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使团绝大多数人都下落不明。只知道他在长达十余年囚禁中，娶了胡女为妻，生了孩子，却不曾忘却身上的使命。一次寻机逃出来，依然西行去寻找大月氏。一路横穿西域，翻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经过大宛（今乌兹别克境内），终于在大夏国（今阿姆河一带）找到了大月氏人。然而他长期被囚，不知大月氏通过战争已经使大夏臣服。而且这一带土沃草丰，气候宜人，大月氏人再也无心东返，去与昔日的仇敌一拼死活。张骞在归国途中，又被机警的匈奴人捉住。等到他再次逃出，带着妻儿与随从甘文回到长安，已经是失却了十三年漫长的生命岁月。
著名的张骞出使西域，是前后两次。两次使命内容相同，都为了打击匈奴；不同的是，第二次是要与伊犁河流域的乌孙人结成联盟。
（字幕：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间为公元前119年—公元前115年）
张骞到达乌孙国，却赶上乌孙人发生内讧，这一次目的仍然没有达到。他却利用这个机会，与西域和中亚诸国，广结友好，并建立了官方互通使节的关系。张骞为人精力旺盛，宽容大度，信任他人，故此所到之处，都受到喜爱与欢迎。他是中国历史上对外邦交最富才华与魅力的外交家之一。
（莫高窟第323窟壁画《张骞出使西域》）
两次出使虽然没有达到最初目的，却获得最好的结果。没有人比张骞更善于利用这两次机会。
汉王朝与西域的通好，不仅孤立了匈奴，而且建立了汉王朝与域外广泛的经济文化的联系。张骞的西行，还获得了西域与中亚的社会、经济、风物、地理与交通的大量信息，为汉王朝对外交流贡献巨大，也对汉武帝开发大西北起到重大作用。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设置河西四郡。
（敦煌、酒泉、张掖和武威）
汉武帝还在河西走廊的咽喉要地敦煌，通往西域的南北两道的道口上，分设了阳关和玉门关。
（阳关和玉门关的景象）
中国通住西方世界的蓝图被规划出来了，河西走廊和敦煌在中西交流中的重要性被分外鲜明地强调出来了，河西四郡—尤其是敦煌，顿时成为中古时代最耀眼的“国际都会”。
大量的中国物品由此涌出。
（丝绸、铁器、玉器、漆器、青铜器等）
大量的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物品由此涌入。
（蔬果、香料、织物、宝石、颜料、玻璃、动物、乐器、音乐、舞蹈、杂技、美术等）
往来的商旅与使团中，夹杂着佛教徒，无形之中又把公元前5世纪诞生于印度的佛教传播进来。
佛教大约自公元1世纪初传入中国。它一方面是经过西域的一些小国，一步一步传进来；另一方面则是由佛教徒们一下子带进内地和京都。
战乱与自危往往是佛教迅速衍传的大背景。现实的苦难愈多，心灵的渴望就愈强。佛教便成了魏晋以来多乱的中原和大西北的人们亟需的心灵抚慰了。
佛国在西边，这就增加了西方的魅力，佛在天上，所以在中国佛教中把西方多称作西天，西天还是乐土。死了也要用“接引”的方式引渡到西方去。
西天似乎还可以提供对大千世界与生命本体之谜的真谛。但是，最初翻译给中国人看的佛典却是似是而非的。
最早的译者，既不是印度人，也不是中国人，而是丝绸之路上中介地区的大月氏人、安息人、康居人和于阗人。他们对汉语与梵语都是一知半解。哪怕是那两位专事翻译佛典的大师—来自安息的安世高和大月氏的支娄迦谶，所采用的翻译方式也是由一个人口述，一个人笔录，毫不精确，致使佛典的含义大大打了折扣。
中原高僧朱士行在洛阳为僧侣讲述大乘典籍《道行般若经》时，发现这个由天竺沙门竺佛朔口译的版本错误百出，佛经深刻的内涵完全没有翻译出来。于是他下决心要正本清源，到西域去求真经，哪怕毁身丧命，也要取来原本。
公元260年，朱士行率领众徒，由雍州启程，穿过漫长的河西走廊，经敦煌进入沙漠，靠着一双脚摸索着那条艰辛、陌生又荒凉的丝绸南道，最终到达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站—古城于阗。
朱士行在于阗苦学佉卢文和于阗文，以便准确把握和深入研究此地广为流传的这两种文字的佛典译本，同时大量收集佛教典籍，并不断让他的弟子送回洛阳。
可靠的佛教真传便直抵中原。在佛教东传的历史中，中国人由被动地接受“送”，到主动地去“取”，这便进入了交流的深层，朱士行的西行显示了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积极态度，他是中原第一位西行求学的学者。
然而，他一去就是三十余年，从未归返。年至八十高龄，最后死在遥远的于阗。他所付出的一切令后世推崇和敬仰不已。
紧随他的脚步，西行更远，行为更震撼人心的是西晋的高僧法显。
佛教的兴盛与社会的动荡成正比。灾难性的“八王之乱”与“五胡乱中原”是晋代佛教大兴的直接根由。西晋时代，单是洛阳的佛教庙宇就有43座，东晋时更是加倍发展。但是，佛教缺乏严格的规范与戒律，却成了发展中的隐患。佛经包括“经、律、论”三部分，名僧鸠摩罗什和道安也都感到律藏部分佛经的匮乏，是当时佛教面临的一大困扰和无奈。
高僧法显决心像当年的朱士行，亲自西行奔往佛国，去迎取律经。他要比朱士行走得更远。
他要到达佛国天竺（印度）。
公元399年，他开始了这次舍生忘死、惊心动魄的征程。此时他已65岁了。
四位同学慧景、慧应、慧达和道整与他同行。他们自长安出发，翻山越水，北至乾归国和耨檀国，横穿河西走廊时，又有几位打算西行的中原僧人智严、宝云、僧景等人加入进来，结伴同行。
一出敦煌西南的阳关，便进入使人谈而色变的大沙漠莫贺延碛，俗称白龙堆。
大漠自旷古以来一直在暴晒中，沙砾滚烫，汗水滴下去，立刻就没了。
没有生命，偶尔见到一株枯死的胡杨，至少已经死了一千年。
生命只有狂风。狂风是沙漠无形的君主。它一到来，天昏地暗，飞沙走石。一个沙包在大风中转瞬便换了位置。这些幽灵般移动的沙丘，会使人迷路致死。
茫茫沙海里，可以做路标的，唯有死人惨白的枯骨。这些枯骨在夜间闪着磷光，无声地诉说着可怕的过去和依然可怕的现在。
法显一行在这里行走17天，居然走了出来，抵达了罗布泊西南的鄯善国。然后沿着丝绸之路的北道经伊吾国与高昌国，本打算向西一直出西域，前往佛国。但是由于当地居民教义相歧，不供应水和食物，65岁高龄的法显便作出一个令人不敢置信的决定—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是中国最大的沙漠。
（字幕：东西长1000公里，南北宽400公里，面积32.4万平方公里）
上无飞鸟，下无草木，终年无雨，阳光像散布的大火，任何事物都被照得失去颜色。沙砾覆盖600米-800米。没有生命可以生长出来，只有生命在这里死去。没有声音，没有时间。一个令人绝望的地方。西方的探险家称之为“死亡之海”。
可是，过了一个月零五天之后，法显一行竟奇迹般地走出来了。他们到达了于阗。
他究竟是怎样经历这次匪夷所思的旅行的，无人能知。即便在他所著的《佛国纪》中，也没有更具体的记载。但他是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第一人。
今天，这“死亡之海”给人的恐惧，仍然和法显的时代一样。没有人的地方就没有历史。
于阗是朱士行西行的终点，却是法显奔往西天的起点。他灿烂的向往和清明的目标都在西方那无上神圣的佛国。
在充满西域色彩的奇峰峻岭、重峦深谷相互重叠的画面里，展现法显和他的同行者们的身影。辽阔浩瀚的大自然与微小而顽强的身躯形成强烈对比。
历尽千辛万苦，他们终于走出帕米尔高原，来到天竺的乌仗那国。
（释迦牟尼的佛迹圣地）
在天竺境内，他们不停顿地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四处礼谒圣迹；还致力学习梵语，精研佛典。
经历了长途跋涉和过度的辛劳，这些身在异国他乡的僧人们发生了种种不幸与变故。慧景病在那竭国；慧应死在佛钵寺；而慧达与宝云、僧景又东归中土。
最凄凉的应该是慧景。公元403年，他们在翻越赛费德科山脉时，山高风寒，透衣彻骨，再加上空气稀薄，喘息艰难，久病初愈的慧景终难坚持，死在了山上。只能被草草掩埋在陌生的荒山野岭中。
法显等人掩面而泣。异国空山，寥无回响，万木肃穆，似作哀悼；为了追求真经，散形异域，真是无限的悲壮！
后来道整也东返归国，只剩下法显孤身一人巡礼四方。一次他在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的无畏山上拜谒佛像时，忽见一个商人拿出一把白绢扇子供养。这白绢扇子一望便知是中原之物，顿时热泪满面。心想同来僧人，有的中途归返，有的死在异国，自己孑然一身，如今求取真经的使命已经完成，夙愿亦偿，应该回国了。
公元411年，他携带着从印度各地搜集的佛经原本，乘船归返，其间历尽风险，在海上辗转漂泊七十多天，终于在山东牢山靠岸，此时已是皓发霜眉，一位78岁耄耋的老者！
他终于把律藏佛经和佛国文化之精要，亲自带回中土。
取经就是主动去吸取外部文化的精华，由此，丝绸之路又成了一条向西天取经的路，一条自觉的文化交流的路，就在这大背景上，地处丝绸之路咽喉的敦煌，不仅是外来贸易物品涌入中国的关口，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最前沿，汉代以来，中国对于外来文明主动迎取的精神，决定了敦煌宽容博大，积极自信的态度，这是国际城市应有的胸襟与气质。
魏晋以来，敦煌本地文化兴荣，人才辈出。文人学者，不乏名家。
佛教史上早期的高僧竺法护和弟子竺法乘就是世居敦煌，立寺延学。敦煌还是我国最早的译经的中心之一。此后，中原扰攘不堪，内地大批的名士流寓于此。更加促进文化与佛教的昌盛，这就为下一步更加辉煌的弘扬作好铺垫。
在敦煌石窟诞生之前，这里早已是佛教文化的沃土。茫茫大漠平如纸，谁来彩笔作画图？
公元366年，一位叫乐僔的行脚僧人，手拄锡杖，来到敦煌南面的鸣沙山。他被此地神奇的山水吸引住了。
（鸣沙山鸣响的沙。月牙泉千古不竭的水）
忽然他见到眼前的三危山顶放射金光，宛如千佛降世。他相信这奇观是一种神示：这片灵山秀水必将是佛教的圣地。他便在对面的鸣沙山沿河的陡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
紧随着他开凿第二个洞窟的是僧人法良。
（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张议潮功德窟《莫高窟记》，徐松《西域水道记》）
莫高窟由此而诞生。这真是一片有灵气的山水，最早的洞窟一出现，立即就进入了蓬勃的开凿时代。
在世人概念中的敦煌石窟，往往只是指莫高窟。实际上还有榆林窟、东千佛洞、西千佛洞和五个庙。它们散布在敦煌周边一些河岸的峭壁与峡谷中；就像春天的花树一样，到处开放了。
（上述峡谷中的春色）
石窟开凿出来。舞台被创造出来。来自中原和来自域外的两条文化大河便在这里汇合激涌。接下去就看大西北各族的画家和雕塑家们，演出怎样美妙绝伦的历史来了。
在刚刚诞生的神奇的莫高窟奇异的景象中定格。
第7章 羽人与天人共舞
在广袤坦荡的绿洲上，一大群形态奇美的野马纵蹄狂奔。野马的胸脯宽大，四腿极长，飘飞的鬃毛波浪般闪着光亮。各种各样的形象和局部的特写。一匹白马口衔一朵鲜红的花疾驰，显然它给无意中衔在唇间的红花弄惊了。
一个外国人举枪“嘣”的一声打翻一匹马。惊散的马群和腾起的烟雾。
（字幕：1888年，新疆罗布泊，俄国人普尔热瓦尔斯基）
马的标本在俄国展出时，被命名为“普尔热瓦尔斯基马”。
这匹漂亮奇异的骏马强烈地撩起英国人利特尔夫妇的兴趣。他们在赤日下灼热的茫茫大漠里，没有找到这种风驰电掣、来去无踪的野马，却给一个维吾尔老人带进一处久已废弃的佛教石窟“一千间屋”去参观。他们哪里知道这里曾是古龟兹国的佛教圣地。
（字幕：拜城克孜尔尕哈千佛洞）
别有洞天的灿烂迷人的壁画。华美的色彩和神奇的形象。龟兹贵族供养人，印度式的菩萨，八王分舍利故事画，散花飞天，舞蹈飞天，弹琵琶飞天……在维吾尔人手举火把摇动的火光里，利特尔夫妇看到一个闻所未闻的世界。
然而，更令他们惊异的是：在中国人荒凉的边地上，怎么会有如此鲜明的西方文化形象？
（鹰蛇族徽，忍冬卷草纹，与基督形象酷似的黑衣涅槃佛，等等）
没人能答。这段历史在当时还是一段浩阔无声的空白。
唯有空白才更加神秘并富于诱惑。
接踵而来的西方探险家们，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周边那些湮没千年的历史废墟里，挖掘出一个又一个使他们惊讶不已的西方特色的佛教艺术品。佛教东渐途经西域时的整个文化面貌，便被逐渐明朗化了。
当斯坦因从新疆若羌磨朗遗址挖掘出这个著名的壁画形象“有翼天使”后，一种从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出发的“东方文化西来说”便成立了。
这一理论，把西亚赫梯文化“带飞翼的公牛”、希腊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希腊化印度佛教的乾闼婆与紧那罗，和中国新疆若羌出土的“有翼天使”贯穿起来，并解释为一脉相承。
然而，精通自己历史的中国学者们，则强调这种带翅膀的神仙本来就在中国土生土长。
（《山海经》中的句芒和禺形象）
早在印度佛教没有传入中国之前，中原大地上已经到处可以看到这种奇异的形象了。
（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的羽人形象。武班祠羽人。洛阳石棺羽人。四川彭县日神和月神羽人。山东沂水韩家曲羽人等）
世界上古老的民族，大都有过这种在天上飞翔遨游的神仙。
远古的先人们对自己的生存环境充满担忧与畏惧，吉凶莫测，祸福难卜，一切只能听命于天。至于生活中那些果实丰腴，清泉甘露，冬暖夏凉，或者洪水肆虐，地冻三尺，禾木枯焦，全都根由于高深莫测的天上。那么主宰大地万物的神灵，一定在浩大辽远、幽冥敻然的天宇间飘然存在。他们要不腾云驾雾，要不扇动翅膀。人类最初的生存方式和生存想象，总是极其相似的，对于这种带翅膀的神—
西方人称之为：天使。
天使是传达上帝旨意的美好的使者。
（意大利，弗拉·安琪里谷《受胎告知》）
印度佛教称之为：天人。
天人是佛教中一切能飞的神灵。
（印度，阿旃陀石窟《飞天》）
中国人却称之为：羽人。
羽人是道教中引导人升天而长生不死的神。
（中国，北魏景明三年，麦积山115窟《羽人》）
那么，这有翼天使，到底是从爱琴海边飞来的天使，是从印度河流域飞来的天人，还是本来就在华夏天空上自由自在徜徉的羽人？
认识历史只能先回到历史，一千年前包括西域在内的中亚地区与今日全然不同。它是各民族乃至东西方利益争夺和经贸往来的充满活力的区域。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民族，在这里几乎都有过称雄的辉煌，公元前53年，罗马军东征时，四万名擅长“方块阵”的罗马士兵，在叙利亚帕提亚意外遭到安息士兵的重创，统帅克拉苏战死。克拉苏的长子普布利乌斯率领数千人突围东逃，然而一逃过后便从此神秘地失踪了。这桩罗马史的“千古之谜”，在不久前被人们找到一些破解的线索。据说这支罗马军队向东奔逃，穿过中亚，竟然一直到达陌生的河西走廊的永昌境内；他们为什么不向西逃返回罗马，而向东跋涉了几万里？是因为迷了路，还是另有一种出奇军事打算？这就无从知晓了。一些考古学者已经找到了他们在永昌定居下来的足迹。时隔两千年，至今还能找到那种高鼻深目、棕发白肤的罗马人悠远的血缘吗？
（武威永昌的罗马古城遗址和永昌人的面孔）
它至少说明了当时的欧亚大陆是怎样的开通与缤纷，在这种大背景下，文化构成了相互交流、往返影响、斑斓无穷的景象。
天人就这样在印度诞生了。
佛教初期，人们不敢用有限的形体来表现佛陀的无限高大。只有想象中的形象才是无穷的。所以，他们用菩提树、塔、舍利和佛足印来象征佛的存在。
（印度桑奇大塔上关于菩提树、塔、舍利和佛足印的浮雕）
这种观念延续了数个世纪。希腊人改变了印度佛教这个传统，这些希腊人是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率领马其顿军队东征时留下的希腊后裔。他们居住在今天阿富汗北部的兴都什山一带，国名大夏。公元前2世纪他们侵入印度河西岸的犍陀罗，从而使犍陀罗成为佛教艺术的发源地。这些希腊人为了淡化与信奉佛教的原住民的矛盾，便用自己专长的雕塑技艺，为佛教树立偶像。他们用熟悉的太阳神阿波罗的仪容，给释迦牟尼造像；把天歌神乾闼婆和天乐神紧那罗，刻画得像一对带翅膀的希腊天使。
（印度阿旃陀石窟）
然而，这一胆大妄为的改造，居然被印度的佛教徒接受了。因为他们终于有形有色地看到了心中的天国。佛教艺术也就缘此而生。
这缘由一半归功于希腊人的雕塑天才，一半根源于公元前孔雀王朝的国王阿育王和贵霜王朝的国王迦腻色迦大力推广佛教；直观可视的佛，比起抽象难懂的佛经更为大众喜闻乐见，尤其是当时盛行起来的大乘佛教普度众生的主张，与这种通俗易懂的传播形式，取得了一致，因而人们把大乘佛教称作“像教”。
这样，当神佛们乘风驭云，越过顶着白雪的高高的葱岭的阻隔，向着辽阔的中华大地进发时，美丽迷人的佛教形象也越过佛经文字不通的障碍，便捷地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所拥抱。
最早出现在西域的佛教形象，带着明显的希腊化的印度特征。佛陀顶上的圆光，身披衣褶厚重的袍子，自然卷曲的卷发，以及高高的鼻子和深陷的眼窝，这些都来自希腊。菩萨的丰乳、细腰和又圆又大的臀部又分明是印度模样。对于西域的人们，这些来自异域的天人，全都是耳目一新，充满了魅力。
（犍陀罗雕塑的希腊化佛陀与龟兹石窟壁画中的印度式菩萨）
可是，只要当地的人动手去模仿，去制作，就必然会将自己的审美理想和本土文化参与进去。而外来的文化，只有像这样被当地的文化所参与，才能留下足迹，（北道石窟的各种当地供养人形象，伯孜克里克千佛洞的“沙利家族人像”、“回鹘王像”、“龟兹供养人像”以及“供养礼佛图”、“田园牧牛图”、“彩绘地坪图案”等）
佛教艺术的中国化，实际是在它一进入中国就开始了，佛教进入西域后，沿着一南一北两条丝绸之路向东传播，历史上叫作“佛教东传”。
（展示北道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南道米兰、若羌、尼雅、和田等地雄奇的风光）
北道以石窟寺为主，壁画在黑暗的洞窟里；南道基本上都是建筑在绿洲上的明屋式的寺院，壁画在明亮的寺庙里。历史学家们认为，北道人们生活在游牧状态中，与中原联系多，故保持较强的汉风；南道的人们在一块块绿洲上从事农业，过着定居生活，与遥远的中原接触较少，反而更多域外的影响。
（南北两道不同风格的壁画）
但是，区别的方式不能说明一切。
从客观上看，无论是北道还是南道—整个西域—中外文化一直是相融相映，交叉并存，北道上克孜尔千佛洞的“苦行者大迦叶”和“跪着的和尚”，不俨然一个个基督的面孔吗？
南道上若羌出土的那幅“有翼天使”，所采用画法的不正是中国传统的铁丝描吗？
西域西端喀叶最先接触域外的三仙洞，岂不是十足的中原风格？
但是在与三仙洞同一经度的和田，一座东汉墓出土的缂毛织品的人头马，竟是古希腊的人头马腿怪涅索斯！
库木吐喇千佛洞窟顶的“供养菩萨像”，地地道道是一幅最具典型色彩的运用中国工笔画法绘制的域外佛国图！
中外文化交相辉映，同放光彩，显示了当时处在中国对外交流最前沿的西域所独有的开放精神；同时也造就了西域文化那种令人神往的独异又强烈的风格。那一种旷远的神奇，一种莫名的神秘，然而又有一种隐隐的熟稔和我们息息相通。西域风格是一种多种文化合成的风格，因此东西方许多民族都会对它感到熟悉，同时也会感到陌生，可是，由于历史对它们的记载过于吝啬，时间的真空又太久太久，壁画上那些怪异的形象，那些消失已久的古国奇特的精神符号，恐怕永远无法破译了。
尽管如此，一千年过去，今天我们面对这些壁画时，仍然会感到当时对于外来事物的好奇与惊喜，炽热与主动，鲜活与激情，以及创造性的融合，使我们仍会深受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