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日本法院首次在判决中将DNA型鉴定视作证据，这让菅家的有罪判决板上钉钉，他被当庭宣判无期徒刑。打开当年的报刊，还能轻松找到《科学侦查的结果》《“1000人中仅有1.2人重复”的DNA型鉴定》等警方自夸的评论文章。
若我的假设成立，上述“事实”将会被推翻。媒体必然哑口无言。
足利市发生的三起案件——“足利事件”“福岛万弥事件”“长谷部有美事件”是被当作连环案件来侦办的。对菅家的调查也沿着这个方向严格进行。可是，“足利事件”之外的两起案件最终都以“不起诉”的结果莫名其妙地结案了。对媒体来说，连环案件中其中一起的凶手被逮捕、起诉、判刑，他们对其他案件的关心程度便会骤然降低，公众也会产生连环案件已经侦破的错觉。
可是，在“连环案件破案”之后，为何还会发生太田市的“横山由佳梨事件”？这就是我明知连环案件的凶手已经抓到却依然坚持调查的原因。即便“足利事件”是被最高法院驳回上诉而定罪的，我依然抱着解开疑惑的决心，伏案埋首于海量的资料中。
菅家在狱中一直坚称这是一起冤案，可是并未被采信——总有受刑者声称自己蒙受冤屈、遭到错判。菅家原本就是自供，还有科学警察研究所（以下简称“科警研”）的DNA型鉴定当作物证。作为日本科学侦查的最高机关，科警研的DNA型鉴定怎么可能出错呢？鉴定的精确度已达到“1000人中仅有1.2人重复”，被鉴定结果锁定的人又亲口招供了——菅家必是真凶无疑。
日本刑事案件的定罪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九点八，冤假错案几乎不存在。况且这次的证据是自供与DNA型鉴定。什么连环案，都是我的妄想。我非常清楚，对于记者而言，这种假设是万万碰不得的雷区。
我对自己说：停下，赶紧停下！再纠缠这种危险的案件，别说撼动日本，自己的饭碗都可能不保。我将拼接地图叠起来，啪地扔回桌上，关掉电脑。回家前不如先去高架桥下的烧烤店喝点啤酒吧，店门口的红灯笼在召唤着我。我站起身来背对着桌子。
下一瞬间，我脑海中浮现出了那几个孩子的脸……
真的要放弃了吗？菅家被捕后发生的“横山由佳梨事件”凶手真的另有其人，只是作案手法相似吗？我又不自觉地转身面对办公桌，扫视着桌面，视线最终落在刚刚扔下的地图上。心情说不出来地糟糕，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越深入调查这一连串案件，我越是有种“这里头有古怪”的感觉。我背着挎包，单手将那份折起来的地图轻轻地打开。五个圆形标记集中在地图中央，只有一个已经“破案”，十分怪异。
我缓缓坐回桌前。
我把挎包取下，放在脚边，从上衣口袋中取出一支圆珠笔，下意识地按动着按钮。我坐在椅子上转圈，两手交叉抱住后脑勺，仰头望向天花板上刺目的白炽灯。
假设一下。仅仅是假设，万一——不，一百万分之一的可能，如果菅家是被冤枉的……
我对这五起案件的思路发生了巨变。
宛如奥赛罗棋的黑白逆转，如果将已经定罪的“足利事件”从黑面翻成白面，整个棋盘上的颜色便全是白色，这一连串案件就变成了“北关东连环杀童案”。而我必须直面以下事实：真凶依然逍遥法外。
五个小女孩接连失踪或丧命，凶手本该被处以死刑，现在却安然无恙。一无所知的人们每天在路上、超市、游戏厅与这个罪大恶极的凶手擦肩而过。那个看上去那么喜欢孩子、与小女娃娃漫不经心聊天的人居然是连环诱拐杀童案的真凶。假如，明天出现了第六个被害人……
不！绝不可以再出现这样的事。倘若我最后白忙一场，证明“足利事件”早已妥善解决，也是不错的结局。可如果意识到冤案的可能性却袖手旁观……我不敢往下想。
我的视线又移到堆积如山的资料上。我要继续从中寻找线索。
日复一日，我的调查范围不断扩大。
曾经有人告诉我：调查一百页资料，才能写出十页的报道；如果只调查十页，就只能写出一页的内容。我只能一点一点寻找线索——从报纸到资料里的起诉书、初始陈述书、判决书……连日在台里、图书馆、资料室埋首，案头的文件越堆越高，摇摇欲坠。我反复阅读菅家的供状，试图从中找出矛盾点；又对照案发地的地图搜集信息；有时也进行电话采访。与此同时，我开始学习DNA型鉴定的基础知识。
任何资料我都不轻易相信。警方与检方的调查书、初始陈述书都将被告描述成罪犯，媒体报道的内容几乎全来源于日本司法机关提供的信息，辩护律师撰写的材料则只是一味地辩护。
作为记者，我不为他人的利益去采访报道，只以事实为依据。自打从事这份职业以来，我便牢记：兼听则明。
调查到了第二周，我突然发现一件怪事。
当时房内夕阳西晒，我埋首纸堆，手里拿着一份薄薄的资料。这份资料不知为何始终萦绕在我心头，我曾经无数次拿起又放下。这次我突然看懂了它。
这是一个媒体和司法人都未曾留意的事实，分量轻到所有人都轻易地忽视了它。我找出与这份资料相关的其他资料，将它们装进一个黑色文件夹。文件不断增厚，我反复检查确认其中有无矛盾之处。
一个男人的身影逐渐浮现在我眼前，一个推论直击我的大脑。
次日，我将五名女童的照片打印出来，并排摆在桌上。
此次报道的宗旨是追踪未侦破的案件，可如果我追踪调查的是“已侦破的案件”，这能成为一个节目吗？《ACTION：撼动日本》要怎么办？
我叠好地图，拿起女孩们的照片。它们有着一股强大的力量，能把屡次想去烧烤店的我重新拉回座椅上。
我实在无法置之不理。
心中已有打算的我将这五张照片夹到记事本中，离开了办公桌。
一个记者，不去现场，不去采访，一味空想有什么用？
我要立刻出发。去现场。
[1]
1969年11月成立，由日本报社、电视台等报道机构联合组成的独立组织，是日本记者交流、采访的重要活动场所。
[2]
管辖日本东京都治安的警察部门，由日本警察厅直接监督管理。
[3]
1998年，日本和歌山发生一起毒咖喱案，祭典中的咖喱被掺入砒霜，造成4人死亡，多人送医。
[4]
1995年，日本东京都八王子市的一家超市发生枪击案，3名女店员被杀害；2000年，日本东京都世田谷区的宫泽干夫一家4口被灭门。
第二章 现场
从田中桥俯瞰的渡良濑川两岸
去现场，意味着和人见面。
我从“足利事件”的判决记录与调查书中找出案件相关人员的名字，列出了一份采访清单。其中，被害人家属、证人、被调查过的人、警察、律师等是我采访的重点。我打算竭尽所能找到他们，确认他们的可信度后深入访谈。做完前期准备，动身前往北关东时，已经是二〇〇七年的夏天了。
我想先去一个地方——海拔一百一十八米的织姬山。
这座小山位于东京都以北约七十公里的栃木县足利市。站在山顶，就可将古老的小城尽收眼底，渡良濑川穿城而过，波光粼粼。就在这片美景中，发生了三起残害女童的案件。在我的右手边是一个大工厂，属于群马县太田市。太田市也发生了两起类似案件。
案发地点都在两县交界处，微妙地间隔了若干年。这是一起连警察都不承认的连环案件。看来，接下来的采访不能用普通方法完成。
我去了一趟日本四〇七号国道，两县的交界处只立着一块写有县名的标识牌，经过车辆的车牌也是“栃木”“群马”混杂，这里来来往往去工作或购物的人们很少会意识到自己正跨过县界。而警方在办案时，县界却等同于国界，不可逾越。
我从四〇七号国道进入县道，朝足利市方向前行，脚下的道路沿着渡良濑川向前延伸。渡良濑川从群马县流入栃木县后，水面变得宽广开阔。河上略显古典的桁架桥十分抓人眼球，据说是“二战”前所建。河边公园绿意盎然，不少人在慢跑、踢足球、打棒球。我将视线从这片祥和安宁的景象中移开，望向河堤后方，那里有一家弹珠游戏厅，是小真实被带走的地方。人们在距离这家游戏厅大约四百米的沙洲上，发现了小真实的尸体。
日本电视台里还保留着当时凶手指认现场的新闻影像。摄像师用超远摄镜头捕捉到了菅家被带到岸边的身影。一群体格强壮的刑警围在菅家身边，身材矮小的他被人墙淹没了。他头上的帽子压得很低，戴着手铐，腰上绑着绳子，慢慢地走在枯萎的芦苇丛中。紧挨着他的一个刑警问了他句什么，可惜距离太远，收录不到声音。菅家配合地歪着脑袋思索了片刻，犹犹豫豫地指了指周围。
我走进那片沙洲。沉积的沙土上密密地长着比我还高的芦苇。太阳无情地炙烤着，我踩着芦苇根部，踏出一条路来……如今已经无法得知当年抛尸的确切位置了。
不知从何处传来野鸡的高声鸣叫。我吓了一跳，驻足细听，周遭却又只有潺潺的水流声。几棵麻栎树伫立在蓝天下，枝叶随风摇曳。
这个地方，连白天都如此寂静。
一个四岁女孩，就被抛尸于此。
不过十几年前的案子，采访起来却像在做历史调研。
案发时间是一九九〇年五月十二日，一个白昼渐长的初夏傍晚。河堤后两家弹珠游戏厅并排而立，厅前宽敞的停车场上，挂着群马和栃木车牌的汽车混杂停放在一起。
那天，小真实跟着下班的父亲进了弹珠游戏厅。父亲目不转睛地盯着游戏台，她就在店内和停车场独自玩耍。据说有个年轻的女店员看到了小真实。
这位女店员已经离开了足利，我经过多方走访才找到她。她已略显沧桑，听了我的问题后沉吟良久，仿佛打开了久远记忆的匣子，缓缓说道：“那个动作，是叫翻跟头吗？她翻跟头给我看。停车场的地还那么硬。我印象中，她是个活泼可爱的孩子。”
圆脸的小真实剪着娃娃头，穿着浅橘色运动衫和红色小短裙，脚上是一双红色凉鞋。她一点也不认生，笑吟吟地跟这位女店员说话。
女店员说她前一天也看到了小真实，看她独自玩耍，便特意叮嘱了几句：“你不可以跟着陌生的叔叔走掉哦。哪怕他说要给你冰激凌啊糖果啊，也不可以跟他走哦。”
小真实当时欢快地回答：“好，我不会走的。”
案发当天，还有其他人看到小真实。
日本电视台在新闻报道中采访到了另一位女性，是停车场边一家小型游戏币兑换所的工作人员。她回忆道，当天小真实在寻找一只前一天一起玩耍的野猫。采访中也拍到了这只褐色的小肥猫，它在镜头前乖巧地端坐着。那天小真实找到这只猫了吗？我陷入沉思。我想找到这位女士，遗憾的是，她已经去世。我感受到了岁月的沉重。
游戏币兑换所隔壁有一户人家，我前去向屋主打听消息，果不其然，对方说在案发当天见过小真实。“我家养了好几只柴犬，当时正好生了一窝小狗，附近的孩子常跑来看。我担心孩子们进来会发生危险，便站在门口提醒他们。当时，我就站在那里。”屋主指了指大门。
当时是傍晚六点三十分左右。在那之后，小真实就下落不明了。
小真实的父亲发觉异样时，是七点左右。他开始高呼女儿的名字到处寻找，找遍了游戏厅和停车场，也去了街对面的渡良濑川堤坝，可是一无所获。母亲接到电话后火速赶来，但四处寻遍，仍然不见小真实的踪影。最后他们去了附近的足利警察局求助。
警方火速出动，栃木县警察局也派出侦查员陆续赶到现场，一位侦查队长一见到小真实的父亲就冲他咆哮：“你为什么要把孩子带到弹珠游戏厅？！”
这位队长估计还记着六年前的“长谷部有美事件”以及十一年前的“福岛万弥事件”。眼下发生了第三起类似案件，他内心十分焦躁。
直至深夜，小真实依然杳无踪迹。众人继续在住宅区、工地、河边搜寻。在一筹莫展中，一天过去了。
最终，令人悲痛的事发生了。
翌日上午十点多，警察在河边的沙洲中发现了面目全非的小真实。她赤身横躺在芦苇丛中，死因是被勒住脖子造成的窒息。凶手已经逃走。县警察局将失踪侦查更改为诱拐杀人案侦查，在足利警察局内设置了侦查本部。
足利警察局已经有两起未侦破案件，如今又新添了一起。这完全是异常事态。
侦查员在河里发现了小真实的衣物，裙子、运动衫、短袖衬衣被揉成一团。短袖衬衣上附着着凶手的精液、体毛以及唾液。从这个关键物证，警察得知凶手是B型血。
这是一个熟知当地地形、时常出入弹珠游戏厅的B型血男人，是个萝莉控……侦查本部绘出凶手模拟画像，开始在足利市全面排查。
可是，侦查工作进展缓慢。
连环案件不见侦破，家长们开始担心同类案件再次发生，恐惧情绪在蔓延，对警察的批判也愈演愈烈——“已经第三个孩子遇害了，还没抓住凶手吗？”这类案件不同于仇杀，多属于偶发，侦查工作无法从被害人的人际关系入手，这是侦查工作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长期的排查也让不少市民背上嫌疑。
足利市的商业街上，一位中年店主低声对我说：“当时刑警们到处打听情况，三个案子一个都没侦破，他们很拼命。他们来了这里很多次，打开一盒香烟让我抽，我刚抽一口，他们就把那根香烟带回去了。这是在用唾液查血型呢。大家怕拒绝抽烟会惹上嫌疑，都乖乖照做……”
仅仅因为是B型血便受到警方怀疑的人们往往暴跳如雷。警民关系十分紧张。
连续三起案件未侦破，警察厅不可能坐视不理。刑事局侦查一科科长山本博一造访了侦查本部。随后，刑事局长也视察了现场，鼓励县警察局的侦查队长。案发三个月后，山本博一“空降”栃木县警察局，出任本部部长，坐镇侦查前线指挥工作。据说山本是推动当年“一一七号”即“宫崎事件”破案的关键人物。当时的报纸还刊登了他的言论：“十年间，三个本该有大好未来的孩子接连丧命，此案事关日本警察的名誉，必须重点侦办。”（《朝日新闻》九月六日）
警察厅的焦虑真切可感，作为上级机关下达这样的指示，更令现场办案的地方警察压力巨大。
我找到了当时的一位侦查队长，案发后他在最前线指挥侦查工作。站在他家门前按响门铃后，一个六十岁左右的男人走了出来。
我递上名片，直奔主题。“我想问问您‘足利事件’的事……”
“我早都不记得了。为什么你现在还来问这个？”
我简单向他说明，因为服刑中的菅家提出了再审申请。
他已经退休了。当时作为侦查队长之一，上头要求彻查案件，令他处境艰难。他一脸厌烦地开口说道：“我当上刑警后，办的都是大案子，可是警察厅的那拨人每次开会都指着我的鼻子骂，说什么‘这三起案件什么时候才能破’，那场景我一辈子都忘不掉。”
警察厅告诉他们，这三起案子不侦破，破了其他案子也不管用，当时的警视厅已经逮捕了宫崎勤，栃木县警察局如置炭火之上。
当我提及菅家，这位侦查队长颇为自信。“抓捕前我就认定他是凶手。大家不都认为三起案子是一个人干的吗？”
我问他案发当日是否有目击者在案发地附近看见菅家。
“没有，一个都找不到。我们在那一带仔细盘查过，就是找不到目击者。原因嘛，想来是菅家个子太小，太不引人注意了。”
我又拜访了其他几位侦查队长。
“上头的指令很简单，就是无论如何都要把凶手抓捕归案。我们认真地侦查了，从调查过去的犯罪记录起，把所有能做的都做了，竭尽全力。可嫌疑人总是锁定了又被排除。一个住在本市、B型血、疑似萝莉控的男人。B型血的人实在太多，我们逐一排查。大家都有不在场证明，行为怪异的人也都被排除了……最后只剩下他。”
那个人就是菅家。
为何会注意到菅家呢？他回答，是由于一个警察的走访调查。“我们有个非常优秀的警察，就是他打探出来的。真不得了，一个隐蔽的出租屋里堆满了萝莉控影片啊！”
那里住着一个只在周末才会回来的可疑男人。一得知这个消息，附近巡查岗亭的警察就去走访这户人家。一进屋就看到了电视、录像机和大量成人录像带。
在巡查警察看来，这是个生活作风可疑的男人，他立即向侦查本部报告了情况。这个小小的出租屋变成了“隐蔽住所”。菅家接受了讯问，他的血型正是B型。
“还有，凶手不是对孩子那个吗？那男的就是幼儿园的校车司机啊。”
能接触到儿童的幼儿园校车司机，这个职业更加可疑。侦查员开始暗中跟踪菅家。
“虽然他时不时出入弹珠游戏厅，但并没有显示出犯罪意图，例如跟女童搭讪之类……”
菅家没有任何犯罪前科，规矩得连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都没有。
刑警前往菅家任职的幼儿园调查。幼儿园的经营者听说菅家成了杀害女童的嫌疑人，立刻解雇了他。失业的菅家只得依靠存款度日。
侦查陷入僵局。可是，大家无论如何都无法放弃这“最后一人”。为了获取线索，侦查员从垃圾堆捡回了菅家扔掉的超市购物袋，里面的垃圾成了菅家被捕的导火索。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一日清晨，案发一年半后。
三个侦查员进入菅家的出租屋将他带走，在足利警察局的审讯室中对他严厉审问。
面对菅家的坚决否认，刑警说：“如今可是科学侦查的时代了。”
刑警捡回的垃圾袋中有空咖啡罐、香烟盒、烟蒂、纸巾等物。警方从中得到菅家的精液，实施了DNA型鉴定。鉴定结果显示，菅家与凶手的DNA型一致。
实际上，菅家被带走之前，早报就在醒目位置刊登出了相关报道：《现场残留物、DNA型鉴定一致》《近距离审问重要嫌疑人》《原校车司机今日接受审问》《本市原校车司机（四十五岁）》。这些报道，让侦查本部别无选择，只能带走菅家。若是真凶另有其人，读了报也望风而逃了。事态为何发展至此，当时的侦查队长苦笑着对我说：“我们可什么都没透露。上头要求我们不许对任何人提起。可那天早上新闻报道已经铺天盖地了。泄露消息的估计是警察厅。”
足利警察局前聚集了大量媒体记者与闻讯赶来的居民，他们都在等待凶手落网的消息。这股压力将整个警察局包围，也悉数压在了二楼审讯室中那个四十五岁男人的身上——还没出结果吗？连环杀人凶手还没招供吗？
十三个小时过去了，晚上十点左右，菅家招供了。
在刑警的逼问下，他承认杀害了小真实。这天深夜，一纸逮捕令出现在他面前。
菅家的供述内容如下：
在弹珠游戏厅玩到傍晚七点左右，菅家出门去停车场的游戏币兑换所换钱，准备骑车回出租屋，这时他发现了独自在停车场角落玩耍的小真实。他靠近小真实，看见她坐在地上画画，便问她：“想坐自行车吗？”小真实回答：“想！”于是他让小真实坐到了自行车后座上。
两人朝渡良濑川堤坝的方向骑去，上坡后，在堤坝上左转，进入通往河岸的坡道后开始下坡，之后穿过棒球场，往河流方向骑去。到了一个丁字路口，他们下了车。
菅家牵着小真实走入草丛，沿着河流走，不一会儿就到了水泥护岸边。他想要猥亵小真实，害怕她出声大叫，便掐死了她。事后他把尸体藏在了沙洲的芦苇丛中，骑车逃走，到超市买了点东西后回到出租屋。
自供与物证。
只要凑齐这两样证据，便可定罪。菅家被移送宇都宫地方检察厅，以杀人、猥亵、诱拐等罪名被起诉。
警方认为足利市发生的另外两起女童被杀案也是菅家所为，继续审讯菅家。最后，菅家承认这三起案子都是自己所为。
菅家被捕后的第二十一天，报纸上用醒目的大标题写着：《另两起杀童案也一并招供，凶手称“引起骚动可就不好了”》（《朝日新闻》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万弥事件”“有美事件”招供，杀童案全面告破》（《下野新闻》十二月二十二日）。
日本电视台存有当时刑事部长召开记者见面会的影像。
“警方消除了十二年来足利地区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值得庆幸。第三起案件发生后终于逮捕凶手，全要归功于警方的执着与努力。”
重大案件的侦破令警方如释重负。发现菅家的巡查警察等人被授予“警察厅长官奖”。巡查警察在报纸采访中说道：“我感觉像中了巨额彩票。之前提醒民众开车系好安全带时，对方跟我说，小真实被害的案件还没侦破，你现在还有心思做这些事吗？我听了十分难过。”（《朝日新闻》十二月五日）
本部部长山本博一向侦破案件有功的警察颁发了“本部长奖”。
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日，足利警察局的侦查本部解散。时任侦查队长在记者见面会上颇为自豪地发言道：“三起案件全面侦破，我要感谢栃木县的全体民众。十三年来坚持不懈的侦查工作终于取得成果，令人万分感慨。”
忐忑度日的居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不久后的开庭审判会让真相大白天下。连杀三名女童的杀人犯理应受到死刑的惩罚。
可是，这个连环案却迎来了意外的结局。检方称“福岛万弥事件”与“长谷部有美事件”因证据不足，不予起诉。
到底怎么回事？
首先，物证一个都没有；其次，重要的自供也含糊不清、矛盾频出。当我就此事询问当时的侦查队长时，他表情凝重。“太难起诉了。站在警察的角度，我认为案件已经全面侦破，移送检方。可是，证据的问题……案发时间久远，要定罪实在太难了。”他十分遗憾地说。
果真如此吗？会不会真凶实际上还未抓捕归案？
我继续大胆提问：“除了他，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其他人的可能性？”
他连忙摆手否认。“不可能。锁定了他，侦查才有了进展。我们的工作是要逮捕一个人啊，那相当于侵害了那人的人权，自然要负起责任。当时收集了我们都认可的证据，符合刑事诉讼手续才逮捕的，凶手绝对是他。”
“就是说，你现在仍然相信这三起案子是菅家干的？”
他的表情变得僵硬起来，大声回答：“那是当然！”为了表示肯定，还重重地点了点头。
在菅家就是凶手这一点上，他深信不疑。我的推论开始动摇，并非慑于对方的身份或声势，而是因为他们的侦查工作严密且耗时长久。我则对侦查内容一无所知，很难不陷入怀疑。
我采访的量还远远不够。
要质疑这些专业人员的侦查工作，接下来就必须做一些越过他们的采访。
我向侦查队长致谢告别。
除了他，有没有考虑过其他人的可能性？我耳边又响起对方的回答：“不可能。锁定了他，侦查才有了进展。”
果真如此吗？
我脑海中浮现出那份黑色文件。
第三章 委托
四岁的松田真实
照片中的圆脸女童身穿红色上衣，头发乌黑，戴着一顶小红帽。她应该正在参加运动会，表情有些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