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桑和雷吉将乌纳炉放在帐篷前面热咖啡，用罐子煮东西吃。那天阳光明媚。虽然很冷，但并没有起风。北部山脊和东北山脊上的天空蓝得摄人心魄。
“J.C.和理查呢？”我警觉地问道。
“他们凌晨4点半就去绳梯顶端放哨了。”雷吉说，“天没亮就去了。”
“我去看看他们，然后再回来喝咖啡、吃早餐。”我边咳嗽边说，一边忙着绑上冰爪。
“对了，理查叫你无论之前穿了什么，都得加上你那件芬奇羽绒服。”雷吉说，“如果你一定要穿上沙克尔顿的滑雪衫，你就穿在那件鹅绒外套下。哦，外面还得套上我给你做的那条鹅绒裤子。对了，他还说，兜帽要一直戴在头上。”
这个时候我才发现雷吉和帕桑医生是这样穿戴的，他们将兜帽竖起来，绑得紧紧的。“为什么？”我说。“理查说我们现在在三支步枪的射程范围内。”帕桑说，“而且他的那把恩菲尔德步枪还有瞄准器。芬奇羽绒服上的气球布是灰白色的，比起灰色的沙克尔顿外套，这种衣服在北坳和北部山脊前沿白雪的映衬下，更难看清楚。”
“好吧。”我们都穿上了冬天的迷彩服。也不知道今天还会有什么惊喜，我想。“给。”雷吉说，“两热水瓶温度适宜的热咖啡。你可以跟J.C.和理查一起喝。”
我将热水瓶放在羽绒服的大口袋里，一只手拿着长冰镐，另一只空余的手里拿着那把迷你卫瑞信号枪。我匆匆走过北坳，往冰脊跑去，一直都没忘记低下头。我感觉那种蹒跚走路的姿势挺傻的，但想到自己正成为狙击手的靶子，就感到浑身不自在。
J.C.和理查没在冰脊上，而是靠近北坳的冰壁上方，离绳梯的顶端大约40英尺的距离。我扑通一声趴在他们旁边，将热水瓶递给他们。
“真是雪中送炭，谢谢，杰克。”理查说着拿过一个热水瓶，放在雪地里，另一只手继续稳稳地拿着那个大望远镜。我忘记从四号营地把我的杯子带来了，不过，J.C.把他的杯子给了我。
“天破晓后他们就开始不老实了。”让-克洛德说，“忙着埋尸体，把帐篷烧成的灰烬撒开或埋起来。”
“埋起来……”我说，也用望远镜看了看。
下面的三号营地一片狼藉，一共八个人，脸上不是缠着白色的围巾就是手帕，所有人都穿着白色的户外外套，确实正在拖拉最后几具被谋杀的夏尔巴人的尸体。其他人则将前一天晚上大破坏后留下的灰烬和碎屑铲到大油布上。
“要是有人能将我那个恩菲尔德的瞄准器拿回来，我愿意给他1000英镑。”理查小声说。
“他们为什么……”我说。
“德国人不知道另外一支英国探险队是明年还是后年来这儿。”理查说，终于将望远镜拿了下来，拧开了热水瓶的盖子。让-克洛德已经喝过了热气腾腾的咖啡，递给我他的杯子。“但他们不想留下杀人的证据。”理查继续说，“德国人特别擅长掩人耳目。”
“他们把那些东西埋到哪里去了？”我小声说，努力地回想所有夏尔巴人的名字。
“可能埋在冰塔那头，西侧冰碛石边缘那道很深的冰隙里。”理查说，“咖啡的味道不错。”
“所以他们把证据处理后就来对付我们吗？”我说。
“几乎可以肯定。”理查说。
我伸长脖子，看着湛蓝的天空，清新、静谧的空气。珠峰北壁在我们头顶若隐若现，宛如一个难以驾驭的舞台道具。“现在既没有风也没有云，我们的优势不在了。”我不假思索地说。
“没错，”理查说，“但今天是登顶山峰的好日子。”
我不大确定他是不是在开玩笑。但我并没有笑。
“除了你的步枪之外，他们手头上还有我们放在大本营的两把猎枪。”我说，“你说你那把改进版的恩菲尔德步枪的有效射程达到550码，最大射程超过1000码。”
“北坳也就在他们上头1000英尺高的地方。”我生气地说，“这里全都在那把步枪最大射程范围内。即使我们爬上北部山脊，也会在他们的射程内。”
理查点点头。“但他们并没有很好的角度来瞄准我们，杰克。我怀疑那个拿着我的狙击步枪的德国人现在就在三号营地下面，那也是冰川的制高点，他想在那里瞄准我们。但北坳太高了，他们没法看清楚上面的我们，况且我们也不会站在边缘。所以目前来说，他们在有效射程里看不清我们。只要我们不把头从冰脊线上伸出去，我觉得他们都不会开枪。”
“可我们现在都已经把头伸出去了呀！”我说，有点儿激动了。“我们就像打靶场的鸭子一样把头伸了出去！我是说，他们难道连望远镜镜头上的反光都看不到吗？”
理查往东边指了指。“没这么快，杰克。太阳仍在东北山脊和山顶那边升起，不是在我们后面就是在我们右边。傍晚的时候，我们就得注意使用望远镜的时间和地点。至于你说会看到我们的头伸出去……你可能已经注意到我和让-克洛德建的那个小冰雪隧道了。尽管那玩意儿让我们的视线受阻，但可以让我们身在暗处，也让他们很难直接发现我们。”
“你看来相当自信。”我没好气地说。
“其实我们也不是很有信心。”J.C.说，“但我觉得理查说得对，我们不大可能成为他们步枪的靶子，至少在我们开始沿北部山脊的雪地往五号营地爬的时候不会。”
“既然我们在白天露面这么危险，为什么不晚上爬山？”我向理查发难。
“因为，”他说，声音不大，但透着一股恶气，“我们在离开北坳之前想干掉几个德国人。”
听到这话，我差点儿笑出声来。“怎么干掉？用你那把偷来的鲁格尔手枪，那里面可只有两发子弹，你就想对付八个还是十个德国人？难不成等到他们从我们特意为他们留下的绳梯上来后，用我们的信号枪向他们射击么？”
“不是这样的。”理查说。
“那我们要怎么‘干掉几个德国人’？”我说，“朝他们扔石头吗？”
“你差不多说对了。”理查说。
我只是傻傻地盯着他。突然间，一个想法让我肚子上的肌肉一下子绷紧了。“你们在冰雪隧道里注意外面的动静，怎么能知道德国佬会不会在冰壁上凿出踏脚处，上到我们东面几百码出的北坳？”这样的画面在我的脑海里如此清晰，我像是已经看到这一幕似的。
“要是他们在凿踏脚处，我们能听见响声。”让-克洛德说，“而且，他们这会儿正忙着清理犯罪证据，把尸体抬过去掩埋，即使冰隙就在他们旁边，在21，300英尺高的地方干这活也不轻松。他们还要掩盖在大本营杀人的事儿，更别说还要把一号和二号营地的证据收拾干净。我和理查觉得他们肯定到下午才能掩盖那些犯罪证据。”
“但那个狙击手肯定在某个地方看着我们，等着我们现身。”我说。
“没错。”理查说。
我径直看着他的眼睛。“如果你是那个狙击手，你会怎么办？你现在会藏在哪儿？”
理查将烟斗从口袋里拿了出来，叼在雪白的牙齿中间。他没有点燃。我从没在这么高的地方看到他抽烟斗。
“要是我的话会在半夜登上章子峰的山坡。”他冷静地说，“找个隐藏的射击点，或者待在靠近24，800英尺高的山峰上，一直等到破晓，到时候，我们所有人都会在北坳上，那里全在他的射程和视线范围里。我的那把恩菲尔德步枪上面安装一个十发容量的弹匣。如果是我，都不用换弹匣就能把我们全干掉。”
我突然有种想吐的感觉，接着，我猛地抬起头，眼睛紧张地扫视头顶西侧章子峰白雪皑皑的陡坡。
“你怎么知道那个混蛋现在没在那边瞄准我们？”我问。
“因为我们是今天凌晨4点30分就到这儿的，一直看着章子峰上面是否有灯光。”让-克洛德说，“我们什么也没看到。希特勒的手下纵有本事，也不可能趁着夜色爬上这么险峻的山坡。”
“可现在天早就亮了……”我说。
“我们一直都在观察。”J.C.说，“什么情况也没有。我们看到了一个德国佬，那人个子很高，拿着理查那把带有古怪瞄准器的步枪，消失在了冰塔里，朝冰川的小路方向走去。其余人则在忙着抬被他们射杀的夏尔巴人的尸体，将灰烬以及我们剩下的帐篷和板条箱铲走、打扫干净。”
我摇摇头。我从来没当过兵，所以，我不懂得这些策略，更不用说战略战术了。但那一刻我真是怕得要死，即使在登山或者爬上冰壁时，经历的那个最危险的时刻，我也没这么怕过。理查像是能读懂我的心思，或者看懂我的表情似的，再次将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
“我们已经有计划了，杰克。我向你保证。记住，他们是德国人，向来自高自大。他们今天肯定会来对付我们，肯定会从我们留给他们的绳梯上爬上来，他们几乎确定我们没有可对他们造成伤害的武器，所以没什么防范意识。到时候，我们尽可能多干掉那些兔崽子，再战略性地往山上撤。”
听到这话，我还是笑了。我笑得很惬意，笑得很大声，三号营地那些身穿白色外套、正拖着我们朋友尸体的人没准儿能听见。但这并不是那种歇斯底里的笑。
“怎么啦？”让-克洛德问道。
我忍住笑声，但仍然咧着嘴。“只有我的朋友理查?迪肯，这位本可成为沃特伯里侯爵和世袭贵族的人，”我说，“才会将攀登珠峰称为‘战略性撤退’。”
11
那天下午5点左右，德国人果然气势汹汹地奔我们而来。他们在洞穴探险者绳梯下面的陡坡上凿出踏脚处，因为我们已经将固定绳索拿了上来，他们到绳梯下面的时间晚了差不多三个小时。
理查仍然相信他们会匆匆爬上绳梯，用他们带来的步枪和自动化武器压制我们，将我们消灭在北坳上。我们猜想，卡尔?巴赫纳死在冰隙后，应该不会有超过十个穿着白色外套的德国人了。他们会将我们杀光，把我们的营地埋了，把灰烬（以及我们的尸体）埋在最近的冰隙里，然后在天黑之前回到我们三号营地下面隐藏在冰塔中的营地里，正好可以赶上他们吃晚饭的时间。
这就是他们的如意算盘，理查说。
一开始，他们的计划进展得十分顺利。六个人在我们之前安放固定绳索的陡坡上凿踏脚处，一直在我们手枪的范围之外，距离这么远，理查可不想浪费那两发宝贵的子弹。不久，六个身穿白色外套的男子都聚在了绳梯下面。我们之所以能看到，是因为我在山脊东侧约20码的雪脊里挖了几个观测孔，让-克洛德在山脊西侧约20米的地方也挖了几个。现在，我们在东西两侧都有了很好的观测点。至少没有人可以在别处凿出踏脚处，经1000英尺高的陡坡上到北坳偷袭我们了。
J.C.吹了声口哨，我看到理查戴着白色兜帽的脑袋从悬崖边缘覆盖着白雪的崖径后面探了出来，不过，下面的人自然没办法看到他，就连冰塔里或者冰川上的狙击手都不可能看到，让-克洛德举起两只戴着手套的手，六根手指头一晃，做出攀爬的手势。
他们终于上来了。一共六个人。当然是全副武装。
这天，我们五个人可是一点儿也没闲着。帕桑和雷吉正在依照理查的指示行事，或者至少在按照理查那天早上提出的计划行事，他们已经拔了营，将四号营地重要的东西放在五个背包里收拾好了，带上一些很重的物资，其中一个包裹里面装有我们从营地里找到的温伯尔大帐篷，接着便在山坳上找到一个合适的冰隙。他们前一天晚上将我们拖上来的包裹从冰隙里放了下去，然后又将紧紧绑好的帐篷和支柱放进了漆黑的冰隙下面，又把雪踢到用来固定的桩子上，遮盖起来。要是顺着我们留在北坳上的靴印努力寻找，这些储存的物资是很容易找到的，但是他们没理由去找——我们设了诱饵，在四号营地留了一个氧气罐和两个米德帐篷，考虑到日耳曼人向来不喜欢拖泥带水，肯定会当即一把火将东西烧掉。
当我问理查帕桑和雷吉在干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时，他只是说：“如果我们找到珀西的尸体，再从这边下去的话，我们需要食物、装备、衣服和炉灶。”
如果？我一下慌了。还要从这边下去？珠峰上还有别的下山路线吗？
这些问题我还是将来再问吧。
这个时候，有三把被敌人偷去的步枪正瞄准我们，还听到类似斯迈瑟冲锋枪的枪向我们开火的声音，我只好把脸和身体埋在雪里，因为不能确定我们的确切位置，他们的子弹嗖嗖地打到冰墙和崖径上，离绳梯末端所在的冰脊两端也就60码的距离。还有别的子弹从我们头顶呼啸而过。
我惊讶地发现——没人告诉我（我也从没在哪本书里看到过）——子弹近距离飞过时发出的声音像极了夏天农场里白木蜂箱中蜜蜂的嗡嗡声。
这是生平第一次有子弹向我飞来，尽管子弹离我躲藏的崖径尚有一段距离，但那种身体反应既古怪又有趣：我很想藏在别的什么东西或者别的什么人后面，甚至想躲在我自己后面，我最初的想法是将自己埋在北坳的雪里和岩石堆里，直到完全逃离这里。
这就是战争的感觉，我想，这就是战争爆发时懦夫的表现。
我不再往下面钻了，强迫自己稍稍抬起头，望过去。
我、J.C.和理查这天真是一刻都没闲着：一直盯着下面的德国人。对了，那天上午九十点的时候，帕桑和雷吉来了，我们便将这项任务交给了他们。然后，我们一直弓着腰，将我们找到的大冰块往冰脊上的崖径后面推，那里也是马洛里和以前的探险队搭建四号营地帐篷的所在地，现在，我们的绳梯末端就放在那块冰脊上。
前一天晚上，山谷里云雾缭绕，理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用一根10英尺长的奇迹绳绑在绳梯的支柱上，将新的桩子打进山脊后墙附近后，又将旧桩拔了出来。这活儿对于一个疲惫不堪的人来说可不轻松，何况还在这么高的地方，他的身体已经越来越虚弱。但理查一直都是一个人在搬运、装载、绑系我们用J.C.的自行车装置拉上来的重物。
这会儿，那六个德国人一只手攀着绳子，另一只手则朝绳梯尽头的崖径和冰脊开枪，我从观测孔里发现他们拿的多为鲁格尔手枪，但也有几把我不认得的半自动手枪。他们知道自己的处境有多危险，但有狙击手的掩护，而且他们还不停地用火力压制我们，令我们没办法来到绳梯顶端，所以肯定觉得非常安全。
我感觉这样的场景很像中世纪敌人的骑兵爬上城墙攻城长梯的情形。北坳现在正是我们的城堡，但从绳梯上爬上来的可不是骑兵，而是德国纳粹。
让-克洛德对理查、雷吉、帕桑做了做手势，告诉他们德国人爬到多高的地方了，他们这会儿正趴在山脊和绳梯正上方的崖径后面。五个手指头和一个拳头表示50英尺，六根手指头和一个拳头以及八根手指头和一个拳头都各有所指。
我们的那根洞穴探险者的绳梯一共是115英尺，他们马上就要爬到顶端了，一路爬的时候，只要觉得哪里有动静，他们就会朝哪里开枪。那几个狙击手正用步枪瞄着山脊上绳梯末端附近的崖径。我不知道斯迈瑟式冲锋枪发出的子弹往哪边飞，但子弹不停地在我身边发出嗖嗖的声音，我怕得要命。我听见理查那把狙击步枪正在远处的冰川上时不时放一枪。
我承认我非常害怕。
不过，还没有吓到手足无措的地步，理查吹了两声口哨，我很快照他说的做了。当时我和让-克洛德趴在那里，往后面退了好几步，往山坳里面走去，以最快的速度跑到了帕桑和雷吉正在等待的大冰块中间，然后往上朝山脊上面的崖径滚去。
J.C.还没来到崖径上，就从我们之前挖出观测孔望去。他伸出一个拳头，告诉我们德国人还在往上爬，然后，他伸出八根手指，告诉我们德国人离绳梯的顶端不到20英尺了。
现在，我真是有点儿六神无主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我往上一跃，跳过崖径，滚到冰脊上，很快半滚、半爬着朝冰脊的后墙爬去。
子弹射在了我上面五六英尺高的冰壁里，锋利的碎冰溅在脸上，感觉生痛。更多的子弹击中了我前面的冰脊边缘。但理查说得对，只要我趴低点儿，即使带瞄准器的恩菲尔德狙击手也瞄不到我，当然，我总得离开这个该死的冰脊，我心里想。
但这也是先前计划好的。
“快点儿。”理查气喘吁吁地说，一边挪到让-克洛德那堆大东西后面，其实就是一堆用螺栓拴好的金属起吊装置，那玩意儿还带有自行车座、车把、滑轮、法兰盘、长长的金属支架。“我们只有几秒钟时间。”
我点点头，我们将绑着冰爪的靴子放在之前练习的地方，背靠在后面的墙上，我们蜷曲着腿，用尽全力往前推。
那辆带有滑轮的大自行车滑过我们用冰镐挖出的两个导沟中间。我们甚至把之前融化的雪水放在四个热水瓶里，撒在峡谷里做了一个滑道。
这个用螺栓组装起来的金属自行车有几百磅重，很容易滑出去，在拿走最后一块支撑架时，理查不得不冒着中枪的危险站起来扶着。
理查刚刚趴下，子弹刷的一下齐射过来，打在冰脊的后壁和上方壁架的雪里。
我们下方的人发出惨叫声，声音离我们越来越远。子弹仍旧嗖嗖地朝我们射来，但现在朝我们开枪的人比之前少了。
J.C.伸出三根手指。他那辆带滑轮装置的爱车将绳梯连同三个德国人都带了下去。从绳梯上掉落的距离可不短，先是几百英尺的垂直冰壁，尔后则是冰壁下面几百英尺的陡坡。德国人的尖叫声终于停了。接着，便是死一般的沉寂。但J.C.刷地又向我们伸出三根手指，意味着至少又有三个德国人朝我们爬过来。除非他们没有用绳梯，我脑中蹦出这样的想法，像是在祈祷，感觉怪怪的。
让-克洛德从躲藏的地方挥了挥拳头。
另外三个德国人仍在往上爬，他们攀爬的时候显然将双手都用上了，因为绳梯掉下去的方向已经没有发射子弹了。
“抓住我的脚踝！”理查说。
我将冰爪尽可能深地插入壁架，尽量用力抓住理查的脚踝，这么多年的攀岩经历使我的手和手腕变得非常强壮。不过，之前我们在山坳上平坦的冰雪地里练习的时候似乎要容易些，理查就像杂技演员一样往前滑动，他穿着那件灰白色的芬奇夹克，肚皮贴在地上，滑过我们为J.C.的滑轮自行车建立的光滑冰道。
我尽可能深地将我的冰镐插进后壁和壁架之间的接口处，右胳膊紧紧地抓住冰镐。即使这样，我还是往前滑去，几乎就要从壁架上掉下去。最后，我的冰爪插得更深了，右臂的肌肉和韧带差点儿撕裂，但在我的努力下，理查疯狂的下滑终于停下了，但是，他的整个上半身几乎水平悬挂在了壁架外面。
他用了两到三秒钟的时间，慢慢用那把黑色的鲁格尔手枪瞄准，我能想象最上面的德国人那张白色的脸，也许他正用一双蓝色的眼睛抬头看着在他上方20英尺高的理查。接着，那把鲁格尔手枪响了，与此同时，步枪子弹击中了理查附近的冰壁。狙击手显然很紧张，生怕射中他们自己的人。现在，绳梯上还剩下两个人，但理查等在那里，那几秒钟像是格外漫长、恐惧似的。他终于将第二发，也是最后一发子弹紧贴着垂直的冰墙，往下射了出去。
“撤！”他大声喊道，我疯狂地拖着他的脚踝，抓住他长筒羊毛袜下强壮的腓肠肌，接着是大腿和臀部。最后，他终于跟我一起回到了冰壁底下。
“两个人都掉下去了。”他气喘吁吁地说。没过多久，他又大声说道：“雪球！”
所谓的“雪球”其实只是冰块，但每个至少重30磅到40磅。之前我们在那里等得无聊，于是干脆花了不少工夫去找这些雪球，然后又将这些冰块做成的“弹药”全都滚到了崖径后面。
我和理查慢慢滚动冰块，尽量减少其对壁架造成的冲击，不过就算冰块掉落我们也不会介意。接着，我们走到笨重的雪球后面，将雪球往冰冻的滑道上踢去。每次我们一吆喝，雷吉和帕桑都会将大冰块往我们这边滚，我们先将冰块固定在滑道上，然后走到后面，瞄准后再踢出去。
我们在“弹药库”里准备了12个这样的冰块，全都踢出去了。绳梯开始的地方下面有900英尺左右的陡坡，极易造成雪崩。
让-克洛德飞快地冲了过去，趴在观测孔那儿。那把斯迈瑟式冲锋枪已经不再向理查射击了，这说明这种全自动武器的枪管热得很快，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只有不紧不慢的步枪声偶尔会打破喜马拉雅山的沉寂。
“又有四个德国人掉下去死了。有个家伙大难不死，没有滑下去，然后又跑到绳子那儿，再次往上爬了。”让-克洛德大声喊道，“他爬得很快，大概已经爬过一半的距离了。现在离我们越来越近，差不多爬过绳梯三分之二的距离了。”
理查点点头，拿起那把他插在壁架后壁下面的消防斧，数到十，刷刷两下，便将两根用来固定绳梯的绳子砍断了。
下面传来一声长长的尖叫声，听起来让人格外安心。
“快！”理查大声说，我往壁架的西端跑去，跳入我们之前挖出的藏身所，滚到崖径后面，子弹呼啸着飞了过来。几秒钟过后，理查也跳进了东端的矮沟里。
我和理查总算躲在高高的崖径后面，跟J.C.、帕桑和雷吉会合了，我们做了个手势，告诉大伙儿，谁也没被枪打中。
“我一直都在观察，”帕桑医生说，“死了五个人，包括从绳梯上掉下去的那个。还有一个还在翻滚，但我确信他的脊柱肯定断了。其他人也受伤了，那个拿斯迈瑟式冲锋枪的德国人和另一个人迅速从冰塔里跑了出来，帮助他们回到了躲藏的地方。”
“如果他们跟我们昨天晚上看到的一样，有12个人。”理查说，“再除去雷吉昨晚干掉的巴赫那，那五个人中肯定会有人害怕。”
“你觉得他们会就此放弃、离开吗？”我问道，感觉心脏怦怦直跳，我几乎听不见自己的说话声了。
理查看着我，那表情就像我刚才放了个屁。
雷吉回答道：“他们不会放弃的，杰克。他们不知道我们是否找到了珀西和梅耶的尸体，取回了他们身上的东西，但他们不愿像我们这样冒险。如果再次失败，他们也许永远也回不了德国，回不了欧洲。纳粹党会要了他们的命。他们已经跟死人无异了。”
“天哪，”我小声说，“梅耶交到你表弟手里的到底是什么，雷吉，难不成是圣杯吗？”
“我不知道是什么，杰克。”她说，“但对于西吉尔的政党来说，远比圣杯重要。”
“德国佬还会再次爬上来的，”让-克洛德说，“最有可能在北坳崖壁的好几处地方同时开始爬。他们现在很可能还不止五个人。今年他们显然全部出动了。那些家伙往崖壁上爬的时候，狙击手会在后面掩护他们。那把步枪相当厉害，再加上还有一个相当厉害的瞄准器，理查。”
理查咕哝了一声。我知道他在责怪自己不该将步枪留在前进营地。
“你觉得他们今晚会再来吗，迪肯先生？”帕桑问道。
“我想应该不会了。”理查说。我们正使用那个特意留在这里的氧气罐，正轮流戴上面具恢复体力。轮到理查的时候，他深吸了几口“英国空气”，再次说道：“在没有到涉足过的冰坡上凿踏脚处，不管他们在哪里凿，都得要好几个小时，那时候天早就黑了。而且他们还得爬上最后100英尺左右的垂直冰壁。我想他们应该不会摸黑去爬最后那段垂直的冰壁。”
“那些德国佬可能不知道理查拿到了巴赫纳那把只有两发子弹的鲁格尔手枪。”让-克洛德说，“你刚才开枪没准儿已经将他们吓个半死了。”
“正因如此，他们更会趁夜登山。”我说，吸几口氧气，又从热水瓶里喝几口咖啡，如此反复。经历过生平中第一场小规模的战斗后，我承认感觉……很奇怪。我竟然不知道战斗结束后，人会同时感到兴奋和莫名的沮丧。但我知道自己最强烈的反应是什么了——活着的感觉真他妈的好。
“可是，他们在攀登艰难部分时，肯定会将手电筒绑在脖子上。”理查说。他的声音就跟我的一样沙哑。“要是巴赫纳的那把枪里还有八发子弹，肯定够他们八个喝一壶的。”
“你的手枪的枪法也很准吗？”雷吉问道，“当时除了胸灯闪烁外，你的枪可是对着一团黑漆漆的地方，而且天气那么冷，你的身子还挂在深渊边缘。”
“还行吧。”理查说。
我看到他们的脸上掠过一丝奇怪的笑。他们好像在说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我感觉一丝嫉妒，真想给自己一个嘴巴。
“那我们还按照原定的计划行事吗？”J.C.说。
“是的……除非有人反对。”理查说。
谁也没反对。
“要拿到上面去的背包和别的装置都准备好了，是吗？”
“是的。”雷吉说。
“那我们现在就带上物资，朝五号营地出发。”理查说。
我像小学生一样举起手来，问我是否可以先去上厕所。“天还没黑。下面那个用你那把恩菲尔德步枪开火的德国人枪法还行。他会不会等我们上到北部山脊的雪地上，从冰川上可以看到我们时，一个个把我们干掉？”
理查看着珠峰将落日遮住的山峰和山脊，“黄色地带”、山顶上的砾石，以及北部山脊都闪着明亮的光。不过，山的其余部分和我们现在所在的北坳都处于阴影下。
“等我们上到北部山脊的雪坡时，肯定差不多天黑了。”他轻声说，“我们就不需要用绳子绑在一起了，而是要像今天早上商量的那样，采取不同的步调，采用横切方式往雪坡上爬，直到走到固定绳索那儿，不要开灯，甚至连头灯也不要开。”
“等到了固定绳索那儿又该怎么办？”我问，“我们到时候肯定得使用头灯，那时候天就已经很黑了。可我们不还是在位于冰川上的德国狙击手的射程范围内吗？”
“没错，我们仍在那把枪的最大射程内。”理查说，“但我们只有到了固定绳索所在的险要地带时才打开头灯，杰克。我们可以借助星光、本能和J.C.的祝玛装置登山。”
“太好了。”我说。
“本来就不错，我的朋友。”让-克洛德说，“除了你的咳嗽还没好之外，我们的感觉似乎都不错。现在我们已经适应了——至少适应了这部分的攀登。在星光下登上珠峰肯定是任何登山者梦寐以求的事。”
“只要不是绝唱就行。”我边咳嗽边说。
“我还是给你些止咳药水吧，佩里先生。”帕桑医生说，“但不会给你太多了。我们可不想你因为喝了可待因而变得昏昏沉沉。幸运的是，我这里还有颗药丸，可以防止你打瞌睡。”
“晚上我们可能都需要这种药丸。”理查说。
“我们要摸黑爬上五号营地吗？”我问，因为咳嗽了一整天，再加上肾上腺素激增，我感觉实在太累了。
“不是的，亲爱的杰克。”雷吉牵着我那只戴手套的手说，“你不记得了吗？我们到时候会在五号营地搭建大帐篷，休息一下，然后将大帐篷收起，赶在黎明之前上到六号营地。”
现在我记起整个计划了。真是活见鬼，妈的，我几乎将这话说了出来。但因为有女士在场，而且还因为我是名哈佛毕业生，算得上一名绅士，但主要还因为当时只是1925年，我这才没有大声骂出来。
我们互相靠在一起，支撑着各自的身体，低着头，踉踉跄跄地朝四号营地以及储存在那儿的物资出发了，我们接下来的登山经历，绝对是前所未有的。
12
1925年6月的一个深夜，我们从23，000英尺的三号营地登上了27，000英尺的六号营地，攀越了位于珠峰山肩的北部山脊。几年之后，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我独自一人趁着夜色攀登了南极的幽冥山。除了这一个人的登山之夜，就再也没有比那个珠峰的攀登之夜更美好、更让我享受的攀爬经历了。在那个珠峰的夜，所有的美好都极其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星光灿烂，美不胜收。在这样的背景下，登山时我的身体享受到了无限乐趣，而且和我钟爱的朋友们一起登山，我的心中更是无比喜悦。
当然了，后来我很想知道，帕桑医生给我吃的可待因和苯丙胺是不是对我享受到的美妙感觉产生了什么影响。我隐隐意识到，我依旧感觉喉咙里像是咽下了如我手掌大小的锯齿状金属物，可我的咳嗽已经减轻了，甚至都可以再次轻易使用氧气罩，所以那种奇怪的感觉也就不再那么困扰我了。
我们并没有用绳索拴在一起，而是各自分散开，依旧没有打开头灯和手电筒，从北坳上方那道山脊处被冰雪覆盖的岩石带脚下开始攀爬，然后恢复成一条直线，并且使用祝玛装置扣牢在固定绳索上。之前，在攀爬途中，我们在所有倾斜石板的陡峭部分都安装了固定绳索。
我们并没有像登山队在深雪中开路时常做的那样轮流领头攀登，而是轮流殿后。因为最后一个人要承担非常累人的工作，要拉住从带孔眼的桩子上松开的每一段固定绳索，把绳索卷成圈，绕在肩膀上拖拽，一直到需要解开下一段绳索为止。
“啊……”有一次，我们停下来更换起确保作用的最后一位登山者，让-克洛德说，“防止后面的德国人顺着固定绳索追来，这我可以理解……可一根固定绳索都没有了，我们自己下山的时候不就难了吗？”
“到了五号营里，在继续往上攀登之前我们会有五分钟休整时间，那时候我们再讨论这个问题。”理查说。就我所见，到目前为止，在整个攀爬过程中他一直都没戴氧气罩，也没有打开流量控制阀。我们拿了很多吸氧装备，所以我真搞不懂他为什么现在就要这么节省氧气。
我们继续推进。现在没有一个人使用罐装氧气，尽管五号和六号营地里藏有备用的吸氧装置和氧气罐。我们似乎已经达成了默契，要尽量节省氧气，反正早晚能派上用场。
我们听到下方远处的河谷里传来了两次步枪枪响的遥远回音，可我一直都没听到子弹在我们周围的岩石上弹跳起来的声音，也没有听到令人不安的蜜蜂似的嗡嗡声又一次在我身边飘过，而这嗡嗡声根本不是蜜蜂发出来的。理查“体贴周到”地在他的恩菲尔德步枪上装了望远镜瞄准器，德国人可以用这个来对付我们。即便如此，理查说在夜色下也不可能从垂直1英里的下方，在岩石和脏兮兮的冰雪中找到穿深灰色衣服的人，我们再一次调换了芬奇外套和暗褐色沙克尔顿夹克的位置，把芬奇外套穿在最外面，并且把帆布防风裤穿在羽绒绑腿外面，所以浑身上下都成了灰色的。理查向我们保证，与其担心在这么远的距离被步枪击中，还不如担心闪电、岩崩或雪崩给我们带来的威胁。（后两者是对我们的真正威胁，如果我不是因为药物而进入了近乎狂喜的状态，我心里或许真的会七上八下的）
按照计划，我们在五号营地休息了五分钟，把氧气流量开到了最大，可随后我们在那里又用了十五分钟拆卸雷吉的大帐篷，分成支柱、帆布、防雨罩和铺地防潮布几部分，分别装进我们的背包里。那里的氧气装备太多了，我们背不走，所以我们又花了更多时间费力地把它们拖拽出大约五十码，拉到了北壁的岩石和碎石区，藏在一块巨大的三角形砾石后面。如果下山时我们需要找这些“英国空气”——当然了，假设我们可以活着下山的话——那么这块砾石的奇特形状会是我们唯一的引导物，因为我们不可能用竹竿或旗子来标志位置，白白便宜了那些德国人。
我们把那里沉重的固定绳索收回，将其中大部分卷起来后和吸氧装置一起藏在那块岩石后面。我们每个人都把150英尺长卷成圈儿的奇迹绳背在肩膀上或放进背包里，虽然在这一段的攀爬中我们依旧没打算用绳索拴在一起，但如果碰上特别难攀爬的地段，我们只能靠这些绳索摆脱困境。
我们把雷吉的大帐篷的每一部分都打包好，把另外一些不满的氧气罐藏在了北壁上，把放在我们背包里的氧气罐换成满装的。然后以横切攀登方式回到了北部山脊，忙活完这些之后，我们都开始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这时候我终于把一直想问的问题说了出来：“没有了固定绳索，我们怎么下山？”我问理查，“下山的时候，我们要从那块三角形岩石和上面我们所有藏绳索的地方找回那些固定绳索，重新布置起来吗？那样我们八成会被累死。”
“这算是个解决办法。”理查边吸氧边说。他终于和除帕桑以外的我们所有人一样，开始使用“英国空气”了。“如果德国人放弃了，或者我们能把他们全都杀了，那么我们倒是可以按照这种方式返回。”
“我们还可以怎么下山？”让-克洛德问，“从东北山脊不可能返回嘉措拉山口，理查。那里只有一面近乎垂直的刃状山脊，布满了檐板、山脊刃岭、尖柱形石，还有上千英尺的陡坡。下降到北部山脊另一边的康雄冰川也不可能，那里的落差足有10，000英尺。所以，除了摔下去，你有没有考虑其他的下山方式？”
理查靠在他的长冰镐上，他背负的大量装备比他的头还要高。他对J.C.坏坏一笑。“我正在考虑采用横切攀登方式。”他说。在这个神奇的夜晚，只有一丝风都没有的时候，我们才能用正常的声音说话。
“横切攀登。”让-克洛德说，他先是看了看珠峰峰顶的那面山壁，然后又看看在星光照耀下闪闪发光的大深峡谷的山壁。“依我看，不能从诺顿的峡谷下山，”他说，“那里下方几百英尺处有一道近乎垂直的陡坡，不过还没到那道陡坡，我们没准就被雪崩卷走了。无论是在北壁上或是在北壁另一边，我们都不可能采用横切攀登方式下山，理查。”
“说的没错，”理查说，“可如果采用横切攀登方式，从北峰穿越到南峰，然后下降到南坳，到达马洛里命名的西库姆冰斗，怎么样？”
听到这个提议，有那么一会儿，我们都陷入了沉默，不过我可以看到雷吉洁白的牙齿在星光下闪着光。处在理查和凯瑟琳?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之间，我突然冒出一种感觉，仿佛我们是被两匹饿狼带到了这座世界上最高的山上。
“这……太疯狂了，”我终于说道，“北峰和南峰之间的那道山脊是什么样子，我们一点儿线索都没有……而且从第一台阶到北峰这一面之间的山脊是什么状况我们也不知道。即便我们登上了珠峰的最高峰，采用横切攀登方式来到了南峰——我想这倒是有可能的，而从南峰下到南坳可以说绝无可能了。从来没有人见过那道山脊，更不用说尝试攀登了……向上攀或向下爬都是一样。”
“的确如此，我的朋友。”让-克洛德严肃地说。
“让我们在去六号营地的途中接着讨论吧。”理查说。
“我看到三号营地有隐约的灯光。”雷吉说。
“德国人开始摸黑在那道连通北坳的冰壁上开凿踏脚处了，天快亮时他们就会登上来。”J.C.说。
我很想继续讨论采用横切攀登方式穿越珠峰顶峰两面山壁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真的没有时间这样做了。我们把背包背好，把一顶倒塌的米德帐篷和另一顶被砸漏的米德帐篷留在原来的雪地上，再一次迈开沉重缓慢的步伐，攀登这座陡峭的山脊斜坡。我们几个人很幸运，在五号营地上方不到200英尺处，我们再一次找到了固定绳索。理查再次殿后，承担起了最沉重的工作，在我们向上攀爬时负责收回固定绳索并将之卷起来，而我们其余人就把祝玛装置钳牢在粗绳索上，开始滑动这个装置，向上攀登，拴在一条绳索上的我们每走四步就要停下来喘粗气。
我们都在使用理查曾经教过我们的“马洛里技巧”：尽可能深吸一口气——尽管我们心里明白，在海拔8000米以上，压力不足，所以无法吸足氧气——凭借这口气走出四步，然后停下来，喘气，如此往复。
就这样，在即将到来的曙光中，我们五个人不停地向上攀爬。
13
在我们的“六号营地”，雷吉搭建了唯一一顶双人米德帐篷。在一路攀爬的过程中，我们连帐篷的影子都没看到，而且我们在北壁之上移动了很远一段距离，甚至已经过了我们印象中的营地所在地，却依旧不见那顶帐篷的踪迹，不过雷吉把我们带到了正确的地方。在似乎是很久以前的星期二，我们在那里留下了备用氧气罐和一点点食物，然后才分散去北壁寻找尸体，而且那里还有星期一晚上用过的两个睡袋。在从北坳出发之前，我们在四号营地融雪煮了热水、茶、咖啡和其他一些不冷不热的饮料，现在这些东西就在我们背上。
“看上去舒服极了。”理查看着那顶小帐篷说。这顶帐篷搭在一块呈40度仰角的砾石顶上，周围有两块更大的砾石。北部山脊上的这段攀登距离位于黄色地带下方不远，遍布填满了岩石的沟壑与迷宫一般的大块砾石。可是，四天之前，不过那仿佛是上辈子的事儿了，雷吉决定把我们的六号营地建在这个距离山脊线只有数百英尺的地方。在山脊之上，连一块近乎平坦的地方都没有。
曙光逐渐照亮了东北山脊后面的整个天空，此时尚未笼罩在我们的头顶之上，过不了多久，阳光就会直射到珠峰顶峰。珠峰顶峰就在我们西面1英里远的地方，比我们高出2000英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