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长一定是‘老扑腾’，”我答道，“一切愉快而完美。”
“不，因为我会发现你闷闷不乐，固执阴郁。相当的阴郁。”
“那我会发现你轻率肤浅。真心希望乌龟把你的船撞沉。”
“那样的话，我会造一艘更好的船，然后告诉大家，有个阴郁的孩子老是跟青蛙说话。”
我从不跟青蛙说话；我讨厌将动物拟人化。“所以，假如小时候的我们不喜欢对方，那会怎样？”我问道。
“哦，就算那样，我仍然会喜欢你。”他咧嘴笑道，“你会让我着迷，我会跟你去任何地方。毫不犹豫。”
于是我们就这样以特有的方式重归于好。性格截然相反，却因此建立牢固的关系，我俩对此引以为豪。我们始终陶醉于此种构想中，仿佛那是永不消散的波浪，直到婚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以熟悉的方式将我们摧毁，令人深感沮丧。
然而当他从勘探队返回，所有这一切——无论是好是坏——都不再重要。我没问问题，也没提及以前的争执。他回来之后的第二天早上，当我在他身边醒来，我就知道，我俩相处的时间已到了尽头。
我替他煮早餐，外面大雨如注，闪电在近处闪烁。我们坐在厨房餐桌边，透过玻璃移门，可以看到后院。我们谈论鸡蛋与培根，态度礼貌得令人痛苦。他称赞我新装的灰色鸟食容器，以及随着雨点波动的庭院水景。我问他睡眠是否充足，感觉如何；甚至问他与昨晚相同的问题，比如回来的旅程是否艰辛。
“不，”他说，“毫不费力。”他露出微笑，跟以前那种令人恼火的笑容有几分相似。
“路上用了多久？”我问。
“没多久。”我无法解读他的表情，然而从他呆滞的脸上，我能感觉到悲哀，仿佛他内心仍希望交流，却力不从心。自从我与丈夫相识以来，他从不曾如此忧郁悲哀，因而我有点害怕。
他问起我的研究工作，我告诉他一些新的进展。当时，我所效力的公司正致力于开发能够分解塑料等非生物降解物质的天然产品。这份工作很无趣。之前，我一直依靠各种研究经费在野外考察。再往前追溯，我曾是激进的环护主义者，参与示威抗议，并受雇于一家非营利组织，通过电话寻找潜在的捐助人。
“你的工作呢？”我试探性地问道。关于这个谜团，我不知还有多少绕圈的余地，因此随时准备把话题岔开。
“哦，你知道，”他的语气就像才离开了几周，仿佛我是他的同事，而不是他的爱人，不是他的妻子，“哦，你知道，就那样。没什么新鲜的。”他喝了一大口橙汁——是真的认真品尝，一时间，屋里就只有他享受的气氛。然后，他随口问起房子里的其他改良之处。
早餐后，我们坐在门廊上，看着瓢泼大雨和药草园里的积水。我们看了一会儿书，然后回屋里做爱。那是一种神情恍惚、不断重复的交媾动作，只是因为困在这样的天气里，才感觉比较轻松舒缓。如果说，到目前为止，我仍在假装，那现在就再也不能欺骗自己了，我丈夫并没有完全回家。
午餐之后是看电视——我为他找到一档双人帆船竞赛的重播——以及更多乏味的交谈。他问及一些朋友，但我无法给出答案，我从没再见过他们。这些人其实并非我的朋友，我不会去交朋友，而是从丈夫那里转承。
我们玩一种桌面游戏，对其中一些愚蠢的问题抱以笑声。然后，他记忆中的空缺明显暴露出来，我们停止游戏，沉默笼罩着彼此。他阅读报纸和喜爱的杂志，看电视新闻，但也许只是在装模作样。
我在沙发上打了个盹，醒来后雨停了，而他不在我身边。我逐一查看每间屋子，却找不着他。我尽量克制住惊慌。最后，我来到室外，在房屋的侧面找到了他。他站在几年前买的小船跟前。那船塞不进车库。虽然只是一条大约二十英尺长的游艇，但他很喜欢。
我走上前，挽住他的胳膊，他脸上有一种疑惑而近乎凄凉的表情，仿佛记得这船对他很重要，却想不起原因。他并未对我的存在有所表示，而是继续盯着船看，显得越来越茫然。我能感觉他在尝试唤起某种重要的记忆，但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那跟我有关。当时他要是能想起来，或许就可以告诉我一些至关重要的事。于是我俩只是呆呆地站着，尽管我能感受到他的体温与重量，也能听到他平稳的呼吸，但其实我们相隔甚远。
过了一会儿，我再也无法忍受——受不了他那无缘无故、难以名状的焦虑与沉默。我带他回到室内，他没有阻止我，也没有抱怨。他没有回头看那艘船，我想我就是在此时下定了决心。假如他回头看，假如他有反抗，哪怕只是一下子，情况或许就会不同。
当他快要吃完晚餐时，他们乘着四五辆没有标识的小车和一辆监控面包车过来，将他带走。进门时，他们举止并不粗暴，也没有高声叫嚷，更看不见手铐和武器。相反，他们对他态度恭敬，甚至可以说是敬畏：谨慎小心，就像处理一颗尚未引爆的炸弹。他离开时并未抗议，而我也任由他们把这陌生人从家中带走。
我无法阻止他们，但也无意阻止。与他相处的最后数小时中，我越来越恐慌，也越来越确信，在X区域的经历已将他变成一具空壳，就像毫无情感的机器，就像素不相识的人。他的每一个反常举动、每一句反常的话，都令我记忆中那个人变得越来越模糊。然而，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保留住他的印象依然很重要。因此我拨打他以前留给我的紧急号码：我不知该拿他怎么办，也无法跟这个状态异常的人继续相处下去。坦白讲，看着他离去，我有种解脱的感觉，而不是背叛的负疚感。我还能怎么办？
如前所述，我经常去观察所探望，直到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从谈话录像来看，即使在催眠状态下，他也的确没什么新的内容可说，除非是他们没给我看。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话语中始终存在的悲哀。“我沿着那条路从边界走向大本营，仿佛永远走不到头。路上花了很长时间，但我知道，回程的时间会更久。我没有同伴，只有孤身一人。那些树其实不是树，鸟也不是鸟，而我也不是我自己，只是长时间在路途中行走的某种存在……”
这其实是他返回之后，我在他身上发现的唯一特质：深邃而永无止境的孤独，就好像他获得了某种天赋，却不知拿它如何是好。于是那天赋就变成毒药，最终要了他的命。但它能杀死我吗？最后几次见面时，我凝视着他的眼睛，徒劳地盼望着能了解他的思维，于是这个问题便渗入我脑中。
我的工作重复性越来越强。在一尘不染的实验室里，我总是想到X区域，感觉倘若不去看一看，便永远无法知道它是什么样。没人能够明确告诉我，也没有谁的描述可以替代亲眼所见。因此，在丈夫死后几个月，我便志愿申请参加X区域的勘探。前期勘探队成员的配偶从来没有过报名签约的。我猜想，他们接受我，部分原因是想看一看此种联系是否会带来不同。他们接受我，是一种试验。不过，也有可能打从一开始，他们就料想到我会加入。
早晨，雨停了，天空蓝得灼人，几乎没有一丝云。唯有帐篷顶上散乱的松针，以及地上的泥水坑和落枝，才显示出昨晚有过一场暴风雨。影响我知觉的光亮感扩展到了胸部，我无法用其他词语描述这种感觉。我体内有一种光亮感，仿佛某种能量与期待，如同针刺一般麻痒，并且有力地帮助我抵抗睡眠不足。这是变化的一部分吗？但即便如此，也没关系——我无法阻挡自身的转变。
我发现自己在灯塔和地下塔之间犹豫不决，我必须作出决断。那光亮感似乎倾向于立即回到黑暗之中，其原因或许与勇气有关。不假思索、毫无计划地一头扎进黑漆漆的塔里，那是信心的体现，坚决而不计后果，除此之外，便无任何依托。然而我现在知道，昨晚有人在灯塔中。如果心理学家躲在那里，我就可以追踪到她，从而在继续探索地下塔之前，对它能有更深入的了解。与昨晚相比，这似乎越来越重要，因为关于地下塔的未知数增加了十倍。因此，当我与勘测员交谈时，已经打定主意去灯塔。
早晨的气味与感觉属于新的开始，但新开始并未出现。勘测员不仅不愿意回地下塔，对灯塔也同样不感兴趣。
“你不想知道心理学家是否在那里？”
勘测员看了我一眼，仿佛我的话很愚蠢：“当她守在制高点，四面八方视线毫无阻拦？在一个据说储藏着武器的地方？我宁愿留在这儿赌一赌运气。你要是聪明的话，也应该这么干。也许你会‘发现’，你并不喜欢脑袋上有个弹孔。另外，她有可能在别处。”
她的固执让我很难办。出于纯粹务实的原因，我不愿分头行动——他们的确说过，以前的勘探队在灯塔里存有武器——而且我相信，勘测员很可能会离开我独自回家。
“要么去灯塔，要么去地下塔，”我试图回避问题，“在回地下塔之前找到心理学家会比较好。她看见是什么杀了人类学家。她没把所知的情况都告诉我们。”未说出口的想法是：一两天过后，塔里那个在墙上缓缓写字的怪物或许就消失了，或者走到前面很远，我们再也追赶不上。然而这又让我脑中呈现出一幅令人不安的景象，那座塔永无止境地向地底延伸，有着无穷无尽的层级。
勘测员抱起双臂：“你是真不明白，对吗？任务结束了。”
她害怕了吗，还是因为不喜欢我，所以才不愿赞同？无论原因何在，她的反对和脸上得意的表情让我很恼火。
此时此刻，我干了一件现在想来十分后悔的事。我说：“假如马上回塔里去，风险并无回报。”
我自认为很巧妙地念诵出心理学家的催眠暗语，然而勘测员脸上一阵战栗，暂时的扭曲过后，她的表情告诉我，她明白我的意图。那甚至都不是惊讶的神情，更像是她早就渐渐对我形成某种印象，而现在得到了印证。于是我也明白，催眠暗语只有心理学家能用。
“为达到目的，你不惜用尽一切手段，对不对？”勘测员说。然而事实是，她握着步枪。我有什么真正的武器呢？我告诉自己，我不希望人类学家死得毫无意义，因此才建议如此行动。
她见我没有回答，便叹了口气，然后语气疲惫地说：“你知道吗，我在洗那些没用的照片时终于搞明白了。最令我不安的，不是隧道里那怪物，不是你的行为举止，也不是心理学家干的事，而是我手中握的枪。就这把该死的枪。我把它拆开清洗，发现那是三十年前的部件拼凑起来的。我们带的东西没一样是现代的，包括衣服和鞋，全都是以前的垃圾，修修补补又拿出来。我们相当于一直活在过去。类似于历史再演。但为什么呢？”她嘲弄似的哼了一声，“你甚至都不知道为什么。”
她从没一次跟我讲过这样多话。我想要说，与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情况相比，这条信息最多只能算稍许有点令人惊讶。不过我并没说出口。我必须言简意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