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考绩，三年一举，外官名为”大计”，京官名为”京察”。吴省兰这年京察一等；四十二年又是一等，下一年戊戌会试，吴省兰名落孙山，又蒙特旨：”国子监助教吴省兰学问尚优，且在四库馆校勘群书，颇为出力，着加恩准与本科中式举人一体殿试。”榜发二甲，且点了翰林。
其时和珅已经很得意了，由三等侍卫一跃而为直干清门的御前侍卫，兼副都统，下一年改授户部侍郎，兼内务府大臣，派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而于敏中则在太上皇眼中，成了个厌物，要去之而后快了。
于敏中所受的宠信，一下子由九霄降至九渊，是因为太上皇托付给他的一件大事，搞得糟不可言——。
福寿全归—三
太上皇有个”外室”，就是孝贤皇后之弟傅恒的夫人，傅恒的第三子福康安实为”龙种”，从小养在太后宫中。
在太上皇第二次南巡途中，傅恒夫人又生了个女儿，这给太上皇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因为傅恒与夫人久不同房，至少在傅家上下都知道的，夫人如今忽然生了个女儿，带在身边，岂不难堪？其次，清朝选秀女的制度，除皇族以外，八旗人家无分贵贱，皆不能豁免，这位异姓的”公主”，到了十二岁，亦必得报名候选，如果选上，或者”指婚”给某宗室，岂不成了乱伦？
因此，当傅恒夫人怀孕证实，被安排到一处极秘密的地方待产时，太上皇即已顾虑到此，跟于敏中密商决定，倘或生男，作为傅恒妾侍所出；若是生女，就作为于敏中的女儿，一生下来便抱至于家，由于敏中的姨太太张氏抚养，身分是”于二小姐”。
到得”于二小姐”及笄之年，太上皇自然要择一贵婿；汉人身分最尊贵者，莫如衍圣公，恰好七十二世衍圣公孔昭焕的长子孔宪培，年纪与”于二小姐”相仿，在乾隆二十七年第三次南巡时，太上皇亲自出面做媒，孔昭焕自然一诺无辞。
乾隆三十七年冬天，”于二小姐”嫁到曲阜，嫁妆丰厚无比，衍圣公府并大兴土木，扩建题名”铁山园”的后花园，及期，孔宪培亲自入都迎娶，太上皇及老太后皆曾召见，各有厚赐，这都不足以启人疑窦，因为男家是圣裔，女家是宰相，两宫格外加恩，是在情理之中。此外太上皇还特颁上谕，封于敏中侧室张氏为”三品淑人”，当然，上谕中有冠冕堂皇的理由，看不出真正的理由是为了酬庸张氏的养育之劳。
但是在山东，尤其是曲阜，却都沸沸扬扬地在传说：孔家娶的是位公主。最后连衍圣公府也不得不承认了，因为”于二小姐”跟婆婆处得很不好，几近不孝；第二是由于”于二小姐”的坚持，张氏搬进了连衍圣公胞弟都不能居住的公府，称为”于官亲”。这两件事都是孔家传统所不许的，如果孔家不承认这位”于二小姐”来历不凡，就无法解释其事了。
那知这一来疑问更多，特别是公主怎么成了”于二小姐”？问到这一点，孔家总是支吾其词、零零碎碎的片言只语，久而久之为人拼凑出一套完整的说法，说这位公主是孝贤皇后所出，生来脸上有一粒黑色大痣，照看相的说，此痣主灾，除非嫁到比王公大臣还阔的人家，不能幸免。
然则那家最阔呢？当然是曲阜孔家了，衍圣公世世代代正一品，得与天子并行于御道，驾临阙里祭孔时，行三跪九叩的大礼，实在是阔极了。因此太上皇早就跟孔昭焕说定了亲事，但满汉不能通婚，所以将这位公主寄养在于敏中家，以”于二小姐”的身分，嫁到孔家。
这套说法，表面言之成理，但细加考究，漏洞百出，首先是这位公主出生时，孝贤皇后已崩逝了十年之久；其次是依照大清朝的家法，皇子、皇女从无改姓之例。再说，如真是公主，何以未见有她的兄弟姊妹来喝喜酒？可知其中大有蹊跷；但这位”于二小姐”确是公主的派头，孔家亦尊之如公主，那又是怎么回事呢？寻根问柢到此，就很难往下说了。
这些情况传到了太上皇耳朵里，大为气恼，于敏中应该想到，将金枝玉叶送给他做女儿，本意就在彻底隐瞒她的身分，这并不是很难的一件事，而居然办不到，此人还能信任吗？
由此下决心要找人来替代他，但不大容易，因为于敏中除了办理政务以外，还有一项很特殊的差使。太上皇好做诗，廿五岁以前居藩时，就出过诗集；即位以后无日无诗，有时就用批章奏的朱笔写在白纸上，交军机处誊正，其名为”诗片”。
所谓”誊正”，其实即是润色，因此军机处奉交的诗片，一向归翰林出身的该军机大臣掌管，最早是汪由敦；后来就归于敏中，他既是状元、记性又特别好，所以太上皇干脆就在召见时，念给他听，缮写进呈，无不称旨。这项差使先得找人接手。
想来想去，想到乾隆十六年的状元，浙江绍兴人梁国治，由湖南巡抚内召，派署礼部侍郎，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接掌了管理”诗片”的任务。
接下来便是看中了和珅，他与于敏中相较，除了讲学问之外，其他皆有过之无不及，而年力正壮、勇于任事，又胜于于敏中。太上皇认为梁国治加上和珅，应抵于敏中有余，可以动他的手了。
不过这也是很难的一件事。于敏中在军机为领班；在内阁为首辅，除非有重大过错，不能”罢相”，而年纪又只得六十多岁，即令再过十年，只要他觉得精力不是过于衰颓，无意告退，朝廷不但不能强迫他”休致”，反而以为”白头宰相”为太平盛世的表征，要加以种种优礼，所以一时无计可施，只能拖着再说。
可是身兼步军统领，并已派充御前大臣的和珅，却非除掉他不可。在军机处，他位列第六，在前的第五是梁国治，忠厚谨慎，且只管诗片，不管政务，可以不理；第四是刑部尚书袁守侗，军机章京出身，久任外官，且常奉派查案，对山川道路非常熟悉，和珅建议，将他外放山东河道总督，排出军机；第三是傅恒的幼子、兵部尚书福隆安，已为和珅所笼络，言听计从，结成死党，自然要留他在军机处相助；第二是武英殿大学士阿桂，善于用兵遣将，每次紫光阁图功臣像，不但总有他，而且必在前列，是太上皇最信任的满洲大臣，但常奉派勘查河工、考察吏治，不常在京，在和珅并不觉得他碍事。碍事的是于敏中，军机进见，照例只由领班发言，和珅不能越次陈奏，便无法操纵一切了。
因此，和珅除了多方打听到于敏中及其亲属门下许多揽权纳贿，口舌不谨的事实，不断进谗以外，想除掉他还是不易，不过他亦深知太上皇跟他一样无奈，只要能想出一条巧妙的釜底抽薪之计，一定会为太上皇所嘉纳。
乾隆四十四年冬天，于敏中因病请假在家休养，和珅奉太上皇之命去探病，复命时本想奏报：只是感冒，休养数日即可销假。但在军机处看到江宁织造衙门，解送各项”上用”，”宫用”的缎匹绣件，其中”杂件”项内，列有陀罗经被一百条，触动灵机，说法就不一样了。
“于敏中说，只怕要蒙皇上赏陀罗经被了。”
“你是说，他病得势将不起？”
“照奴才看，未必尽然；年内就会销假。”
“那末，他怎么会提到赏陀罗经被的话呢？”
“大概是不放心的意思，担心恩礼不终。”和珅等了一会，看太上皇沉吟不语，若有所思的神情，便又说道：”皇上何不就先赏他一条陀罗经被，好让他放心。”
太上皇想了好一会，点点头说：”好吧！你好好儿去办。”
所谓”陀罗经被”又名”陀罗尼衾”是一块长方形的缎子，上面满织梵文金字；凡是一二品大臣，在京病殁者，在入殓以前照例得赏此物，无足为奇。但未死先赏，就是前所未见的奇事了。
不过于敏中心里很明白，这条陀罗经被就是赐死的诏书，当即召集家人，交代后事；而且亲自动笔写了”遗奏”，然后仰药而死。身后恤典颇为优渥，入祀贤良祠，派皇八子带领侍卫十员，往奠荣酒，并赐祭葬，谥文襄；文臣而有武功者方得谥”襄”，自是美谥。
从此，和珅得以把持军机处，只有当阿桂差满回京时，稍有忌惮；吴省钦兄弟连带亦越发得意，嘉庆三年三月，吴省钦由吏部侍郎升为左都御史，为和珅箝制言路，如今送来这道诏求直言的上谕，在”九卿科道”及”用人行政”这八个字旁打了圈，明明是提醒和珅，皇帝在暗示九卿科道，不妨发动对和珅的攻击。
有人参劾是免不了的，和珅在想，自己跟皇帝的关系并不坏，加以有和孝公主在，不会有甚么祸事，像那天念治丧大员名单，故意漏掉自己的名字，皇帝不就马上指了出来？于此可见皇帝并没有罢黜他的意思。不过要像从前那样大权独掌，恐怕办不到了。
正月初六，有两道”封奏”，上达御前，都是参和珅的，这两道封奏，是吏科给事中王念孙与刑科给事中广兴所上，这两名言官，都有来头，王念孙为吏部尚书王安国之子，八岁就会做文章；十岁读完了十三经，号为神童。乾隆四十年点了翰林，散馆后授职工部主事，精研水利，着有《导河议》上下篇，并奉旨纂修《河源纪略》，学问渊博，久为皇帝所赏识，这道封奏并非专劾和珅，是奏陈”剿贼六事”，不过第一事就是责备和珅，于各路军报任意压搁，欺蔽太上皇，以致川楚教匪如此猖獗，这与皇帝的看法，完全相同。
广兴本姓高，大学士高晋的幼子，也是慧贤皇贵妃高佳氏的堂弟，虽是旗人，笔下却很来得，他的封奏兼劾大学士苏凌阿、礼部侍郎吴省兰、兵部侍郎李潢、太仆寺正卿李光云，说和珅在蓟州的坟茔、设享堂、置隧道，当地居民称之为”和陵”。
这两道封奏并未发交军机处，和珅心知不妙；但内廷的线索都断了，养心殿、干清宫的管事太监都已换人，无从打听消息，不过皇帝亦别无举动，他心口相问地自我商量，王念孙跟广兴的奏折，如果是参他，罪名一定不轻；皇帝不办他的罪便罢，要办，必然是查抄，那就得先召见刑部尚书及步军统领，当面交代。但这两个衙门的堂官，都未曾进宫。
他未曾想到，皇帝将对付和珅一事，完全当做家务来处理，只跟三个人商量，一个是仪亲王，一个是成亲王，还有一个是皇帝的女婿，新派在御前行走的科尔沁郡王额驸索特纳木多布齐。当时密商决定，由仪亲王及成亲王宣旨收捕，额驸带同他的贴身护卫，蒙古有名的勇士阿兰保随行保护；同时另付朱笔密谕两道，一道给署理刑部尚书董诰；一道给管理步军统领衙门的定亲王绵恩——皇帝长兄定安亲王永璜的次子；命他照仪亲王的指示办事。
经过一天的部署，正月初八一早，和珅刚到军机处，便有苏拉来报：”仪亲王驾到。”
亲贵是从来不到军机处的，此事显得有些突兀，和珅一时之间，不知如何处置，刚想发问时，一名侍卫已掀起门帘，仪亲王昂然直入，开口问道：”福长安呢？”
坐在另一头的福长安便即起立应声：”在这里。”
“有上谕。”
说着，仪亲王已走到屋子中间，面南而立；这是正式宣旨，屋子里所有的人，都朝北跪了下来。
于是仪亲王将一直握在手中的朱谕展开，郎声念道：”科道列款纠参大学士和珅、户部尚书福长安，情罪甚重，着即革职，拿交刑部，并派仪亲王永璇、成亲王永瑆、大学士王杰、刘墉、前任大学士署刑部尚书董诰、兵部尚书庆桂，公同会审，议罪具奏。钦此！”
宣旨完毕，照例还要”谢恩”，但魂飞魄散的和珅、福长安那里还想得到此，仪亲王当然也不会去计较，只向带来的四名干清门侍卫作个手势，管自己先走了。
“和中堂，请吧！”
四名侍卫扶起和珅与福长安，两人都像瘫痪了似地，无法举步，半扶半拽地弄到内务府前面，有两部蓝呢后档车等着，坐上车出了西华门，一直到刑部，送入”火房”安置。
与此同时，定亲王绵恩，带领五百兵丁，团团包围三转桥和珅的府第；和家上下，准入不准出；下人报到上房，长二姑吓得瑟瑟发抖，吴卿怜曾经沧海，知道是怎么回事。
“来抄家了！”她对彩霞说：”多带点东西在身上，等一撵出去，你就别想再回来了。”
其时刑部侍郎熊枚带着六名司官也赶到了，跟和珅的总管刘全说：”请你家主母出来。”
和珅的正室已经亡故，如今是长二姑当家，刘全称之为”二太太”；等她到得大厅，熊枚很客气地作了一个揖，道明来意。
“和中堂已经拿交刑部了、奉旨查抄，请你通知女眷，找个宽敝的地方集中在一起；我们好封房子。”
长二姑不答他的话，只问：”我家大人是犯了甚么罪名？”
“是言官参他，皇上派仪亲王宣旨，革职拿交刑部。”熊枚又说：”是住在’火房’，地方很宽敝，不会吃苦。”
“可是铺盖呢？这么冷的天！”长二姑问道：”熊大人，我们能不能送铺盖跟日常动用的东西进去？”
熊枚略一沉吟，随即点点头说：”你赶快收拾好了，我派人替你送去。”
“我家大人这几天腿上的毛病又犯了，不能没有一个人伺候——。”
“不！”熊枚打断她的话说：”和中堂带进宫的四个听差，如今都跟到火房里去了；不愁没有人伺候。”
“可是那四个人是跟着出门的，不知道怎么照料他的起居。熊大人，我只派一个跑上房的小厮进去，你老开恩吧！”
“言重、言重！”熊枚慨然允许，不过提醒她说：”去了，可不准再回来了。”
长二姑知道，熊枚是怕派去的人，来回传递信息；即忙答说：”去了，自然不必再回来。熊大人你请略坐一坐，我进去料理一下。”
这一套说词，都是吴卿怜教好了的，在长二姑跟熊枚打交道时，她在上房中亦已准备好了，除了一个大铺盖卷皮一只装动用什物的大网篮以外，另有一个帽笼，亲自交了给跑上房的小厮，也是吴卿怜心腹的彭华，悄悄嘱咐道：”帽笼下面有东西，你交给张四官，别让人知道。”
这张四官是个义饯，年轻时流落在西安，投身一个”秦腔”的戏班，秦腔高亢激越，张四官的昆腔是”水磨调”，夹在中间，格格不入，不但很少上场的机会，而且常遭白眼，几次相辞班他去，只以缺乏一笔盘缠，就只好受委屈了。
乾隆三十九年，浙江藩司王亶望调甘肃藩司，经过西安时，陕西巡抚设宴款待；王亶望听不惯秦腔，便即问道：”有会昆腔的没有？”
张四官恰好在侍席，应声答道：”有。”
于是张四官当筵奏技，刚一发声，王亶望便欣然色喜，但秦腔班子中的鼓板笛子，工尺不合；王亶望问他：”你愿意不愿意跟我到甘肃去？”
“愿！愿！大人栽培，怎么不愿？”
这王亶望声色犬马、无一不好；弄钱的本事亦很大，甘肃虽然地瘠民贫，但他到了兰州任上，还是想出来一条生财之道，甘肃旧例，百姓捐输豆麦，成为国子监的监生，便可应试做官，这些豆麦称为”盐粮”。捐输的地区，本祇限于肃州、安西两直隶州；王亶望陈请上司出奏，说内地仓储空虚，请准所有州余，皆得收捐。甘肃不设巡抚，他的上司便是陕甘总督勒尔谨，吃喝玩乐，与王亶望同好，自是言听计从。
奏请照准以后，王亶望又请勒尔谨下令，改收折价，但奏报朝廷，仍为豆麦。再接下来，便是命兰州知府蒋全迪示意各州县虚报旱灾，奏准以”盐粮”放赈，其实是子虚乌有之事，但经此一番手续，折价所收的银子，便可饱入私囊，从勒尔谨到州县官，人人有分，当然，王亶望所得的大份。
因此，王亶望得以在藩司衙门养一个戏班子，张四官在王亶望的策励之下，技艺大进。如是一年，王亶望对张四官说：”以你现在的本事，在这里实在是委屈了；你到京城里去，一定可以大红特红。”
王亶望资助他一笔丰厚的盘缠，又为他写信给京中的大老与知交，切实拜托照应。张四官果如所言，一下子红了，贵人宴集，几于非张四官在座，不能尽欢。
其时王亶望已调升浙江巡抚，除了身任封疆以外，另有一桩得意之事，便是由他的好友苏州府常熟县的蒋赐棨经手，以三千两银子赚得年方十五的吴卿怜为妾，特为在西湖胜处筑一座”十二楼”安置宠姬。
那知好景不长，就在乾隆四十五年春天，太上皇五度南巡赴浙江海宁去看海塘时，接到山西平阳老家的消息，老母去世。
丁忧便得开缺回籍，他的姬妾甚多，且有十一个儿子，年长的三个尚未出仕；其余八个自五六岁至一两岁不等，家累如此之重，实在不容他在家乡赋闲，于是又找到蒋赐棨来商量。
这蒋赐棨字戟门，大学士蒋溥之子，现任云南楚雄知府，此时亦以丁忧在家守制，为王亶望派专差将他自常熟接到杭州，了解了他的难处以后，便为他画策，”皇上对海塘最在意，现在有两段要改筑石塘，你是经手的人，不妨自请在治丧百日后，自备资斧，在海塘专办工程，以报国恩。”蒋赐棨又说：”等百日期满，公差到云南的和致斋也回来了，那时再想办法。”
“是，是，到时候还要仰仗大力。”
“义不容辞，何消说得。”蒋赐棨想了一下说：”自请效力一事，最好请军机代奏。军机大臣六员，汉大臣居二，都是浙江人。”
“是啊，皇上待浙江人格外宽厚。”
“那因为浙江是皇上的姥姥家。”蒋赐棨说：”事不宜迟，你赶紧动手吧！”
于是王亶望当夜就去拜访军机大臣梁国治及董诰。这两个人的籍贯，一个是绍兴、一个是杭州府属的富阳，虽然官阶都比王亶望来得高，但却是王亶望的”部民”，所以彼此都很客气；满口应承，第二天就为他代奏。
事情出乎意料的圆满，第二天午前就有一道口谕：”本日据军机大臣代王亶望奏称：’海塘工程紧要，奉旨督办，今已丁母忧，自应解任回籍。但世受国恩，荷蒙重任，恳恩于治丧百日后，自备资斧，在塘专办工程，稍尽犬马之忱’等语，所奏甚属可嘉，着加恩驰驿回籍，料理葬事，百日后即赴浙江办理塘工。”
父母之丧，守制三年；百日后便即居官视事，谓之”夺情”，只有遇到大征伐，身负重任，方可从权，否则便是所谓”贪位忘亲”，为清议所不容。因此，太上皇对此还有一段解释，否则便不符”以孝治天下”的宗旨。
太上皇的解释是：”朕念切民生，不惜数十万帑金，建筑石塘，以资捍卫，必得工程坚固，以垂永久，庶浙民得沾实惠。今王亶望恳请在工专心督办，于工程更为有益，此非王亶望有恋缺之心，亦非朕在任守制之例，实属伊具有天良，能以公事为急，大臣居心，自应如此，君臣之间均可以令天下共晓。至新任浙江巡抚李质颖到任后，专理一切巡抚应办之事，所有海塘工程，伊初到浙江，未能深悉，不必办理，庶彼此不致掣肘也。”
但话虽如此，李质颖毕竟是浙江巡抚，想过问海塘工程，王亶望无法拒绝；事实上，王亶望要采办材料、征用民夫，亦必须透过巡抚衙门办理，自然而然使得李质颖想置身事外亦不可得。于是两人的意见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李质颖根本反对建筑石塘，因为原来用木柴构筑的”柴塘”及最里面的”土塘”，为捍卫海潮的第二重保障，每年仍须花费大笔经费维护修理，既然如此，费数十万帑金建筑石塘，岂非多此一举？
由于所持的理由颇为充分，而且内务府包衣出身的李质颖，由安徽巡抚调广东、再由广东调浙江，办事的才具，素为太上皇所欣赏，因此保留柴塘虽为太上皇的意思，到此亦觉得不便再坚持原意，特召李质颖进京，当面质疑。
召见时少不得要问到王亶望的情形，李质颖面奏，王亶望的家属仍旧住在杭州。这一下坏了，太上皇在指派大学士阿桂与李质颖回浙江，与闽浙总督富勒浑将王、李所见不同之处”秉公确勘，据实奏覆”的上谕后面，痛斥王亶望说：”至王亶望实丁忧之人，朕因一时不得其人，是以令其驰驿回籍，治丧事毕，即至浙办理塘工，原为公务起见，其家属自应即回本籍守制，以尽私情，乃据李质颖奏，伊家属仍住杭州，安然聚处。朕闻之为之心动，王亶望并非无力令眷属回籍之人，似此忘亲越礼，实于大节有亏，为大臣者如此，何以表率属员，维持风教？”
接下来提到王亶望的父亲，曾任江苏巡抚的王师，说他”品行甚正，无负读书，不应有此等忘亲越礼之子。养心殿暖阁恭悬皇祖圣训：有’孝为百行之首，不孝之人断不可用’。朕每日敬仰天语煌煌，实为万世准则；王亶望着革职，仍留塘工，自备资斧，效力赎罪，若再不知自咎，心怀怨望，不肯实心自效，图赎前愆，朕必重治其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