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tz饭店，旺多姆广场的Ritz饭店，距离歌剧院不过两条横马路而以，离他住的地方就更近了。如果她真的住在那里，那么过去的几天他们都离得如此之近，近的可怕，却不知道为什么，一直都遇不到。
饭店门口的门卫迎上来说了句法语，见他没有反应又马上换了英语讲话：“能为您做什么吗？先生。”
他不知道要做什么，随口问了一句：“休息室在哪里？我要等个人。”
门卫替他开门，指了指大堂的西面，他径直走进去，在一个能同时看得到大门和电梯厅的位置上坐了很久。落日的余晖穿过古色古香的黑色铸铁窗棱照进来，在镶嵌着金线的米黄色大理石地面上投下浅淡却炙热的影子，时间似乎在他身边飞逝而过，一转眼，天已经快黑了，窗外仿造老式煤气灯样式的吊灯亮起来，再加上路灯和霓虹，整个广场上流光溢彩，像是个什么节日似的。
直到七点钟，他才想起来那一晚将是他第一次在巴黎登台。他赶回歌剧院，早已错过了最后一遍彩排。像往常一样，主剧场的后台看起来就像是个凌乱破败的仓库，舞台上银白的眩光透过深红色丝绒幕布的缝隙和边沿照进来，在无数面化妆镜之间往返折射。穿背心和旧牛仔裤的工人们拿着道具和布景板穿行其间，女演员们身穿精美到不真实的舞衣，肩膀上却又披着一件再真实不过的混纺开衫，下摆起了毛球，前襟沾着油渍。
导演看到他，张开双手，不是拥抱，纯粹为了表达情绪：“您能不能学会回电话？或者，退一步说，让什么人替您回一个？”
Han愣了一秒钟才回答：“我不知道我的电话在哪儿，对不起。”
Lance Osler从他身后不远的地方跑过来，把手机塞到他手里，在他耳边轻声道：“在这儿。”
他在第二幕中上台，那一幕的主题是红宝石。大部分时间，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一个身着深红色舞衣的女演员身上，只有第十一排左侧靠近过道的位子上，一个男人始终盯着他。那个人隐身在幽暗的观众席里，Han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只知道他身旁的位子始终空着，红色丝绒椅套在黑暗里显得犹如烂熟的葡萄一样甜腻而浓郁。幕间休息之前，那个男人站起来，了无声息的走了。大约有两秒钟时间，Han忘记了舞步，垂手站在台上，看着观众席尽头那扇包着黑色皮面的门，一尺宽的白色光线亮得晃眼，却又在那道门后面嘎然而止。
他不记得那之后发生的事情，紧接着的记忆片断是次日早晨，他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他起来开门，门外站着Lance Osler。
“所有人都在等你。”Lance对他说。
他想起上午九点钟开始的彩排，跟着Lance穿过旅馆几乎密闭的走廊，坐电梯下楼。
电梯轿厢三面都是镜子，他和Lance都尽量避开彼此的眼睛，却发现这很难。他们走出酒店大门，Han循着模糊的印象朝两条街之外的那个广场走过去，那和他们排练的剧场是完全不相干的方向。时间可能已近中午，但因为是个雨天，光线依旧冷而黯淡，路上行人不多，偶尔有一把色彩艳丽的雨伞在水幕中展开，闯进他的视线。
“你这是要上哪儿？”Lance恼怒的问他。
“替我请个假好吗？”他只抛下这么一句话，在雨里继续朝错的方向走。
Lance追上来抓住他，“你到底是怎么回事？能谈谈吗？有件事…我想告诉你。”
Han停下脚步，回头打断他：“不是现在，真的，不要现在讲。”
他脸上的表情让Lance做出了一些退让，但却还是跟着他，喋喋不休的问：“你没事吧？你要去哪儿？要干什么？”
Lance人不错，就是话太多了。Han突然想起这么一句评价来，许多人都这么说过，包括他们俩在芭蕾舞学校的老师卡拉曼洛夫斯基先生，还有Esther。他尽量强迫自己不去想Esther。他想甩开Lance，但路口的红灯亮了，他被迫停下来。
对面街上开着一家以售卖瓷器闻名的婚礼用品商店，店门口蔚为壮观的雨棚被雨水冲刷得光润洁白。细密的雨雾之间，Han看到一部同样挂着R字标记的黑色轿车转过街角，慢慢的滑行进那巨大的雨棚下面。一个穿黑衣的男人从车上下来，走进店里。Han认出了那个人，不顾一切地穿过马路，朝那边跑过去。一部蓝色计程车紧贴着他身后驶过，紧跟其后的车子发出尖锐的刹车声，周围有人惊叫起来，Lance被拦在了后面。
店门口穿褐色制服的门童惊愕的看着他，但仍旧带着职业化的礼貌问：“需要帮助吗？先生？”犹豫着是不是该拦住他，因为他浑身都湿了，看起来像是疯了。
他没理睬那个问题，推开黄铜装饰的玻璃门，径直走进店堂。那个穿黑衣的男人就在几步之外跟一个中年女店员讲话，背后的柜台上摆的全是透白镏金的瓷器和水晶酒杯，听到他进来的声音，两个人同时转过头来看他。
“你好，Han。”黑衣男人开口说道，脸上露出一个奇异的表情，像是一种笑容，却又不知是为了什么。
Han跳过了那句问候，只是喃喃的念出那人的名字——Eli。
If you hear someone is ing near
Just close your eyes and make them disappear...
3. Alternative Memories 交替的记忆
Eli York，李孜记得自己看到过这个名字，公诉书上被害人的名字。去年九月十日凌晨，York在西四十二街一栋高层公寓的第四十九层中毒身亡，根据大楼监控显示，Han Yuan那天晚上也去过那里，而且很可能就是最后一个跟York接触的人。李孜不明白那个寻找Ballerina的过程与这场谋杀之间有什么关系，但听Han的叙述，却不觉得冗长。
“能说说去年九月九日夜里到九月十日凌晨发生的事吗？”她问，想要把谈话拉回主题。
Yuan看着她没说话，脸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就好像根本没听懂她的问题，两秒钟之后才回答：“对不起，恐怕不行，我不知道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李孜不明白他的意思。
“事实上，我一直试着回想那天的事情，但每次想起来的事情都不一样。”他自嘲的笑了一下。在身陷囹圄时，那是个不同寻常的表情，让李孜不禁在心里打了个冷战。
“无论你想起了什么，都可以对我说。”她说道。
“Ward之前的那个律师告诉我，如果我不能肯定，就什么都不要说。”
“你可以告诉我，我不是警察。”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有时候，我记得是我把胶囊拆开融进酒里，有时候又看到是他自己吃了那些药。”
“药是谁的？”
“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会在那儿？”
“我不记得了，好像是因为她。”
“她是谁？”
“Ballerina。”
“她有名字吗？”
“当然，她叫G。”
“当时她也在场？”
“有时候在，有时候不在。”他低下头，似乎被逼到记忆的绝境。
李孜换了一个话题：“你怎么认识他们的，York，还有那个G？”
他沉吟了片刻才回答：“大约六年前，我住在康涅狄格一间医院里，她去那里看一个朋友，我们就这么认识了。她是个模特，Eli是她的经纪人。”
“你跟G交往过？”
“对，有段时间我们在一起，大概四个月。”
“后来呢？”
“后来她去了别的地方，欧洲，工作上的原因，我们就分开了。”他一字一句的回答，十分简略。
“去年八月份之前，你没再见过她？”
“见过一次，我婚礼前夜的派对，她也来了。”
就在这时，Ward从外面进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李孜站起来对Yuan说了声对不起，又跟Ward说：“我跟你说句话。”伸手把胖子推去了门外走廊里，关上门。
她透过铁门上手掌大小的玻璃窗，又看了一眼坐在桌边的Yuan，把Ward拉到一边，说：“他应该接受精神鉴定。”
跟她料想的不同，Ward一点也不惊讶，只笑了笑，回答：“两次，他受过两次司法精神鉴定，两次的结果都是正常的。”
“这不可能。”李孜肯定，任何一个哪怕受过一点点心理专业教育的人都能看出来他叙述当中出现的问题。
“这不是没有可能，在你之前，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过这段经历。”
李孜不解的看着Ward。
“案发之前，有证人看见Yuan在巴黎一间商店里打了York，并威胁要杀了他，两个人打碎了大约价值一万五千欧元的瓷器。”Ward似乎肯定李孜会发出惊叹，但却什么都没等到，他笑了一下继续说下去，“纽约这里有Yuan在案发当天尾随York进入公寓的监控录像，公寓里有他的指纹，但没有口供——Eli死了，而他什么都不说。”
李孜很容易想象出Yuan面对警方的样子，因为在她面前，他仍旧保持着那样的态度，不急于辩白也没有反抗，带着一种旁观者般释然的态度，仿佛灵魂出壳，飘在房间一角的半空，对着自己的耳朵幸灾乐祸的低语轻笑：这下你要怎么收场？
“那他怎么接受的精神鉴定？”她又问。
“他很配合，各种各样的测试都很配合，只是拒绝谈发生的事，他说全忘了。”
李孜突然明白过来为什么Ward点名要她来——她是事务所里唯一个华裔，Ward想当然的觉得她能问出点什么来。想到这里，她不禁觉得有些气恼，却还是尽职尽责地回答：“他也是这么告诉我的，但多少还是说了一些。不过，那些记忆，尤其是关于那个G的事情很混乱，其中有一些细节又很真实，很可能是发生了什么事，让他不能接受不愿意面对的事情，所以他篡改了自己的记忆，拼凑出一段新的。”
“那个G？”Ward特别挑出这两个字来问她。
“他反复提到的一个女人，模特，或者Ballerina，还说Eli York死的时候，她可能也在场。”
Ward低头想了一下，说：“警方的调查纪录里并没有第三个人。他说过更多关于这个女人的事情吗？”
“他说他婚礼前夜的派对，那个G也来了。”
Ward看着李孜，突然说：“你总在她名字前面加个定冠词，好像不肯定她是否真实存在似的。”
李孜不得不承认，潜意识里她确实是这么想的。
“不管怎么说，我们得试着找到她。”Ward说道，表情变得有些严肃，转而又笑起来，问李孜，“想见见他妻子吗？”
从“坟墓”出来，Ward给Han的妻子打了个电话，约好下午三点钟在她工作的地方见面。
时间已过中午，他提议在附近一间咖啡馆吃午饭。李孜只简单吃了点东西，便把刚才记下东西拿给Ward看。胖子一边吃一边窝在卡座的角落里读她的笔记，看到最后，突然问：“关于那家商店里发生的事情，他没有详细讲？”
李孜摇摇头，回答：“Han只说他看到Eli走进那间商店，他追进去问Eli，G在哪儿？之后两人发生了口角，他打了Eli，几个店员和他芭蕾舞团的同事Lance Osler把他们拉开了。”
“Lance Osler，”Ward摸了摸下巴，感叹道，“这个Lance Osler也是个奇怪的角色。”
“为什么这么说？”李孜问。
“Han的妻子告诉我，Osler和Han曾是同学，后来又做了同事，Han结婚的时候，他是伴郎，”Ward说，“但在这桩案子里，他是检方最有力的人证，几乎可以说是他亲手把自己的朋友送进了监狱。”
“证人是宣了誓要说实话的。”李孜提醒他。
“即使一样是实话，也有好多种方式去讲。”Ward强调，“如果没有他，这案子会简单许多，那几个法国店员未必能出庭作证，就算来了，随便放一段Oprah的脱口秀，他们至多只能听懂一半，而Han和Eli吵架一定是说英文的，这样的证言，陪审团不太有可能采信。但现在，就是有这个Osler…”
“可能他和Han有过矛盾。”李孜胡乱猜想。
“可能，只可惜没证据，”Ward点点头，摊开手傻笑了一下，合上笔记本还给李孜，对她说，“做得不错，我早说过我看人很准。”
这话把李孜气的够呛，心里却还是有一丝得意的，她肯定自己所作的超出了Ward最初的期望。
从餐馆出来，他们拦下一部出租车去切尔西见Han Yuan的妻子。一路上，Ward尽量简略的为李孜叙述一下案情：
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三日，Han Yuan随芭蕾舞团到达巴黎。根据他的同事说法，他从第二天下午开始就有些不正常，独自一个人外出，排练时迟到，没人知道他去了哪儿。但他一直就是行事古怪的人，所以也没人去追究。
八月二十九日晚，Han登台演出，当天的剧目是乔治·巴兰钦的作品《珠宝》。据那场演出的导演回忆，Han在第二幕红宝石主题中错了三个拍子的舞步。台下的观众未必能看出其中的不同，但剧团里的人都知道出了纰漏。演出结束之后，导演曾找Han谈话，他只说了抱歉，没做任何解释。
第二天上午，也就是八月三十日，Han仍旧没能准时参加彩排，他的同事Lance Osler去旅馆房间找他，但他并没有跟Osler去剧场，而是朝和平路走过去。他在路上遇到Eli York，并尾随其进了一间婚礼用品商店。在那家店里，Han和York发生了争执。Osler赶到的时候，看到Han把York打倒在地，并威胁说：“如果她有什么事，我会杀了你。”商店的店员报了警，警察到场之后，York表示不想追究，所以两人只是做了笔录，并赔偿了商店的损失，就离开了。
离开那里之后，Han告诉Osler，那几天他一直在找一个人，他从前的女友，Eli York知道她在哪里，所以他会一直跟着York，直到找到她。
九月七日，芭蕾舞团按原定的计划搭乘美联航的航班返回纽约，Han没去机场，也不在酒店，错过了那班飞机。根据法国航空公司的记录，他在当天下午另外购买了一张九月九日晚上飞纽约的机票，而Eli York早在八月三十日就预定了这个航班。
九月九日晚七点十分，Han和York乘坐的班机从巴黎戴高乐机场起飞，整个飞行时间约八小时，因为时差的关系，在纽约落地的时间是美国东海岸时间晚上九点十分。
约五十分钟之后，Eli Yoke回到曼哈顿中城的住所。物业的监控录像显示，York进入大堂的时间是十点零五分，Han就跟在他身后。
九月十日凌晨一点三十五分，也就是差不多三个半小时之后，Han一个人离开了那里。
九月十一日，星期五，上午十一点，女佣从工作通道进入四十九楼E室做例行打扫，发现Eli York躺在客厅的沙发上，已经死了，身边的茶几上放着一瓶打开的威士忌，和两只玻璃杯。
尸检之后，法医认定死亡时间是九月十日凌晨，死因是超量服用抗抑郁药文拉法辛，饮酒加剧了药效。根据验尸报告，死者一次摄入了超过两千毫克的药物，由于文拉法辛本身是缓释胶囊，很有可能是吞食的时候弄碎了，或者是存心去掉外壳化在酒里服用的，药效在极短的时间内达到最大，导致昏迷、癫痫、呼吸抑制和心脏骤停。
一开始，经手这件案子的警察倾向于自杀或是误食致死，按照程序找死者的亲友来认尸，但Eli York离开美国很久了，似乎没有什么走得很近的亲友，最后只找到他在纽约的律师Guary Criton。Criton听到York的死讯非常意外，他告诉警方，几天前刚刚收到York从巴黎发出的一份快件，是一份遗嘱，另外还附有一封短信，解释说自己受到死亡威胁，为以防万一，想交待一下身后的财产归属和。在此之后，警方才开始朝谋杀方向展开侦查。
(part2)
九月十四日，Han在他的住所被拘捕。警方调查结束之后，地区检察官根据几项关键证据同时对他提出了一级谋杀和二级谋杀的指控：
第一，Han曾公开威胁过York。
第二，Han对Osler说，他会跟着York，后来也的确为此更改了回纽约的航班。
第三点，可能是最致命的。导致York身亡的文法拉辛，Han从几年前就开始断断续续的服用这种抗抑郁药。一般情况下，他只能从医生那里拿到不超过一周剂量的处方，但这一次，因为他要在巴黎呆两周，而文法拉辛在连续服用六周以上的情况下，一下子停药可能会带来一些副反应，所以他的心理医生破例给了他两周的药量。按每天一片一百五十毫克来算，十四天刚好是两千一百毫克。
这个案子的预审是在去年的十二月，当时为Han辩护的是一个谨慎且识时务的律师，此人认为检方的证据链完整充分，很难反驳。所以，他一开始就极力主张Han精神不正常，无须负上刑责，而应该被送去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他试图说服Han及其家人接受这样的安排，以后每年接受一次精神病患委员会的审查，如果委员会认为Han已康复，便可以重获自由，不留刑事案底。但鉴定结果却出乎于他们的意料之外，控方传召的精神病专家并不认为Han有精神分裂症，反而认定他在案发时有完全的行为能力。那次法庭聆讯持续了两天有余，法官最后确定检方有足够的证据要求Han接受审判，初次庭审定在一月底，也就是说控辩双方有大约一个多月的时间收集并开示证据。于是，那个律师便又试图说服Han与检方达成协议，接受二级谋杀的指控，以免更长的刑期，将来还可以申请假释。
也正是在那个时候，Han的妻子坚持要换掉那个律师，她找到Ward接手这件案子。按照Ward自己的说法，原因是他既不谨慎，也不识时务。
说到这里，他们乘坐的出租车刚好行至中城，Ward凑到窗边，透过冬日午后的阴雨薄雾，指给李孜看到远处两座紧挨在一起的银色大厦。
“就是那儿，我最喜欢的案发现场之一，”他说，低头看了一下表，问李孜，“想去看看吗？我们还有些时间。”
“如果可以，当然好了。”李孜回答，好奇Ward究竟要怎么把她带进去。
Ward指示司机朝西四十二街驶去，直到那两座银厦近在咫尺。两人付了钱从车上下来，李孜记得案卷上写着，案发的那套公寓在A座，但Ward却径直带她走进B座的大堂。她知道此人总有些超出常理的门道，便只管跟在他后面。
当班的物业管理员是个中年男人，黑色西服，别着铭牌，看到Ward进来，朝他点点头，显得十分熟稔，很有默契的把他们带到大理石影壁后面，乘一部货运电梯上到四十九楼。电梯门打开，外面便是消防通道。Ward也不多解释，走到通道尽头，推开一扇气窗，从包里拿出一支小巧的数字式望远镜，调好焦距，让李孜看西面A座的房子。
镜头里刚好能看到案发的那个客厅，那个房间整面外墙都是玻璃的，白色的薄窗帘只拉了四分之一，室内的情形看得十分清楚，连靠窗那张条案上的摆件也看得到一个大概——有水晶方尖碑，纯白镶银边的骨瓷人偶，也有青花器皿，还有只粉彩鎏金的小盅，上面描着一朵无根漂浮的白莲花。房间像是刚刚装修过，空落落的，没有丝毫人气，又摆着那么些易碎的瓷器，根本不像曾经发生过命案的地方。
“那是Eli York的产权公寓，他五年前离开纽约之后一直委托物业公司出租，去年夏天才收回来的。”Ward在一旁解释，转而又问门卫，“那房子现在还空着？”
管理员点点头，回答：“据我知道，根本就没挂牌租售，好像是因为遗产继承的事情还没落实。而且，空房子多得很，谁会要住死过人的地方。”
“价钱便宜些总会有人考虑的，”Ward道，“这样的位置，这样的风景。换作是我也愿意住在那里。”
“你要是真有兴趣，我可以帮你去打听…”管理员说。
Ward连忙笑着说不用了，免得老婆当他金屋藏娇。只有李孜还端着望远镜在看——的确，从那间客厅的落地窗看出去，便是哈德森河的码头，天气好的时候，能看得到艾利斯岛，甚至更远的地方。到了夜里一定是一片灯海，像是漂浮在星空里。换作是她也愿意住在那里。
离开银厦，李孜和Ward如约去找Han的妻子。他们来到切尔西，按照地址找到哈德森河公园旁一栋战前建筑的顶层loft，改做一间画廊，不很大的，却布置的精致高雅。
Han的妻子跟李孜差不多年纪，也是纤小的华裔女人，递过来的名片上写着她的名字，Esther Poon，头衔是画廊经理。她请Ward和李孜去两楼她的办公室里坐，那是一间半开放式的房间，透过落地窗可以看见河岸的风景。这样的天气鲜有船只出航，泊在码头的小型轻钢游艇清一色盖着靛蓝油布，上面再覆着一层糖霜似的薄雪。窗边的白色玻璃柜里陈列着许多老式照相机，既有看起来就很值钱的古董，也有波普时代流行的宝丽来和Lomo。一旁的办公桌上摆着几只镜框，李孜注意到其中一张Esther和Han的合影，照片里的两个人看起来不会超过二十岁，像一对初绽的花儿一样，年轻、漂亮、犀利。
而眼前的Esther看起来憔悴了许多，但还不至于彻底乱了方向。她穿着简单，却不随便，英语说得无可指摘，只有极少一些词还是可以听出来她并非是出生在美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