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针脚 作者：〔西〕玛丽亚•杜埃尼亚斯
译者：罗秀
出版社：南海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3-1
ＩＳＢＮ：9787544257862
所属分类：图书 > 小说 > 侦探/悬疑/推理
图书 > 小说 > 外国小说 > 其他国家
编辑推荐
◆2011年西班牙第一畅销小说，每30个西班牙人，就有1人读过。
◆没有任何营销宣传，这部新人处女作凭着小说的自身魅力，创下西班牙销售150万册的奇迹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略萨 倾情推荐
◆《风之影》后，又一部横扫全球畅销榜的西班牙小说
◆2012年春，作者玛丽亚·杜埃尼亚斯亲自来华，细说畅销背后的秘密…
内容推荐
天真烂漫的裁缝姑娘希拉，结婚前夕和未婚夫推开打字机专卖店的门，她原本已经确定的命运随即被彻底改变：一笔巨额财产和从未谋面的父亲，都从天而降！
这只是不朽时间摹本的第一页，随着烽烟四起年代的一页一页渐次翻开，整个地中海沿岸成了她的舞台：政治、谍战、阴谋、冒险…这些原本与她毫不相干的东西，一时间都与她呼吸相闻…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倾情推荐：一部充满阴谋、爱情、神秘和柔情的神奇小说。
作者简介
玛丽亚杜埃尼亚斯（María Due·as），1964年出生，英语语言学博士，曾在北美大学执教，现任穆尔西亚大学教授。
《时间的针脚》是她的第一部小说，在没有任何营销宣传的情况下，这部新人处女作凭着小说自身的魅力，受到读者热情追捧，仅在西班牙的销量就超过150万册，并已被翻译成20余种语言在全球发行。
媒体评论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倾情推荐：一部充满阴谋、爱情、神秘和柔情的神奇小说。男人、女人、青少年、家庭主妇、评论家、教授、政治家…所有人都被这部厚厚的小说吸引了。——西班牙《先锋报》
◆流畅的情节发展有助于抓住读者的心，而更令人感到高兴的是其中并没有陷阱或是欺骗。——西班牙《ABC报》
◆这部令人激动的处女作有近乎完美的文字和强劲有力的叙事，杜埃尼亚斯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作者。——《出版家周刊》
◆充满了迷人的人物、完美无瑕的探究和令人屏息的叙事节奏。——《书单》
◆这部处女作在欧洲取得惊人的巨大成功并不奇怪。而寻求戏剧化的简单逃亡故事的美国读者也定将收获惊喜。——《图书馆杂志》
◆从精彩的开头直到最后一页，各章节以一种令人心跳的节奏快速连接在一起。——《今日美国》
=================
献给我的母亲，安娜•比努埃萨
献给比努埃萨•洛佩一家和阿尔瓦雷斯•莫雷诺一家，为了那些在得土安共度的岁月以及对他们的永远怀念。
献给摩洛哥西班牙保护区内过去的所有居民，
以及与他们共同生活的摩洛哥人。
第一部分
一台打字机彻底粉碎了我的命运。还记得那是意大利好利获得牌打字机，我透过商店橱窗看了它好几个星期。如今再回首，虽然那么多年过去了，还是让人难以相信一台简单的机器居然可以在短短四天之内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把已经成形的计划全盘碾作粉末。但事实就是如此，在它面前，我无能为力。
其实我那时并没有什么宏伟的人生规划，所有的抱负都和家庭相关，无非是些家常琐事，与当时生活的时间和空间坐标很相配，几乎触手可及。我的世界只围绕着一些人和事缓慢地转动。在我看来，他们永恒而坚固。我的母亲，就是这个小小世界里最坚实的支柱。她是名裁缝，在一家专门为贵族定制时装的工作室上班。她经验丰富，品味高雅，但终其一生只是个劳劳碌碌领薪水的裁缝。就像其他裁缝一样，每天工作十个小时，手眼不停地进行裁剪、缝纫、比量、修改，最终将凝结着汗水和心血的衣服穿到别人身上，而当这些作品受到赞誉时，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它们出自谁人之手。关于我的父亲，我知之甚少，确切地说一无所知。他从未露过面，这对我也没什么影响。我对他没有多少好奇心。八九岁的时候，母亲终于冒险向我透露了一些关于他的零碎信息：他有另外一个家庭，不可能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当时的我一心只想着吃完最后几勺四旬斋期间聊以充饥的豆菜饭，母亲的话就跟眼前的饭一样让我极不耐烦，囫囵吞枣地听了进去。对我来说，赶快到楼下广场上去玩比了解这个不相干的人的生活有趣多了。
我出生在一九一一年夏天。同年，舞蹈家帕斯托拉•因佩里奥•卡约结婚，墨西哥歌手豪尔赫•内格莱特出生。欧洲的“美好年代”正走向没落，远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鼓已隐约可闻。在马德里的咖啡馆里，人们读着《辩论报》和《先知报》，舞台上，拉•切里多和着流行歌曲的节奏疯狂地扭腰摆臀，点燃男人们的热情。也是那一年的夏天，国王阿方索十三世成功摆平数不胜数的情人，迎来了他第五个婚生孩子，一位公主。而执政的自由党人卡雷拉斯决不会料到，一年之后他在圣马丁书店翻阅新书时，一个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用三颗子弹结束了他的性命。
我成长的环境还算幸福，虽然大部分时候很拮据，但既没有过于困窘，也没有遇到过大的挫折。我在一个老街区的小巷子里长大，紧挨着稻草广场，离马德里皇宫仅有几步之遥，与市中心没日没夜的喧嚣近在咫尺。这个世界到处是晾晒的衣服、漂白水的味道，高声交谈的邻里和总在晒太阳的猫。我在附近的一所临时学校里读书，它搭建在一栋楼的夹层中，孩子们四个四个地挤坐在双人板凳上，推攘着大声背诵《海盗之歌》或乘法表。我在那里学会了读书和写字，掌握了四则运算，也知道了挂在墙上的那幅发黄地图上一道道河流的名字。十二岁那年我结束了学业，来到母亲工作的时装店当学徒。这是宿命。
时装店的老板是马努埃拉•戈蒂娜女士。数十年来从这里流出无数精美的衣物，剪裁得体、做工精良，在整个马德里享有盛名。贵族妇女穿着这里出品的时装、晚礼服、大衣和斗篷在卡斯蒂利亚大道上招摇过市，去跑马场赌马，在耶埃罗门马球场打球，进萨库斯卡咖啡馆喝茶，或者到华丽的教堂做礼拜。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并没有真正接触到缝纫技艺。刚开始我是时装店里的小杂役，包揽一切杂务，比如捡出火盆里的碎炭、打扫地上的零碎布料、在火上加热熨斗、马不停蹄地去蓬特霍斯广场买线和扣子，等等。其中我最喜欢的工作是去那些独栋豪宅送刚做好的衣服，它们一般都装在棕色的亚麻袋里，这是我早期职业生涯中最大的乐趣。就这样我认识了马德里那些最豪华住宅的门童和司机、最有钱人家的侍女和管家。我也有机会偷偷观察那些精致高雅的仕女，以及她们的女儿和丈夫。我是一个沉默的旁观者，得以深入那些资本家的豪宅、贵族的府邸或是迷人的老式建筑里的奢华公寓。有时候我只能止步于用人区，府里的某个下人会负责接收我送来的衣服。但有时候，他们会让我到更衣室，我可以穿过长长的走廊，还能窥探到客厅，目不睱接地看着那些地毯、水晶大吊灯、丝绒窗帘和大钢琴，有时候琴音流淌，有时候寂静无声。我一边看一边想，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感觉多奇怪啊！
我的生活就在这两个世界间转换，我越来越意识不到两者间的巨大反差。走在车来车往、一排排威严肃穆的豪宅耸立的宽敞大街上，我也跟走在自己街区的那些蛛网般的小路上一样自然。那些小巷永远坑坑洼洼、垃圾遍地，回荡着小贩的叫卖声、饿狗尖锐的吠叫声。行人也总是行色匆匆，如果你听到有人喊“泼水啦”，最好赶紧躲起来，免得被泼得满身铁锈。廉价的租赁房里住满了手工艺人、小商人、雇工和刚刚来到首都的报贩，他们令这个街区染上了乡土本色。他们中的很多人，除非不得已，不会走出这里。但我和母亲却相反，每天都一大早起来，匆匆忙忙离开，赶往祖尔巴诺街，快速投入马努埃拉女士时装店的日常工作中去。
当了两年学徒后，马努埃拉女士和母亲一致认为，该是我学习缝纫的时候了。所以在十四岁那年，我开始学习最简单的技术：做纽襻、锁边、绷线。后来又学锁扣眼、回式针迹、给衣服做褶边。我们工作时坐在小小的灯芯草椅上，弓着腰，用膝盖支撑着木板，所有正在缝制的布料就放在这些木板上。马努埃拉女士负责接待顾客、剪裁、检查和修改，我的母亲则负责量尺寸和剩下的工作：缝制衣物最精细的部分、给其他人分派任务、检查任务的完成情况、管理大家的工作进程和纪律，等等。这里有六个老裁缝、四五个年轻女人和一群叽叽喳喳的学徒。这些学徒热衷说笑逗趣、交流八卦更甚于做好自己的工作。她们中有些人最终会成为出色的裁缝，而能力不足的，就一直做着那些不那么令人愉快的杂务。如果谁走了，很快会有新人替上。和时装店雍容光鲜的外表和宽敞明亮的前厅比，我们工作的地方杂乱无章，当然，顾客只能去前厅。也只有马努埃拉女士和我母亲才能享用那些藏红花颜色的帐幔、桃花心木的家具和闪亮的橡木地板，我们这些年轻的学徒每天用棉抹布把它们擦得一尘不染。只有她们能不时地享受从四扇高高的临街阳台窗户中透进来的阳光，其他人永远只能待在后方，那个冬天寒冷夏天闷热的小房间，我们的工作车间，两扇小小的窗户朝向内院，在那里，时间就像空气的呼吸一样，在轻声的哼唱和剪刀的开合声中流过。
我学得很快。灵巧的手指很快就适应了针线的形状和布料的触感。量尺寸，包模成型，卷布。前襟长、胸围、裤长。袖窿、袖口、拷边。十六岁的我已经学会了分辨布料，十七岁我学会了鉴别它们的质量并据此估量能做成什么样的衣服：中国绉纱、真丝雪纺、乔其纱、法国尚蒂伊蕾丝。岁月像踩着跑步机一样前进，每年秋天制作高档呢绒大衣和春秋时装，每年春天缝制需长期穿着的轻薄衣物，达官贵人们穿着它们在坎塔布里亚的拉贡查和埃尔萨尔迪内罗度过轻松舒适的长假。我度过了十八岁，十九岁。慢慢地我开始着手高级的剪裁法，缝制衣物中最精细的部分。我学会了上领子、做翻领、设计裙摆、加工各种细节装饰。我喜欢这份工作，确切地说是很享受缝纫。马努埃拉女士和母亲有时候会征求我的意见，她们开始信任我。马努埃拉女士常常对母亲说：多洛雷斯，这丫头心灵手巧，真是块好料，要是安心做下去，他日一定错不了。母亲就像没听见一样，继续忙手头的事。我也一样，照旧埋头干活。但是当我偷偷地斜眼看她时，发现她报得紧紧的嘴唇藏着一丝不易觉察的笑意。
年华似水，生命如梭。时尚不停在变，车间里的工作也紧随着改变。欧洲大战之后直线剪裁风行，胸衣过时了，人们开始不知羞耻地卖弄腿部。但是当快乐的二十年代结束时，服装的腰线又回到了正常位置，裙 子开始变长，袖子、领口和人们的心态也都归于端庄稳重。我们一下子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更多的变化让人应接不睱，一个接一个地，始料不及地，都赶到一起了。二十岁的时候，西班牙人民迎来了第二共和国，而我认识了伊格纳西奥。那是一个星期日，在一场乱哄哄的满是工厂女孩、坏学生和休假士兵的舞会中，他把我拉过去跳舞，逗我笑。两个星期后我们就开始谈婚论嫁了。
伊格纳西奥是谁？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那时候我以为他就是我生命中的那个人。一个安静的男孩，我凭直觉认为他一定会成为我的孩子们的好父亲。对于像我这样既没有稳定工作又不享受福利的女孩子来说，到了这个年龄，除了嫁人几乎没有别的选择。看看我母亲，她夜以继日地工作，独自把我养大。我从来没有指望能有什么好前途。但我认为伊格纳西奥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可以避免我步母亲的后尘。我可以与他共同度过往后的岁月，而不用像她那样每天在寂寞中醒来。我对他没有令人心旌摇荡的激情，却有着厚实的爱恋，他的甜蜜柔情好比夜晚的枕头。我确信，在他身边，我的生活不会有任何痛苦和坎坷。
我以为，伊格纳西奥•蒙特斯，会是我这一生千百次散步时紧紧依偎的那个人。有他在身边，我就有安全感，也有了永久的避风港。他比我大两岁，瘦瘦的，很和蔼，机灵又温柔。个子很高，行为举止很有教养。他对我的爱，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成倍增长。他的母亲是个来自卡斯蒂利亚的寡妇，家境贫寒，生活拮据，床垫下总藏着几个杜罗[1]，等于五个比塞塔。他那时候住在廉价的公寓里，整天梦想着成为公务员，只要有部委招考，他就在考生之列。因为部委能给他一份维持生计的薪水，不管是国防部、内政部还是财政部。每年三千比塞塔，每月二百四十一比塞塔，为了换取这份永久的固定工资，他愿意将余生都奉献给办事处和办公室、吸墨纸、印章和墨水瓶。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计划着未来。但是在一场接一场的公务员考试中，他们总是固执地不肯把我的伊格纳西奥列入录取花名册。他却毫不气馁。二月份考司法部，六月份考农业部，然后再从头开始。
在那些日子里，虽然他没有能力去开销巨大的地方消遣，但是为了让我快乐，甚至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囊中羞涩的他尽所能地给我买各种各样的玩意儿：装满了丝绸玩偶和桑叶的纸盒，一袋烤栗子，当然还有髙架桥下草地上的那些山盟海誓。我们一起在西园的小亭子里听乐队的演奏，一起在阳光明媚的周日清晨泛舟湖上，也从不错过任何一个有秋千和手摇风琴的狂欢晚会，没有哪个巧蒂斯舞[2]会我们不是掐着点跳到最后一刻。多少个午后我们徜徉在比斯蒂亚斯公园，在社区电影院看过无数部电影。一杯瓦伦西亚铁栗奶茶对我们来说是奢侈，至于出租车，连想都不敢想。伊格纳西奥的柔情，虽然不昂贵，却似乎无穷无尽，我就是他的天空，他的星星，是世界上最美最好的女孩。我的头发、脸庞、眼睛，我的双手、嘴唇、声音，我所有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无人能及，我是他快乐的源泉。而我呢，静静地聆听他的话语，对他说一些傻话，听任他爱我。
然而时装店发生了一些变化。生意开始变得艰难而不稳定。第二共和国的成立，对我们那些生活在舒适奢华中的顾客造成了冲击。马德里变得动荡不安，每个角落都充斥着政治紧张感。富人们将他们在北方避暑的假期无限延长，希望借此躲开充满动荡和骚乱的首都。在马德里的广场上，人们高喊着“工人世界”的口号，郊区那些光膀子的无产阶级踏进城，直逼太阳门。街上的高级私人汽车越来越少，奢华的聚会也日益罕见。年老的女士们身穿丧服，念着九日祭经文，祈祷阿扎那[3]早日倒台。人们开始习惯每到点起煤油灯的时候，空气中呼啸着的子弹声。无政府主义者烧毁了教堂，长枪党端起大得吓人的手枪。越来越多的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用床单蒙上家具，遣散下人，插上门闩，奔逃国外，把他们的珠宝、现金和恐惧一起带出国界，继续拥护被流放的国王，期待着一个不知何时才能安定的西班牙。
马努埃拉女士的时装店里，上门的顾客越来越少，订单越来越少，活计也越来越少。在艰难的挣扎与抉择中，时装店开始辞退工人。先是学徒，然后是普通裁缝，到最后只剩下马努埃拉女士、母亲和我。当我们做完因特拉格斯侯爵夫人的最后一件衣服后，无所事事地连听了六天收音机，连个敲门的魂儿都没有，马努埃拉女士不得不叹息着向我们宣布关闭时装店。
在那个混乱动荡的时代，连剧院的包厢里都充斥着政治争吵。政府不断更迭，没念上三遍天主经就换了个朝代，我们都没有时间为失去或错过的东西惋惜。时装店被迫停工三个星期后，伊格纳西奥手捧一束紫罗兰出现在我面前，并带来了他终于被录用的消息。我们小小的婚礼计划暂时掩盖了对未来的迷茫，大家开始坐下来策划婚事。随着共和国的建立，社会上形成了很多新风气1开始流行新式世俗婚礼，但我的母亲，在灵魂深处却有着根深蒂固的天主教意识和对已经倒台的君主制乡愁般的忠诚。她鼓励我们在邻近的圣安德雷斯教堂举办一场传统的天主教婚礼。我和伊格纳西奥都接受了。我们怎么可能不接受呢？对伊格纳西奥来说，我的愿望就是他的愿望，而对我来说，母亲的愿望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去实现。另外，我也没有什么理由去否定它，我对这场婚姻的实现没什么幻想，对我来说，在祭坛前由身着长袍的神父主持婚礼，或是在礼堂里的三色旗下成婚，都无所谓。
就这样，我们与教区神父约定了婚礼日期。二十四年前的六月/V曰，同一个神父按照圣徒祭日表给我取了希拉这个名字。萨比妮亚娜、维多利亚、高登西亚、埃拉科里亚和福尔图纳塔是根据当天的圣徒表可选的其他名字。
“就叫希拉吧，神父，您就给她取名叫希拉吧，至少比较好记。”这是我母亲作为唯一家长的最终决定。所以，我就成了希拉。
我们将会同家人和朋友一起庆祝婚礼。有我那个无腿失明的外公，他不但身体残疾，精神也在菲律宾战争中受到重创，每天都在饭厅阳台旁的摇椅上沉默不语。有伊格纳西奥的母亲和姐妹们，她们将从乡下赶过来。有我们的对门邻居因格拉西亚、诺尔波特和他们的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都是社会主义者，真挚而亲密，对我们就像血脉相连的一家人。还有马努埃拉女士，为了给我制作婚纱，她重新捡起针线开始缝制最后一件作品。我们将用蛋白酥、马拉加葡萄酒和苦艾酒招待客人，也许我们会请一名社区乐师上台演奏婚礼进行曲，或者请巷子里的某位摄影师为我们拍张照片作为家庭装饰，当然暂时我们还没有自己的家，只能住在母亲这里。
也就是那个时候，在每天层出不穷的计划和点子里，伊格纳西奥突发奇想地让我去学习，准备参加考试，像他一样成为公务员。那个行政机构的新职位让他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共和国的管理下，女性不再只围着锅台、洗衣池和家务事转，她们可以在同等条件下，和男性肩并肩一起开拓自己的道路，也可以像男性一样拥有自己的人生目标。有一些女性已经成为国会议员，共和国公开宣布了在公共生活中的两性平等，承认女性的司法权利、工作权利和参加普选的权利。尽管如此，我还是情愿回到缝纫工作中去。但是伊格纳西奥花了不到三个下午的时间就把我说服了。满是布料和针脚的旧世界已经崩溃，一个新世界向我们打开了大门，我们必须适应。他可以辅导我备考，他有所有的考试大纲，有绰绰有余的实战经验，更有百折不挠的韧劲和勇气。我清楚地知道，从我们的婚礼开始，我们两个、我的母亲、外公以及将来的孩子们将组成一个家庭，而我必须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同伊格纳西奥一起挑起这个沉重的担子。因此我让步了，接受了这个计划。一旦做了决定，我们就只差一样东西：一台打字机，让我用来备战无论哪个部门都必考的打字科目。伊格纳西奥这些年一直用别人的机器练习，穿梭来往于各个高校充满了油脂、墨水和汗水味儿的影印室。他不希望我再重蹈覆辙，因此一心一意要添置—台属于我们自己的打字机。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们一直四处询问比较，仿佛这是人生中最大的投资。
我们研究了所有可能的选择，进行了无尽的比较和计算。我不了解功能，只觉得小巧轻便的机器更合适。而伊格纳西奥不在乎体积大小，
相反，他非常在意价格、分期付款和功能。我们找遍了马德里所有卖打字机的地方，在商店的橱窗前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学习那些品牌的外国发音，这些发音让我想起了电影里那些遥远而富有艺术感的地方：雷明顿、皇家、安德伍德。我们可以选择这个牌子，也可以选择另一个，可以在一家美国商店买，也可以在另一家德国商店买。但最终我们决定在马格尔大街的意大利品牌好利获得专卖店购置我们的机器。我们怎么可能想到，如此简单的一个决定，仅仅是往前走两到三步，跨过那个门槛，就给我们共同的未来判了死刑，不可逆转地改变了未来的道路。
“妈，我不会跟伊格纳西奥结婚的。”
她正准备穿针，我的话让她一下子呆住了，指间还捏着没有穿过去的线。
“你在说什么，丫头？”她小声问道，声音支离破碎地从喉咙中飘出来，充满了茫然和难以置信。
“我说我不会跟他在一起了，妈。我爱上了别人。”
她用能说出口的最刻薄最恶毒的话骂我，仰天长叹祈求老天开眼让我放弃那疯狂的念头，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试图说服我回心转意。当她发现所有的一切都是徒劳时，便跌坐在外公旁边的摇椅上，掩面痛哭。
我强作镇定，沉默不语，试图掩饰冒失的言语背后那份紧张不安。母亲的反应让我害怕。对她来说，伊格纳西奥几乎是一个梦寐以求的儿子，他的出现填补了我们这个小家庭中男性的空缺。他们之间有很多共同语言，性情相似，互相理解。母亲总是特地做他爱吃的菜，给他擦鞋，为他缝补磨损破旧的衣物；他则在看到她为他精心缝制的周末弥撒服装时大加奉承，时不时地给她带蛋黄甜点，有时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她比我更漂亮。
我很清楚自己的出格行为会颠覆这份舒适温馨。我也知道除了伤害 自己，还会葬送其他人的一生，但那时候我已经无法阻止自己了。我下定了决心，而且意志坚定：让婚礼和公务员考试见鬼去吧，我不想再埋头在小桌子上学习打字，也不想跟伊格纳西奥结婚生子、同床共枕、同甘共苦。我要抛弃他，即使这时候刮起龙卷风，也不可能让我改变心意。
好利获得专卖店有两个巨大的橱窗向过往行人展示和炫耀他们的商品。两个橱窗之间有一扇玻璃大门，斜对角上装饰着一根锃亮的铜杠。伊格纳西奥推开门，我们一起走了进去。门上悬挂的铃链叮当作响宣告着我们的到来，但并没有人马上出来接待。我们呆立了儿分钟，带着些许敬畏观察着屋里的陈设，却连伸手摸一摸的勇气都没有。木制家具刚上过蜡，光滑锃亮，上面摆满了奇妙的打字机，而我们将要在它们中间挑选的那一台触手可及。宽敞的陈列大厅尽头有一间办公室，从那里传来几个男人的声音。
我们没等太久，一位穿深色衣服大腹便便的人便出来接待了。他和善地问好，并询问我们有什么需要。伊格纳西奥跟他聊了起来，告诉他我们的需求，向他索要资料、征求意见。这个店员拿出了看家本领，为了显示自己的专业性，他把店里陈列的每一款打字机的特性都介绍了一番。虽然详细、严谨、精确却单调乏味。二十分钟以后我都快无聊得睡着了，伊格纳西奥却全身心地投人其中，专注于吸收这些信息，完全忽略了我，忽略了与店员的介绍无关的一切。我决定自己到一边去转转，因为我对他们的谈话实在是—点兴趣也没有。伊格纳西奥的选择一定是最佳的，这我完全相信。而打字机对我来说，不就是键盘、回车和侧铃的组合吗？
我开始在大厅里转悠，想找一些可供消遣的东西。我看看墙上悬挂的广告海报，花花绿绿的，在用我看不懂的语言宣传店里的商品。我又走近橱窗，透过玻璃观察街上来往的行人，最终恹恹地回到了大厅里。
一个巨大的玻璃门柜子挡住了半边墙。我看着玻璃里自己的倒影，发现有几络头发从发髻里散落了下来，便重新把它们别好，然后捏了捏两颊，让无聊到毫无生气的脸庞有点血色。接着我漫不经心地检视了番身上的衣服，当然了，那天我穿的是最好的衣裳。不管怎么说，买打字机对我们而言都是件大事。我弯身从脚踩处向上整理长筒袜，时不时抚抚裙腰、前襟和领子。然后又重新理了理头发，正面照、侧面照，细细地打量着玻璃中的另一个自己。我做着各种动作，跳了几个舞步，然后对自己笑了。厌倦了这番自我欣赏后，我又继续在大厅里游荡，无聊之极就将手放在各种家具上，在柜台与橱架间有意无意地轻轻滑过。对于此行的真正目标——打字机，我几乎没有注意，对我来说它们唯一的区别就是体积。有些很庞大，有些很小巧，有些看起来很轻便，有些却很笨重。但是不管外形如何，在我眼中它们都只是一堆丝毫不能引起我任何兴趣的深色铁块。我不经意地来到一台打字机前，把手放到键盘上，然后假装在上面打我的名字：s-i-r-a，希拉，我轻声念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