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父亲什么都知道。”
“也许乞丐之王是后来才加入的？”
“在你父亲遇害以后？”
我点点头。“甚至可能是因为我父亲的遇害——作为成功刺杀的奖励。”
“有道理，”韦瑟罗尔先生说，“你说拉多克受了乞丐之王的雇佣去杀你母亲。也许乞丐之王是为了讨好乌鸦们？”
“有可能。”
“噢，可他失败了，不是吗？也许他从那以后就在等待时机，等待下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杀死你父亲，让他得偿所愿——加入骑士团。”
我思索起来。“也许吧，但这在我听来还是有点不合情理，而且我仍旧不明白乌鸦们为何想要我母亲的命。不管怎么说，她的‘第三条路’都像是维系两种理念的桥梁。”
“她太强大了，埃莉斯。她的威胁太大了。”
“可韦瑟罗尔先生，她对谁有威胁呢？这些行动是在谁的授意下进行的呢？”
我们对视了一眼。
“听着，埃莉斯，”他说着，指了指，“你必须巩固地位。你得召开一次特别会议，展示你的领导权，让该死的骑士团知道决定方向的人是谁，然后把那些想对你不利的人连根拔起。”
我感到背脊发冷。“你是说，叛徒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整个派系？”
“为什么不可能？就在上个月，我们亲眼见证了一位冷漠而傲慢的统治者被革命推翻。”
我朝着他皱起眉头。“这就是我在你眼里的样子，是么？‘冷漠而傲慢’的统治者？”
“我没这么想。但也许有人是这么想的。”
我同意。“你说得对。我应该把我的支持者集结在身边。我应该在凡尔赛的庄园，在我母亲和父亲的画像下召开集会。”
他扬起眉毛。“噢，好吧。别太心急了，好么？我们得先确定他们会到场才行。让·比内尔可以负责去通知骑士团的成员。”
“我需要他去试探拉弗雷尼埃的意向。从已知的情报来看，我们应该可以多信任他一点。”
“好吧，不过你要当心。”
“你是怎么招募到让·比内尔的？”
韦瑟罗尔先生的脸微微发红。“噢，你知道的，就这么招募的。”
“韦瑟罗尔先生……”我追问道。
他耸耸肩。“好吧，噢，你知道的，我有我的情报网，而我碰巧推测出年轻的比内尔很乐意在漂亮的埃莉斯·德·拉·塞尔身边工作。”
我不安地笑了笑。“这么说他喜欢我？”
“要我说的话，这只是他对你家族的忠心之外的一点私人好感，不过没错，我想他喜欢你。”
“我懂了。或许他和我会是般配的一对。”
他大笑起来。“噢孩子，你在骗谁呢？你爱阿尔诺。”
“是么？”
“怎么，你不爱他了？”
“他伤透了我的心。”
“他的感受恐怕也一样。毕竟你向他隐瞒了好些大秘密。恐怕他和你同样有理由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他前倾身体，“你应该思考的是你们的共同点，而不是你们的差别。你也许会发现，共同点其实更加重要。”
“我不知道，”我说着，转过头去，“我现在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
1789年10月5日
我先前提到过，巴士底狱的陷落标志着国王统治的终结。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事实——他的权力的确受到了质疑和考验，并且没能通过这次考验——但他仍然维持着名义上——虽然或许有名无实——的统治。
就在巴士底狱陷落的消息传开的时候，关于国王的军队将向所有革命党人展开复仇的传闻也同样传遍了法兰西。赶到村庄的信使们带去了可怕的消息：军队正在横扫乡间。他们指着落日，说那是远方正在燃烧的村庄。农民们拿起武器，准备对抗那支始终没能到来的大军。他们焚毁了税务所，又和前往镇压的民兵部队发生冲突。
紧接着，国民议会通过了一条法律，也就是《人权宣言》，禁止贵族向农民征收税款以及强迫他们劳动。起草这条法律的人是德·拉法叶侯爵，他曾帮助起草了美利坚宪法。这条法律取消了贵族的特权，并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它也让断头台成为了法国的官方死刑用具。
可他们该拿国王怎么办呢？从官方来说，他仍旧拥有否决权。米拉波——他只差一点就和我父亲结成同盟了——宣布，示威应当告一段落，而国王也应该恢复从前的统治。
就这点来说，如果我父亲还在世，他应该能得到我父亲的支持。我思索着刺客与圣殿骑士的同盟会改变些什么，这时我突然明白了他遇害的原因。
因为还有其他人——其中包括医生兼科学家的让-保罗·马拉，他虽然不是国民议会的成员，却相当有影响力——觉得应该彻底剥夺国王的权力，让他从凡尔赛搬到巴黎，并在那里扮演顾问的角色。
马拉的观点是最激进的。对我来说，这点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人提议罢免国王，虽然这种意见我小时候就听过——当然是偷听到的——很多次了。
换句话说，即使是全巴黎最狂热的革命家，在激进方面也完全没法和1778年在凡尔赛庄园向我父亲进言的那些顾问相比。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顿时背脊发凉，因为圣殿骑士团的会议日期就快到了。我也邀请了乌鸦们，不过如果我希望让他们认同我是大团长，就不能再用这种昵称了。我应该说的是，我父亲的十一位亲密同僚和顾问也受邀出席，与会者还包括圣殿骑士团里的其他有名望的家族。
等他们集结以后，我会告诉他们，现在掌权的人是我。我会警告他们，我不会容忍背叛，如果杀死我父亲的人就在他们中间，那么我就会找到他——或者她——并且予以惩罚。
这就是我的计划。在私下里，我曾以为一切都能顺利进行。我以为这次会议会在我们家族的凡尔赛庄园召开，就像我在王家学校告诉韦瑟罗尔先生的那样。
但到了最后，我们认为相对中立的场所更加适合，于是选在圣路易岛的洛桑宅邸召开会议。那座宅邸的主人是德·皮默丹侯爵，是一名圣殿骑士，以同情拉·塞尔家族而闻名。所以算不上特别中立，不过至少比凡尔赛的庄园要好。
韦瑟罗尔先生提出了反对，他坚持认为低调行事是必要的。考虑到后来发生的事，我非常感激他的提醒。
那天发生了一些事。在这段时间里，似乎每天都会发生些什么，但那天——更确切地说，是昨天和今天——发生了比平时更大的事，某个让历史的车轮转动起来的事件。就在几天前，路易国王和玛丽王后在纪念佛兰德兵团的聚会上喝多了酒。
据说那对王室夫妻在饮酒作乐的时候，用脚踩踏了革命徽章（译注：指三色徽章，由革命党军队统一佩戴），而聚会的其他参与者则把徽章反转到白色的那一面，代表他们反对革命的态度。
如此傲慢。如此愚蠢。国王和王后的行为让我想起了巴士底狱陷落那天，我看到的那个顽固不化的贵妇人和她的马夫。当然了，那些温和派——比如米拉波和拉法叶——肯定会为国王的轻率而沮丧，因为国王的行为正中那些激进派的下怀。人民在挨饿，国王却在开宴会。更糟糕的是，他还践踏了革命的象征。
革命领袖们呼吁向凡尔赛进军，随后带着数千人（其中大部分是女性）从巴黎前往凡尔赛。朝示威者开枪的卫兵被砍掉了脑袋，然后戳在长矛上示众。
是德·拉法叶侯爵说服了国王去和人民谈话，玛丽·安托瓦内特也随后现身，他们勇敢面对的举动似乎让民众的愤怒平息了不少。
之后，他们将国王和王后从凡尔赛带到了巴黎。这段旅程花掉了九个钟头，而到了巴黎以后，他们被安置在杜伊勒里宫。这起事件让巴黎陷入了堪比三个月前巴士底狱陷落时的混乱，街上挤满了士兵和长裤汉，包括男人、女人和儿童。他们挤满了玛丽桥，而我和让·比内尔抛下马车，决定徒步前往洛桑宅邸。
“埃莉斯，你紧张么？”他问我。兴奋和自豪让他满面红光。
“我希望你能叫我大团长。”我告诉他。
“抱歉。”
“不，我不紧张。领导骑士团是我与生俱来的权利。那些出席的成员会发现，我还拥有领导他们的热情。也许我还年轻，也许我是个女人，但我会是骑士团称职的大团长。”
我能感觉到他的心里充满对我的骄傲，而我咬了咬嘴唇。这是我在紧张时会做的动作，而我现在的确很紧张。
尽管我对让说了那样的话——他就像一条喜欢黏着我的温驯小狗——但实际上，用韦瑟罗尔先生的话来说，我“就像湿透的狗儿那样全身发抖”。
“我真希望自己也能出席。”韦瑟罗尔先生当时说。我们一致认为他还是留下的好。在出发之前，他对我说了一番话。
“无论你要做什么，都别指望奇迹出现，”他说，“只要能赢得那些顾问，外加五六个其他成员的支持，就足够让骑士团听从你了。而且别忘记，你等了太久才想到去声明你的权利。你应该尽可能用‘哀悼父亲’这个理由来为你的拖延正名，但别指望这一招能解决所有问题。你欠骑士团一句抱歉，所以你最好从悔悟开始，也别忘记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会尊敬你的身份，但你还年轻，又是女性，而且疏忽了自己的责任。不会有人把审判你的提议当真，但他们也不会轻易忘记。”
我瞪大眼睛看着他。“审判我？”
“不。我刚才说过了，不会有人当真的。”
“是啊，可你的下一句是——”
“我知道我的下一句是什么，”他不耐烦地说，“您要记住的是，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是你让骑士团群龙无首——而且在这期间发生了革命。就算你是拉·塞尔，就算你有与生俱来的权利，这个事实也不会改变。你所能做的就是心怀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