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呀，托马斯·德加莱，这是在为下一部小说找灵感吗？”
身后传来的声音吓了我一跳，我迅速转过身去，看见了斯特凡纳·皮亚内利的笑脸。长发、火枪手式的小山羊胡子、约翰·列侬式圆眼镜、斜挎布包，这位《尼斯早报》的记者还和上学时一样，打扮得怪里怪气。唯一和当年不同的是，他在记者马甲下高调地穿了一件印有“Phi”字样的T恤，那可是极左派政党“不屈法国”尽人皆知的标志。
“嘿，斯特凡纳。”我一边回应，一边同他握手。
我们一起走了几步。皮亚内利与我同岁，和我一样，他也出生在昂蒂布。直到结业班，我们始终都在一个班级。在我的印象里，他伶牙俐齿，常常用三段论式的雄辩让老师们下不来台。我们学校具有政治觉悟的学生并不多，他便是其中之一。会考后，他明明可以在圣埃克苏佩里上个巴黎政治学院的预科班，却选择了在尼斯文学院读书。那所学校是我父亲口中的“失业人员制造厂”，我母亲更狠，说那里满是“一群游手好闲的极左分子”。但皮亚内利爱发难指责的反叛性格却始终没变。在卡洛恩，他在社会党运动中逆流而上，于一九九四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在法国电视二台播放的一档名为《明日青年》的节目中大放异彩。这期直播节目有两个多小时，几十名反对职业安置合同（就是政府强制施行的最低工资标准）的大学生纷纷亮相、畅所欲言。前不久，我在国家影视档案资料网上重新看了这期节目，皮亚内利的镇静自若和放肆大胆令我震惊。话筒曾两度递到他手里，他利用这两次机会向几位政坛老手发难，竟令他们尴尬得下不来台。真是头谁都吓不倒的倔驴。
“你怎么看马克龙当选总统的事？”他突然问我（看来，他对政治依然情有独钟），“对你们这些人来说，这是个好消息吧？”
“作家们吗？”
“不，我是说该死的有钱人！”他眼里闪着光说道。
皮亚内利喜欢取笑别人，而且常常恶意为之，但我还挺喜欢他的。在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的老校友里，我还保持联系的就只有他了：每次我出版新小说，他都会代表他的报社采访我。据我所知，他从没有过在国家级媒体机构大展宏图的想法；与其那样，还不如继续做一个各个领域都能涉猎的全能记者。在《尼斯早报》，他可以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政治、文化、当地生活），对他来说，自由高于一切。作为一个搜寻独家新闻的辣笔记者，他的文字也不乏一定的客观性。他给我的小说写的书评，我总是看得津津有味，因为他读得懂言外之意。
他的书评并非只有溢美之词，然而，即使持有保留意见，皮亚内利也不会忘记，在一部小说背后（或者一部电影、一场戏剧背后），积聚着多年的努力、疑虑和反省。我们可以评论它，但用区区几行文字处决它就过于残忍和自负了。“再平庸的小说，都比自以为是地批判它的评论更有价值。”有一天他这样对我说。他把影片《美食总动员》中，美食评论家柯隆先生的名言转化成了文学版评论。
“说正经的，你来这儿做什么，大艺术家？”
皮亚内利表面上一副随口问问的样子，实际上是在抛钓竿试探我，然后再向我施压。他了解我过去生活的点滴。也许，就在我摆弄口袋里的雯卡同款眼镜和恐吓字条时，他捕捉到了我的紧张情绪。
“落叶归根总是好的，不是吗？岁数一天比一天大了，我们……”
“别再花言巧语了，”他冷笑着打断我的话，“你最讨厌这种老同学聚会了，托马斯。瞧瞧你，身穿夏尔凡名牌衬衫，手戴百达翡丽腕表。别告诉我，你从纽约坐飞机回来，就是为了和一起看《金刚战神》长大的同学们叙叙旧，和那些你瞧不起的家伙嚼嚼马拉巴口香糖[1]。”
“这你就说错了。我没有瞧不起任何人。”
事实如此。
皮亚内利疑神疑鬼地盯着我看。突然，他的目光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就像抓到了什么东西似的，两只眼睛都亮了。
“我知道啦，”终于，他一边点头一边对我说，“你来是因为看到了我写的文章！”
他的话中断了我的呼吸，仿佛朝我的胃打了一拳。他是怎么知道的？
“你在说什么，斯特凡纳？”
“别装了。”
我故意轻描淡写地说：
“我住在曼哈顿的翠贝卡[2]。每天喝咖啡时读的是《纽约时报》，不是你的什么当地小报。你说的是哪篇文章？关于五十周年校庆的那篇？”
看着他奇怪的表情和紧皱的眉头，我知道我们说的不是一回事。然而，我白白松了一口气，因为他马上就对我说：
“我说的是关于雯卡·罗克维尔的文章。”
这回，我吃惊得僵住了。
“所以，你是真的不知道？”他说。
“知道什么？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皮亚内利摇了摇头，从布包里掏出记事本。
“我得去工作了，”我们走到大广场时，他对我说，“给当地小报写篇稿子。”
“斯特凡纳，等等！”
那家伙对自己制造的气氛非常满意，一边丢下我一边挥了挥手道：
“咱们回头聊。”
我的心脏在胸腔里怦怦乱跳。毫无疑问，还有更多的意想不到在等着我。
有了管弦乐队的演奏和几小拨人热火朝天的闲聊，栗树广场显得热闹非凡。从前生长在此处的参天大树很久以前就被寄生虫害死了。广场还保留着原来的名字，但如今已种满了加拿利海枣树，它们优雅的身姿会让人联想到假期和慵懒。校方支起了浅米色篷布顶盖，准备了冷餐席，摆了一排排椅子，还挂了花饰。广场上人满为患，头戴窄边草帽、身穿海魂衫的服务生们穿梭其中，忙着给来宾们供应饮品。
我从一张托盘上随手抓起一个杯子，用嘴唇沾了下，就马上把这杯混合饮料倒进了花槽。作为手调鸡尾酒，校方竟然只准备了兑了姜汁冰茶的恶心椰子水。我向冷餐席走去。看来，吃的也是一样，校方选择了轻食。我恍惚觉得自己是在加利福尼亚或者布鲁克林，那些正在大肆盛行健康饮食理念的地方。别再惦记什么尼斯肉馅、西葫芦花炸糕和番茄鱼面点了，这里只有可怜巴巴的切片蔬菜、低脂奶油甜点和绝对无麸质的奶酪吐司。
我离开人群，坐在混凝土台阶的顶端。这些抛光台阶环绕着广场的某些区域，有点礼堂的味道。我戴上太阳镜，在选好的观测点“隐藏”起来，好奇地凝望着昔日的同窗们。
他们相互道贺，勾肩搭背，彼此拥抱，给对方看自己孩子最漂亮的照片，交换邮箱地址、手机号，在社交网站上互加好友。皮亚内利说得没错，面对这一切，我是个局外人，甚至连装都装不来。首先，我对高中生活没有丝毫的留恋。其次，我骨子里就是个孤独的人，口袋里永远装着一本书，没有脸书账号。在这个被“点赞”按钮主宰的时代，我简直就是个脱离现实、令人扫兴的家伙。最后，我从未对光阴如梭产生焦虑。不管是过四十岁生日时，还是眼角鱼尾纹初现时，我都未曾沮丧。说实话，我甚至期盼过自己早日变老，因为那意味着我可以远离过去；于我而言，过去远非一座失去的乐园，而是一场悲剧的中心地带，我耗费一生努力逃离的地带。
经过对老同学的一番观察，我得出的最初结论是：大部分来参加聚会的人都是在比较小资的圈子里混的，所以身材保持得还不错。不过，秃顶却是男人们的第一杀手。“对吧，尼古拉·迪布瓦？”他的植发很失败。亚历山大·穆斯卡努力用从头顶翻折下来的一绺长发遮挡住秃顶。至于罗曼·鲁塞尔，则干脆剃了光头。
我惊讶于自己的记忆力：每张同届校友的脸，我几乎都对得上名字。从远处望过去，那场景真的很有意思，甚至称得上引人入胜：对某些人来说，这场聚会带有些许报复过去的意味。比如玛侬·阿戈斯蒂尼，那个讨人厌的羞怯女高中生竟然出落成了个美人，举手投足间满是自信。克里斯托夫·米尔科维克也经历了同样的蜕变。那个“书呆子”（当年还没有这种说法），再也不是我记忆里长满粉刺的受气包了，我为如今的他感到高兴。像美国人一样，他毫不掩饰地炫耀着自己的成功，夸赞特斯拉如何值得拥有，和比自己小二十岁的女友说着英语，非常引人注目。
相反，埃里克·拉斐特却遭受了惩罚。我印象中的他堪称半神的化身，是古铜色皮肤的天使，就像《怒海沉尸》里的阿兰·德龙。如今，昔日的王者埃里克神情沮丧、大腹便便、相貌尽毁，哪里还像什么《洛克兄弟》的男主角，简直就是翻版霍默·辛普森。
凯茜和埃尔韦·勒萨热手拉着手现身了。他们俩在完成了高二理科班的学业后，一毕业就结了婚。凯茜（这是丈夫给她起的昵称）的真名叫凯瑟琳·拉诺。我还记得她极美的长腿（她的腿现在应该还是极美的，即便她换下了苏格兰迷你裙，穿上了女士西裤），还有她当年那文艺腔浓重的完美英语。我常常问自己，这样一个姑娘怎么会爱上埃尔韦·勒萨热。埃尔韦的外号是“雷吉斯”（当年《白痴》那档电视节目特别火，其口号“雷吉斯是个白痴”无人不知），他相貌平平，脑容量小得可怜，总是发表一些不合时宜的见解，问老师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最要命的是，他好像并没有意识到身边的女友比自己高雅一百倍，他根本配不上。二十五年过去了，身穿麂皮夹克衫、一脸满足的“雷吉斯”看起来还是那么白痴。为了显得更傻，他今天还戴了一顶巴黎圣日耳曼球队的棒球帽。真让人无语。
然而说到穿着打扮，最出彩的当属法布里斯·福科尼耶。法航飞行员“鹰隼”[3]身着机长制服，高调地游走在金发、高跟鞋和假胸中间。曾经的帅小伙躲过了岁月这把杀猪刀。他依然保持着运动员般的身材，不过，银色的头发、坚毅的目光和毫不掩饰的自负已为他贴上了“老帅哥”的标签。几年前，我曾在一次中程航班上碰见他。他在降落时把我请进了驾驶舱，以为这样会让我很高兴，仿佛我还是个五岁小孩……
“哎呀呀，‘鹰隼’也老了嘛！”
范妮·卜拉希米冲我挤了挤眼睛，热情地拥抱了我。她的变化也很大。这个有着卡比尔族血统的姑娘上学时个子小小的，有着清澈的眸子和金色的短发，喜欢穿漂亮的浅口高跟鞋和合身的紧身牛仔裤。她衬衣上方的两个扣子总是解开着，令人对她刚刚发育的胸部浮想联翩；收腰的风衣将她的美丽身形展露无遗。在校外，我所认识的她则是个油渍摇滚迷，趿拉着破旧的马丁皮靴，套着难看的伐木工衬衣、打满补丁的羊毛开衫和撕裂款李维斯501牛仔裤。
范妮比我有办法，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一杯香槟。
“可惜我没找到爆米花。”她一边说，一边坐在我旁边的台阶上，好像我们要看场电影似的。
和上学时一样，她拿起脖子上挂着的徕卡M相机，开始对准人群拍照。
我在很久以前就认识范妮了。马克西姆、她还有我，我们上的是同一所小学。芳多纳街区的那所学校由于满是第三共和国时期的美丽建筑，被我们几个叫作“老学校”。后来，昂蒂布建了勒内-卡森小学，与“老学校”恰恰相反，校园里尽是些预制建筑。在青少年时期，范妮是我比较亲近的朋友。她也是第一个和我约会的姑娘。那是初中四年级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我们去电影院看了《雨人》。在返回芳多纳的公交车上，我们一起听我的随身听，一人戴一只耳机，接着便蹩脚地吻了对方，在“因为你离开了”和“但愿它们温存甜蜜”两句歌词间亲了四五下。我们一直约会到高二，后来就渐渐疏远了，但仍是朋友。她变成了一个成熟、自由的女孩，从高三起就和不同的男生上床，不再有固定的男友。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很少有这样的学生，很多人对她指指点点，但我一直都很尊重她，因为对我而言，她就像是某种自由的化身。她是雯卡的朋友，成绩优异，为人善良，这三点足以令我珍视。从医学院毕业后，她作为战地医生和人道主义救援者四处漂泊。几年前，我去参加法语图书展时，曾在贝鲁特的一家酒店偶遇她。当时她跟我表达了想回国的意愿。
“你看见咱们以前的老师了吗？”她问我。
我扬起下巴，给她指了指恩东先生、莱曼先生和丰塔纳女士，他们分别是教我们数学、物理和自然科学的老师。
“好一群施虐狂。”范妮边说边对着他们按动了相机快门。
“在这一点上，我没法否认你的说法。你在昂蒂布工作吗？”
她点了点头。
“我在芳多纳医院的心脏科上班，两年了。你妈妈是我的病人。她没和你说过吗？”
见我什么都没说，她明白了，我对此一无所知。
“自从那次心梗后，她就开始定期来医院检查了。但现在一切都好。”范妮安慰我说。
我吃了一惊。
“我和我妈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我说道，试图转移话题。
“每个男生都会这么说，不是吗？”她随口一问，似乎并不想多知道些什么。
接着，她指了指另一个老师大声说：
“那个老师很酷！”
我想了一会儿才认出那个人来。是德维尔小姐，美国人，在文学预科班教英美文学。
“看呀，她到现在还美艳得很！”范妮说道，“多像凯瑟琳·泽塔-琼斯！”
德维尔小姐身高足有一米八。只见她脚踩高跟鞋，身穿紧身皮裤和无领外套，长长的直发垂落在肩上。修长挺拔的身材让她看起来比某些教过的学生还年轻。她刚来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那年有多大？二十五岁？最多不过三十岁。我当年读的是理科预科班，所以从没上过她的课。但我记得，她深受学生们的喜爱，不少男生都对她怀有爱慕之情。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和范妮继续一边观察老同学，一边唤醒当年的记忆。在听她说话时，我忆起了自己为什么一直以来都很欣赏这个姑娘：她精力充沛，同时还拥有万能的幽默感。然而，范妮的童年并不美好。她的母亲是个肤色亚光的金发美女，眼神既温柔又摄人心魄，在戛纳十字大道上的一家时装店里做店员。我们上小学一年级时，她抛下丈夫和三个孩子，跟老板去了南美。范妮的父亲原本在工地打工，后来由于工伤瘫痪在床。在被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录取为寄宿生之前，她跟父亲还有两个哥哥（坦率地讲，那两个哥哥都是蠢货）共同生活了将近十年。三人住在一处老旧的廉租房里，跟昂蒂布-朱安雷宾旅游指南里描述的街区相比，那里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范妮又发射了几枚毒舌炮弹，言语轻佻却悦耳（比如，“艾蒂安·拉比特还顶着一颗龟头脑袋”）。随后，她嘴角扬起意味深长的微笑，凝视着我说：
“生活改变了某些人的角色，而你，却始终没变。”
她把徕卡相机的镜头对准我，一边按下快门，一边大说特说道：
“全班成绩第一，形象高雅，无可挑剔，永远是那身漂亮的法兰绒外套和天蓝色衬衣。”
“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绝对不是在夸我。”
“那你就错了。”
“女生们只喜欢坏小子，不是吗？”
“你说的是十六岁的姑娘，不是四十岁的女人！”
我耸耸肩，眯起眼睛，把手搭在额头上遮挡阳光。
“你在找谁吗？”
“马克西姆。”
“我们未来的议员吗？我和他在体育馆那边抽了根烟，咱们这届晚上就在那儿聚会。他好像一点儿都不急着搞竞选造势。妈的，你看见奥德·帕拉迪那张脸没？跟刷了层漆似的。可怜虫！你确定没有爆米花吗？我能在这儿坐上几个小时。眼前这场景几乎可以和《权力的游戏》媲美！”
不过，当范妮发现两个员工正在搭建讲台、准备话筒时，她的热情马上就像是被泼了冷水似的熄灭了。
“天哪，我可不想听这些正式的讲话。”她站起身对我说。
在台阶的另一头，斯特凡纳·皮亚内利正在一边和专区区长对话，一边做着笔记。与我目光相接时，这位《尼斯早报》的记者对我做了个手势，大概是“别动，我马上过来”的意思。
范妮掸了掸牛仔裤上的灰，用她独有的腔调，放了最后一记狠话：
“你知道吗？这个广场上的男人，没和我睡过的没几个，你就是其中之一。”
我本想幽默风趣地回应她，却没能找到一句合适的话，因为她并没有在开玩笑，夸张的言语里透着忧伤。
“你那时喜欢的是雯卡。”她回忆说。
“没错，”我承认道，“我爱上了她。这里的男生差不多都这样，不是吗？”
“是的，不过你一直都把她想得太完美了。”
我叹了口气。自从雯卡失踪、她和老师的恋情曝光后，流言蜚语四处流散，把这个年轻女孩塑造成了法国版的劳拉·帕尔默[4]。整个事件也变成了帕尼奥尔国度[5]的《双峰》。
“范妮，你不会也和其他人一样吧。”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好啦。也许当鸵鸟更轻松吧。就像歌里唱的：‘闭上眼睛活着很容易。’”
她把相机放进包里，看了看手表，冲我举起半满的香槟酒杯说：
“我要迟到了，本不该喝这东西的。今天下午我值班。回见，托马斯。”
校长开始讲话了，这类空洞无聊的演讲是国民教育界某些公务员的专长。吉拉尔女士是巴黎人，来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当校长还是不久以前的事。她对学校的了解仅限于官方资讯，背书似的重复着专家、高官的陈词滥调。听她讲话，我不禁犯起嘀咕：我的父母为什么没有出现？作为老校长，他们应该受到了邀请。我徒劳地在人群里寻找着他们的身影，越想越不对劲。
在唱完“我校始终秉承的价值观，是宽容，是机遇平等，是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交流”这段老调之后，校长开始列举历届毕业生中的十几个“杰出人物”。我也是其中之一。当我的名字被宣布并响起掌声时，几束目光投向了我。我挤出一个不太自然的微笑，点头示意了个含糊的“谢谢”。
“这下完了，你暴露了，艺术家。”斯特凡纳·皮亚内利一边坐在我身旁，一边提醒我说，“几分钟后，就会有人过来找你在书上签名。他们会问你，米歇尔·德吕克[6]的狗在拍摄间隙会不会叫，安妮-索菲·拉比克斯”[7]在没有镜头对准她时是不是还是那么和蔼可亲。
我尽量避免激起皮亚内利的表达欲，但他依旧滔滔不绝地说道：
“还会有人问你，在《和你共度的几天》那本书的末尾，你为什么要让主人公死掉。你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何处，以及……”
“放过我吧，斯特凡纳。你那会儿想跟我说什么来着？那篇文章是怎么回事？”
他清了清嗓子说：
“上个月你不在蔚蓝海岸？”
“不在，我是今早到的。”
“好吧。你听说过‘五月骑兵’吗？”
“没有。不过，我猜想，他们应该不会出现在卡涅的赛马场上吧？”
“真逗。实际上，‘五月骑兵’是指春季回冷、引起结冰的天气现象……”
说着，他从夹克衫里掏出了一支电子烟。
“今年春天，在蔚蓝海岸地区，天气简直糟透了。先是特别冷，后来连续下了好几天倾盆大雨。”
我打断了他：
“长话短说，斯特凡纳。你不会是要把前几星期的天气情况都跟我讲一遍吧！”
他抬起下巴，指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彩色宿舍楼。
“好几座宿舍楼的地下室都发了大水。”
“这没什么稀奇的。你瞧这地面的坡度！咱们上学那会儿，每两年就得发一次水。”
“的确。不过，四月八号那个周末，水已经涌到了一层的门厅。校方不得不紧急施工，找人彻底清空了地下室。”
皮亚内利拿起“香烟”抽了几口，吐出几股带有马鞭草和柚子味的烟。和抽雪茄的切·格瓦拉相比，这位革命者手持电子烟吞云吐雾的样子，看起来着实有些可笑。
“地下室里有几十个锈迹斑斑的金属储物柜，从90年代中期起就堆在那儿了。学校打算清掉它们，于是委托了一家专门搬运大物件的公司把它们运到垃圾场。不过，在此之前，几个学生玩起了开柜子游戏。你永远都猜不到他们发现了什么。”
“快说。”
皮亚内利尽可能地拉长了我焦灼等待的时间。
“一个皮质运动包，里面放了十万法郎，都是百元和两百元的大钞！在这儿藏了二十多年的一笔钱……”
“所以，警察来圣埃克苏佩里了？”
我想象着警察进驻校园的情景，以及由此引发的骚动。
“那是肯定的啊！而且，正像我在文章里写的那样，他们还很兴奋呢。一桩老案子，还有钱，又是这么有名的学校；根本用不着催，他们早就把一切都查了个遍。”
“查出什么结果了？”
“消息还没公开，但我听说他们在包上采集到了两枚清晰的指纹。”
“然后呢？”
“其中一枚是记录在案的。”
我屏住呼吸，等待皮亚内利新的一击。看到他眼中闪耀的火焰，我知道这一击将极具杀伤力。
“那是雯卡·罗克维尔的指纹。”
我一边消化信息，一边不住地眨眼。我试图去思考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可大脑却一片空白。
“斯特凡纳，你怎么看？”
“我怎么看？这说明我从一开始就是对的！”他情绪激动地说。
除了政治，雯卡·罗克维尔事件是斯特凡纳·皮亚内利的又一大关注点。十五年前，他甚至围绕这一事件写过一本题为“少女与死神”的书（书名仿效了舒伯特创作的歌曲《死神与少女》）。书中的调查分析虽然足够严谨、相对全面，但关于雯卡及其恋人的失踪，依然没有什么重大发现。
“如果雯卡真和亚历克西斯·克雷芒跑了，”他继续说道，“肯定会卷走这笔钱的！或者说，她至少要回来取才对！”
我觉得他的推理不太有说服力。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钱是她的。”我反驳道，“即便包上有她的指纹，也并不代表钱就是她的呀。”
他表示同意，却继续反击我道：
“可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这些钱从哪儿来的？十万法郎啊！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一大笔钱。”
关于雯卡·罗克维尔事件，我一直都搞不懂皮亚内利的真正想法，但他始终觉得私奔一说站不住脚。即便没有确凿的证据，他还是坚定地认为雯卡之所以杳无音信，是因为她很久以前就死了，而杀害她的，很可能就是亚历克西斯·克雷芒。
“在司法层面，这意味着什么？”
“完全不清楚。”他茫然地答道。
“雯卡失踪的案子已经立案那么多年了，不管现在发现了什么，都已经过了追诉时效了，不是吗？”
他若有所思地用手背摩挲着胡子。
“不见得。关于这个问题，司法判例还是很复杂的。现在，在某些情况下，追诉时效不取决于犯罪时间，而是取决于尸体被发现的时间。”
我迎上了他直逼而来的目光。皮亚内利无疑是个独家新闻的搜寻者，但我始终都不明白他为何对这桩旧事如此上心。据我所知，他并不是雯卡的好友，两人很少往来，也没有什么惺惺相惜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