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盛珠的丈夫被她接到了北京。盛珠在精神上正处在难以忍受的痛苦折磨之中。高文不想让盛珠受到丝毫的来自新闻界的伤害。他知道京城的记者是无孔不入的。盛珠在小说中当然用的是假名。高文断然否决了女主人公有生活原型的说法。高文说：“一切都来自我的思想和虚构。”
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小说中女主人公是如何沦为罪犯的经历几乎跟盛珠那一晚的叙述完全一样。盛珠在嫁给里板镇的柯迪之前，家就在阮村。阮村是毗连里板镇的一个小村庄。高文没有用虚构的村庄名称代表阮村。高文知道这对盛珠不会造成什么影响，茫茫中国谁会追究那个小小的阮村？
“听说你下一部小说要冲刺诺贝尔奖？能透露一下内容吗？是历史题材吗？哪个朝代的事？”
高文浑身一颤，心境骤坏，好像保守自己生命的秘方一下公布与众，如果不赶快澄清，一个置他与死地的咒语就要验证，高文哆嗦而大声说：“胡说，没有的事”
在场的好多记者都发觉了高文的失态，因为他们分明听到了高文最后的一句梦呓之语：“是历史题材……历史题材……”
高文不知道那个记者是如何知道他心中梦想的，他从未跟谁透露过这一风声，未来的好长时间他还在想究竟是怎么走露这一风声的。好在，作为一个“治病秘方”的“诺贝尔奖之梦”谁都不知道。知道的时候，他的忧郁症已完全康复，无所畏惧。
那一天晚上，施大爷在他们回来的时候已经做好了一桌菜，一只鸡就被分解成三样菜，鸡杂炒西红柿，鸡头鸡翅清炖，剩下的红烧。施大爷还准备了一瓶红葡萄酒。可是吃饭时气氛并不好。施大爷一个劲儿地劝酒劝菜，盛珠跟前的小碟里被施爷夹满了菜。
吃完饭，洗漱完毕，高文和盛珠就回卧室了。
盛珠自然知道高文情绪变化的原因。盛珠没有后悔自己说出她坐过牢的事实。
后来盛珠索性把一切都告诉他了。
盛珠永远忘不了那一年的仲秋之夜。直到现在盛珠依然认为那一夜是她命运的分界线。那一夜的月色在盛珠的记忆里始终是狰狞可怖的。不说回想被强暴的过程，想到那一夜的月色盛珠随时随地都会浑身颤栗，惊愕万状。在什么事也没发生的时候，盛珠就隐隐感到那月色正预示着一种不祥之兆。
盛珠坐在姐夫骑的自行车后座上。
姐夫骑自行车送她回家。
姐夫的家在另一处村落，跟盛珠的家隔着一片广袤的棉田。盛珠在中秋节被姐姐邀请到家里，吃了中餐又吃了晚餐。
事后，盛珠的姐姐盛宝跟盛珠说：“那一天晚饭后我也觉得不正常，刁奎酒喝得醉醺醺的，硬要骑车送你，我怎么拦也拦不住，他平常可从来也没有送过你。”
盛宝在刁奎跟盛珠走了之后，不放心，也跟了出去。
盛宝目睹了刁奎对妹妹的强暴。那时候，盛珠的呼喊声已经嘶哑，似乎能渗出血来，显然在盛宝到来之前，盛珠已拼足力气叫喊了很长一段时间。
“后来姐姐跟姐夫离婚了，”盛珠说，“可离婚八个月又复婚了。他们有两个孩子。离婚的时候一人分一个，可姐姐想孩子，还是同意复婚了。”
“你为什么不告他？”高文问。
“这丑事一告不全都知道了？我们家也无法在阮村呆下去了。”盛珠说。
自那以后，盛珠很长时间完全傻了似的，呆在那儿半天不说话。姐姐也只有垂泪的份，姐夫的品性她是知道的，他靠贩鱼贩虾赚了不少钱，在村子上第一个盖起楼房，恃财欺人，姐姐盛宝性格软弱，面对妹妹时根本无颜正视她一眼，但却对自己大夫奈何不得，如果不是迫于父亲的压力，当初她连婚也不会离。复婚也是她主动提出的。
盛珠的母亲在她还很小的时候就病死了，父亲则是一个最典型意义上的农民。盛珠的继母像个巫婆，干的也是巫婆所干的行当，“跳大神”，谁家遇上什么灾事难事．她就神神鬼鬼地去“跳大神”，以化灾化凶为名骗钱骗物。
在盛珠出了这种事之后，继母虽然不知详情，但从盛珠神态上她看出了问题，她说盛珠身上附着鬼气，于是继母要盛珠端坐堂屋中央，她手舞足蹈念念有词地要替盛珠去掉身上的鬼气。
盛珠当然不信这一套，盛珠是在痴痴傻傻之中完全被动地让继母安排在堂屋中央看她装神弄鬼的。奇怪的是，盛珠的“痴傻症”患了近一年时间，自继母这次跳大神之后就好了。
盛珠好多年之后听一个医生说，她之所以好了，完全是一种心理暗示作用，而不是她身上真的附着的鬼气被继母祛除了。
盛珠对那位精神病科医生所说的话是信服的。盛珠是在陪丈夫治病的时候顺便介绍了自己的那段经历的。
盛珠从痴傻中解脱出来之后，跟着继母走乡串户跳了一段时间的“大神”，盛珠在叙述自己这段经历的时候，脸上始终挂着羞涩而难堪的神色。但那时候她竟对继母的那一套有些相信了，跟着继母装神弄鬼的时候特别认真，终因纸里包不住火，时间长了，盛珠知道了继母的一切均是骗人的把戏，虽然当时她对自己的痴傻症奇迹般地好了还找不到合理的解释。
《北京往事》第四章(3)
“说了半天，我还不知道你为什么坐的牢。”高文说。
盛珠的嘴角浮现一抹古怪而忌讳的神色，盛珠似乎不想再回忆那恶梦般的生活。盛珠接下来的叙述简约而匆忙。
盛珠再次看透了继母的真面目之后便离开了她，不再跟她去跳大神了。
盛珠来到了里板镇。盛珠的犯罪生涯是从里板镇开始的。盛珠有关来到里板镇之后的生活在高文名为《阮村》的小说里表现得最为丰满细致，虽然盛珠当时的叙述是简略的。而高文的发挥几乎跟盛珠的实际情形一样。
盛珠在里板镇开始是在一家挨着电影院的小餐馆当服务员。八十年代初期，里板镇电影院成了热闹繁杂的大干世界的一个缩影，花枝招展的姑娘和流里流气的小伙充塞在电影院门口。一座从全县各地招了许多青年工人的化肥厂坐落在离里板镇电影院不远的扁担河边，那些新招进厂的青年女工个个妖艳动人，胸口的衣领开得一个比一个低。盛珠始终处于一种茫然混乱之中，她不明白这些青年男女为何敢公开勾肩搭背、打情骂俏，有时候盛珠在电影院里看到他们更为放肆的行为，上面放电影，她们在下面放“土电影”：亲嘴、摸奶……开始的时候，盛珠晕晕乎乎，甚至为他们感到害怕，终于有一天一只黑手在她完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碎然伸进她的胸口，盛珠记得很清楚，那一次放的是一部香港片子，片名叫《白发魔女》。坐在她身边的是一个头发总是梳得油光发亮的小伙子，常上她们饭店喝酒。盛珠没想到这个化肥厂的小伙子竟有这么大的胆子。当时她正被银幕上的白发魔女所吸引，根本没意识这个小伙子的存在。
盛珠的脸陡然涨红，心口剧烈跳动。好多年之后盛珠终于明白那一会儿她之所以没有迅捷地把那只黑手打开，不是由于过分紧张慌乱，而是积淀于潜意识里的一种自暴自弃的感觉，除了她姐夫和她爸爸，这世上没有别人知道她被姐夫强暴的事，她的继母也不知道，但盛珠无法挥去心头的阴影，认为整个世界不仅知道这件事而且都在嘲笑她。
盛珠的容忍激起了油头粉面的小伙子的更进一步的动作，盛珠始料不及的是，那一天晚上电影散场之后她竟神差鬼使地跟着那个名字都不清楚的小伙子一步一步来到扁担河边的一片枯萧凋零的树林里，最终失身于他。
在《阮村》这篇小说里有一个细节虽引起广泛争议。一群追求性解放的农村姑娘一直把“解放思想”说成是“解放军思想”，八十年代初“解放思想”这一口号几乎天天都出现在报纸广播上，作为一个政治口号，“解放思想”曾激励受尽文革迫害的中国人民冲破不可思议的各种束缚，拨乱反正。谁也不会想到一群农村姑娘因为“解放军思想”——“解放思想”而陷进性解放的泥沼，最后纷纷以流氓罪在1983年的那次“严打”中锒铛入狱。
其中包括盛珠。
盛珠是从那个油头粉面的小伙子嘴里最初听到这个口号的，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何在向阮村的那些姊妹传播的时候说成了“解放军思想”。
盛珠不是文盲。
盛珠在被姐夫强暴的那一年刚好初中毕业。
高文描述的这一细节有着确凿的生活依据。只是高文在小说中没有把“盛珠”说成初中毕业，因为这似乎太难以令人置信了。如同《北京往事》一样，高文总能把没经历的事写得神奇活现。当然，要有源头，比如，如果没有在高文故乡遥远戈壁小城上那对来自北京的在法国留学的老夫妇，就不会有《北京往事》。
盛珠从监狱出来之后，整个世界都似乎在唾弃她，只有一个人例外。
这个人就是她现在的丈夫——柯迪。
《北京往事》第五章(1)
楼下有一个传达室。施大爷在传达室接过李大爷递给他的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电报时，他根本不知道这份电报对高文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是高文妻子拍来的电报。高文妻子早就乘上了赴京的特快列车。
高文拆开电报，几个大字令他恐慌万状：妻18号上午正1O时到站盼接。
施大爷急慌急忙地上楼把电报递给高文之后，就愣愣地看着高文。他不知道高文拆开电报时为何如此惊慌失色。
施大爷以为高文家出什么事了，在他的印象中电报总是传递着不幸的消息。
施大爷首先想到高文的父亲或母亲得了什么重病之类，高文从未跟他谈过自己的父母，施大爷的猜测完全凭一种感觉。
“家里……出什么事了？”
“没，没有。”
高文收起电报，回到卧室。他要静下来好好想一想怎么办。
盛珠在这里已住了一个多星期了。盛珠多次要求搬到餐厅老板为她安排的住处，高文坚决不同意。
关键在于施大爷。高文意识到别无选择，唯一的办法就是跟他说明实情。明天就是十八号了，高文觉得时间过于仓促，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让这个有时清醒有时糊涂的老头原谅他的骗局从而不把他跟盛珠的事说给他妻子，高文觉得毫无把握。
虽然在这里住了好六年了，高文对施大爷还是了解甚少，施大爷总的来说给高文的印象是古怪的，有时甚至是可笑的。盛珠住在这里，他对她未免太热心了，当然高文是从善意上来理解这种热心的。盛珠在那家餐厅上班以后，早晨起来的时候高文总是还在睡懒觉，施大爷不仅早早把早餐做好，还把盛珠的洗脸水打好，牙膏挤在牙刷上递到她手上。
盛珠有一次跟高文说施大爷的热情让她受不了，高文斥责了她一顿：“人家这么大年纪了，难道还有什么别的心思？再说，你是我的妻子。”
盛珠当时默然了一会儿，自语道：“也许是我多心了。”
高文点燃一支烟，猛吸了几口，他想等晚上盛珠回来跟她好好商量一下怎么办，可又觉得盛珠不会拿出什么强有力的办法，一切还得靠他自己做决定。
这时候，施大爷轻手轻脚进屋了。
高文递一支烟给施大爷，并替他点燃。高文意识到自己的举止已含有巴结的成份了。
“我看你的神色不对。”施大爷吸着烟，说。
“家里没出什么大事吗？”
“没有……
“别瞒我，肯定有什么事。把电报让我瞅瞅，好吗？我说不定还能帮上什么忙呢。”
“真的没……什么事。”高文说。
“当真没什么事就好。”施大爷自语道。
施大爷不住地拿眼瞥着高文，似乎想从高文脸上窥探出什么秘密。
施大爷往门外走的时候，高文叫住了他。高文不知道身上突发的这股一不做二不休的勇气是从何而来。
施大爷折回身时，高文面对着神情暧昧古怪的施大爷那股勇气受到了削弱。
高文说话的时候迟迟疑疑。
“施大爷，”高文说，“你想知道电报上写的什么吗？”
“写的什么？”
“是我妻子拍来的……”高文正准备说她从新疆拍来的时候，施大爷惊讶无比的反应让他止住了。
“盛珠刚走没一会儿，怎么会拍电报呢？”
接下来施大爷说了一大堆高文听不清的话，自盛珠搬来之后，施大爷说话一直小心谨慎，语气很缓慢，吐字也清楚多了。
现在施大爷又恢复了常态。高文听不清他说的什么，但从有些“字……词”上判断，尤其是从施大爷表情上判断，施大爷觉得高文是在跟他开玩笑。施大爷因此很气愤。施大爷觉得高文不该跟他这么大年纪的人开玩笑。施大爷觉得受了戏弄和污辱。
施大爷的古怪性格由此可见一斑。常常无端地激愤，一厢情愿地推理出一些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结论。
“慢慢说，施大爷，我听不清你在说什么。”高文尽量平静。只有准确地听清他的话才能有力地说服他，这是高文在以往跟他相处中得出的经验。
施大爷的发作让高文觉得事态更麻烦复杂了。
高文不是要说服他原谅他的谎言，而是要说服他他不是在跟他开玩笑。
这是高文始料不及的。
“我……我……”施大爷很激动，但他显然想压住自己的情绪，吐字清楚一点，“我是好心……你却跟我开玩笑。看你这样子我很着急，你家要出什么事……我还想帮帮你……你怎么能拿我老头开玩笑？”
“没有，施大爷，没有拿你开玩笑。”
“那你为何说电报是盛珠拍来的？”
“我没说是盛珠拍的。”
“你看你，刚刚说的，怎么就不承认了？”
“我说是我妻子拍来的。”
“看看，看看，你自己招了吧！那你刚才为什么说你没说是盛珠拍来的？”
高文怔住了。盛珠是他妻子，他妻子是盛珠，这在老头心中已是铁板一块，不可分割。
高文面对的是无法冲破的铜墙铁壁。
高文的勇气与胆识不复存在。
顿了好大一会儿，施大爷说出了令高文更无计可施的话。
《北京往事》第五章(2)
施大爷说：“莫非你看我对盛珠热情了点，你不自在了，想耍耍我，是吧？”
施大爷说：“你也太小心眼了，我当你父亲都够格了，你怎么能这么想？”
施大爷说：“你们搞写作的人难道都是这德性？”
新疆有一句土话叫“二转子”，只要说一个人是“二转子”，新疆人什么都明白了，它的涵义既复杂又明晰。跟盛珠短暂的交往中，高文不止一次听她说“夹生”，这是内地的一句土话，“夹生”是由“夹生饭”演化来的，高文觉得新疆的“二转子”和内地的“夹生”是同一个意思。夹生饭不是完全的生米，也不是完全的熟饭，介于两者之间，既生又熟，既能吃又不能吃，既硬又软。
高文觉得施大爷就是“二转子”、“夹生饭”，高文觉得事情的严重性就在于他是“二转子”、“夹生饭”。
施大爷气嘟嘟地出去之后，高文拿出电报，目光涣散，神情愣怔。
这时候，高文的寻呼机响了。
高文按下键钮，屏幕显示道：
盛女士，很想你。如果没事请挂电话来，我等着。高文急忙把电报揣进口袋。走到外面找了一个公用电话亭，拨通了那家餐厅的电话。
高文瓮声瓮气道：“喂，请找一下盛珠。”
接电话的是个女人，她笑道：“好哇……傻瓜，还听不出我的声音？我就是呀！”
高文说：“你刚才呼我啦？有什么事？”
盛珠抢白道：“没事就不能呼你啦？”
高文撇开这个话题，嚷道：“不好啦，我妻子要来北京了，刚接到电报。我都急死了。”盛珠思忖片刻，说：“她什么时候到？”
高文说：“明天，明天上午10点。”
盛珠也着急起来，叫道：“这么快？电报上写的吗？”
高文说：“这还有假。”
盛珠突然说：“不会是谁做恶作剧吧。”
高文没好气地说：“亏你能想得出来。谁会做这个恶作剧。”
盛珠又说：“那老头……噢，对了，他什么都不知道。”
高文的额头已沁满汗水，他边擦汗边问：“你说怎么办？”
盛珠说：“我搬出去就是了。我今晚就搬。”高文说：“我是说怎么跟老头讲？”
盛珠说：“你看怎么讲好就怎么讲，我怎么知道。谁叫你这么缺德，占一个又霸一个？”
高文已隐隐听出盛珠的醋意。高文极不耐烦地挂了电话。
晚上，盛珠下班回来的时候，前几天欢快的气氛不见了。施大爷躺在自己床上抽烟，见到盛珠也没有打招呼。
盛珠以为高文把真相告诉施大爷了。盛珠急急来到高文的卧室。
高文也躺在床上抽烟。盛珠关起卧室门，把昨天高文送她的坤包扔到衣柜上，说：“你都告诉他了？”
“告诉谁？”
“施大爷呀！”
“没有。”高文坐起身，用手指弹了弹烟灰，“谁说我告诉他了？”
盛珠坐在床上，说：“干嘛这么发愁？跟老头把一切说明不就行了吗？我这里又不要你费神，我还会缠着你？”高文想都没想过这问题。
盛珠拉着高文的手：“我今天跟老板请假提前下班的，我把几件衣服收拾收拾就走。”
高文抽回手：“关键是老头是个‘二转子’，用你们的话说就是‘夹生’我总觉得老头会坏我的事。”
“不会的，”盛珠说，“你要不好跟他说，我去跟他说。”
“你怎么跟他说？”
“照实说呀！”
“你看这样行不行，”高文重新燃起一支烟，盛珠看到他衣服上落了许多烟灰。“你现在陪我出去找房子，我再租一间房子，我妻子来我就把他领到新租的房子里，你看怎么样？”
“这主意倒不错，可……”盛珠习惯性地用手捋了捋头发。
高文发现盛珠新做了头发，从盛珠的头发上散发出一种醉人的馥香。
“这样你的开销就大了。”
“这没关系。现在靠稿费还行。”
“可这么晚了，上哪儿去找房子？”
“试试看，走，你陪我一道去找。”
从屋子出来，高文才感到饿了。现在已快九点了。高文还没吃晚饭。他跟施大爷怄气，施大爷也跟他怄气，两个人谁也没做晚饭。
盛珠买了两个煎饼果子。摊主问盛珠要不要夹鸡蛋的时候，盛珠毫不犹豫地说夹。
盛珠付了两个夹鸡蛋煎饼果子的钱之后，她的口袋里仅剩下十块钱了。这是盛珠来北京第一次买夹着鸡蛋的煎饼果子。
高文站在路灯下，他不知道盛珠去干什么。见盛珠隔着油纸捧来煎饼果子，高文心里掠过一丝久违的温馨。
“等我拿了工资再请你上馆子。”盛珠把煎饼果子递给高文，“趁热吃吧。”
高文吞咽完两块鸡蛋煎饼果子之后，便领着盛珠来到一片工棚式住宅区。在窄窄的黑灯瞎火的巷子里高文一连敲了四五家门，均回答没房子租。有两家主人在高文敲开门之后，投向高文的是极其怀疑的目光。
高文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和污辱，高文明白他们分明把他和盛珠当作盗贼之类的坏人，认为他打着租房子的幌子来试探目标，有一房主在关门之后对家里人说的一句话清晰无误地传到了高文的耳朵：“夜里注意点，来人不善。”
《北京往事》第五章(3)
一般情况下，高文给人的外表印象都不坏，文质彬彬，白白净净，一个典型的文人形象，高文还不曾记得有谁把他误认为坏人，至多不过把他看成一个花花公子而已，而且是最好意义上的花花公子。
盛珠及时地安慰道：“这有什么关系，现在社会这么复杂，人人都有戒心，再说他们又不认识你。走，我们继续找。”
接下来盛珠又敲了几家门，同样说没房子租。而且都表现得很厌烦：“都什么时候了，乱敲什么门！”
不仅高文丧失信心了，盛珠也丧失信心了。
在回来的路上，高文焦躁不安，一筹莫展之色跃然可见。
“怎么办？我实在没办法了！你说怎么办？”
“真没用，”盛珠说，“这点小事就把你难成这样，亏你还是个男人。”
盛珠的指责让高文微微有些触动，盛珠在电话中还流露一些醋意，现在竟全力以赴帮他找房子，高文觉得盛珠不仅比自己坚强，也比自己成熟冷静。高文无法把眼前的盛珠和若干年前的那个区分不了“解放思想”和“解放军思想”的盛珠联系起来，合二为一。在后来创作中篇小说《阮村》的时候，高文再次为此困惑了好长时间，事实上也许是盛珠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之后成熟起来的，从理性上讲这也能说得通的，但高文依然找不到把两个盛珠统一起来的感觉，最终高文只写到她入狱为止，而把盛珠以后的生活变成了另一篇小说。而且还把她的学历降低了。以使读者信服一些。
高文灵机一动：“有了”
“怎么有了？”
“我想出一个好办法了。”高文的眉毛一跳一跳的。盛珠觉得高文兴奋时的表情很滑稽。“明天一早我就去旅馆开一个房间，把一些日用品和换洗衣服搬过去，我把妻子领到旅馆去。我说跟房东闹翻了，暂且住在旅馆。这样不就有时间找房子了吗？”
“这确实是一个好主意。只是……旅馆费太贵了。”
“就这么定了。”高文一把抱住盛珠，“今晚你别搬了，我们要好好……不会是最后的晚餐吧？”
盛珠没明白高文说的“最后的晚餐”的意思，说：
“怎么，你老婆来了饭也不给你吃？”
“说什么呀！我是说跟你不会是最后一次狂欢吧，今晚？”
“这可由不得我。”
高文不愿多想了，说：“回去之后，你到施大爷屋子把电风扇搬过来。电扇是我买的，一直让他用。老头也太不自觉。”
“你干吗不搬？”
“叫你搬你就搬吧，问那么多干吗？”
“我不好意思搬。老头在这方面特别敏感。”
“我也不好意思搬。”
高文搂着盛珠往住处走去的时候，脸上已经出现潮红。
做爱前，高文脸上总是出现这种潮红。可盛珠在中途突然感觉高文一下冷却了，百般缠绵也无济与事，盛珠一下子就意识到高文走神了，甚至被什么致命的恐惧袭倒了，更可怕的是高文后来竟也像她丈夫一样神志不清地喃喃呓语着什么，而呓语完了，就好像信徒念了真经一样好了，他丈夫念的是关于一件大衣的事，而盛珠隐约听高文说诺贝尔，还有奖章什么的。
最终还是成功做了爱，在高文喃喃呓语之后他的心情显然好了起来，盛珠却又多了一分心事。她没有问高文什么橡皮子弹，她觉得那不重要，重要的是高文显然有病了。他丈夫说的是“大衣”，而高文说的是“诺贝尔”。盛珠当然不知道诺贝尔是干什么的。所不同的是，高文呓语完了之后就能做爱了，丈夫却不行。当然他丈夫是精神病，高文显然不是，还远没到那个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