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斯顿是一个被记忆折磨的反叛者。他从反叛的视角讲述了政党施行思想控制的过程。这是一个语言修正的过程。政党逐步地推行“新话”——一种删减版的英语——“危险”词汇，比如“自由”都已不复存在。目的是缺少了这些词汇表达的某些概念也将逐渐淡化直至消失：“新话不是为了延展思想而是缩小思想范围。”那些留存下来的词汇都承载着意识形态，都是利夫顿“阻止独立思考的话语”的明显例子。
但政党的真正实力和骇人之处在于它的不确定性。温斯顿从来不知道哪些人支持他——所有人都是潜在的间谍。更糟的是，因为没有法律，所以严格地说，无所谓什么叫做违法；然而，任何非传统的行为都会遭到惩罚，而这惩罚就是消灭 个人就这样简简单单地消失了。没人知道什么是危险，什么不是，到底谁是“思想警察”，甚至不知道该如何抵御错误的主张，所以他们生活在持续的恐惧之中，而且因为信息都掌握在政党手中，所以他们又生活在极度的无知里。模糊地记得事物曾有所不同的温斯顿渴望朋友，渴望有人和他说话，渴望有人理解他。这想法本身就是“思想罪”，他知道这种想法将促使他做出越来越多的鲁莽行为。当局旋即介入。温斯顿经受了拷打、精神崩溃和“再教育”。从对专制政府的憎恨和惧怕，转而爱上了专制政府。
但这都还好，一切都还好，斗争结束了，他战胜了自己，爱上了专制政府。
奥威尔，《1984》，第240页
作为过程的洗脑
奥威尔斯巴达式的小说将我们带进了一个受害者和施害者都在运用强制手段的世界。他阐述了政党控制方法的目的性之本质，温斯顿改变信仰前后的认知差异，以及转变发生的较短的时间跨度。就像克兰默、帕蒂·赫斯特一样，武力、强烈情感、重复，以及身心折磨都很明显地施行于温斯顿。温斯顿所遭受的“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是当他被带进当时带有神秘性的101房间，他被这一终极恐惧震慑了：老鼠将从他的脸上啃过。这使得他彻底屈服。
《1984》也表明洗脑本身不止是简单的劝说。第一个是受害者采纳的信仰类型。它们不仅与先前的信仰相差甚远，而且可能与现实或绝大多数信仰无关，甚至是对受害者不利的（正如宗教信徒被迫害的时候）。政党自己创造的现实可能与真实世界所发生的一切毫不相干。这一点在《1984》里明显贯穿于整本书，书中描述了无处不在的毫无意义的配额、胜利，以及永无休止的反对无常敌人的征战。
声称被洗脑的受害者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感性。当他们处理亲戚或是局外人问题的时候会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他们可能会对一切挑战新信仰的行为表现出强烈的敌对情绪。故事的结尾，温斯顿回忆他先前的态度是“造成痛苦的、无用的误解！”回想起之前，他对自己的评价是“固执”“任性”。亨特引用了宣传短剧中一个学生愤怒的话语：“看到隐藏在美国教师和教授面具之后的杀人刀锋，我无法忍受；听到他们音乐剧背后的枪声和轰炸声，我无法忍受。现在我彻底明白整个形势了。”行为上的改变可能表现得非常极端，比如：信徒的亲属经常抱怨他们的亲人“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1984》的结尾，温斯特确实像完全变了一个人，和之前书中的那个变化无常的主角大相径庭。在反抗的日子里保持的激情消失了，他所关心的事情已经集中到了眼前的生活。淡忘了所有真理、记忆和历史，取而代之的是无休止的电视和酒单。
作为观念的洗脑
人们曾居住的世界和现在一样……，都分不清究竟是崇尚秩序还是嗜好压迫？
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洗脑”通常被看作是一个“不得已而姑且采用”的概念。但新的解释会促使人们不再需要这些概念，这使得提出“洗脑”这一用法显得多此一举。本书余下的部分将介绍一旦被标签为“洗脑”后的另外几种解释，这些解释都是在该词被创造之初就已经存在的。可以看到心理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以及神经科学能够为我们研究“人们如何相互影响”提供大量的启示，从日常交流中偶然、短时间的影响到通过刑讯和威逼而引起的改变其人生的后果。尽管很多人（包括美国政府）都花费时间、金钱去研究“洗脑”这一过程，但这些案例研究并没有为这一“神秘”过程提供任何证据。当然，这些研究认为：作为一个过程，洗脑最好是用作一个集合名词来描述各种在双方非自愿情况下思想变化的技巧，这种技巧已逐渐得到了认知和理解。
但这种解释与洗脑的另一方面毫不相关，即其作为潜在极权主义威胁的概念性本质。我们再次回到奥威尔的《1984》，在温斯顿极度痛苦的转变时期，对他实施刑讯的奥勃良给出了一个明确而带有明显福音派特征的声明，指出了洗脑和极权主义之间的联系：
最后你向我们投降的时候，这肯定是出于你自己的自由意志。我们并没有毁灭异教徒，因为他是抗拒我们的：只要他抗拒我们，我们就不可能毁灭他。我们改变他的信仰，我们捕捉他的内心，我们重新塑造他。我们把他所有的邪恶和幻想统统烧掉；我们把他拉进我们的阵营，并不是表面上的，而是真诚的、全心全意的。在杀死他之前，我们要将他变成我们的一份子。对于我们来说，错误思想在世界任何地方存在都是不可容忍的，不管这思想有多么隐秘，多么无力。
奥威尔，《1984》，第205页
这种说法让人心寒地想起了托马斯·克兰默的案例，这是极权主义的终极幻想：不单是行为，还包括世界上每个大脑的每个想法都遵循一种思维模式。人们渴望成为真正的超人，这超人不是被基督教徒顶礼膜拜的上帝，也不是被穆斯林歌颂赞美的真主阿拉，而是一个疯狂独裁的上帝。他要求我们不断完善，粉碎一切自由、越轨或是改变的可能性。除了彻底的毁灭，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更为可怕的观念；这种观念令人毛骨悚然，这一特征是单纯的毁灭所不具备的。
※本章小结
弄清洗脑这一根本变化过程，或许可以帮助解密众多常人思想的运作情况。那些促成这一突变发生的因素首先以不同组合方式，随着时间不知不觉地对铸就我们的性格发挥着同样的作用。这促使我们质疑其根本原因而非表面现象。
丹尼斯·威英，《被操控的思想》
本章介绍了“洗脑”这个概念，并探究了其不堪承受的历史，概述了洗脑作为“不得已而姑且采用”的概念，作为一个或多个过程的描述，以及作为危险观念的情况。在之后的章节里，我们将探讨这个极权主义的终极幻想究竟有没有实现过，以及能不能实现。而且，我们也将讨论洗脑的主张一梦想完全控制。它对我们和我们的自由意志作出了何种评价？在追逐这个梦想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最大限度地降低其带来的负面影响？
Edwaid Hunter（1902—1978）：美国记者，中情局特工，因其开创性地使用“洗脑”一词而为人所知。
William Sargant（1907—1988）：一位很有争议的英国精神病学家，因其传教热情以及他所提出的精神病治疗方法，如外科手术、深度睡眠疗法、电休克疗法和胰岛素休克疗法而闻名。
Lucy Hutchinson（1620—1681）：英国传记作家，同时是过渡期（1649—1660）将卢克莱修的长诗《物性论》完全翻译成英语的第一人。
Lucretius（公元前99年一公元前55年）：罗马诗人，哲学家，其唯一著作是有关伊壁鸠鲁学说信仰的哲学史诗《物性论》。
Alan W．Scheflin：美国圣塔克拉拉大学法学教授，心理和行为控制专家。
Edward M．Opton：同卓乎林合著《心灵机械手》，另著有《福利母亲就业的相关因素》 《人格》等。
Robert Lifton（1926—）：美国精神病学家、作家，主要因其在战争和政治暴力心理以及思想改造理论方面的研究而闻名，是心理历史学技术的早期倡导者。
Ivan Pavlov（1849—1936）：俄罗斯著名生理学家，1904年获诺贝尔生理学奖。
Edgar Schein（1928—）：精神病学家，前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
见《创世纪》，19章29节。
《满洲候选人》：一部拍摄于1962年的美国电影。
Matthew Araold（1822—1888）：英国诗人、评论家。
Patty Heaist（1954—）：美国报业女继承人、社交名媛、女演员、绑架受害者、被判刑的银行抢劫犯。她的绑架案件成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典型案例。
William Randolph Hearst（1863—1951）：美国报纸出版商。他建立了美国最大的报业连锁，其管理方法对美国新闻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Thomas Cranmer（1489—1556）：亨利八世、爱德华六世在位期间，英国宗教改革的领导者，坎特伯雷大主教。但他被玛丽皇后革职，于1556年在牛津被处以火刑。
Bertrand Russell（1872—1970）：20世纪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无神论或者不可知论者，也是20世纪西方最著名、影响最大的学者和和平主义社会活动家之一，罗素也被认为是与弗雷格、维特根斯坦和怀特海一同创建了分析哲学。他与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对逻辑学、数学、集合论、语言学和分析哲学有着巨大影响。195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George Orwell（1903—1950）：英国记者yj、说家、散文家和评论家。其代表作有《动物庄园》和《1984》。
Daniel Goldhagen（1959—）：美国作家，哈佛大学前政治学及社会研究副教授。他因两部有关大屠杀的作品《希特勒心甘情愿的刽子手》 U996）《道德审判》（2002）而引起国际关注和广泛批评。
Winston Smith：乔治·奥威尔小说《1984》中的主人公。外围党员，在真理部记录司从事篡改历史的工作，有独立思考的精神，对所处的社会产生怀疑。
De Tocqueville（1805—1859）：法国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著作有《论美国的民主》（1835，1840）和《旧制度和法国大革命》（1856）。
O' Brien：乔治·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中的人物。核心党员，思想警察头子，参与对温斯顿的拷打。
Denise Winn：英国记者，专攻心理学和医学。是《今日心理学》杂志的编辑。代表作有《被操控的思想：洗脑、调节和教化》。
第2章 上帝还是组织？
如果连上帝都支持我们的话，还有谁敢反对？
《罗马书》，第8章31节
自从1950年第一次有“洗脑”这一概念的阐释起，它就一直在世俗文化中作为一个贬义词使用。它潜伏在电影和惊悚剧中，并越来越多地受到学术界的鄙视，人们普遍认为“洗脑”是特定极端精神创伤的结果，是评论者在处理无法解释的问题时万不得已采取的权宜说法。这种创伤不是偶然，通常由一个或多个人受政治或宗教动机驱使而强加给他人。本章中，我将探讨究竟这些动机是什么，以及它们得以兴起并变得如此危险的社会和心理背景。
被诅咒的强权
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近期最严重的精神创伤发生在美国。2001年9月11日的清晨，一架载满乘客的喷气式飞机撞击了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大楼中的一幢。在这发生后的几分钟内，全世界都以为这仅仅是一场可怕的意外事故。但紧接着，第二架飞机又撞击了双子大楼的另一幢，第三架撞击了五角大楼，第四架飞机在宾夕法尼亚被乘客制止，因为他们通过手机得知了之前的几次袭击，设法制服了劫机歹徒。世贸中心的双子大楼倒塌了，死亡人数也达到了上千人。那些和我一样，亲眼看到整个事件发生或是看到电视直播的人，都不会轻易忘记当时记者报道时发颤的声音，就连他们都觉得难以置信，他们竭尽全力描述所看到的一切。对于那些卷入其中的人们和美国人民来说，“9.11事件”留下了深深的伤疤。
悲剧发生之后的最初几天，在搜寻尸体和恐怖袭击实施者的同时，有人将“9.11事件”描述为极其邪恶的举动。当然，也有人很快否认了这一说法。不仅在之前曾有过试图破坏世贸中心的行为（那与基地组织有关，“9.11恐怖袭击事件”也与这个组织有关）发生，而且美国之前也遭受了来自本国民众的，发生在本土的恐怖事件。1995年4月19日，蒂莫西.麦克维出于政治动机，轰炸了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政府大楼，导致168名政府人员和平民死亡，超过500人受伤。麦克维袭击本身就是最近的一次由政治和/或宗教动机引起的恐怖袭击，世界性的恐怖主义事件远可追溯到1950年之前。自从“洗脑”一词诞生，该词的黑暗面就不断地引起一轮又一轮的讨论，“9.11事件”也不例外。
宗教和政治
救赎它的是……的观念，以及对这个观念的无私信仰——可以为此调整、跪拜，甚至牺牲。
约瑟夫.康拉德，《黑暗的心》
在改革后的西方，宗教和政治越来越趋向各自为政（至少是在原则方面），比如：美国宪法和法国政教分离政策。但基地组织的情况表明，在其他国家并非如此。这个截然不同的组织的头目是富有的沙特异政者奥萨马·本·拉登?，他被称作是“激进的穆斯林”，但这个组织除了传播伊斯兰教以外，还声称其政治目标是消除西方，尤其是美国的霸权。例如，本·拉登声称的政治目标是：把美国军队赶出沙特阿拉伯。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由宗教原因导致的，因为他们认为美国人褒渎了这块神圣的土地。政治和宗教在“9.11事件”及许多其他冲突之中紧密交织，密不可分。
英国世俗评论者惯于利用大加润饰的宗教形式，经常对宗教冲突的独特危害性评头论足。但值得争论的一点是：究竟该不该归罪于宗教。事实上，即便是要区别宗教动机与其他形式的动机，那也相当困难。比如：人们经常谈及的典型宗教冲突地区北爱尔兰，当地两大团体的瓦解就是各种复杂的动机所致：对于地位、人权、民主权益的担忧，以及害怕遭到镇压、击溃，甚至消灭的恐惧。
但毫无疑问，某些特定动机，包括宗教和政治理想，能够促使人们对他人实施可怕的暴行。对比为自由而战的法国革命和为真主而战的巴斯克民族主义，抑或是基地组织，尽管这些动机表面上不尽相同，但他们似乎有着一些共同特征。他们都运用抽象、模糊、承载价值的思想，将其同强烈的情感联系起来，然后利用这个综合体为贬低反对者找到合理借口。
概念
政治和宗教都将某些相当抽象的概念作为核心概念（如自由、国家、上帝），我宁愿称之为“虚无”。这些虚无的概念非常模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正是由于这种模糊性，使得理性辩论无法与之抗衡；其实，这种理性辩论的参与者是在彼此迷惑。他们常常运用这种“粉饰法”掩盖其目的中不切实际的想法、暗藏的陷阱以及其他邪恶的因素，抑或是希望唤起众人的情感回应，从而提高受众对其议程的投入程度。同抽象与模糊这两个特点一样，虚无概念也承载着价值（第9章会具体探讨这个话题）。这一点极其重要，因此他们背负着沉重的情感包袱，鼓励其信徒建立某种优越感。
情感
虚无概念的抽象性特征使其信徒避免专注于实际困难和实际问题（比如：怎样确定上帝想要什么，或是究竟何时才能实现自由），但这些概念并非远离现实。这些概念将自身同具体的、高度情绪化的例子联系在一起，从而获得力量。人类的大脑习惯于同时联想感知到两种刺激。一个熟练的演讲者会利用这一点，比如设法将一个或真或假不公事件同虚无概念联系起来。英国内战后不久，约翰·弥尔顿把一个有点抽象的宪法问题——议会是否有权利处死查理一世——同战争、毁灭和屠杀联系在一起：
一个国王因其臣民的福利而获得如此之多的圣约、利益和荣誉，那他还能乞求什么呢；他为什么蔑视法律和议会……七年战争毁灭了他最优秀的臣民，他应该思考为什么大家把逃跑当作一种恩惠，成千上万被毁灭的基督教徒死得不明不白，被屠杀过的尸体玷污着大好河山，他们哭喊着要报复那些本应让他们好好活着的人。
弥尔顿，《国王与法官的就职》，第285页
结果
虚无概念大都充满血腥。它们被看作比生命还重要，并通过两条规则来促进这一过程。第一，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第二，不接受该思想的崇高性的人将被看作低人一等。换句话说，虚无概念鼓励极权主义式的思考方式，正如罗伯特·利夫顿所描述的那样（见第1章）。因此，他们常把恐怖主义合理化。但是，对于那些受害者，或是旁观者来说，很难想象人类竟然可以对同胞做出这样的事，能够明知故犯地、冷静地驾驶着载满乘客的飞机撞向摩天大楼，或是炸毁一栋酒店，或是看着小孩无辜的眼睛，然后朝他的头开枪。为了探求该如何解释这些现象，我们用到诸如邪恶、疯狂，或是洗脑这样的词汇（如果知道谁是操控者的话）。我们明显地表示出敌意，甚至是愤怒，这种显而易见的外部威胁加固了恐怖主义者的投入。
显然，在英格兰这个长期习惯容忍并厌恶激情的民族，国教已日渐摆脱福音派暴乱，并朝着宏图愿景不断迈进。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大而空的概念的不信任为英格兰带来了诸多益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思想冲突发生在1688年，新教徒奥兰治亲王威廉与天主教徒詹姆斯七世（苏格兰）和詹姆斯二世（英格兰）发生冲突，其中抽象的宗教理想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今的英格兰教会更加专注于细节。它同社会福利、政府倡议一起，以各种富于创造的形式支持着当地社区，在贫困地区建立中心站，教授电脑技术和其他与工作相关的技能，进行监狱探视，帮助社会上最贫困的居民。结果如何？英格兰国教竟遭到众人鄙视，其原因在于缺乏激情，但事实上，它却做了很多善事（远远多于对它的批评）。在英格兰，有人因自身信仰而惨遭杀害的情况是极其罕见的。
和宗教一样，政治也是如此；在写作本书时，英国正处于一个同主流政客思想仅有极小差异的阶段。和复杂的日常管理技巧相比，国家领导人似乎很少关心宏图愿景。很多人抱怨这使政治变得无聊，使公民变得冷漠，尤其为年轻人提供了其他释放精力的方式。这是坏事吗？可能是，但当政治变得激动人心的时候，结局往往也是血腥的。在追随崇高事业快感的横扫之下，人们更容易犯下暴行，进而引发观察者如下的评论：“他们一定是被洗脑了！”回想一下，英国最近一次疯狂的政治运动，是杀害了上千人的17世纪内战。许多人选择漠视这场政治交战。
不幸的是，和平对于世界上的多数国家来说都是白日梦。这些国家中，出于宗教或政治动机的团体经常给他人或自身成员带来死亡、伤害和恐惧。为了更深层次地探究这类团体获得（通常相当大的）权力的过程，我们必须研究具体的案例。我选取了两个著名并且典型的邪教案例——尽管宗教和政治动机不是其唯一驱动力，但也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这两个组织起初宗旨都是高尚，甚至乌托邦式的理想，并且都起源于美国——这个自由又注重人权的国度；他们不是虚构的故事，应该受到谴责的并非只有那些来自异国文化的神奇力量。两者都以谋杀、教派的解体以及众人的苦难和受害者家属的浩劫而告终。这两个教派都是家喻户晓的，所以在这里我仅大致描述。我将重点介绍卓乎林和欧波同在《心灵机械手》中所描写的“曼森家族”，以及施瓦·奈波尔关于琼斯镇大屠杀的作品：《黑与白》。
小规模邪教：曼森家族
查尔斯·米勒斯·曼森被委婉地描述为一个拥有苦难童年的人。他的母亲是一个妓女，在16岁时就生下了他，即使在她未入狱并与小曼森待在一起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对他有任何照顾，小曼森在众多极不情愿的亲戚手中几经转手。从9岁到32岁，他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少管所和监狱中度过的，尽管在那里他经受了暴力，但这为他提供了一个不为外界所知的生活体系。他学会了生存所必需的坚初以及其他技能：尤其是，我们大多必须具备的技能，如做社会变色龙，即按照我们所交往的人的喜好去做事。（回首过去，有谁没在自己敬重的老板面前感到过不安，又有谁当自己需要某种能力来完成某事之时，因意外获得该能力而颇感不安？）同样，这种人际交往培养了曼森对非主流宗教和哲学的兴趣，其中包括：神秘学、东方神秘学和科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