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八月十二号星期三那天在斯皮德夫人所住的多塞特旅馆里一同吃午饭。”
“八月十二号？”
“是的。”
“哦，大约在那个时候，他是到伦敦去了，……可是，他什么也没有说——”她又突然停止说下去，接着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她长得怎么样？”
他赶快用使她放心的口气回答：
“她一点也不迷人，贝特顿夫人。她是一个年轻能干的职业妇女，年纪三十出头，并不特别好看。绝对没有什么情况表明，她和您丈夫很亲密。您丈夫为什么没有把这次会面的情况告诉您，我们也觉得奇怪。”
“好了，好了，我明白了。”
“现在，请您仔细想想，贝特顿夫人。在那时期，也就是在八月中旬——这次会面之前一周左右，您注意到您丈夫有什么变化？”
“没有，没有，我没有看到他有什么变化。没有什么引起我注意的事情。”
杰索普叹了口气。
桌子上的电话又嗡嗡的响起来。杰索普拿起话筒。
“说吧！”他说。
电话线另一端的那个人说：
“先生，这里来了一个人，他要求会见负责处理贝特顿案件的人。”
“他叫什么名字？”
电话线另一端的那个人轻轻地咳嗽一声，说：
“哦，我拿不准怎样念这个名字，杰索普先生。也许我最好把它拼给你听。”
“好，拼吧。”
他在临时记录本上记下了从电话线上传过来的字母。
“是波兰人吗？”记完后他问道。
“他没有这样说，先生。他的英文说得很流利，只带有一点口音。”
“你叫他等一下。”
“好，先生。”
杰索普把电话放回原处。然后，他看了看桌子对面的奥利夫·贝特顿。她十分安静地坐在那里，带着一种无可奈何和绝望的平静神情。他从临时记录本上撕下那页记着那个来人名字的纸，把它从桌子上推过去给她。
“您知道叫这个名字的人吗？”他问。
当她看那张纸的时候，她的两眼睁大了。他马上就看出她显得很吃惊。
“知道，”她说，“是的，我知道。他给我写过信。”
“什么时候？”
“昨天。他是汤姆第一个妻子的表弟。他刚到英国。他对汤姆的失踪非常关心。他写信来问我得到什么新的消息没有，并且——并且他向我表示深深的同情。”
“在这以前，您从来没有听人说起过这个人吧？”
她摇了摇头。
“您听到您丈夫谈起过他没有？”
“没有。”
“这样说来，他可能根本不是您丈夫的什么表弟。”
“对，可能不是。但我从未从这方面想过。”她显得很吃惊，“要知道，汤姆的第一个妻子是个外国人。她是曼海姆教授的女儿。从信上看，这个人似乎对曼海姆的女儿和汤姆的一切都很了解。那信写得很得体、正规并且带有外国味道，您知道。它似乎很真诚的。再说，如果他不是真的，那又有什么意思呢？”
“啊，那是人们应当经常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杰索普微笑了一下，“我们这里的人经常问这样的问题，以致于连最细微的事我们也会认为具有重大意义。”
“是的，我想你们会这样的。”她突然颤抖起来，“这就像你们的这个房间一样，坐落在迷宫一样的走廊中间，就像在梦中一样，您会认为您再也不能从这里走出去了……”
“是的，是的，我能够看出，这可能是有一种幽闭的恐怖作用。”杰索普轻松愉快地说。
奥利夫·贝特顿抬起一只手来，把披到前额上的头发向后撂回去。
“您知道，我不能长期忍受下去，”她说，“老是坐在家里等待。我想到其他地方去换换环境。最好是去外国。到一个这样的地方，在那里没有记者不断地给你打电话，人们也不老盯着你。现在我总是遇到许多朋友，他们总问我得到什么消息。”她停了一下，继续说，“我想……我快要支持不下去了。我一直在努力装出勇敢的样子，但这个我已受不了啦。我的医生已经同意。他说，我应当马上到别的地方住三四个星期。他给我写了一封信，我拿给您看。”
她在手提包里摸索着，拿出一个信封，把它从桌面上推给杰索普，说：
“您就会知道医生是怎么说的。”
杰索普把信从信封里取出来，读了一遍。
“是的。”他说：“是的，我知道了。”
他把信放回信封里。
“这样说，我是可以离开了？”两眼紧张地注视着杰索普。
“当然可以，贝特顿夫人，”他回答。他有点感到吃惊：“为什么不呢？”
“我还以为您会反对呢？”
“反对？为什么要反对？这完全是您自己的事。只要您安排得在您外出期间我们得到任何消息时能够和您联系得上就行。”
“我当然要这样安排。”
“您想去什么地方？”
“到一个阳光充足的地方，一个没有多少英国人的地方。到西班牙或摩洛哥。”
“这太好了。我认为，这会给您的健康带来很大好处。”
“哦，谢谢您。非常感谢您。”
她站起来，显得激动而得意洋洋。但紧张不安的情绪仍然明显存在。
杰索普站起来，跟她握了握手，并按铃叫传令兵把她送出去。他回到椅子上坐下。在最初一会儿，他的脸仍和先前一样毫无表情，但后来慢慢地微笑起来，他拿起电话。
“我现在就见格莱德尔少校！”他对着话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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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格莱德尔少校？”杰索普在念这个名字时，稍微犹豫了一下。
“这很难念，是吧。”来客用幽默的赞赏口气说，“在战争期间，您的同胞管我叫格莱德尔①而现在，在美国，我要把我的名字改成格林（Glyn），这样人们读起来会方便一些。”
——
（①Glider意为滑翔机。——译者。）
——
“您是从美国来？”
“是的。我是一周前到这里的。对不起，您是杰索普先生吗？”
“我是杰索普。”
格莱德尔非常感兴趣地注视着他。
“那末，”他说，“我曾经听到有人谈起过您。”
“真的吗？从谁那里听到的？”
那个人微笑了。
“也许我们进行得太快了。在您允许我提问题之前，我先把美国大使馆的这封信交给您。”
他鞠了一个躬，把信递过来。杰索普接过信，念了头几行客套话，就把它放下了。他用估量的眼光瞧着他的客人。他高高的个子，举止有点呆板，年龄三十左右。他的金色的头发梳成欧洲大陆的式样。他的话说得很慢，很谨慎，带有明显的外国腔调，但语法却是正确的。杰索普注意到，他一点也不显得紧张不安，或对自己感到没有信心。这本身就很不寻常。到这个办公室来的人，绝大多数都显得紧张不安、激动或忧心忡忡。有时，他们随机应变，有时他们暴跳如雷。
这是一个完全能够控制自己的人，一个具有一张一本正经面孔的人。他知道他在干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干，而且他也不会被人轻易哄骗或蒙骗去说出一些他不打算说出的事情。杰索普轻松愉快地对他说：
“您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来找您是为了问一下您有没有得到有关托马斯·贝特顿的进一步消息，他在最近以一种似乎有点耸人听闻的方式失踪了。我知道，我们不能不打折扣地相信我们在报章上读到的东西。因此，我就打听什么地方可以得到可靠的消息。人们告诉我说，您这里可以得到可靠的消息。”
“很抱歉，我们还没有得到有关贝特顿的确切消息。”
“我想，他可能被派到国外执行什么使命去了。”他顿了一下，又巧妙地补充一句：“您知道，这不准声张出去。”
“我亲爱的先生，”杰索普带着痛苦的表情说，“贝特顿是一位科学家，而不是一位外交家或一位密探。”
“您在训斥我。但是标签并不总是恰当的。您也许要问我为什么对这件事感兴趣。托马斯·贝特顿是我的一个姻亲。”
“明白了，我想，您是已故的曼海姆教授的外甥。”
“哦，您已经知道了。您在这里真是消息灵通。”
“常有人到这里来，告诉我们一些事情，”杰索普小声说，“贝特顿的妻子刚才来过这里。她告诉我说，您给她写了一封信。”
“是的。我给她写了一封信，以此来表示我的慰问，并问她是否得到任何进一步的消息。”
“您这样做很对。”
“我母亲是曼海姆教授惟一的妹妹。他们之间的感情非常好。当我还是一个小孩住在华沙的时候，我经常到我舅舅家里，他的女儿埃尔莎就像我的亲姐姐一样。在我父母死后，我的家也就是我舅舅和表姐的家了。那些日子过得多么幸福呀！接着爆发了战争，发生了许多悲惨和恐怖的事……但这一切我不想讲了。我舅舅和表姐逃到美国去，我则留下来，参加了地下抵抗组织。战争结束后，我先后担任了几项差事。我去了一次美国，看我的舅舅和表姐。当我在欧洲担负的任务结束时，我曾想到美国定居。我希望，我能生活在舅舅、表姐和她丈夫身边。但是，唉，”他摊开两手，“当我到那里的时候，我舅舅已经死了，我的表姐也死了，而她的丈夫呢，已经到了英国，并且又重新结婚了。这样，我又再一次没有家了。接着，我在报上看到著名的科学家托马斯·贝特顿失踪的消息，于是我就到英国来，看看究竟应当怎样办。”他顿了一下，用探询的目光注视着杰索普。
杰索普也用毫无表情的目光看着他。
“为什么他失踪了，杰索普先生？”
“那正是，”杰索普说，“我们极想知道的事。”
“也许，您知道吧？”
这个人这样容易地就把他们的身份颠倒过来，杰索普颇为佩服他。在这个房间里，他是习惯于向别人提问题的人。而现在这个陌生人却成了询问者。
杰索普仍然轻松愉快的回答说：
“我向您保证，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失踪了。”
“但是，你们有所怀疑吧？”
“可能有所怀疑，”杰索普谨慎地说，“这件事有一定的格式……以前也曾发生过这样的事。”
“这我知道。”客人迅速地引证了半打以上的案件。
“全都是科学家。”他意味深长地说。
“是的。”
“他们都到铁幕那边去了吗？”
“有这样的可能，但现在我们还不清楚。”
“他们是自愿去的吗？”
“这很难说。”杰索普说。
“您以为这不是我的事？”
“哦，对不起。”
“您那样想是对的。只是因为贝特顿我才对这个案件感兴趣。”
“对不起，”杰索普说，“我不大了解您为什么对这个案件感兴趣。贝特顿毕竟也只是您的一个姻亲。您甚至不认识他。”
“您说得不错。但对我们波兰人来说，家庭是非常重要的。有义务啊。”他站起来．很不自然地鞠个躬。“很抱歉，侵占了您不少时间。谢谢您对我这样客气。”
杰索普也站起来。
“很遗憾，我不能帮助您，”他说，“但是我向您保证，我们对此也一无所知。如果我们听到什么消息，可以和您联系吗？”
“通过美国大使馆可以找到我。谢谢您。”
他又拘谨地鞠了一躬。
杰索普按了一下铃。格莱德尔少校出去了。杰索普拿起电话。
“请沃顿上校到我房间来。”
沃顿进来以后，杰索普对他说：
“事情终于动起来了。”
“怎么回事？”
“贝特顿夫人想到外国去。”
“去和丈夫相会？”
“我希望如此。她带着一封她的医生为她写的介绍信到这里来。那信说，她需要彻底休息和变换一个环境。”
“真像回事似的！”
“当然，也可能是真的。”杰索普警告他说，“可能是一个事实。”
“我们这里的人从来不那么看问题。”沃顿说。
“是啊。但是，我要说她表演得真令人信服。一句话也没有说走嘴。”
“我想。你没有从她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
“只得到一点点。这就是和贝特顿一起在多尔旅馆吃午饭的那个叫斯皮德的女人。”
“真的吗？”
“他没有把这次吃午饭的事告诉他妻子。”
“哦！”沃顿考虑了一下，“你以为那有什么关系吗？”
“可能有关系。卡洛尔·斯皮德曾经被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审查过。她证明自己无罪，但那毕竟……是的，她，或者人们认为，她毕竟是玷了污点。这可能是一个联络人。是我们所发现的贝特顿惟一的联络人。”
“贝特顿夫人的联络人怎么样？最近可能有什么联络人来唆使她到外国去吗？”
“倒没有什么人和她联系。只是昨天她从一个波兰人那么收到一封信。那是贝特顿第一个妻子的表弟写的。刚才这个波兰人还在我这里问这问那呢。”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一个不很真实的人，”杰索普说，“一举一动都带有外国味道并且合乎准则，一切都那么‘文雅’，作为一个人，他显得出奇地不真实。”
“你认为他就是那个唆使她去外国的联络人吗？”
“可能是。这我说不准。他使我迷惑不解。”
“需要对他进行监视吗？”
杰索普笑了笑。
“是的。我已经按了两次铃。”
“你这善于设圈套的家伙——真是诡计多端。”接着，沃顿又变得一本正经起来。
“喂，那表格是怎么填的？”
“我想是填的珍妮特和照例要填的一些事项。地点是西班牙或摩洛哥。”
“不是瑞士？”
“这次不是。”
“我认为在西班牙或摩洛哥他们会遇到困难。”
“我们不可低估我们的对手。”
沃顿厌恶地用手指翻着那叠调查材料。
“关于那两个国家人们至今还没有看到贝特顿出现过，”他懊恼地说，“这次我们要全力以赴。天哪，要是我们在这个案子上失败的话……”
杰索普把背靠在椅子上。
“我已经很久没有休假了，”他说，“我对这个办公室有点厌烦了。我可能要到外国旅行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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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1
“乘法航108次班机去巴黎的乘客，请往这边走。”
希思罗机场候机室里的人们听到这声音，都站了起来。希拉里·克雷文拿起她那个小蜥蜴皮的旅行皮箱，跟着人流向停机坪走去。由于刚从闷热的候机室里出来，乘客们觉得冷风刺骨。
希拉里浑身发抖，就把包着身体的皮衣裹得更紧了。她跟着其他乘客穿过广场向飞机停放的地方走去。终于实现了！她就要走了，逃了！逃出这灰暗、寒冷和麻木不仁的悲惨境遇。逃向阳光灿烂的蓝天之下，逃向一种新的生活。这一切重负，这可怕的悲惨和挫折所带来的重负就将远远地被抛在身后。她走上飞机舷梯，低头走进飞机舱门，由服务员领她到了自己的座位。几个月来，这是她第一次从痛苦中得到了宽慰。这种精神上的痛苦是多么的剧烈，以至影响到她的身体。“我将要离开这一切，”她满怀希望地自言自语道：“我一定要离开这一切。”
飞机的轰鸣声和转动声使她非常激动。在那轰鸣和转动声中似乎具有一种原始的野性。她想，文明人的痛苦是最难受的痛苦，这是灰色而毫无希望的。“但是现在，”她想，“我就要逃开了。”
飞机慢慢沿着跑道滑行。机上的女服务员说：
“请系紧安全带。”
飞机在跑道上作了一个半转弯，停下来等待起飞信号。希拉里想：“也许这架飞机会坠毁……也许它永远也离不开地面。那就一切都完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希拉里觉得飞机似乎等了很久没有起飞。她在等待着向自由出发的信号，希拉里可笑地这样想：“我将永远也离不开了，永远！我将作为一个囚犯被扣留在这里。”
然而，终于起飞了。
发动机最后轰鸣了一声，飞机就开始向前滑跑。飞机沿着跑道越跑越快，希拉里想：“它将飞不起来。它不能够……那就完了。”哦，他们现在似乎已经离开地面了。看起来好像不是飞机在上升，而是地面在离开，在沉下去，把一切问题、一切失望和挫折都扔到那咆哮着的、骄傲地向着蓝天升起的怪物下面。飞机在上升，绕着机场飞了一圈。下面的机场显得多么像可笑的小孩的玩具一样！小得滑稽的公路，奇怪的小铁路，在上面行驶着像玩具一样的火车。一个可笑的幼稚的世界，在这里人们相爱、相恨和伤心断肠。现在，这一切都无关紧要了，因为它们是如此可笑，如此渺小，如此微不足道。现在在他们下面是云层，浓密的、灰白色的云层。他们一定是在英吉利海峡上空了。希拉里靠在座位上，闭着两眼。逃了，逃了。她已经离开了英格兰，离开了奈杰尔，离开了那个悲惨的小土堆——布伦达的坟墓。这一切都被留下了。她睁开两眼，接着又长叹一声闭上两眼。她睡着了……
2
当希拉里醒来时，飞机正在下降。
“巴黎到了！”希拉里一面这样想，一面在座位上坐直了身子，并伸手去拿自己的手提包。然而，这并不是巴黎。机上的女服务员从吊舱上走下来，用幼儿园保姆那种使一些旅客感到非常讨厌的哄小孩的腔调说：
“由于巴黎雾大，我们要把你们降落在博韦了。”
她那神情好像是说：“这不很好吗，孩子们？”希拉里通过她座位旁边的那扇小窗往下窥视。她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博韦看起来也被浓雾所笼罩。飞机在慢慢地绕着机场飞行，飞了一阵才最后着陆。接着乘客们被人领着在寒冷潮湿的雾气中向一所简陋的木房子走去，房子里只有几把椅子和一条长长的木柜台。
希拉里感到很沮丧，但她努力把这种消沉情绪排遣开。她旁边的一个男人小声地抱怨说：“这是战时的一个旧机场，没有暖气或使人舒适的设备。幸好，这里是法国人的，我们总能弄到酒喝。”
他说得对极了。几乎马上就来了一个带着几把钥匙的男人，他把各种酒供应给乘客们以振作他们的精神。在这长时间的令人讨厌的等待中，酒的确能使乘客们精神振作。
这样无所事事地过了几个小时后，又有几架飞机从雾中出现和着陆，这些飞机也因为巴黎不能着陆而转移到这里来。顿时这间小小的屋子就挤满了冷得发抖的、激怒的人们，他们都在为这次耽搁而大发牢骚。
对希拉里来说，这一切都具有一种不真实的性质。就好像她在做梦一样，什么人在仁慈地保护着她，不让她与现实接触。但是，这仅仅是耽搁一下、等待一下的问题。她仍然在旅途中——在逃亡的旅途中。她仍然在逃离这一切，仍然在向她的生活可能重新开始的地方逃去。这种情绪纠缠着她。无论是在漫长的令人困乏的耽搁期间，还是在天黑后很久，忽然宣布来了几辆公共汽车准备把乘客运往巴黎因而引起一片混乱时，这种情绪都始终困扰着她。
当时来来往往的人群是多么混乱啊！乘客、办事员、搬运工人全都搬着行李在黑暗中奔跑、碰撞。末了，脚和腿冻得发抖的希拉里终于坐上一辆公共汽车，在浓雾中隆隆地向巴黎驶去。
这是一次长时间的令人困乏的驶行，一共花了四个小时。当他们到达残废军人博物馆时，已经午夜。使希拉里感到快慰的是，她能够即时领取行李坐车到她预订了房间的旅馆去。她疲倦极了，不想吃饭，只洗了个热水澡就匆匆上床睡觉了。
到卡萨布兰卡的班机原订于翌晨十点半钟从奥利机场起飞，但当他们到达奥利机场时，那儿却是一片混乱。在欧洲的许多地方飞机都已停飞，来往的乘客都被耽误了。
启程服务台的那个不断被人打扰的办事员耸耸肩说：
“夫人，您不能坐这趟您已预订了机票的班机走了。班机时间表全都得改变。如果夫人能坐在这里等一会，那末一切都能安排妥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