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113路到兆麟公园站下车，绕过公园，转入地段街，路过兆麟小学后门，再过两个路口，就到了哈尔滨歌剧院门口。
这是一段死亡之路。
其实哈尔滨歌剧院是一座很美的建筑，建于1959年，是独特的木质结构。走廊地面刷着暗红色的油漆，每个老师的办公室都十分宽敞，有一整面欧式风格的窗，木框刷着白漆，已经斑驳掉落，反而更有味道。每一层的举架都非常高，房间内的木地板都是质朴的原色，踩踏时会有笃笃的空响，伴随着
隔壁的女高音的花腔，有种逃脱了时空的美。地狱可能也就这么美吧。
有时候到得早，我会坐在旁边的暖气前烘手，看前一
个学生上课。她比我年长很多，嘴唇上方有一颗和83版《红楼梦》中晴雯一样小巧的痣，已经学了四年琴，却和我一起考二级。李老师纠正错误的时候会直接用铅笔抽打她的手，羞辱意义大于疼痛感，但女孩从不往心里去，倒是她的妈妈红了脸。课程一结束，她就开心地穿上貂皮大衣，跑去四楼和男高音聊天。
我曾经幼稚而好心地提醒她，她妈妈和李老师好像都不希望她去和那些扎辫子的男人聊天，女孩昂扬地一笑，说，你不知道，我认识的都是真正的艺术家。
等她走了，李老师会转向我，疑惑地问，手还没烤暖？
永远烤不暖。我的身体为了救我，自动学会了寒冰掌，这样当我拉错音的时候，可以把手放在李老师手心里，真挚地说，是真的冻僵了，真的。
但总体上，我还是一个懂事的小孩。我是李老师的几位好学生之一，她说我有天生的乐感，一点就透，又肯吃苦（其实是被揍的），细节处理细腻。唯一的遗憾是，我的小拇指略短，没有达到无名指第二节，先天条件不足。
她甚至为了鼓励我学下去，迟迟没有按常规给我涨学费。在我身量长足、可以购买正常的4/4成人用琴之后，托关系弄来了一把古朴的旧大提琴送给我。这把琴音色醇厚，颜色很美，直到现在还挂在我新家的墙上。
当我结束枯燥的锯木头之后，才
慢慢理解了学琴的美妙与虚荣。对美的部分一直是懵懂的直觉，而虚荣，才是我刻苦的动力。
小学一年级我可以练习最简单的小品了，比如《农夫之歌》。某天下午我突发奇想，一边拉琴一边给《农夫之歌》即兴填了词，大概就是啊丰收啊喜悦啊农田啊喜悦啊很喜悦啊之类的。一曲完毕，听见鼓掌声，我外公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房门口。
我连续两年考过了中国音协的五级和八级，进了儿少中心的民乐团。民乐是没有合适的低音弦乐器的，所以在一大片琵琶、阮、二胡中间，戳着我们几个大提琴和低音提琴。排练时间很长，却没什么难度，还可以借此逃脱练琴，简直绝妙。我因为个子太矮，成了乐团的吉祥物，拖着大大的琴去和他们一起演出《金蛇狂舞》《北京喜讯到边寨》。
每次去江边的排练场，我都可以在沿途买一个烤烧饼吃，焦脆金黄，两面刷着辣酱，撒上一层薄薄的芝麻和白糖，香辣中带着一丝丝甜，不卫生不健康，那么好吃。
我以为乐团全都是这么好玩的地方。
这种认识持续到小学五年级，我加入了中学生乐团——它的名字叫中学生乐团，小学生也是可以进的。
选拔很严格。这种严格一方面是出于乐团本身的水平和名气：每年的“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中学生乐团都是非常重要的演出嘉宾，我们统一穿着白
衬衫和黑裙子上台，俨然一片小艺术家。另一方面，则是出于乐团隶属的背景所能带给团员们的优厚待遇：全市最好的两所初中分别开设了艺术特长班，在择校竞争日益激烈的90年代末，这是一条闪着金光的捷径，初中生在乐团“服役”满三年，中考时可以加五分。
用家长们的话说，“五分能甩掉多少人呢！”
这些优厚的条件是乐团曾经招揽人才、走向兴盛的源头。兴盛过后，便成了隐患——为了择校和加分，什么样水平的学生都能找到门路加入，家长们各显神通。巅峰时刻，第一小提琴组至少挤了二十四个人，大提琴坐了八排，远超三管乐团的编制。
一次排练《轻骑兵序曲》，中间一段颇有难度的小提琴合奏总是乱套，指挥老爷爷抓到两个连弦都对不准却还拉得尽兴的第二小提琴手，气得摔了指挥棒。
乐团的负责人没有办法继续装聋，痛定思痛说，得考试。弦乐考的就是《轻骑兵序曲》的选段。
大提琴的首席是比我大四岁的姐姐，已经在这个乐团很多年，读的就是重点校的艺术班，再忍耐一年便可以拿中考加分资格了。我刚来不久，空降大提琴副首席，她看我从来没有顺眼过。
因为她琴拉得巨烂。这次考核让她如临大敌，通身无处发泄的怒火和焦虑，让她开始欺负我。
每个周日下午排练结束时，都是大厅最混乱的
时候，我们集体涌向仓库去归还公用琴。不知道究竟是哪个缺心眼做的设计，一整面的架子，居然是小提琴摆在下排，大提琴摆在上排。
我发育晚，小学不长个，五年级的个子比琴也高不了多少。首席从背后拍拍我，说，你帮我们几个看一下琴，我们去个厕所就回来。
于是我乖乖地站在那里等，怀里一左一右各抱着一只，脚边还躺着三只。等了很久，看到窗外，她们几个背着包，笑嘻嘻地，手挽手走出了院子。她们都是一个班的同学。
大厅都走空了。我气得发抖，踩在椅子上，颤巍巍地将五把大提琴放回了架子。
考试的时候，首席从小房间脸色苍白地走出来，我目不斜视地走进去，演奏表现几乎是报复性地好。
我足足欣赏了两个星期首席的仓皇。其实我知道赢不了她的。结果公布，全场的座次，一个都没有变，大提琴还是挤了八排，第一小提琴还是二十四个人。
团长怎么可能把收过的礼都吐出来？我以为这个道理首席早就能够想通的。我俩之间的龃龉并没获得太多的关注，因为焦点永远都在第一小提琴身上。就算对交响乐再无知的观众也知道，小提琴坐第一排最外面那个人，演
出结束时是可以站起来和指挥拥抱的，全乐团再无别人有这个殊荣。
而第一小提琴的副首席比首席出色得多，这是被当众验证过的。副首席漂亮
地完成solo，首席只会嘿嘿一笑吐舌头。
她们之前都被团长表面的严肃唬住了，此刻劫后余生，高兴地在休息时宣布要请大家吃冰淇淋。我坐在原地喝酸奶，无悲无喜的状态让指挥误以为我还只是年纪小不懂事，但小提琴副首席也坐在原地，她擦眼镜，眼镜布却盖在眼睛上。
这种时候怎么能哭呢，我心想，硬憋也要憋住啊。大厅乱得像水开锅了。指挥坐在小台子上，看上去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
有点窝囊的老头。
他突然对我们说，你们俩把那一段，重新拉一遍吧。我们合奏。他坐着给我们指挥。结束后，指挥拥抱了一下副首席的姑娘。她哭得更厉害了。
我那时候已经在学巴赫的大提琴无伴奏组曲了。我曾经为了考级，苦练过很多奏鸣曲和协奏曲，技术上都比巴赫要难，但巴赫是第一次让我在练琴的时候想哭。
它是那么美，庄重、平衡、和谐。它不想被我们演奏。
我学了几年的琴，才终于发现音乐在虚荣、攀比、争气和烧钱之外，最单纯的美。
我学琴的动机注定了与它无缘。我爸妈和介绍人想要的是“好气质”和“有退路”，乐团的孩子们追求的是升学和加分，我们向古典乐要未来，向艺术要功名，向美要意义。
美是无意义的。
小学毕业前我面临一个重大的抉择。
李老师的另外两位高徒在初中的时候分别考入了两所
著名的音乐附中，脱产备考，背井离乡。
两位师兄师姐比我大很多，在民乐团带过我，放假回家时特意找我爸妈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准备好至少十几万，提前去拜考官为师，既是为了突击也是为了“意思意思”，不管你琴拉得多好，这道程序总归是要走的；爸妈要做好两地分居一两年的准备，总要有一个家长去全程陪护……
最重要的是，“千万想好了。这是一条不归路。”
我爸妈愁肠百结。本以为多年学琴已经是下血本了，只为换一条四通八达的路，没想到更大的坑在前面。
小学毕业的夏天，我顺利地考完了十级，得了一个招摇撞骗的比赛的全国金奖。
那个夏天，省里也办了一场大提琴比赛，虽然是省级赛事，其实含金量比我之前得到的奖项都高，最重要的是熟人多——省里但凡有头有脸的老师，手里但凡有能拿得出手的学生，都送来参赛了。
李老师让我在巴赫无伴奏组曲的序曲和《节日的天山》中间选一首参赛。我选了《节日的天山》。老师很赞同。
《节日的天山》是国内作曲家创作的，有新疆色彩，结合大提琴的音色，旋律很奔放热烈，有趣又好听，难度高又炫技，双八度、拨弦、轮指、连跳弓、连顿弓……杂耍似的。
但我的理由其实只是，我不想演奏巴赫。
比赛现场我遇到了一个老熟人。她的老师来自省
内的大提琴世家，远比我的老师吃得开，各种比赛和表演机会手到擒来，任何圈子都需要人脉，乐器也不例外。但这个女孩身上没有任何名师弟子的骄矜之气，刻苦得惊人，甚至到了有些用力过猛的地步；音准、运弓利落，技术极好，极自卑。
我们的老师会面就像两只斗鸡，我们关系却很好。比赛前她偷偷和我说，如果这次她能得第一名，她妈妈就会奖励她肯德基的汉堡。
她演奏了巴赫的无伴奏组曲。她得了第一名，我得了第二名。我觉得很好。换汉堡比换别的好。巴赫在托马斯教堂排练唱诗班，也是为了混口饭。
我帮我的爸妈做了决定。十级也考完了，到此为止吧，中学生乐团也不去了，择校的事就算了吧，我可不想和首席做校友，反正哪条路都是不归路，普通初中也能好好念书的。
后来断断续续又学了一年琴，李老师也不怎么收我钱。我不记得究竟是哪一天上了最后一堂课，也不记得自己哭了没。离开前在歌剧院一楼的收发室窗口注销学员证，老爷爷给小本本盖上作废的钢印，和我说，你刚来的时候，还是一个小不点儿哪。
我走出大门。左手边是友谊路，矗立着儿童医院。我最害怕学琴的时候，走到歌剧院门口都不想停步，恨不得径直冲到儿童医院里面去住院。
那些岁月一转眼就不见了。再一转眼，我拇指和胸口
的茧子也褪不见了。我十几年没有碰过琴。中途只有一次，高一合唱比赛，我和其他人一起
带了乐器去给班级伴奏，还没上台，弦就崩了。它也不想被我碰。
2011年，我终于辞了职，去杭州学画画。
那里有中国美院，周边开满高考美术集训班。我妈妈没说错，真的有很多人可以用一两年的时间速成绘画，水平甚至足够考大学。
画室里我和一群1994年出生的小孩挤在一起，因为他们喜欢公放音乐，我因此耳熟了“QQ音乐三巨头”许嵩徐良汪苏泷的全部热门歌曲。晚上睡不着，我就一个人在河边散步看星星，对着手机里的google星图，认认真真定位和学习了所有星座。
后来我止步于球体。老师比我大两三岁左右，曾经骑着小电驴带我去买画具，最后又骑着电驴把我送到高铁站。
“别学了，你不是这块料，”他说，“我也不是骗钱的人。”他说我没才华。
我三岁开始涂鸦，巅峰水平是十二岁，画的水冰月（自以为）跟原版一模一样，并把这个巅峰水平一直保持到了二十四岁。小时候我的愿望是拥有一间大房子，用途是，在里面装满白白的整齐的画图纸。
我的愿望里从来没有过大提琴。我只想把它劈成柴。然而却想起六七岁的时候，我在家里拉着《农夫之歌》，高高兴兴地唱
着自己填的词。西晒余晖洒在外公
身上，他笑眯眯地夸我真有才华。我现在闭上眼睛还能看见他。
2012年的最后几天，我终于去了巴赫博物馆。
天是阴的。东德城市的天总是阴的。老奶奶和我一起走出博物馆，散步到托马斯教堂外面。那里竖立着一个高大的巴赫铜像。
我把相机交给她，她拍下了我和巴赫的合照。
照片里我笑得很开心，非常符合游客的特征，身体靠着铜像底座，还有一只腿是翘着的；六首无伴奏组曲，我只练过第一首，后来的这些年断断续续终于听全了，更是游客中的佼佼者了。
我整个童年都给了它，到最后也只是一个游客。
去年的冬天，编辑和摄影师朋友一起到海边给我拍新书的宣传片。我不善于面对镜头，拍了两天都还是很僵硬，连走路姿势都不对。
后来摄影师说，你不是学过大提琴吗，怎么不带来。
于是我把它从墙上取下来。指板已经微微开裂了，常用把位因为多年的摩擦，黑漆褪去，露出一道一道的底色来。四根琴弦都废了，旋钮都不敢用力拧，生怕它断掉。
就是个道具嘛，我想，当年没劈了它，不错了。我换好衣服，坐在镜头前。摄影师让我随便演奏点什么，反正现场不收音，
没调弦也无所谓的。
他忙着找角度，我编辑忙着玩手机，没人注意到，当我多年后拉响第一
声琴音，要咬紧牙关才控制着没有哭出来。
多年不练习
，我的手已经僵了，指法却全部都记得，每一个小节，每一次停顿。我竟然都记得。
摄影师赞赏地说，诶，琴真有用，你一下子就自然了。它当然有用。它带着我失去的一部分灵魂，回到了我的身体里。
原来我一直都爱它。它是我的负担，我的苦难，我急于甩脱的噩梦；却也给了我骄傲，给了我快乐，给了我窘迫又俗气的童年原本不可能得到的美与希望。
我爱它。我学了八年的大提琴，我爱上它的时候已经太晚。
当年，在离开博物馆前，我看到门口提供纸卡，让游客给巴赫留言。老奶奶鼓励我拿一张。
明知自己和他毫无关系，我依然在题头端端正正地写：“亲爱的巴赫先生”。
亲爱的巴赫先生：
2017年的新年，我重新开始练琴了。
后来他们长大
人类对权力的向往与生俱来，我们只看到权力等于自由。
你一定知道不止一个小童星，和你一起长大。
他们可能出现在彩色荧屏上，扮演着小天使、小仙子、女主角的小时候、男主角的儿子；也可能出现在你的生活中，是你三舅妈的同学的宝贝儿子，或者隔壁班的主持艺术节的长头发小公主。
无论如何，她一定经常被提起，被记得，被羡慕也被讨厌。比如小叶子。
我的家中至今躺着一本神奇的书，可以称它为工具书，因为里面的散文诗和朗诵词被按照节气与庆典的类型划分。有教师节专用园丁献礼，元旦晚会专用辞旧贺文，当然少不了少先队大会和共青团颂歌，通篇陈词滥调和无逻辑的排比蓄势，但是极容易被改编重组，是所有为中队会愁白头发的班主任和小班干们的圣经。
这本书的编委会是我市共青团委的一群女老师，而把它翻烂背熟的，就是十几年前的小叶子和我。
小学毕业的时候，收废品的老头子来学校里面收集杂物，我把这本书从垃圾堆里捡起来，对小叶子说：“扔了多可惜。”
小叶子说：“那你自己留着吧，我不觉得哪里可惜。”
我相信我没有记错一个音节，然而她讲这话时的语气和神态却在我脑海中变幻莫测了起来。她说话时候是真的有那么一丝与年龄不符的沧桑，还是我写小说写
多了，一厢情愿地给记忆中的画面加了一套沧桑的滤镜？
如果说人生如戏，只是抻长了，在时间的长河里有一搭没一搭地演着，那么我们总是需要几句台词来提醒自己，这儿是高潮，这儿是结局，这儿该落幕了——对，就是这儿。
关于小叶子的这场戏，落幕的那句话就是，“我不觉得哪里可惜”。
我小学在六班。全年级一共六个班，前五个都是按片区就近入学，只有我们六班是议价生班，传言说，六班家长非富即贵。
我家的状况就是反例，两边都不占，但必须承认，为了我上学的事，爸妈结结实实花了一笔钱。
我们六班是有资格编入校史的。
第一任班主任在我们二年级就折腾出了一本《二年六班小红花日记集锦》，自费出版赚到了好名声；三年级带领我们班在全市小学生中队会大赛中杀出重围，得到特等奖，一举升任隔壁校副校长。
第二任班主任是刚毕业的新老师，人有点笨笨的，又爱虚张声势，接手之后颇有些适应不良。被她骂过的学生背地里攒下一盒粉笔，掰成小块分给许多人，盘算着趁她转身在黑板写字的时候好好让她领教一番。有个老实的女生告密，起义被提前扑杀，但新老师也还是哭哭啼啼跑出教室，说什么也不教了。
第三任班主任是个有经验的中年女教师，吸取了上一任的教训，开场便是下马威，把学生
治得服服帖帖。她比第一任年长，却屈居人下，因此憋着一股劲儿要把六班开发到底，毕业前终于获得了全市公开课大赛的特等奖，自此外调，平步青云。
孩子也不过就是道具，公开课上每一个问题都有了固定的回答者，我们在老师安排下停课排练，熟悉每一个步骤，做错的小孩会被训斥和孤立，没人觉得这么做有何不妥。
还记得隔壁班的老班主任曾在办公室里酸溜溜地对几个小班干说：“你们也就嘚瑟这几年吧，上了初中开始拼学习成绩，你们就该后悔了，被大人当枪使，净折腾些没用的。”
那位老教师说完就斜了小叶子一眼，好像她的存在就是一种论据。教育系统自然也有潜规则，当年班主任们的“教学成绩”受到肯定，多
半是上级领导的猫腻。然而凡事都有一个由头，历任班主任再怎么心比天高，
若摊上一个呆傻的班级，升迁的事情恐怕难以服众。
六班自然不呆傻。我们有小叶子。她是一切的源头。
当我还在地上和稀泥玩的时候，小叶子已经开始学习朗诵与主持，穿着小裙子，梳着齐刘海童花头，外形可爱，仪态大方。她每个礼拜出入电视台三次，和导播间里所有的工作人员行礼问好，与一位大姐姐搭档主持，共同录制我们地方台每周二晚上播出的儿童节目。
小叶子是她的艺名，因为热播动画片《聪明的一休》
中，一休白白嫩嫩的“小女友”就叫这个名字，而她们有着相似的样貌，一样的发型。小学一年级入学第一天，我们都仰着脖子紧盯着神明般的班主任，希望得到她的注意，而她早已认识了小叶子。
或许班主任自打那时就盘算起来了。她指着小叶子，说：“以后老师走进教室，你就喊‘起立’‘敬礼’。”
又看着我们，说：“大家都要听她的。”
一开始班里的同学们对她的畏惧多于崇拜。作为管理队伍的班长，小叶子受到了班主任的不恰当指导，面对有小动作的同学，她的直接反应是“啪”地打在对方胳膊或头上，呵斥道：“太没有纪律了！”
站在队尾的家长们颇有微词，脾气火爆的几乎要冲过来护短。小叶子也是有点慌张的，但还是挺直了腰杆——老师吩咐的，她不会错。
但是到了她大放异彩的场合，那些质疑声统统变成了喝彩。小叶子世面见得广，小小一只就足以稳重地和六年级大哥哥姐姐一起主持升旗仪式，时常被大队辅导员叫走去参加一些公开活动，“神秘地”消失好几节课。
真让人羡慕。
一年级末尾，我们集体加入少先队，小叶子在大会堂里带领大家宣誓，站在高高的台上唯一的一束追光里。台下黑压压的观众席站着面目模糊的我们，一句句地跟着她念宣誓词，当她最后说到“宣誓人×××（小叶子的本名
）”时，我们本应念出自己的名字，可我身边的好几个女生，异口同声地把小叶子的名字念出来了。
我当时还转头笑其中一个女孩，说：“你怎么连这个都跟着读了。”女生瞥了我一眼，转头说：“我要真是她还好了呢！”我们都想成为她。
我内心有这种向往，表面上却装着不在意。当我的父母问起，我还会提起班里爱拍马屁的文艺委员，说那个谁见了小叶子比见了她妈都高兴。我爸妈大笑不止。
尽管崇拜者众多，小叶子的生活里却只有跟班，没有同伴。她是一个从四五岁就开始和省里著名的笑星一同出席饭局的孩子，会社交不会玩耍，甚至不太知道如何与同龄的小姐妹们交流——摇头晃脑嗲声嗲气是大人眼里的天真，别的孩子不吃这一套的。
在老师的多番暗示下，我爸妈也送了礼，自此我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同学升任了卫生员，主抓班级的眼保健操工作。这也算一种特权，虽然我无法
像小叶子一样公然在上课时间随着大队辅导员消失，至少在大家都闭眼睛做操的几分钟里，我可以威严地站在讲台上看着他们。
只是想要做不一样的人。人类对权力的向往与生俱来，我们只看到权力等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