭比真该到那种地方去，对不对？小鸭鸭。”
芭比把眼睛瞪得更大了。
“我不喜欢查尔斯，”她辨道：“‘幻想园’比那边好太多太多了！有这么棒的餐点。”
“很好，芭比，反正你也还不够有钱。再谈谈‘马克白’跟恐怖的女巫的事吧，马克。我知道要是我担任制作的话，会怎么塑造那些女巫的性格。”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大卫在剧团中相当活跃。
“喔，说说看吧。”
“我会让她们看起来很平凡，只是一些狡猾安静的老太太，就像乡下的女巫一样。”
“可是这年头根本没有女巫了啊。”芭比瞪着他说。
“那是因为你住在伦敦，才会这么说。现在英格兰乡下的每个村子里，都还有一个女巫。山上第三栋茅屋里的布莱克老太太，小孩子都不许打扰她，别人也常常送她鸡蛋或者自制的糕点，因为要是你惹火了她，你家的牛就挤不出奶来，洋芋收成也会一塌糊涂，要不然小强尼就会扭伤脚。虽然没有人在口头上说不能得罪布莱克老太太，可是每个人‘心里’全都明白！”
“你真爱开玩笑。”芭比绷着脸说。
“不，我不是开玩笑，这是事实，对不对？马克。”
“可是知识一天天进步，教育也越来越普及，根本没有人会再迷信那些了。”贺米亚用怀疑的口气说。
“可是乡下就不一样。你说对不对？马克。”
“你说的也许没错，”我缓缓地说：“不过我也不敢肯定，因为我没在乡下住过多久。”
“我不懂，你怎么能把女巫塑造成平凡的老太太。”贺米亚对大卫说：“她们当然有一种神秘诡异的气氛。”
“可是你想想看，”大卫说：“这就跟发疯的情形差不多。要是有一个人又吼又叫，全身都是稻草，歪歪倒倒地走来走去，那根本就不可怕。可是我记得有一次替一个在精神病院做事的医生送个口信，我在房间等他的时候，对面有一位看起来很亲切的老太太在喝牛奶。她随便跟我聊聊天气，然后忽然俯身向前对我低声说：“‘埋在火炉后面那个可怜的孩子，是不是你儿子？’”然后她点点头，又说：‘晚上十点十分整，每天都很准时，你要假装没有看到血。’
“就是她那种煞有其事口气，叫人不寒而栗，全身都起鸡皮疙瘩。”
“火炉后面‘真的’埋了人？”芭比问。
大卫没理她，又说：
“再说那些灵媒，一下精神恍惚，一下在黑黝黝的房间里又敲又打的，最后坐起来拍拍脑袋再回家吃一顿有鱼、有洋芋的晚餐，看起来就是很平常、很愉快的女人。”
“这么说，你认为女巫只是几个有预知力的苏格兰老太太，悄悄运用她们的巫术，绕着一口大锅子念咒，召唤一些鬼魂，可是表面看来却和平常人一样罗？噢——这倒是满吸引人的点子。”
“但愿你能找到替你演这种角色的演员。”贺米亚冷冷地说。
“你说得对，”大卫承认道：“只要剧本上有一点疯狂的暗示，演员马上就会很卖力的演出，要是有暴毙的情形也一样。可是没有哪个演员能安安静静地倒下去死掉，一定要咆哮、跌倒、翻眼睛、喘气、捧着心脏、抱着头，很夸张地演出才过瘾似的。说到表演，你觉得费尔丁的‘马克白’怎么样？批评家对他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我觉得梦游之后那一幕跟医生在一起的戏好可怕，”贺米亚说：“‘你不能帮助一个有病的脑子吗？’他让我发现一件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他真的是在命令医生杀她，可是他又的确爱他太太。他把畏惧和爱之间的挣扎完全表现出来了。‘随后你也应该死了。’是我所听过的最沉痛的话。”
“要是莎士比亚看到他的剧本被人这么演，也许会觉得很意外。”我冷冷地说。
“我想，波贝吉公司已经减少了很多他原著的精神。”大卫说。
贺米亚喃喃说：“演出者永远有办法让作者觉得意外。”
“莎士比亚的剧本不是一个什么叫培根的人写的吧？”芭比问。
“那种理论已经过时了，”大卫亲切地对她说：“‘你’对培根还知道些什么？”
“他发明火药。”芭比得意地说。
大卫看看我们，然后说：
“你们现在知道我为什么爱这个女孩了吧？她知道的事老是很出人意料。亲爱的，是法兰西斯，不是罗杰。”
“我觉得费尔丁扮演第三个凶手很有意思。以前没有这种例子？”贺米亚问。
“我想有，”大卫说：“那时候多方便啊，只要想除掉一个人，随时可以找到替你动手的凶手。要是现在还能这样，那就有意思了。”
“可是还有啊，”贺米亚辨道：“那些地痞流氓什么的，像芝加哥就有。”
“喔，”大卫说：“我指的不是那种人，我是说一般人想除掉某个人——例如生意上的劲敌、老不死的有钱姑姑等等。要是现代人能打一通电话，说：‘麻烦派两名杀手来好吗？’那该有多方便。”
大家都忍不住笑了。
“可是如果真的想那么做，也有办法，对不对？”芭比说。
我们不解地看着她。
“什么办法，宝贝？”大卫问。
“喔，我是说，也有人办得到……像你说的，跟我们差不多的普通人。不过我猜费用很贵。”
芭比的眼睛张得大大的，看来天真无邪，双唇也微启着。
“你到底在说些什么？”大卫好奇发问。
芭比似乎很困惑。
“喔——我想——我弄错了。我指的是‘白马’那种事。”
“白‘马’？什么样的白马？”
芭比红着脸，垂下眼睛。
“我好傻，我——只是听别人说过——不过我完全弄错了。”
“来，吃点布丁。”大卫体贴地说。
(二)
每个人大概都有过一种奇怪的经验，就是听到一件事之后，往往会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又碰到一次。我这回就是。
第二天早上，电话响了，我过去接。
“福来斯曼七三八四一。”
电话那头传来像是喘息的声音，对方上气不接下气，但却很坚定地说：
“我想过了，我会去！”
我迅速动动脑筋。
“太棒了，”我一边拖延时间道；“噢你——是——”
“毕竟，”那声音说：“总不会被雷击中两次吧！”
“你肯定没打错电话吗？”
“当然，你是马克·伊斯特布鲁克，不是吗？”
“对了！”我说：“你是奥立佛太太。”
“喔，”那个声音说：“原来你刚才不知道我是谁啊？我根本没想到。我说的是罗妲的园游会，如果她希望我去，我就去。”
“你真是太好了，他们一定会很感激你的。”
“不会有宴会吧？”奥立佛太太问。
她又说：
“你也知道，那些人明明看到我在喝姜酒或者蕃茄汁，没有在写作，偏偏还要问我‘现在有没有在写作？’又说他们喜欢我的书，这话当然很讨人喜欢，问题是我从来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要是我说：‘我很高兴。’听起来就像‘很高兴认识你’一样陈腔滥调。嗯，事实当然没错。你想他们不会要我到‘粉红马’去喝点东西吧？”
“‘粉红马’？”
“是啊，白马，我是指酒店。我对酒店实在很没办法，我可以勉强喝点啤酒，可是会觉得很难过。”
“你说的‘白马’到底是指什么？”
“有一家叫‘白马’的酒店，对不对？或者是‘粉红马’，不过也许是在别的地方，只是自己胡思乱想。我有时候真会乱想。”
“鹦鹉怎么了？”我问。
“鹦鹉？”奥立佛太太似乎十分迷惑。
“还有蟋蟀。”
“说真的，”奥立佛太太威严地说：“我看一定是弄昏头了。”
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我还在想这二度听到的“白马”时，电话又响了。
这回是索马斯·怀特律师，他告诉我，我教母海吉斯——杜博夫人在遗瞩中，准许我从她的藏画中挑选三幅。
“当然，没什么特别值钱的名画，”索马斯·怀特先生用十分忧郁的声音说：“不过据我所知，你曾经表示过欣赏死者所收藏的一些画。”
“她有几张很好的印度风景水彩画，”我说：“我想你一定写信通知过我，可惜我忘了这回事。”
“不错，”索马斯·怀特先生说：“可是遗嘱各条款已经开始实施，执行委员也在安排出售她在伦敦的屋子，要是你最近能抽空到爱拉斯米尔广场来一趟——”
“我现在就来。”我说。
看来，这不是个适合工作的早晨。
(三)
我把挑选出的三幅水彩画夹在腋下，离开爱拉斯米尔广场四十九号，几乎立刻撞上一个正要进门的人。我们彼此道歉之后，我正要叫计程车，忽然想起什么，马上转身问对方：“嗨——你不是柯立根吗？”
“是啊——你——对了——你是马克·伊斯特布鲁克！”
以往念牛津大学的时候，吉姆·柯立根和我一直是朋友，可是我们到现在至少有十五年左右没有见面了。
“我知道你很面熟，就是一下子想不起来。”柯立根说：
“我经常看到你的文章，很喜欢看。”
“你最近怎么样？是不是真像你所希望的从事研究工作？”
柯立根叹口气。
“很难，太花钱了——除非能找到一个听话的百万富翁，或者意见不多的基金会。”
“肝蛭，对不对？”
“你的记性真好！不，我已经放弃肝蛭了，我目前最有兴趣的是一种跟脾脏有关的腺体，你一定没听过。表面上看来，好像一点作用都没有！”
他的口气带着科学家的研究热忱。
“那还研究它做什么？”
“喔，”柯立根有点歉然地说：“我认为这种腺体会影响人的行为。粗浅点说，就跟你车子煞车的时候少不了一种液体一样。没有那种液体，煞车就不灵光。人体也一样，要是这种腺体分泌不够，就可能——我只是说‘可能’——使人犯罪。”
我吹了声口哨。
“那么‘原罪’的理论怎么办呢？”
“是啊，”柯立根说：“牧师不会欢迎我的理论，对不对？老实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人对这种理论有兴趣，真是不幸。所以我现在还在警方担任法医。也挺有意思的，可以看到不少犯罪型态。不说了，免得你不耐烦——一起吃午饭怎么样？”
“可以啊！可是你不是要去那儿吗？”我朝柯立根身后的屋子点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