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小说的事，除一小部份好友外，我没告诉任何人，所以周遭无人大惊小怪。父母和两个姊姊毫不知情，对公司自然也保密。每每为工作受一肚子鸟气，我就发泄在稿纸上。作品名为《放学后》，取自至金泽旅行途中，车站附近一家咖啡馆的店名。其实，此一命名之后引发一些争议，不过，至今我依旧认为是个好篇名。
对了，十一月时，讲谈社的编辑打来关心写稿进度。我回问理由，对方表示，若提早完成，希望能在投稿前先看看。听上去，他们似乎会打此类电话给先前入围的人，个性别扭的我认为不公平便拒绝了。大家应该也这么想吧？
１９８５
《放学后》是在截止日前三天完稿的，又赶在最后一刻。当时，文字处理机不普及，誊稿是件大工程。原本用自动铅笔，连誊十张手就吃不消，为了利于书写，便拿皮革把笔包得粗一点。这么一来，手的负担减轻许多，却换成手肘痛。最后可说是有惊无险地完成。
稿子一寄出，马上构思起下一部作品，没来由地就以「毕业」为名，也决定以大学生为主角，只是脑中还没有任何故事情节。此时，从身为里千家茶人【注：里千家为日本茶道最著名的三大流派之一，与「表千家」、「武者小路千家」合称三千家。】的妻子那里听说雪月花之式，觉得可以拿来当题材。雪月花之式是茶会的仪式之一，非常困难，连要理解都得费一番工夫，还得在其中安排下毒的诡计，就更累人了。花了将近一个月设计诡计，但要让读者理解似乎不太容易。另一个诡计，是因工作之便得知的一种新技术。故事的主题则选择国中时略有涉猎的剑道。
东忙西忙之际，接到《放学后》进入乱步奖决选的通知。虽然高兴，却也紧张万分。由于这次很有自信，要是落选，打击一定不小，且又要再等一年，于是考虑参加其他新人奖垫档。那时看上的是《ＡＬＬ读物》推理小说新人奖，短篇很快就能写好，半年后发表评选结果。问题在于，投稿截止日是六月底，而乱步奖得奖名单七月二日公布，所以知道得奖与否前就必须寄出。烦恼到最后，决定投稿。
然而，一旦进入动笔阶段，又出现新的烦恼──有两个短篇的灵感，要用哪一个？若摘下乱步奖，就必须在得奖后写一篇短篇小说。毕竟是得奖后的第一部作品，理当拿出自信之作。另一方面，既然要投稿，交出不够格获奖的作品就没有意义了，真教人犹豫。几经思量，决定把自信之作留到得奖时用。《ＡＬＬ读物》算是花心，搞砸也没损失，但仍努力完成稿子，在六月底交寄，应该找不到第二个在乱步奖发表前三天还投稿其他奖项的人吧。紧接着，关键的那一天来临。
※※※
乱步奖发表当天是平日，当然得上班。心一直静不下来，在兴奋期待中挨到下班时间，却不敢马上回家，拖拖拉拉耗了一个小时之久。晚上七点踏进家门，家人表示没接到讲谈社的电话，便晓得已落选。根据去年的经验，假如得奖应该很早就会接获通知。和妻子两人正沮丧之际，七点半电话响起，以为是通知落选，话筒另一端却告知与《莫扎特不唱摇篮曲》同时获奖，真教人难以置信。
第二天要召开记者会，于是立刻打电话向课长请假，刚要联系亲友时，突然有两名记者上门采访。请他们进屋，但他们完全状况外，连江户川乱步奖及圭吾是得奖者都不知道，据说是上司突然下采访令。我从头说明后接受采访，还拍了照片，待两人离去，才发现身穿睡衣。穿睡衣上全国性报纸《朝日新闻》「人物」专栏的，恐怕只有圭吾吧。
次日，为了记者会前往东京，圭吾的左腕却患上接触性皮肤炎，烂成蟹足肿。在记者会上被问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会缠着绷带？」同时得奖的森雅裕先生，十分具有文静艺术家气质，之后我才晓得他其实很不简单。
讲谈社的大人物们和我说了不少话，但听他们提到要改题名时，我吓一跳。原因是「放学后」太简短，不如改成「遭到密闭的放学后」或「放学后的密室」之类的标题。我无法理解他们的感觉，也认为现下看这篇文章的读者会有同感，但当时就是那样一个时代。回家后我烦恼许久，怎么样都想不出更好的标题，最后决定用「放学后的恶魔」。虽不认为这个标题有多高明，但期限快到了也没办法。只是，经过几天，讲谈社来电表示，还是直接采用「放学后」。据说编辑部十分挣扎，最终得出此一结论也挺新鲜的。现在很多人称赞书名取得巧，幸好当初没改。
另外，不少评审委员认为《放学后》的「犯案动机太弱」，怀疑有人会为此行凶。言下之意，这是最大的问题。对此，圭吾无法接受。圭吾想描写的是「因一般大人无法理解的动机而杀人」，所以他们无法理解是当然的。当时的风潮确实是「杀人动机必须让所有人都能接受」。就这点看来，现今对推理小说家而言真是个自由的时代。
※※※
九月，《放学后》终于在书店上架，感觉十分奇妙。在公司被要求签名颇令人头痛，不管到哪个部门，都有人知道我是谁，真是万分尴尬。为避免这种状况，我事先就拜托过讲谈社别公开公司名称、住址等数据，对方却没妥善处理。坦白讲，我原本还准备暂时偷偷兼差的。
话说《放学后》倒是卖得不错。虽然比不上同时得奖的《莫扎特不唱摇篮曲》，但也卖出十万本。我心想，乱步奖的招牌果然不是盖的，也想到下次不知何时才能超越此一销售量，只是没料到这个「何时」竟然超过十年。
颁奖典礼定于九月底举行，我久违地买了西装和领带。因为从事研究工作，上班不必穿西装打领带。典礼上，我在紧张中上台致词，说是致词，其实只是「谢谢大家」之类简单的几句话，约莫是有史以来最短的致词。同时得奖的森雅裕先生倒是滔滔不绝，内容似乎相当偏激，之后引发一些争议。
派对上，很多不认识的人过来打招呼，转眼间口袋便装满名片，其中不乏认识的面孔，但都只是我单方面认得的名作家。如今已拆伙的冈嶋二人的两位【注：「冈嶋二人」为德山谆一与井上梦人的共同笔名，代表作有《宝马血痕》、《99％的诱拐》等。】与井泽元彦先生【注：井泽元彦（一九五四─），日本推理作家、历史研究家，代表作为《猿丸幻视行》。】等也和我交谈，井泽先生关切道：「那你啥时要辞掉工作？」我也向大前辈佐野洋先生【注：佐野洋（一九二八─），日本推理作家、评论家，代表作为《华丽的丑闻》。】打过招呼。不久，一名陌生女子走近问我身高，听到我答「一八○公分」，便带着复杂的表情离去，好像是受佐野先生之托而来。据说他以推理界最高的作家自居，但不知究竟有多高？真教人好奇。
派对结束后，讲谈社的编辑带我到银座的传奇文坛酒吧，名声传唱至今。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现下已无这间酒吧。原来，当天是该酒吧的最后一夜。多亏走了这一趟，不时可向驰星周【注：驰星周（一九六五─），日本小说家，代表作为《不夜城》。】他们吹嘘「我去过银座的○○，是老牌作家哩」。总之，那晚是人生最痛快的一刻，我还半开玩笑地想，搞不好再也没机会这么痛快，不料，往后十年竟真的如此。
※※※
十月某日，有生以来第一场签书会在爱知县一家名号颇响亮的书店举行。当天应该是星期六吧，一到会场，见很多人在排队，我大吃一惊，暗自窃喜着「哇，好多人！原来我这么受欢迎」。不过，高兴没多久，便发现都是些熟面孔，几乎是公司的同事和妻子那边的亲戚。同事深怕人龙断掉，还排队排了两次。究竟卖掉多少书不得而知，但签书会好歹有模有样的。要是见好就收也就罢了，偏偏书店老板心生贪念，提议：「东野先生，明天到另一家分店再办一次吧！」若当场回绝就甚么问题都没有，我却得意忘形。生平头一遭签那么多名，便自以为是明星作家，一口答应：「好啊，再办一场！」完全忘记这天的签书会是在众亲朋好友的支持下才勉强像个样子。
翌日是个好天气，书店老板和圭吾在某车站前的书店搬出桌子，竖起「东野圭吾签书会」的旗子，等候客人蜂拥而上。老板一心要卖书，圭吾一心想签名。但等了又等，不见半个人上门。不，书店自然有客人，但几乎没人朝这里看上一眼，只偶尔投来「这家伙在干嘛」的冷漠视线。三十分钟过去，发觉似乎没搞头的我们，不约而同地提议今天就算了吧。正准备收拾桌椅时，有个大概是念小学的小鬼走近，问：「你在帮人签名吗？」我答说对啊，他便不知从哪里拿出一张夹报传单，翻到背面要求「签在这里」。有点自暴自弃的圭吾在上面签了名，甚至还和小鬼握手。签名会第二天签的名就只有那一次，圭吾不禁下定决心，以后就算书大卖，也绝不办签书会。
１９８６
三月，终于搬到东京。在那之前，先辞掉了日本电装株式会社的工作。递出辞呈时，公司方面的反应是「果然啊」。有人惋惜，也有人认为理应如此，无论是甚么反应，我都当成是加油，愉快地离开。坦白讲，在职时虽有过诸多不满，但如今回顾，若没有上班生涯就不会有作家东野圭吾，更无法继续当作家，所以公司是我的大恩人，这绝非口头上的客套话。
抵达东京那天，下起破天荒的大雪。别的不提，神奈川县的铁塔倒塌，西武新宿线也发生追撞车祸。搬家的行李都没拆开，甚至无法去买吃的，度过三天可怜兮兮的日子。
房租之高实在令人头痛，不愧是东京。原本预计《放学后》的版税能撑五年，内心霎时有些不安。在新居安顿下来不久，应讲谈社的长官邀约，前往赤坂的中餐厅，生平第一次吃到鱼翅。直到出店门好一段时间，圭吾都以为那是香菇。告诉妻子「这辈子没吃过那么美味的香菇」后，才发现搞错。
席间，讲谈社的人表情五味杂陈。事后一问，他们似乎认为我「随便辞掉工作搬到东京，真是过于莽撞」，大概是看多了这种贸然行事招致失败的作家吧。圭吾倒是觉得好笑，就算当作家无法养家活口，反正还年轻，出路多得很。
那时，得奖后第一作《毕业》的文稿已交给讲谈社。我早做好心理准备，《放学后》卖出十万本，这次有十分之一的销量就不错了。毕竟当读者时，尽管会买乱步奖的得奖作，却几乎没买过该作家得奖后的第一部作品。这番预测八九不离十，每次提起此事，编辑都十分佩服。据说其他作家大都以为新作会卖得和得奖作一样好，会这样想的家伙神经才令人无法理解啊。
当年除得奖后的首作《毕业》，也出版了《白马山庄杀人事件》。这是圭吾的第一本 novels 版【注：此处的 novels 版为书的开数，在日本出版界通常是指新书版的小说，大小为 173ｘ105mm。光文社的河童 novels 系列起始于一九五九年，推出一连串的畅销书，带动了新书风潮。】，且是老牌的河童 novels 系列。想起以前看过河童同一系列松元清张先生的书籍，不由得深怀感慨：「我终于也有这一天了。」话虽如此，出版社并不是立即决定要发行，表示「先看看原稿，有趣再出」，所以责编告诉我「下个月上市」时，真是高兴万分。当年能够以河童 novels 系列出版，就是这么有份量的一件事。然而，曾几何时，或许该说 novels 风潮来临后，竞争日益激烈，河童的门坎也逐渐降低，实在令人遗憾。若光文社的人看到这一段，想必心里会不舒服。不过，圭吾是在为河童打气。加油啊，河童！
对了，这一年圭吾打起高尔夫球，在河童的编辑陪同下购齐廉价用具。至于有多廉价，以当时买的球鞋为例，穿过十几次后，前端竟像大白鲨般咧开大嘴。这种鞋子大概只有卓别麟会穿吧。我向杆弟要了橡皮筋绑住，打完剩下的洞。没办法，没钱嘛。没钱却打高尔夫球的圭吾，每周都到附近练习场的高尔夫球教室上课。教练望见穿着皱巴巴棉裤、老旧运动服，把五号与七号铁杆装在纸袋里晃荡而来的神秘男子，都一副浑身不自在的样子。
１９８７
破公寓里的苦战方兴未艾，《大学城命案》成为超过七百张稿纸的大长篇。这年头，一般人可能认为七百张不算多，但以当时的标准四、五百张而言，七百张是很少见的，光打印就得花七小时。责编是个机械白痴，听圭吾说稿子打在磁盘里，便不禁抱头掩耳。如此长篇大作，我偷偷怀抱造成轰动热销的期待，却是一点都不卖。为了让销售量好看些，我绕遍东京的重点书店，每家各买两本，包包重得像哑铃，差点没扯断提把。即使如此，仍是杯水车薪，销量丝毫不见好转。
这年，第一次上电视。正确地说，是以「作家东野圭吾」的身分初登荧光幕。参加的是名为「料理天国」的料理节目，由芳村真理女士和西川清先生主持。说是为纪念夏洛克?浮摩斯诞生一百周年，邀请新进推理作家上节目。除了圭吾，还有黑川博行先生。我们都是大阪人，虽是首次见面，却聊得很起劲，排演时就大灌啤酒，录像的详情黑川先生也写进《放学后》的解说。顺带一提，文库版《放学后》的封面绘图，是出自黑川先生的夫人雅子之手，单行本《魔球》的封面也是。黑川博行先生是我能拍胸脯推荐的作家，看他的作品绝不会后悔，《切断》、《封印》、《瘟神》、《国境》都是杰作。我如此称赞他，或许哪天他会礼尚往来一番吧。
１９８８
由于先前一直以江户川乱步奖为目标，当上职业作家后就对奖这种东西不再关心了。然而，《大学城命案》先后入围吉川英治文学新人奖与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又陆续落选，要不在意也不可能。此时倒是万万没料到，往后会被这两个奖项泼好几次冷水。
得奖热闹过后，便着手为下部作品搜集数据。当时，出版精装本推理小说蔚为风气，各出版社纷纷筹划多种主题。讲谈社是与古典芭蕾相关的作品，新潮社则决定以跳台滑雪为主轴。这段日子，我通常是观赏完松山芭蕾舞团的公演后进行访问，接着前往札幌采访日本跳台滑雪代表队。芭蕾舞者和跳台滑雪选手中怪人很多，采访得格外用心，但也相当愉快刺激。能够见到松山芭蕾舞团的森下洋子小姐，近距离看到跳台滑雪奥运冠军的马蒂?尼凯宁选手，都是美好的回忆。这一年共出版《魔球》、《以眨眼干杯》、《浪花少年侦探团》三本书。《魔球》的风评相当好，还入选年度十大推理小说，真令人高兴。
１９８９
这年出版《十字屋敷的小丑》、《沉睡的森林》、《鸟人计划》、《杀人现场在云端》、《布鲁特斯的心脏》五本书，而且每一本都不卖。《十字屋敷的小丑》挨批是搭新本格风潮的便车，自信之作《鸟人计划》完全受忽视，硬被逼着改名的《布鲁特斯的心脏》最后变得不知是甚么小说。虽然相当努力，却真的很不走运，甚至认为自己遭到不公平的迫害。但仔细深思（用不着深思也该明白），怎么可能有人要迫害我。每位作家都很拚命，放眼望去，没造成话题才奇怪的心血之作俯拾皆是（此一状况至今仍无太大变化）。于是，我顿时恍悟，说到底，只有意外抓住好运的作家，才能功成名就。当然，书评家和各文学奖的评审委员都有个人好恶，但这种事追究起来没完没了。明知如此，年底看到出炉的十大推理小说书单还是有点呕，甚至冒出「啧，这种作品凭甚么上榜！」的猖狂想法。二○○一年拙作《超?杀人事件》挤进「最佳推理小说」前十名，一定也有人抱持同样的想法。
１９９０
《鸟人计划》虽入围吉川英治文学新人奖，责编却毫不关心，我暗忖八成没希望，果然毫无意外地落选，而书一样滞销，「再刷」一词完全离我远去。值得庆幸的是，我仍持续有工作。这或许意味着，日本社会正处于泡沫经济的全盛期，出版社还有余力养一些没销售力的作家吧，之后大获成功的年轻作家也是在此时崭露头角的。在大泽在昌先生和井泽元彦先生的号召下，年轻一辈作家组成「雨之会」，大伙还一起去旅行，玩得相当开心。其中，大泽先生以《新宿鲛》大红大紫，宫部美幸小姐则囊括所有文学奖，其他人则专门担任拉拉队和庆功。「雨之会」之后自然而然走入历史，理由无他，就是主要成员太忙。换句话说，该会已达成任务。
这一年，圭吾的代表作应该算是《宿命》吧，也听到睽违许久的「再刷」。只是，虽然受到不少编辑盛赞，评论家却没甚么反应。某书评的内容干脆照印在封面折口上的故事大纲抄，感想则以「还算有趣」一语带过。而年底出版的《面具山庄杀人事件》，则是被拿来和另一位作家稍早出版的著作比较，由于创意类似，书评便写得像是圭吾抄袭，根本不管《面具山庄杀人事件》的杂志连载在先，因此不免深切感受到书评家对自己是多么不屑一顾。
１９９１
讲谈社为纪念创社八十周年，欲推出推理特别企划，圭吾也获邀，奋力写了《变身》。然而，主办单位却不怎么起劲，之后整个企划便无声无息，答应要做足宣传的承诺亦消失无踪。从此，我就不太相信出版社的类似企划。提到企划，《布鲁特斯的心脏》是河童 novels 的三十周年纪念企划，《沉睡的森林》是讲谈社推理特别企划，《鸟人计划》是为新潮社推理俱乐部企划写的作品，没有一部做得有声有色。
讲到这里，春天时，《天使之耳》入围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短篇部门，最后还是落选。编辑完全没和我联络，确定落选才打来，竟然笑着说「一如所料啊」。我下定决心，万一哪天成了畅销作家，绝不在这家伙待的出版社出书。
私生活方面，这段时期我特别热中练习高尔夫球。尽管没上场打过几次，却轻松突破一百杆，心想「真是简单」，但接下来才麻烦。哪里麻烦？钱最麻烦。当时正逢高尔夫球热潮，上场打一下，好几张万圆钞就不翼而飞。圭吾总看着钱包，感叹拿这个当兴趣不容易啊！
１９９２
一开年，随即着手进行讲谈社小说系列创刊十周年纪念特别企划的工作。虽然已受够特别企划，但对方端出现金付采访费，一不小心就答应了，且当时是距截稿只剩一个月的十万火急状况。紧急赶出的作品是《雪地杀机》，尽管运用先前就想尝试的诡计，却没引起任何话题。前不久推出《天使之耳》，销售也是奇差无比。在杂志上连载时的责任编辑干脆地宣告「卖不好，很快就从书店里消失了」，自然完全没预期到此书十年后会再刷。其中收录的〈镜中〉继去年的〈天使之耳〉，也入围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短篇部门，老实讲，连我自己都感到意外。最后依然落选，但我一点都不失望，脑海闪过「陪榜」的字眼。
社会方面，泡沫经济破灭，公司行号纷纷倒闭，出版界不受景气低靡影响的神话不再。连载小说的出版社倒闭，封面设计好的书出版喊停。此时，有赖河童 novels 发行的是自己也认为称不上佳作的《美丽的凶器》，果不其然，被批得很惨。推出自信之作时只字不提，偶尔出错就群起争相攻击──书评家就是这种人。现下，我把那当成被害妄想，但或许这样的信息操作会害死一个作家。
不过，我当时暗下决心，往后只要是自己不满意的作品，无论如何都不能拿出来。毕竟不知读者会从哪一本看起，要是头一回接触到不怎么样的内容，大概也不会对同一作家的其他作品感兴趣吧。所以，我得让读者无论挑中哪一部作品都不会后悔。于是，年底完成《同学》。其实，这是绞尽脑汁的难产之作，但某一刻，彷佛天降神谕般，我突然文思泉涌。神谕传达了极为理所当然的讯息：「用自己的话，把心中所想原原本本写出来就好。」１９９３两年前，我在外面租工作室，每天早上前往工作。虽然开车较方便，我仍选择搭公交车转乘电车。多亏如此，让我从日常生活中获得不少灵感。只不过，那些都不是推理方面的题材，净是笑点。《怪笑小说》和《毒笑小说》的内容几乎皆是这样搜集来的，也许是正在连载《当时我们是一群傻蛋》，脑袋完全处于搞笑模式的关系。期间，《同学》出版，创下许久未见、可称为热卖的纪录，于是我确信自己定的方向没错。之后乘胜追击推出《分身》，却又挥棒落空，再次获得切身的教训：书真的很难卖。
精神萎靡之际，比我晚出道的作家一一翻红，心想必须振作，便尝试构思一部以叫好叫座为目标的作品。灵感来自直升机技术人员的一席话，当时心中浮现大型无人驾驶直升机盘旋于核子反应炉上空的画面。但我对直升机和核能发电都没有甚么知识，暗忖要写成故事得好好用功才行，便展开猛看资料、到各核能发电厂采访，及访谈直升机技师、航空工学博士、核能科学家等的生活，卖力的程度可说到了背水一战的地步，生平头一次那么拚命钻研一件事情。这番努力共持续三年，唯有一心相信出版后绝对会畅销才能如此拚命。书名也已定为《天空之蜂》。
１９９４
四月某日深夜，租屋附近的树林中响起奇怪的叽叽叫声，不禁心生好奇，于是冒雨前往察看，只见有只大小如可颂面包的小动物蜷曲在泥泞中。尽管觉得这家伙真奇怪，却无法置之不理，便带回家了。擦干净一瞧，似乎是刚出娘胎的猫咪。其实，前一天圭吾才梦见捡到一只猫咪。猫咪染患严重的感冒，但吃兽医开的药，很快就痊愈。拿奶瓶喂牠牛奶，不由得对牠产生感情，决定饲养。因为是梦境成真，便取名为「梦吉」，蕴含希望牠带来好运的期盼。
从练马的工作室回家成了一件乐事。梦吉虽是小猫，却很老成，身体还小，但双腿间挂的那铃铛似的东西格外雄伟。果不其然，才三个月就开始发挥牠的雄性本色，很凶也很爱咬人。带去动结扎手术，连兽医都怕牠，真教人又好气又好笑。原本期待牠动完手术会稍微乖一点，希望完全落空。
这一年出版《怪人们》、《以前我死去的家》、《操控彩虹的少年》三部作品。我已不想再写，反正本本都没话题性，也都卖不好。尤其是《以前我死去的家》，半篇书评都没有，实在令人讶异。几年后，我深感当时写虐童题材太早了。尽管书压根不卖，我却为家庭因素在横须贺买房。选这地点的另一个现实考虑，是东京都心太贵买不起。年底毅然迁居，梦吉搬到大房子显得很高兴。
１９９５
阪神淡路大地震带给我巨大的冲击。电视播映的画面令人难以相信是现实情景，看着数以百计的死亡名单不断变长，不禁害怕起认识的人也名列其中，我有很多大学时代的朋友住在阪神一带。所幸大家都平安，只是损失不少财产，不得不修正人生计划的轨道。如今，那场大灾难的记忆彷佛已急速从世人的脑海中消失，不过我也没资格怪别人。灾区表面上看似逐渐重建，但灾民内心的伤痕仍在。圭吾决定将这件事永志于心。
震灾次月，大阪举办反对启动文殊快中子增殖反应炉的讨论会，请来科学技术厅和动燃【注：动力炉核燃料开发事业团，一九九八年改组为日本核燃料开发机构。】进行说明。为了《天空之蜂》的取材我也前往参加，但那实在很难说是讨论。例如，有人问：「若当地发生与阪神淡路大地震相同规模的地震，文殊反应炉会怎么样？」得到的回答竟是「那里不会发生这样的地震」。我认为反对派和赞成派各有各的考虑，由于想运用在小说上，便决定在《天空之蜂》里以完全中立的立场描写双方的主张。然而，下个月便发生地下铁沙林毒气事件【注：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奥姆真理教徒在东京地下铁的列车上放毒气，造成十三人死亡、约六千三百人受伤，是日本二次大战后最严重的恐怖攻击事件。】，全国的注意力皆集中在奥姆真理教上。当时我就明白，今年无论作品写得再好都卖不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