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洗脑作为“不得已而姑且采用”的概念，它可以被伪装起来，拉一道屏风遮住无知的深渊。当我们没有其他更好的解释，或是懒得去寻找其他解释的时候，我们便会使用它。当面对一些特别的事件——比如自愿性的集体自杀，或是被绑架者同情绑匪——我们第一个本能反应就是将之归为“被洗脑”，例如，琼斯镇惨案或帕蒂·赫斯特案，我们必须给它找个说法，但又没有其他说法可以充当。在第二章我会再次回到琼斯镇的案例上来。但目前，帕蒂·赫斯特的故事就是我们所提供的三个案例研究的第一个。我们可以以此阐述自诞生以来的半个世纪里，洗脑这一概念的一些运用方法。
案例研究：帕蒂·赫斯特
1974年2月4日，美国媒体巨头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女继承人，也就是他的孙女帕蒂·赫斯特，被一个自称为“共生解放军”的组织绑架了。她被蒙上眼睛，绑住手脚，关在一个柜橱里几个星期，在以性命相逼的情况下，身体上遭到了性侵犯，被迫与共生解放军成员发生了性关系。同时，他们还向赫斯特的公司索要赎金，包括价值数百万美金的钱财和食物，并且要求释放因谋杀而入狱的两名共生解放军成员。
同年4月14日，帕蒂·赫斯特制造了一个骇人听闻的事件。她在旧金山同共生解放军一起参与银行抢劫，在此之后，她公开谴责她的家人，并表示效忠于该共生解放军。最后，她于1975年9月被捕。在此之前，她至少还参与了另外一场武装抢劫，在与警察的枪战中，6名共生解放军成员丧生。她把自己所做的事描述为“城市游击战”，并且宣布了她的革命信仰。在审判之时，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了抢劫时她是否出于自愿。被告方指出她是被迫的，是被洗过脑的，这双管齐下的辩论把“洗脑”的概念推到了风口浪尖。原告方反驳说：如果她在抢劫银行时是被迫的，那就不存在被洗脑；如果她被洗过脑，那就不存在被迫抢劫。原告方还将问题集中在了一些事实上：帕蒂曾经与共生军分开居住长达好几个月；她有足够的机会逃跑，并获得枪支；旧金山银行抢劫案的录像带显示她完全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而且她曾42次以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当回答可能遭到控诉或有危险时，公民有权不作回答）作为庇护。最后，陪审团站在了原告一方，将帕蒂·赫斯特送进监狱。
帕蒂·赫斯特被洗脑了吗？她的案例阐明了“洗脑”这一概念的四个重要方面：目的明确性；受害者在被洗脑前后所持信仰上的“认知差异”；信仰发生变化的时间尺度；以及之前已经说过的，“洗脑”是作为“不得已而姑且采用”的概念。
目的明确
洗脑是一个有目的、有意图的行为，也就是说，洗脑者蓄意行为的实质就是洗脑。这种目的未必就是恶意的——洗脑者可能由衷地认为被洗脑者将从“再教育”中受益——但是判断一个行为是否具有恶意则是由看问题的角度决定的，所以敌意并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真正重要的是这个行为是否是有意的，并且是为了改变被洗脑者而施行的。
然而，有目的地试图改变他人思想本身并不构成洗脑，否则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政府就得把所有律师逮捕了（在英美国家的司法体系中，改变陪审团成员和法官的想法起着重要作用）。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了解“洗脑”这一概念的另外三个重要方面。
认知差异
首先，与旧信仰相比，新信仰具有一种陌生感。试想，如果一个狂热的足球迷宣称，他被洗了脑后才认为他所在球队的队长事实上是全世界最好的球员。这或许不会引起太多人的同情或兴趣。但是，一个被绑架而后因武装抢劫被捕的美国年轻女继承人却又是另一回事了。帕蒂·赫斯特优越的出身背景与共生解放军的理想之间的差异太大，以至于在她受审时“洗脑”成为了一个很受重视的解释。
其次，在当前环境下，洗脑受害者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新获得的信仰究竟是什么。对于在集中营里接受改造的战俘来说，接受特定的信仰体系是他们唯一有望免除折磨的办法。就像通过其他常规方法获得的信仰一样，通过洗脑而得到的信仰或许不能真正惠及其信仰者。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可能是有害的。
时间尺度
信仰和性格伴随成长而不断变化。我现在对于圣诞老人是否存在的看法和我年轻时就是完全相反的。我是不是被成人世界洗脑了？不。我仅仅是长大了，慢慢地接受了其实根本没有圣诞老人这个事实。但是，再来看我的朋友基斯，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如果基斯消失了一个月，然后以一个无神论者的身份重新出现，那么我可能怀疑他被什么人施以了某种不正当的影响；但如果我十年没有见他，那我很可能将这个转变归因于自然因素的影响。换句话说，新旧信仰转变的时间越短，被洗脑的可能性就越大。
权宜之计
最后，正如之前提到的，洗脑（当它不是用作贬义词使用时）通常是一个“不得已而姑且采用”的概念，一般是在其他概念都解释不通的时候，我们便会使用“洗脑”一词。比如，在帕蒂·赫斯特案例中，她是否被洗过脑的争论源于一种差距，即她作为典型资本家后代出身和表明自愿加入激进暴力左翼集团之间的差距。
我们还需要把洗脑的另外两方面考虑进去。第一是信仰的力量，以及在洗脑过程中和洗脑之后，被洗脑者在新观念受到冲击时所作出的情感反应。例如，应对邪教受害者的工作人员注意到，新信仰和极端情绪状态有关。理智地挑战这一信仰即使并非完全不可能，但也是相当困难的。被洗脑者对任何挑战都持有敌对态度，并拒绝参与理性辩论；他们认为新信仰是“神圣的”，是理性所不能及的。在一定程度上，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想法，但被洗脑者的敌对反抗却是极端的。新信仰的内容也可能使局外人感到怪诞不已——尽管这又仅仅是一个视角问题。
一般认为，洗脑就是从一个坚定信念转变为另一个的过程。但事实并不一定如此。因了解遭受洗脑的人而感到震惊的美国人认为，他们最初的美式生活方式的信仰与那些洗脑之后的人所接受的信仰是一样坚定的。这可能是真的，也可能不是。美国是二战的战胜国，他们的生活方式逐渐成为主宰。在一个刚赢得战争，并且自由和个人主义是重要思想的相对自由的社会中所持有的信仰，并不需要像那些认为自己受到外界威胁的专制社会中那样坚定不移。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那些持有坚定思想的人，其强烈的观念也会随时间渐渐淡化，通常还伴随着极度困惑以及偶发的心理疾病。
第二个方面是使用武力和恐吓：即强制劝说过程中所用到的强制措施。尽管在洗脑过程中会经常实施武力，但这并不是问题的本质。相反，许多邪教会向他们的受害者示好，而不是采取暴力。况且判断某种行为是否属于暴力，其实也是相当困难的，就像帕蒂·赫斯特案一样。最值得令人关注的是：某些声称自己被洗脑的受害者，实际上是非常崇尚自由意志的，并且习惯于自己选择命运，而不是被他人胁迫。
接下来的案例清楚地展示了洗脑的这两个方面；同时也证明了亨特所提出的洗脑技巧大多都是以古老方法为依托的，尤其是在刑讯方面。这是一个不成功的洗脑案例，它发生在“洗脑”一词诞生的四个世纪之前。其受害者是英国新教大主教及神学家托马斯·克兰默。
案例研究：托马斯·克兰默
克兰默大主教是一名学术大家，也是亨利八世统治时期的新教改革家。在亨利狂暴的天主教女儿玛丽继承英国王位之后，克兰默在1553年9月14日被遣送到了伦敦塔。生于1489年的克兰默，已年过六旬，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老人。他被判为叛国罪，并处以死刑，
而11月13日审判那天却没有被告律师出席。但由于他在新教中的重要地位以及玛丽政权的软弱，他没有被立即执行死刑。他反而成了系统地进行试验的目标，最后使得他公开放弃自己的信仰，并且皈依天主教。
1554年3月，克兰默同狱友拉提美尔和里德利主教被遣送到了牛津。从那时起一直到他去世的两年间，克兰默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折磨，生活质量上发生了重大而不可预料的变化。他被笼罩在他人的势力之下，被剥夺了自由以及读书的特权。他所信赖的密友圈也
被转移了。孤独、耻辱、恐惧使他陷入了极度的心理压力。公开迷责、私下劝说，还有宗教辩论，这些都严重打击着他知识上的自信和精神上的自足。
有时，这种压迫会迸发为一种公然的恐怖行为，就像克兰默被迫看着拉提美尔和里德利在大火中痛苦地死去一样。那景象使他心惊胆战，他颤抖着签署了那些需要他签署的文件。随后，他发现自己妥协的举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他期望从女王那里得到的宽恕也落空了。他确信玛丽的严酷是因为自己没有满足她的要求，于是他彻底宣布放弃自己的信仰并公开认错。最后，天主教接受了他，并对他表示热烈欢迎。从被迫害开始，克兰默周围的牧师们就同情他，像同情被救赎的罪人那样。尽管他仍然得死，但他的灵魂得到了救赎。
但这些还远远不够。非但克兰默没有办法逃脱即将来临的死亡（无论一个人多么坚信灵魂不朽，但面对死亡仍然是恐惧，甚至痛苦的），就连监狱长也犯了两个致命错误。第一，允许他联络了他依然活跃的新教徒妹妹。她对他说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这无疑削弱了他对新信仰的崇敬。第二个错误是当克兰默想到自己儿子而失声痛哭时，一位牧师的反应极其冷酷。一位“父亲”嘲笑另一位父亲的不幸。克兰默透过自己的痛苦看到了这种讽刺了吗?对于这位极度孤独的老人来说，原本为他信仰的转变而表示热烈欢迎如今却变得如此虚伪。其实，一丁点儿的同情也许就能够赢得他，但这个对他遭遇的无情蔑视无形中冲垮了之前的所有威逼。克兰默对于自身心理扭曲的不安也必定随之增长，因为没有宽容施舍于他，他没有什么可在乎的了。最后，令其抓捕者惊骇的是，他进行了一场刑前演说，当众谴责了自己的背信弃义，最后毫不后悔地英勇就义。
克兰默经受了数月所谓的心理折磨。被剥夺了特权、朋友，还有最终的希望。当他看到自己的同僚以他曾被威胁过的方式痛苦地死去的时候，他理性的根基以及作为新教徒的身份遭到了打击。恐惧、悲伤、孤独等主要情绪和威逼都表现得十分明显。对于克兰默信仰的理性攻击似乎已经动摇了他，但这绝不是他决心归顺的唯一原因。他的屈服是由巨大压力造成的：命运的持续不确定，失去心爱书籍以及朋友的离开，目睹同僚被火活活烧死，这一切都对他造成了极大的压力。积极情绪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因为克兰默一直希望自己的屈服可以平息玛丽的愤怒，并使其免于火刑。在所有强烈的感情下，他感到极度疲劳并难以招架，最终选择了一条唯一可以逃离这个大旋涡的方式：顺从。同样，不久之后，出现了两个强烈的情感刺激——与妹妹相见，以及当他因儿子而哭泣之时，一位牧师表现出嘲弄的态度——导致他信仰转变最终失败。
克兰默的案例表明：洗脑技巧是历史悠久的强制说服的一部分，往往包括身心方面的折磨。我们会在第5章中了解到：洗脑的诸多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优化，在克兰默生活的时代已经很完善。将不确定性当作一种心理武器来运用；使被洗脑者暴露在一群怀揣目的信仰的人群中；迫使被洗脑者远离旧信仰环境，并扫清一切可能加强其旧信仰的机会，比如：同朋友交谈；以性命相要挟，制造生理痛苦，或二者兼施；孤独，丧失隐私，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牧师在控制克兰默时有意地运用了这些手段。
对于那些在集中营里改造的战俘来说，半个地球之遥，四个世纪之后的遭遇与克兰默经历的基本相同。因为他们与家人和朋友隔绝，有时甚至还脱离了其他狱友，有时受到性命的威胁，或是受到身体上的虐待。通常他们并不清楚自己的命运会如何，就像克兰默一样，在监狱里的大部分时间都面对着自己。每个个体通常都被放进一个“信徒”的小团体里，被迫参与长时间的讨论会，在讨论会上每个人都要作详尽的自我批评，并要求接受其他组员的批评。这种用在战俘身上的批评的目的是“提出政治思想观点”，“克服错误思想，纠正各种意识形态的错误，提升觉悟，有助进步”。如果有人坚持记日志的话，那么日志就成了公共文件，在会议上经过审查，评估其思想的进步性，拥挤的生活环境根本不可能有隐私。最后，像很多学者所强调的那样，当单纯的重复达到一定量的时候，那些经受改造之人的思想也就麻木了。成年累月，通过每天数小时的讲座、宣传报、广播，或是讨论会，稳固了其思想。精疲力竭无疑促使被洗脑者从精神上投降。克兰默在与天主教神学家长期、乏味的口水战中，也必定有过极度的疲乏。
被洗脑者与环境
人不是独居动物。
伯特兰·罗素，《西方哲学史》
从有关洗脑的文献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洗脑——一种邪恶而令人恐惧的把人从自由公民变成行尸走肉的魔力——实质上是一个需要至少两个参与者的社会过程。周围的信号一直在改变着我们的大脑，但我们并不会把引人注意的鸟鸣、新鲜面包的气味，或是疾驰而过的车声称为“洗脑”。洗脑需要一个或多个强制方或被迫方，像其他劝说形式一样，不管洗脑过程中发生了什么，都会涉及洗脑者和被洗脑者在社会层面的相互作用。
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办法直接改变人类大脑（除了通过粗暴的方式，比如：刀、子弹、药物和额叶切除术），我们不得不依靠间接的方法：改变大脑接收的信号。这只能通过操控被洗脑者的生理或社会环境来完成。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在改变着他人的环境：我们都是影响他人的技师，但有程度之分。洗脑是一种极端形式：洗脑者的目标是完全控制被洗脑者的世界，继而最终控制他的思想。
梦想着控制他人的人更有可能诉诸极端的、非双方自愿的劝说方式，政府便是如此。我们将前者称为精神变态，将后者称为极权主义，但他们有很多共同之处：都喜欢专制，都喜欢将世界简单地分为好与坏，都赞成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并且都对被洗脑者表现出极度的不尊重。“洗脑”一词是从极权主义政府演化而来的，这些极权主义者向世人展示了洗脑的主要职能，这个部分会在第2章讨论邪教时重现。
那么，极权主义国家或个人怎样才能实现对他人的控制呢？对于政府，罗伯特·利夫顿提出了八个心理主题，这些主题都具有思想改造和极权主义思想的特征（见表1.1）。“环境控制”就是试图主宰“个体与外界的交流（包括所有看到的和听到的，读到的和写到的，经历的和表达的），甚至其内心的自我流”。“神秘操控”是指“用一种在自身环境中自发产生的方式操控他人，激发其特定行为和情感模式”。神秘操控往往指较高的目标或超自然的力量，比如命运、历史之手，或上帝，或选民，或指代表超自然力量的某个控制机构的神性或半神性地位。然后就是“要求纯洁”，这是伴随极权主义思想与生俱来的二元对立思想，包括：政党与非政党；共产主义与帝国主义；信徒与非信徒；善与恶。正如英国小说家乔治·奥威尔在《动物庄园》中的那句口号“四条腿的都是好的，两条腿的都是坏的”，这便是动物们遵循的基本指导方针。所以，那些老套的善恶二元论导致了有毒害的又不切实际的纯洁上的要求：上帝选民国度之外的元素都应该摒弃，以免玷污那些被拯救的人。
表1.1 罗伯特·利夫顿的极权主义八大主题
1.环境控制
控制个体与外界交流，继而控制个体对现实的认知
2.神秘操控
以一种看起来自发的方式唤起特定的行为和情感模式
3.要求纯洁
深信所选定组织以外的元素都应该被排除，以免玷污组织成员的思想
4.忏悔崇拜
利用并坚持忏悔从而最大程度降低个人的隐私
5.神圣科学
将意识形态的基本教义看作是道德上不可挑战，科学上极其精确，以此来提高权威
6.语言加载
将复杂的思想压缩为简明扼要的短if以阻止独立思考
7.教义至上
教义比任何人类经验都更加真实
8.决定存亡
控制组织成员及非成员生活质量和最终生死存亡的权利
利夫顿的第四个主题是“忏悔崇拜”，它反对个人隐私，推崇将忏悔作为最终目的，将其用于剥削和控制，而不是安慰。他还列出了“神圣科学”，就像神秘操控试图操控道德和精神诸多方面那样，神圣科学被应用于意识形态教育，神圣科学，在道德上是不可挑战的——挑战将使挑战者沦为“非人”一在学术上则是精准的；“这样，终极的道德景象就变成了终极科学”。“语言加载”是一个麻木精神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最深远、最复杂的人类问题被压缩成为简单的、高度简化的、权威且好听的语句，方便记忆也容易表达”。这个过程的目的是制止独立思考。这些“阻止独立思考的话语”暗示了群体团结，以及政党对语言的控制，最终控制思想。
最后，利夫顿认为极权政体的另外两个特征是：“教义至上”，即教义比人类个体的任何经历都要真实；“决定存亡”，也就是给予政党的特权，政党不仅决定着其信徒的命运，同样也决定着那些控制范围之外的非信徒的命运。该权利源于政党的信仰：通往真理的路只有一条——“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由我，没人能到圣父那儿去”（《约翰福音》，第14章6节）——只有他才知道这条路，错误的道路必须排除。就像基督教的诸多分支（除了加尔文教派，此教派相信宿命论），他们认为思想改造可以将非人改造为人。因此原则上并不能进-步作出以下假设：不光错误的道路，就连信徒也同样要被毁灭。这点不同于其他意识形态，尤其是臭名昭著的纳粹：正如历史学家丹尼尔·戈德哈根所说，“纳粹思想最具毒害性的因素是，他们深信犹太族的生物特性使他们无法得到救赎”。
案例研究：《1984》
乔治.奥威尔书中孤独的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生活在一个由大洋国、欧亚国和东亚国三方势力交战的时期。他的家曾经在伦敦，现在在大洋国，他效力于地方极权主义政党。他的工作是篡改政党的政策记录，这样的话，即使他们作出与之前政策直接冲突的决定，也能表面上保持前后一致。为了操控历史，他被要求尽最大努力，因为政党要做到毫无瑕疵：“绝不允许任何教义或政治联盟的变化，因为思想的变化或政策的变化就是承认软弱。”
但书中的极权主义政党并不仅仅局限于操控历史。利夫顿提出的八个主题（见表1.1）也明确体现了，这个体制就是思想极权最有力的例证。环境控制保证了党员在任何清醒之时都能严格遵守思想控制的纪律。每家每户都能收到政党控制的频道，通过此频道来了解外部世界的所有信息。这个频道是双向的，是潜在的当局监视手段。“思想警察”可以通过电屏在任何时候监视任何人。当局鼓励人们定期地通过“两分钟仇恨”释放群众情绪，他们可以群情激奋地直接反对政党的敌人。“党员是不能有私人情感的，需要一直保持热情。党员应该始终生活在对外敌和内奸无比仇恨、对胜利无比鼓舞、对党的力量和英明感到五体投地的那种狂热情绪之中。由清贫、不如意的生活引起的不满情绪被刻意地显露出来，然后通过‘两分钟仇恨’的手段将其消散掉。这样，可能产生怀疑或反抗情绪的投机思想被提前扼杀在了习以为常的内在纪律中了。”
像“两分钟仇恨”这样刻意安排的节目体现了神秘操纵计划“自发性”的特征以及忏悔崇拜的疯狂自虐。《1984》一书自始至终提倡纯洁和共鸣：温斯顿的工作就是净化历史。该政党美化他们的专制政府，认为他们的神圣科学不容挑战。即使教义一天天变得自相矛盾，他们还是被置于个人经验之上。温斯顿的工作要求他接受，甚至强化这样的政策主张：大洋国正在并一直以来都在与欧亚国交战，尽管他记得有段时间东亚国才是他们的敌人。另外，毫无疑问政党有权决定生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