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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再也没听到什么神秘的响声,精神便松弛下来。岭上镇是本州最安全的市镇之一,是一座风景优美的村镇,四周是树木丛生的青山,田野一片翠绿,点缀着巨大的圆砾石,圈养着比赛用的良马,放牧着成群的牛羊,像一幅别致的风景画。这个村镇在最早的十三个州联合之前就已经形成。三百年来,岭上镇的发展不是受经济或思想因素的支配,而是靠满足镇民们生活的方便而自然地发展起来。你可以买到切成小块的披萨饼和冰冻优酪乳,可以租到旋转耕耘机和录影带。然而不管怎么说,岭上镇毕竟还是一个独立的村镇,男人们经营着土地——在土地上盖房屋,出卖和租赁土地——妇女们看管孩子,掌厨。
岭上镇是个平安的村镇,从没有发生过有预谋的暴力犯罪事件。
所以,今晚当莉丝发现装着青绿色厚玻璃小格窗的厨房门大敞开着,她感到的不是担忧而是不快。她停下脚步,手里的酒瓶也不再摆动,静止下来。昏暗的琥珀色灯光从屋门口延伸到莉丝脚下的草坪上,照出一个菱形光块。
她绕到了香树丛后边朝车道望去。没有汽车。
是风把门吹开了,她想。
进屋之后,她把酒瓶放在一张木案桌上,在一楼匆匆巡视了一遍,没有发现肥胖的野獾或是生性好奇的臭鼬。她站住不动,听屋里有什么声响。什么也没听见。莉丝把水壶摆到火炉上,弯下腰来在装咖啡和茶叶的橱柜中翻寻。刚摸到装蔷薇果茶的盒子,一个影子投到她身上。她站起身,惊讶地张着嘴,发现一双淡褐色眼睛正审慎地望着自己。
那女子大约三十五岁年纪,臂上搭着一件黑茄克,穿一身宽松的白缎罩衫,一条闪亮的短裙,脚下是一双系带的低跟皮靴,肩上背着背包。
莉丝喉头蠕动一下,发现自己的手在颤抖。两个女人对望一阵,都没讲话。莉丝首先扑过去抱住了那个比她年轻的女子,喊了一声:“波霞。”
那女子卸下背包,放在案桌上,挨着那只酒瓶。
“你好,莉丝。”
两人又沉默了好一阵。莉丝说:“我以为,……我猜想你到达之后会从车站打电话给我们。我们都以为你不来了。我拨电话给你,只听到你的电话答录机声音。见到你真高兴。”她听见自己急冲冲地讲了这一堆话,就尬尴地沉默下来。
“我搭人家的便车过来的。我想,何必麻烦你们接呢?”
“那算什么麻烦。”
“刚才你们在哪儿?我上楼没找到你们。”
莉丝没说话,只是望着那年轻女子的脸,和她那用黑色束发带系向脑后的金发——跟莉丝头发的颜色完全一样。波霞皱了皱眉头,重复一遍刚才的问题。
“哦,我们在湖边坐着呢。天气有些反常,是吧?已经十一月了,今晚还这么暖和。你吃饭了吗?”
“没有。三点钟时候我吃了一餐。李昨晚上在我那儿过夜,我们今天起得很晚。”
“到外边来吧,欧文在那儿。来喝点酒。”
“不,真的。我什么也不喝。”
她们顺着小路一前一后往平台走去,两人都一声不吭。
莉丝问起一路乘车的情形。
“火车晚点,可总算是到了。”
“你搭谁的车回来的?”
“二个男的。我记得他儿子是我的中学同学。他老在说起鲍比,好像他不用说出鲍比的姓我就该知道他是谁。”
“那是鲍比·凯尔索。他跟你一样大。他父亲是个高个儿,秃头,对吧?”
“好像是。”波霞心不在焉地望着黑黝黝的湖面。
莉丝望着她的眼睛。“你有多久没上我这儿来了。”
波霞像是笑了一声,又像是只吸了一下鼻子。在到达平台之前,两人再没有说话。
“欢迎,”欧文招呼一声,站立起来亲吻一下小姨子的脸颊。“我们都以为你不来了。”
“嗯,临时有几件事,没抽出时间给你们打电话,抱歉。”
“没关系。我们在乡下都很随便。喝点酒吧。”
“她是搭厄夫·凯尔索的车过来的,”莉丝说。她指着一张草坪椅说:“坐吧。我再开一瓶酒,咱们好好叙一叙。”
可是波霞没有坐。“不,谢谢。时候还早,咱们先处理那件事好不好?”
大家沉默下来,莉丝把眼光从妹妹转向丈夫,又回过来望着妹妹。“不过……”
波霞说:“除非做起来相当麻烦。”
欧文摇摇头,“那倒不会。”
莉丝迟疑了一下。“稍坐一会好吗?明天还有整整一天呢。”
“不,说做就做,”她笑着说。“像广告里说的那样。”
欧文转向那年轻女人,他的脸在阴影中,莉丝看不见他的表情。“那好吧。咱们得去书房。”
他起身引路,波霞朝姐姐瞥了一眼,跟着他走去。
莉丝在平台上待了一会。她吹熄蜡烛,拿在手里,也朝房屋走去,鞋尖从草坪上带起晶莹露珠。在她头顶上的夜空中,仙后星座逐渐变得黯淡,然后隐没在一块乌云后边。

  他走在布满沙砾的车道上。每隔十五英尺就有一盏老式壁灯从凸凹不平的花岗岩墙壁上伸出,他从壁灯泻下的一束束灯光中穿行,脚步在路面上发出沙沙的响声。从上方高处传来一个女人凄惨的哀哭。他只知道那女人是223-81号病人,她在为只有她自己知道的某桩祸事而哭泣。
他走到装卸平台旁边一扇钉着铁条的木门前停了下来。这个中年男子将一张磁卡插进银色的塑料箱中——这颜色在这幢近乎中世纪的古建筑前显得很不协调。门打开了。门里面六七个身穿白衫或蓝工装的男女望了他一眼,又都神色紧张地把眼光转向别处。
一个穿白衣,生着一头神经质的黑发和一张大嘴的年轻医生赶紧走到他身旁,凑到他耳边悄声说:“情况比我们估计的更糟。”
“更糟吗,彼德?”罗纳德·阿达拉大夫望着一张轮床,冷冷地问。“不会吧。不要说得那么严重。”
他撩了一下耷拉到眼前的沙灰色头发,低头俯视那具尸体,伸出一根细长的手指摸了一下死者带棱角的肥下颚。死者身材高大,秃头,右臂上有一处多年前刺的花纹,已经不大清晰了。粗壮的脖颈上有一圈发红的浅色印痕。背部被凝固的血迹染成深色,面孔却苍白如纸。
阿达拉朝年轻的医生一挥手:“跟我去办公室。你们都上这儿来干什么?叫他们滚!你到我办公室来,快。”
两人消失在通往城堡塔楼的狭小门厅,顺着昏暗的过道走去,只听得见他们自己的脚步声和一阵隐约的呜咽——那或许是223-81号病人在哀哭,或许是失修的墙壁缝里钻进来的风声,这幢建筑已经有百岁年纪了。阿达拉的办公室是用这座医院相同的赤色石料修成,因为他是院长,办公室安装了壁板。不过,因为这是一家州立医院,壁板上的木纹是假的,壁板也已弯曲变形。这房间看起来像是一个专靠不正当手段营利的蹩脚律师的办公室。
阿达拉打开电灯,把外套扔到有钮扣饰面的长沙发上。刚才助手去找他的时候,他正趴在结婚已经六年的妻子身上。他一骨碌从床上跳下,慌忙穿衣。现在他注意到自己忘记系上裤带,裤子滑在不算肥胖的肚皮下边。他感到有些难堪,立即坐到办公桌旁的椅子上。他盯着电话看了一会,好像在琢磨电话铃为什么不响。


诊断: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单一症状,妄想型自称曾被十七家医院收留,从其中的七家脱逃。尚待核实。

  阿达拉抬头看着他的助手:“从七所医院里逃跑过?”没等年轻医生的回答——这问题也无法回答——他又埋首卷宗。

  ……根据本州精神健康法第四〇三条,病人须无限期住院……有幻觉(听觉,非视觉)强烈的恐惧感发作时,病人可能会有分裂症暴力行为。病人的智力属中等或中上等。……只对最抽象的概念有理解困难……认为自己受到迫害,被人监视。认为别人都恨他,在背后议论他有复仇和报恩意图,常与重要故事或历史事件相关,似为其幻觉之一部分……对妇女尤其怀有敌意……

  阿达拉又读了病人住院时医生写的报告:他的身高、体重、体能、健康状况、攻击性。医生脸上仍带着冷漠表情,心跳却加快了。他感到恐惧,却又怀着某种冷静的佩服,在心里感叹道:这狗娘养的是一头凶残的野兽!主啊。
“‘目前用药物控制:氢化氯普马嗪,每日3200毫克,分几次口服。’真是按照这个处方处理的吗,彼德?”
“是的,我想是这样的。三克氢化氯普马嗪。”
“操,”阿达拉轻声骂道。
“至于用药的时候……”助手倾身倚到桌前,拇指头撑在一摞书上,指尖因用力而涨红。
“说吧。全都说出来。”
“他耍滑头,没吃药。”
阿达拉感到脸上一阵燥热。他压低嗓门说:“说。”
“放过一场电影。”
“电影?”
格里姆用两根长指甲敲出答答的声响。“是一部惊险片。好像是主角假装吃下了某种药——”
“你是说,在娱乐室?……到底怎么回事?”
“放了一部惊险片。主角其实没吃药。是药片。他假装吃下去,后来又吐了出来。好像是哈里逊·福特主演的。电影放后好几天,病人都学他的样子搞鬼。我猜想谁都以为胡鲁贝克不会那么机灵,所以谁也没认真盯住他。那部片子也许是尼克·诺特主演的。”
阿达拉慢慢吐出一口气。“他多久没吃药了?”
“四天了。嗯,算五天吧。”
阿达拉在他那训练有素的大脑中检索着资料,在“精神病药理学”类中搜寻。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病行为主要靠抗病药物控制。病人对氢化氯普马嗪不会像服用麻醉剂那样上瘾,但骤然停药会使胡鲁贝克恶心、头晕、出汗,并高度紧张,所有这些症状导致恐惧感的发作。
恐惧感一发作,精神分裂病人就变得格外危险了。
停服氢化氯普马嗪之后,像胡鲁贝克这样的病人时而会愤怒狂躁,时而会杀人。
有时病人会产生幻听说,你刀子耍得真漂亮,到外边去试试吧。
阿达拉想,胡鲁贝克还会失眠。那就是说,两三天之内都会处于完全清醒的状态——这时间足够他到处闯祸了。
阿达拉吟哦一声,这声音在昏暗的办公室回响着。他用手托着腮,便又一次闻到妻子的体味。他真希望时光能倒转一个小时,希望他从没听说过关于迈克·胡鲁贝克这个人。
“你们怎么发现他没吃药的?”
“有一个护理员,”格里姆解释说,一边又像鱼吐水似的努着嘴。“他在胡鲁贝克的床铺下发现了氯普马嗪药片。半小时以前。”
“谁发现的?”
“斯图·洛尔。”
“还有谁知道?谁知道他没吃药?”
“他,我,你。护士长。洛尔告诉她的。”
“哦,那好。听着,告诉洛尔,告诉他,再跟别人提起这件事,立刻就开除他。要绝对守口如瓶。等一等……”阿达拉想到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问道:“停尸间在医院的C区,胡鲁贝克怎么他妈的跑到那里去的?”
“我不知道。”
“给我查明白。” 棒槌学堂·出品
“事情发生得太快,太突然了,”吓得心惊胆颤的助手急忙说。“我们了解的情况太少。我正在搜集资料,再作发表。”
“什么都别作。”
“你说什么?”
阿达拉厉声说:“不经过我同意不许泄露给任何人知道。”
“唔,那么董事会的人……”
“天啊,尤其不能让董事会的人知道。”
“没有没有。”格里姆赶忙说。
“天哪!”阿达拉喊道。“你该不会给警察局打电话吧?”
“没有,当然没有。”阿达拉走进医院的时候,他正打算打电话到警察局。格里姆惊讶地发现自己的手指一直抖个不停。担心自己会因焦虑造成迷走神经故障而晕厥。或是吓得尿在老板办公室的地板上。
“咱们好好想一想吧,”阿达拉思索着。“他现在一定在游荡……他在哪儿失踪的?”
“在斯汀森。”
阿达拉轻声重复着这个地名,用手指紧紧按住卷宗,似乎一松手它就会在这个维多利亚式精神病院的办公室飞出去,飞到黑呼呼的半空中。他的情绪舒缓了一点。“把尸体从停尸间拖到灵柩车上去的是哪个护理员?”
“洛尔是一个。我想还有弗兰克·杰苏普。”
“把他们叫来这儿来。”阿达拉忘记了不体面的裤子,起身走到满是污垢的窗前。窗子有半年没洗刷过了。“你的责任是保密,”阿达拉严厉地说,“绝不许任何人把消息泄露出去,懂吗?”
“是。”格里姆立即回答。
“还有,给我查出来他是怎么从E区逃出来的。”
“是。”
“如果任何人……向工作人员,或是向报界泄露,就开除他。不许报警,不许发布新闻。把他们叫到这儿来。我们遇到了大麻烦。你说是不是?现在就给我把那两个护理员找来,马上!”

  “罗尼,觉得好些没有?”
“我挺好,”矮胖的青年冷冰冰地说。“好不好又怎么样?你到底想干点什么?说实话。”
在罗尼把身体移开时,迪克·科勒医生能感觉到廉价的床垫弹簧在这个病人身下蹦蹦地弹起。病人一下子躲到床头,好像科勒要对他图谋不轨似的。罗尼闪动着眼睛,满腹狐疑地打量六个月来一直在为他治病的这位大夫——同时也是他的父亲、兄长、朋友和老师。他仔细观察着医生开始变得稀薄的卷发、棱角分明的面孔和瘦窄的腰身。他好像在努力记忆科勒医生的这些身体特征,将来好向警察报告。
“你感到不舒服吗,罗尼?”
“我不行,我干不了,大夫。我怕。”他像小孩受了冤屈似的抱怨着。忽然间他又变得理智起来,用正常的语气说:“我最怕电动罐头刀。”
“厨房里的?你不喜欢厨房里的干活?”
“不不不,”他哀诉着。“罐头刀。我受不了。你怎么老是不懂呢?”
科勒医生伸腰打了一个大哈欠,他困得支持不住了。凌晨三点他就醒了,九点钟来到这所恢复治疗中心,一直待到现在。科勒带领病人们做早饭、洗碗碟。十点钟,他打发四个病人做些零工,和员工讨论病患,以及调解病人之间的小纠纷。
剩下的时间他得照料另五名病人,他们有的没被雇作帮工,有的在休息——今天是星期天。科勒和这几个年轻的男女病人分别进行心理治疗谈话,然后分派他们进行日常家务事。他们分成小组去做对正常人来说极为简单的工作:削马铃薯,洗生菜,打扫门窗、洗手间,将垃圾分类处理,互相大声朗读。病人们有的低头皱眉一本正经地完成了任务,有的咬嘴唇、揪眉毛,哭着喊着不肯干。但是最后都把事情做完了。
后来就出事了。
吃晚饭前,罗尼犯病了。他旁边的一个病人用电动罐头刀打开一个金枪鱼罐头,罗尼惊叫着逃出厨房,引起连锁反应——好几个病人都歇斯底里发作。科勒医生终于维持住秩序,让他们坐下来,跟他们一道吃饭。吃完饭,洗了碗碟,收拾好房间,做完游戏,又经过详细商量决定该看什么电视节目。最后病人就着果汁吃药片,或是喝下柑橘味道的氯普马嗪。这就该睡觉了。
科勒顺着一层楼的过道走去,跟还没睡觉的病人道晚安——他们正和在休息室看电视的夜班护理员聊天。
从打开的窗子吹进来一阵微风,科勒不由得信步走到户外。已经十一月了,今晚天气却暖和得出奇。这使他想起在杜克大学医学院就读高年级时的一个秋夜,他从联合航空公司波音七三七客机上走下来。那一年他经常往返于拉瓜地亚机场和罗利—杜拉姆机场之间。那一夜他从纽约度完感恩节回来。假期中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曼哈顿的玛瑞山精神病院度过的。接下来是星期五。他在父亲的办公室,听他侃侃而谈。老先生坚持要儿子学内科——甚至说,如果年轻人不按他的设想选择专业,他就不出钱供他念书了。
第二天,年轻的迪克·科勒对父亲的盛情招待道了谢,就乘当晚的飞机回到学校。星期一学校开学,上午九点他到财务处申请了学生贷款,以资助自己继续学习精神病学。
科勒又打了一个大哈欠,心里想着自己的家——离这里半小时路程的一套公寓。这儿是乡郊地区,他本可以买得起一间大宅第,但他宁肯为工作方便而牺牲住宅的宽敞。他不用修树剪草,不用粉刷装饰。他只希望有一块安然独处的小窝。
科勒的公寓套房坐落在山上,窗外白天是一片片树林、田野,夜间是波里斯顿的万家灯火。这真是科勒在疯狂世界中的一座清醒的孤岛。
然而今晚他却又回到恢复疗养中心,爬上吱吱作响的楼梯,钻进一间10×20英尺的小屋,里面只有一张帆布床,一个梳妆台,和一面钉在墙上的铁框镜子。
科勒脱掉西装上衣,松开领带,躺到帆布床上踢掉鞋子。他朝窗外望去,看到一片暗淡的星星,再往下可以看见西边有一条乌云将天空划成两半。要起风暴了。他听说这场风暴来势凶猛。他自己是喜欢下雨的,但他希望不要打雷,因为他的许多病人都怕雷。等他闭上眼睛之后,这个担忧立即就消失了。他现在只想睡觉。他能感觉到瞌睡已经袭来,两腿发酸。一个哈欠打出了冰凉的眼泪,不到一分钟,他就入睡了。

 


第三章

 

  他们各自签了十几个名,就都变成了百万富翁。
两个女人面前的桌上摆着一叠文件,有一百来页纸,满是卷形古体字母和“特此”、“有鉴于”等字眼。有宣誓书、收据、报税单、转让证书、律师委托书等。欧文一本正经的样子俨然是个律师,将文书一件件传递给各人,每签署一份文件,他都要说一声“手续完备”。他十分用力地盖上自己的公证图章,用MontBlanc“勃朗峰”名牌笔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处理下一个项目。波霞觉得他那种认真的样子很好笑,总想取笑他。莉丝毕竟和他已经做了六年夫妻,对丈夫这种庄重拘谨的风格司空见惯。
尽管父亲从未与女儿们讨论过“劳伯歇父子公司”的事情——他没有儿子,“父子”公司不过是个名义——莉丝作为产业的女遗嘱执行人,知道她父亲是一个勤俭的生意人。小时候父亲经常不在家,一心惨淡经营。可她从不知道父亲辛苦一生到底赚到了多少钱,直到母亲去世,财产传给她和波霞——共有九百万美元,再加上这栋房子,还有纽约第五街的一栋公寓楼,和里斯本郊外的一幢避暑别墅。
欧文将文件收集起来,分别整理成整齐的小包,各贴上黄色利贴自黏性便条纸,用他的方形字体标上文件的类别。
“波霞,我会给你准备好复印件的。”
“保存好,别丢了。”莉丝警告她。
听到这种教训的口吻,波霞不满地抿了抿嘴。莉丝道歉地望了她一眼,没等她开口,欧文已经在桌上开了一瓶香槟,倒满三杯。
“让我们为……”莉丝注意到他俩都期待地盯着自己,便随口说道:“为爸爸、妈妈干杯。”
三只酒杯碰到一起。
“实际上”欧文解释说,“遗产算是处理完了。转让手续、支付手续都办得差不多了。我们还开一个户头,为了支付遗产执行费、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的费用。哦,还有一件小事。”他看了看莉丝:“你跟她说了吗?”莉丝摇摇头。
波霞望着欧文:“跟我说什么?”
“星期五我们刚接到通知,有人要告你们。”
“什么?”
“关于财产遗赠的问题。”
“不会吧,谁要告我们?”
“是你父亲遗嘱中的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什么地方弄错了吗?”波霞疑心地望着欧文。
波霞摇摇头,欧文又解释说,老安德鲁·劳伯歇去世时他把全部财产都交给了他的妻子。等到她去世,财产移交给女儿们,其中一小笔赠款付给父亲的母校——麻省的一个私立学院。
“主,宽恕我吧,我有罪。”波霞讥讽地轻声说,在胸前划了个十字。父亲以前经常虔敬地、滔滔不绝地谈起他在麻省肯辛顿学院上学的情形。
“这笔赠款有一千美元。”
“那有什么呢,把钱给他们好了。”
欧文笑了。“哦,他们要的不是那一千块。他们要的是你父亲原先允诺他们的一百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