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证词中，帕默承认当晚曾去过诺伍德小姐家，但他宣称在九点前就离开了，那时，诺伍德小姐还活得好好的。这是事实，因为那个时候，诺伍德小姐曾被人目击到是活着的。但帕默是否在那个时候已经离开，这点尚待证实。
当回答欧内斯特爵士问题的时候，他再次坚称当他离开诺伍德小姐家大门，走上大路已经离开有段距离而正前往公交车站时候，他听到了教堂钟声敲了九下。他之所以能够记得，是因为当时他下意识地配合钟声行走，他发现每走四步，钟声就会响一下，这很有趣，但是他即使不在这个时候也能发现这一点。但如果他说的是真的，他真的在九点钟走上了这条路，那么肯定他还不到八点五十五分的时候就已经离开了诺伍德小姐的家。
“当你离开她家的时候，你有没有听到或看到什么人在花园里？”欧内斯特爵士问道。
“没有。当时天色很暗，我当时也非常激动。我们大吵了一架，你知道的。我不知道如果有人在那儿的话，我能否听到。但我确实没看到任何人。”
“真是不幸，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法官大人，在我看来，”欧内斯特爵士对法官推心置腹地说，“证人肯定是在被告人刚来的时候离开的。”欧内斯特爵士的言论并没有遭到对方律师的反对，“当你在花园里的时候，你是否注意到花园洼地处停泊着一艘平底船？”他继续讯问着证人。
“没注意到，我并未靠近河边。”
“让我想一想，”欧内斯特爵士急急忙忙地翻阅着证词，“你刚作证你在那里并没有停留超过二十分钟。在这段时间里，你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任何人出现在诺伍德小姐家的花园里？”
“是的。”
律师接着讯问了一砦帕默和陶德杭特先生在费洛威家公寓撞见的相关问题。但帕默实在说不出什么内容。他发现他来到公寓的时候，陶德杭特先生正拿着他的手枪。现在他才知道，陶德杭特先生的手枪恰好跟他的是同一个型号的。费洛威夫人之前的证词也提到了，她见过陶德杭特先生拿着自己的那把手枪，也就是说，当时陶德杭特先生的心态跟所有的犯罪者一样，他必定认为自己是唯一一个遭到警方怀疑的人，所以，把犯罪的凶器转移出去，比放在自己手里要安全得多。因为，他打算用这把凶器来交换帕默先生的那把清白的手枪。帕默先生有些不太高兴，他对此没发表任何意见。
欧内斯特先生微笑地扫清了帕默的郁闷。他已经在陪审团面前做出了该做的表现，这才是他在乎的。
接着，欧内斯特又讯问了年轻的帕默几个无关紧要的小问题。讯问完毕之后，两位警卫便带着他离开了证人席。欧内斯特爵士把被误判死刑之人带到了陪审团面前，并让大家享受了一次顶级的震撼体验，他只希望陪审团的成员在作出审判之前，能好好地想清楚这一点。
第二天上午，轮到了区特威克先生。他被欧内斯特爵士详细地讯问，并给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证词。他从陶德杭特先生最初咨询他（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是否知道些该被谋杀的人选，一直到发现那只失踪的手镯。他表现得谦逊而羞怯，这使得人们对他留下了极佳的印象。而在欧内斯特爵士的巧妙安排之前，任何一个认为区特威克先生是很有魅力的人，都会被他的言论所深深影响。
区特威克先生之后，则是第三天的精彩戏份，表演者则是伟大的欧内斯特·普雷迪波爵士，他自己走上了证人席，他在英国法律史上写下了先例，他允许他的后辈对他进行讯问。欧内斯特爵士以一种极其庄严的态度，陈述了区特威克先生之前已阐述的他们在花园搜索物证的过程。他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如果陶德杭特先生并没有真正作案，那么他应该不可能知道在哪儿才能找到物证，或者捏造物证。接着他迅速离开证人席，以免法官或其他人提醒陪审团，其实并没有人（包括警方在内）怀疑陶德杭特先生在当晚曾出现在诺伍德小姐家的花园里。当然，即使发现了他进入花园的种种证据，也不能证明枪杀诺伍德小姐的人就是他。但，欧内斯特爵士那副严肃的表情，却比一吨乏味的证据都来得更有说服力。
接着，警方接到陶德杭特先生要求通报并截获了失窃的手镯的警官也出庭作证的申请。很自然地，陶德杭特先生抓住这个机会，向陪审团大事证明这段证词是多么的重要。下午则是医学证词的出场时间，希望能够确定诺伍德小姐更加精确的死亡时间，以证明凶手并不是帕默，而是陶德杭特先生。接下来还有一圈证人出场，包括陶德杭特的私人医生，格林希尔夫人和艾菲，以及陶德杭特先生的许多朋友。他们都来证明陶德杭特先生也许是去年伦敦最神智健全的人了。对于这些重复的证词，法官显得稍微有些不耐烦，他指出并没有任何人质疑被告的神智是否健全，而且被告的辩护律师已经证明过此事，就不必再反复强调这一点了。
“法官大人，”欧内斯特爵士回答道，“我了解有关被告神智健全的问题，然而被告律师和我都认为，在庭审进入某一阶段之后，这个问题又会被提及。因为，我觉得出于我的责任，有必要证明他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全部责任。”
“非常好。”法官无奈地说。
陶德杭特先生做着笔记：
“我对我们的案件进展感到吃惊。在庭审之前，我以为这起案件能让人听起来合情合理，是非常困难的，更别说别人会相信了。然而，在按照事情的发展顺序，依次听取了证人的证词之后，情势大有好转。我该说我们的案子已经差不多了。我上证人席作证，也只是锦上添花。这真是令人满意。”
欧内斯特爵士却不那么确定。“等你听过警方的证词之后再说吧，老弟，”他说，“我们的故事中有几处比较大的瑕疵，他们会知道怎么抓住这些瑕疵来搞事。”
“希望他们别坏事。”陶德杭特先生听到这预言，警觉地说。
“哦，要是你被判有罪的话，搞不好他们又会要求上诉的，这样，陪审团就无法下审判结果了。”
“要是被告和原告都对审判结果表示满意呢，他们也许就小会上诉了。’
“政府会上诉的。”
“政府有权力干涉这起案件吗？”
“别问我蠢问题了。”欧内斯特爵士说。
第二天上午，贾米森先生开始了辩方的辩护，当然这一切都是之前商量好的。接着，他传唤了唯一的证人出庭。于是，陶德杭特先生步履蹒跚地走向了证人席。
陶德杭特先生昨晚睡得很糟糕。他一整晚都被这酷刑所折磨着。他极度讨厌在法庭上作伪证。对于他来说，最令人恼怒的，就是他必须作伪证以保证审判的成功。就是这样，他必须做出伪证。
第一部分很容易，即使贾米森先生诱导性地讯问，陶德杭特先生仍然无法确定，他是否精确地在陪审团面前说出当晚他前往诺伍德小姐家花园的心理活动。
“我……嗯……在与不知情的朋友会谈之后，才作出这个决定，”在他的律师要求他向法官和陪审团解释他最终为何下定决心去实施一起谋杀时，他小声说道，“我知道如果他们觉得我是认真的，就不会对我说出那些建议来。我只是……嗯……以假设的语气与他们交谈。但他们如此一致的决定，让我深受影响。我越思考这一点，就越觉得合情合理。谋杀，一种彻底的非个人性的……嗯……自然的客观的谋杀，对于我这种情况来说，确实再合适不过了。”
“你没有想过，也许你的朋友们都是在开玩笑吗？”
“恐怕我没想过。我也不相信他们是在开玩笑，”陶德杭特先生或多或少带着些挑衅的情绪，“我想他们心里也是那么想的。”
“你能否解释一‘下，刚刚你那句‘对于我这种情况来说，确实再适合不过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没想到我会活到受绞刑。”陶德杭特先生说。
“你没想到你会活到现在是吗？”
“那个时候我想，我也许……嗯……几个月后就死了。”陶德杭特先生一脸羞愧地说。
“也许，你那个时候没死是一种幸运。”律师冷淡地补充了一句。
慢慢地，在这些费劲的问题之后，陶德杭特先牛终于把故事推进到他下决心除掉诺伍德小姐这个进度上来。
“当时，”他解释道，“我经过全面调查，得出了最终的结论，那就是她的死会……嗯……会给许多人带来幸福和快乐。”
“你的结论就是，她是个坏女人？”
“她是个恶毒的贱货。”陶德杭特先生回答道，这句话令法庭上的所有人都感到一种震撼和愉悦。
五分钟后，他颇有男子汉气概地做出了伪证。
“我想我那个时候打算当着她的面杀掉她。然后……”
“嗯？”贾米森先生满怀期待地问。
“嗯，我……嗯……我想我紧张了。”
“你用手枪威胁她了吗？”
“是的。而……呃……走火了。我对手枪的使用并不熟悉。”陶德杭特先生一脸歉意。
“那你怎么会走火两次？”
“嗯，是……第一枪我吓得跳了起来。这实在是……呃……令人意外，你知道的。而那个时候我想我得镇定，于是我手指抓紧了扳机。我……呃……嗯……又无法控制了。”
“发生了什么？”
“我有点晕，”回到现实中来，陶德杭特先生长舒了一口气，“然后我发现她跌坐在椅子上。那儿……嗯……她衣服上全是血。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那接下来你做了什么？”
“我强迫自己上前，仔细观察了她。她看起来像是死了。我抬了抬她。接着我意识到那枚子弹不见了……呃……射穿了她的身体。镶嵌进了椅背。我……嗯……我把那颗子弹取了出来，丢进口袋。之后我把它丢到了河里。”
“你为什么要那么做？”
“我曾读过一些书，上面指出能够通过子弹来鉴别出那颗子弹是哪把枪发射的。我想保护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丢掉那颗子弹。现在我才发现，那真是最不幸的行为。”
“在你离开现场之前，你还干了什么？”
“嗯。桌上有两只玻璃杯。我用自己的手帕擦拭了其中一只，但没擦另一只。”
“你为什么那么做？”
“我也不知道。”陶德杭特先生坦白。
“还做了别的事吗？”
“是的，我把诺伍德小姐的手镯取了下来。”
“这样做是什么目的？”
“我现在真的说不上来，”陶德杭特先生惨兮兮地说，“我……呃……真是非常困惑，我被吓坏了。”
“但肯定是有什么原因的吧？”
“是的，我想这样做我才能证明自己……嗯……是有罪的，如果日后有必要的话。”
“你的意思是，就像现在这样的状况？”
“是的。”
“你已经预料到现在这状况了吗？”
“上帝啊，没有。我脑子里从来没想过这种事。上帝啊，没有。”
“你从来没想到，有别的人会因此事而遭到指控？”
“当然没。否则……”
“嗯？”
“否则，”陶德杭特先生饱含尊严地说，“我就不会这么做了。”
“谢谢你，陶德杭特先生。法官大人，”贾米森先生的音调令人印象深刻，“我已尽可能简约地讯问了被告人，因为他的健康状况实在经不起高强度的审判。若不是拒绝出庭会比审判更让他感到煎熬的话，医生根本就不会同意让他出庭的。事实上，医生根本就不愿意让我的当事人出庭，他明确地指出，我的当事人随时可能死亡。任何压力或刺激对他来说都会是致命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