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宗曾在勤政楼观赏乐舞。兵部侍郎卢绚以为玄宗不在楼上，骑马从楼下经过。卢绚人很帅，是美男子，他垂鞭按辔，缓缓而行，那姿态非常潇洒。玄宗隔帘望之，非常欣赏卢绚的才貌风度，连叹数声。李林甫经常用金帛贿赂玄宗身边的人，了解玄宗的动静，有人把这个细节告诉了李林甫。李林甫很担心玄宗会任命卢绚为相，他把卢绚的儿子喊来，说：“你父亲声望很高，现在交州和广州需要有才望的人去做刺史，我看皇上的意思呢，是想任命他担任，你们觉得可以吗？一旦恩命下达，你父亲嫌交州和广州偏远不去，那就会遭到贬官的处罚。”李林甫的话一下子就给卢绚的儿子造成了压力。
广州大致相当于现在广东省和广西的一部分，州治在今广州市，那时叫南海郡；交州大致相当于现在广西的一部分和越南的北部，州治在龙编，离现在越南河内很近。对于中原地区来说，这些都是蛮荒地区，唐朝常常把犯罪的官员流放到岭南，岭南就是这一地区。在唐朝人的心目中，那里是很可怕的，据说那里有“瘴气”，北方人不习南方水土，主要就是容易染上瘴气生病。据说唐朝那些贬到岭南的官员，常常一去不返，就死于这种瘴气。因此唐朝前期官员们都把到交、广任职视同流放。
卢绚的儿子当然不想让老父远赴交、广任职，急忙请李伯伯想办法。李林甫说了：“不想去的话，朝廷可以任命他做太子宾客，或者太子詹事，到东都任分司官，也是对贤明官员的优待，要是想去的话，那就早点提出申请。何去何从，你们商量商量吧。”儿子回到家里，告诉卢绚，卢绚担心远任交、广，要求去东都任分司官。唐朝洛阳是东都，那里有一个备用的朝廷机构，只有皇帝到了东都，这个机构才启用。而实际上从开元二十五年以后，皇帝就不到东都去了。在那个机构任职的官员叫分司官，当然是闲职。
李林甫给卢绚安排的是两难选择，到交、广任职和到东都任分司官，都有弊端。到东都任分司官，意味着政治前途的丧失，而到交、广任职，远离亲人不说，还有生命之虞。卢绚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比较吉凶难卜的交、广之地，政治前途可以放弃了。李林甫又担心真的这样任命卢绚，大家会有看法，为了不招致舆论的批评，他任命卢绚为华州刺史。这样李林甫没有责任了：到东都任分司官，是你主动提出来的，那是个闲职，我不让你去，任命你担任一州刺史的要职，我李林甫爱惜人才吧。这样他把卢绚赶出朝廷的目的也达到了。
但担任州刺史还有机会回到朝廷任宰相，所谓“将帅必出于行伍，宰相必出于州郡”，州刺史政绩显著，往往入朝为相。卢绚到任不久，李林甫又借口卢绚生病，没有把华州治理好，把他改为太子詹事，就是东宫的办公室主任。本来就是闲职，又让他在家养病，只享受这个职务的待遇，实际上并不任职，这叫投闲置散。把有才能声望的人投闲置散，不让其有发挥才能的机会，这是李林甫对付竞争对手的一招。
天宝元年（742年）四月，朝廷任命严挺之为太子詹事，同时任命汴州刺史、河南采访使齐澣为太子少詹事。这都是东宫里的官，都是闲职，李林甫一向忌妒这两个人，就安排他们去任这种闲职。卢绚、严挺之和齐澣可能始终不明白自己为什么遭到这样的待遇，可是李林甫的表现又使他们很感激，以为李林甫一直在替自己着想。
在排斥异己的同时，李林甫时刻注意拉拢和扶植自己的党羽。牛仙客是经李林甫推荐而任宰相的，因此对李林甫唯命是从。这两个人都没有学术，在官场运作中没有高明的办法，而是把任何事情都纳入一定的程式，照章办事。百官的升迁和任命，都遵循严密的程式，论资排辈，即便是才华出众，品行高洁，也因为限于资格而长久不得升迁；那些巧言善媚而阴险狡诈之徒，却常常通过钻营投机旁门邪道被越级提拔，成为李林甫的朋党。
在打击和排斥异己过程中，李林甫除了诡计多端之外，就是心狠手辣。他手下有的是手段毒辣的爪牙，吉温就是这样的人。牛仙客去世后，玄宗任命刑部侍郎李适之为宰相。李适之与李林甫因权力之争，逐渐产生了矛盾。李适之担任兵部尚书，驸马都尉张垍任兵部侍郎，张垍是张说的儿子，李林甫对此也颇为不快。他指使人检举兵部铨曹贪赃舞弊的事，兵部铨曹是兵部负责本系统干部选拔的部门。御史台派人把兵部六十多名吏员抓捕，交给京兆府和御史台审讯，一连好几天问不出结果。京兆尹萧炅领会了李林甫的用意，派法曹吉温审问。兵部吏员平时就听说吉温心狠手毒，当把他们带进刑讯室时，都自诬有罪，吉温让他们怎么说，他们都老老实实地按吉温的旨意招供，片刻间此案就了结了，而检验这些囚犯，没有一个人身上有用刑的痕迹。最终，玄宗下敕书赦免兵部负责铨选的侍郎和判南曹郎官，但以朝廷名义进行公开批评。这件事使兵部长官李适之和张垍很难堪。
李林甫正在千方百计清除那些不依附自己的人，想找一个鞫狱审案的合适人选，萧炅就把吉温介绍给他。李林甫得到吉温，感到非常合乎自己的要求，特别高兴。吉温平日里就放出过这样的话：“如果遇到知己，他要终南山的白额猛虎，我也能为他捆起来，送到他跟前。”当时还有一个人叫罗希奭，杭州人，作狱吏，用刑特别狠毒。李林甫重用他，把他从御史台主簿提拔到殿中侍御史。
李林甫多次制造大案冤案，为了审问罪犯，他在长安另设了一个审讯机关，叫推事院。李林甫知道杨国忠因为堂妹杨贵妃而受到玄宗宠幸，经常出入宫禁，杨国忠提的建议，玄宗大多采纳，就拉拢杨国忠作为自己的助手，把他提拔为御史。凡是与东宫有点儿瓜葛的案子，都尽量牵扯到太子，让杨国忠上奏弹劾，交给吉温、罗希奭进行审问。杨国忠因此有机会按自己的意愿行事，排斥异己。因这样的案子受株连被判刑诛死的达数百家，都是杨国忠发起操作的。只是太子仁孝谨静，张垍、高力士又常在玄宗面前保护太子，所以李林甫始终没有机会把太子拿掉。
玄宗后期，对李林甫的信任和重用以及李林甫的专权，都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玄宗经常不上朝理政，官员们有事都到李林甫家禀报，御史台和尚书省经常空无一人。陈希烈虽然在尚书省值班，并没有人来见他。
过去，宰相都以德高望重立身处世，不靠权势威风凌驾于人，出行时随从不过数人，士人百姓有时并不回避。李林甫自知结怨太多，经常担心有人复仇杀他，为了防止刺客，出门就布置百余名步兵和骑兵，分左右两队，由负责京城治安的左、右金吾卫派武警人员驱赶街上行人静街。前行的人员在百余步外，公卿大臣必须回避。史书上说，唐朝时，宰相出行前呼后拥是从李林甫开始的。在他家里，进入他的住处要经过一道道门，每一道门都上着大锁，卧室里有复壁可以藏身；以石头铺地，墙中又安装木板隔开。李林甫日夜如临大敌，一夜间都换几个床，即便是家人都不知道他睡在哪里。
天宝八载（749年）四月，咸宁太守赵奉璋要向朝廷告发李林甫，他列举李林甫的罪状有二十多条；但是他的状文还没有送到长安，就已经有人告知李林甫。李林甫命御史把赵奉璋逮捕，说他散布妖言，把他乱棍打死。
过去姚崇、宋璟和张说为相时，玄宗年富力强，勤于政务，首辅宰相是在皇帝手下工作，而在李林甫漫长任期内，玄宗却一直在追求高居无为，所以李林甫对朝廷的支配，远比他的前任们全面且有效。李林甫为相，是导致安史之乱发生的一个直接原因，是朝廷在边将选任政策上的失误，这当然与李林甫固权保位有关，前文已经讲过。在边将常任久戍的同时，帝国精锐的军队都在边境地区戍守，由唐初重内轻外变为内轻外重，最终造成安禄山举兵作乱，两京沦陷。这些都是李林甫专宠固位之计谋造成的。
安史叛乱，大唐国本动摇
安禄山，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杂种胡人。年轻时投靠幽州（今北京）节度使张守珪，被收为养子。因对时称二蕃的契丹、奚作战有功，加上他善于逢迎和贿赂上级官员，官阶直线上升。
在他百般钻营下，直接和唐玄宗搭上了关系，他向唐玄宗大献媚忠，又拜杨贵妃为母。由此成为天字第一号的宠臣，一身兼了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爵封东平郡王。然太子李亨很看不惯他，认为他表面装愚，实际包藏了狼子野心，早晚要成祸害。
天宝十载（752年）二月，玄宗又命安禄山兼任另一要职——河东节度使并出使边镇。天宝十三载（754年）正月，玄宗想让安禄山出任宰相，且已起草了任命的诏书，杨国忠听说之后，害怕威胁到自己的位置，急忙赶去劝阻玄宗：“安禄山目不识丁，虽然有军功，升任宰相也不太合适。如果真的将任命书颁布下去，恐怕边境四夷以后都会轻视朝廷呢！”玄宗听了，觉得言之有理，便改授安禄山为尚书左仆射。安禄山一直向往宰相的位置，现在却落了空；又听说是杨国忠从中作梗，心中十分怨恨。
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中，安禄山偷偷与部将严庄、高尚、阿史那承庆等密谋，假称接到皇上的密令，让手下军队入朝讨伐杨国忠。各位将领中，没人敢说半个不字。不久，安禄山调集了浩浩荡荡的十五万兵力，朝南进发。玄宗却是全然不知，且毫不防备。
天宝十五载（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燕，年号圣武，任命达奚珣为侍中、张通儒为中书令、高尚和严庄为中书侍郎，且分兵四路，威胁大河南北等郡。平原太守颜真卿与常山太守颜杲卿，秣马厉兵，共同抗击安禄山，并先后将安禄山的得力部将段子光、何千年捉住，使一度失守的河北十七郡又相继收复。
不久，安禄山又卷土重来，派出骁将史思明、蔡希德率大兵攻打常山，其时颜杲卿正为长期作战而大力修筑城壕工事，突然间大军兵临城下，也不免着急，急忙派人到太原请求派兵支援。谁知太原尹王承业竟然拥兵不救。颜杲卿势单力孤，坚持抗战几昼夜后败下阵来，连同长史袁履谦一起被擒。二人被送往洛阳后，因拒不投降，被安禄山绑在柱子上残忍砍死。河北各郡再度失陷。
这一时期，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带兵英勇作战，收复云中，又攻下马邑，积极讨伐叛贼。之后，玄宗想要攻取洛阳，郭子仪便向玄宗推荐了兵马使李光弼，说此人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将才，玄宗于是授予其河东节度使一职。李光弼出兵常山，先将负责守城的安禄山部将安思义擒住，经过一阵激战，又将前来支援的史思明打败。之后，郭子仪和李光弼两军联手，在嘉山一战中杀敌四万余人，俘虏一千多人，一时唐军大振。
安禄山听到各处警情，十分惊惶，便将高尚和严庄召来，怨道：“你们让我造反，认为万无一失，现在我们被卡在潼关，要进一步都很困难。北部又全被对方占据，想退回去也不行，这能说是万全之策吗？”
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被拜为兵马副元帅，两度击退安禄山的叛军。他打算在坚守潼关的前提下，多多筹集兵粮，等到将叛军拖得疲惫不堪时再出兵攻打。因为叛军远道而来，其计策无非是速战取胜，而潼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正好养精蓄锐。然而杨国忠却担心将来哥舒翰的势力过于强大，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便在玄宗面前说哥舒翰如此逗留不前，是坐失军机。这时候，安禄山又故意只在陕西安置几千老弱残兵，想误导哥舒翰鲁莽出兵，以一举消灭。哥舒翰早已将其诡计识破。但玄宗却被杨国忠一再怂恿，一天之内就派了三个使者催促哥舒翰出兵。哥舒翰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得奉命出兵，出兵之前竟痛哭失声，害得全军丧胆、士气低落。天宝十五载六月，哥舒翰与安禄山部将崔乾佑战于灵宝，大败，死者十有八九。乾佑随即攻陷潼关。哥舒翰在部下火拔归仁连劝带迫，万般无奈之下，投降了安禄山。
安禄山让崔乾佑留守潼关，又督促孙孝哲、安神威等西攻长安。
天宝十五年六月，玄宗听说潼关局势紧急时，就带着贵妃及皇子皇孙，还有杨国忠兄妹及各位大臣，从延秋门悄然而出，径直向西去了。
至德二载（757年）正月，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杀死。九月，郭子仪率军收复长安，旋又收复东都。安庆绪退守邺郡（治所在今河南安阳）。干元元年（758年）九月，肃宗调遣朔方郭子仪等九节度使率兵六十万，进讨安庆绪。十月，唐军进围邺城。
干元二年（759年），史思明在魏州（今河北大名北）自称大圣燕王。于此之际，他虽仍名为燕臣，实已自成体系。称王之后，他用五万精兵，与六十万唐军展开了一场大决战，因突起大风，飞沙走石，双方都受到了惨重的损失。旋即，他兵进邺城南郊。日暮途穷的安庆绪，为取得史思明的支持，不得已对他上表称臣。史思明诱以互结兄弟之国，将安庆绪骗至其营杀死又兼并了安庆绪之众后，返回范阳自称大燕皇帝，改元顺天，将范阳定为燕京。
在大燕从安家王朝变为史家王朝后，有不凡军事才干的史思明，以自己的构想，再度南下发展。他渡过黄河，连下汴州（今河南开封）、郑州（今属河南），攻克了洛阳，出兵向陕州经营。
史思明虽精于军事，但因残忍好杀，使得部下多有寒心。他先立了长子史朝义为太子，立后又欲以少子史朝清取而代之，并密谋诛杀史朝义：史朝义的性情较为谦谨，很是爱惜将士，故颇得人心。拥护史朝义的力量捷足先登，于上元二年（761年）杀死了史思明，在洛阳拥立史朝义为帝。
史朝义登位后，由于在范阳诛杀史朝清母子，导致了内部互相大残杀，使范阳陷入了长期的混乱，先后死了数千人，从而严重地自损了叛军的实力。各路节度使各自为政，对史朝义仅剩下名义上的隶属关系。叛军尽管地跨河北、河南，实则已经分崩离析，一蹶不振了。
宝应元年（762年）四月，肃宗病重弥留，张皇后与越王李系谋诛专权宦官李辅国，事泄被杀，肃宗薨。太子李豫即位，是为代宗。同年十月，代宗以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统领诸道唐军和回纥兵，收复洛阳，史朝义北逃范阳。代宗广德元年（763年）正月，史朝义逃至广阳（今河北房山东北）附近，众叛亲离，自缢而死。其部将相继投降。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至此平息。
安史之乱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其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下列几点：第一，安史之乱，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后实际上统一的中央王朝已经无力再控制地方，安史余党在北方形成藩镇割据，各自为政，后来这种状况遍及全国。安史乱起，唐王朝分崩离析，已经没有力量镇压这次叛乱，只好求救于回纥以及由少数民族出身的大将。当史思明之子史朝义从邺城败退时，唐遣铁勒族将领仆固怀恩追击，仆固与唐王朝有矛盾，为了私结党羽，有意将安史旧部力量保存下来，让他们继续控制河北地区，使安史旧将田承嗣据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张忠志（后改名李宝臣）据成德（今河北中部）、李怀仙据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领节度使之职。这就是所谓“河北三镇”。三镇逐渐“文武将吏，擅自署置，赋不入于朝廷”，把地方军事、政治、经济大权皆集于一身，“虽称藩臣，实非王臣也”。以后其他地区，如淄青（今山东淄川、益都一带）李正已，宣武（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李灵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据，不服朝廷管理。这些方镇或“自补官吏，不输王赋”，或“贡献不入于朝廷”，甚至骄横称王称帝，与唐王朝分庭抗礼。直到唐亡，这种现象也没有终止。
第二，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最后迫使农民不得不举兵反叛，形成唐中叶农民暴动的高潮。安史之乱后，国家掌握的户口大量减少。潼关和虎牢关之间，几百里内，仅有“编户千余”，邓州的方城县，从天宝时的万余户，骤降至二百户以下。政府却把负担强加在犹在户籍上的农民，所谓“靡室靡农，皆籍其谷，无衣无褐，亦调其庸”。唐宪宗元和年间，江南八道一百四十万户农民，要负担唐朝八十三万军队的全部粮饷，所以“率以两户资一兵，其他水旱所损，征科妄敛，又在常役之外”。在方镇统治下的人民，也遭受着“暴刑暴赋”，如田承嗣在魏博镇“重加税率”，李质在汴州搞得地区“物力为之损屈”，等等。唐政府和各藩镇的横征暴敛，终于激起了农民的不断武装叛乱，代宗一朝，“群盗蜂轶，连陷县邑”，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发生于宝应元年（762年）的浙东袁晁之乱，同年的浙西方清之乱，以及同期的苏常一带的张度之乱，舒州杨昭之乱，永泰年间（765年）邠州之乱等等。这些叛乱虽说很快就被镇压，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
第三，战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空前浩劫。《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荆，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几乎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杜甫有诗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这说明经过战乱，广大人民皆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
第四，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安禄山乱兵一起，唐王朝将陇右、河西、朔方一带重兵皆调遣内地，造成边防空虚，西边吐蕃乘机而入，尽得陇右、河西走廊，安西四镇随之全部丧失。此后，吐蕃进一步深入，唐政权连长安城也保不稳了。唐王朝从此内忧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
安史之乱是一场典型的叛乱，毫无正义可言，其破坏甚烈，危害甚大。北方大部分地区民户离散，屋舍焚毁，人烟断绝，白骨遍野，千里萧条，以致荆棘丛生，豺狼出没。其摧毁了北方经济的基础，遂使经济重心向南方转移。其归降唐廷的各节度使，肇始了独立与半独立的方镇割据。
安史之乱是野蛮的，其野蛮程度是可以管中窥豹的：连续两次的子杀父，连续三次的臣杀君，足见这个集团泯灭了基本的人性。连起码的人性都不具备，更遑谈什么得民心、得天下。
从开元之治到安史之乱，从大盛世走向大灾难，整个唐朝经历了大喜大悲，整个中国经历了大喜大悲。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向衰的转折点，贻害无穷。一是战乱多年，民生困顿。人丁寥落，经济凋敝，政事不行，民不聊生，整个国家社会文化经济受到重创。二是朝廷日弱，方镇坐大。平乱之后，“武夫战将以功起行阵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藩镇力大势盛，遂成尾大不掉之势；天子力不能制，姑息愈甚，则骄横愈甚，天下分裂于方镇，此则为祸端。三是政治上走向衰败。藩镇的专横搜刮，激起不断的农民暴动，比如黄巢的农民起义。内忧外患，唐王朝的统治渐至崩溃，直到哀帝天祐末（907年），朱温颠覆李唐，进入五代十国的分崩离析丧乱时期。
临危受命，郭子仪平叛乱
郭子仪（697—781年7月9日），汉族，祖籍太原。公元697年阴历十二月十二日（一说是中秋节）生于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唐代著名的军事家。武举出身，六尺有余（也就是现在的一米八以上的身材），勇武不凡。
唐朝先后经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社会发展到全盛。但是到唐玄宗李隆基执政后期，在长期和平繁荣的条件下，满足于已经得到的功绩，政治日趋腐败，特别是荒废府兵制，削弱了中央集权，放纵了边镇割据势力，以致酿成了天宝十四年（755年）爆发的长达7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公元755年（唐天宝十四年），河东节度使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率15万叛军南下。一路上烧杀抢夺，地方官吓得弃城逃跑或开门出降。叛军很快就渡过黄河占领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安禄山自称是大燕皇帝，他盘踞洛阳、攻陷长安（今陕西省西安），以范阳为大都。叛将史思明步其后尘，定范阳为燕京（今北京）。
唐朝各地多年未发生战争，军队战斗力锐减，军备空虚。因此，当叛军打来的时候，黄河以北24郡的文官武将，有的开城迎敌，有的弃城逃跑，有的被叛军擒杀。安史叛军长驱南下，势如破竹，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叛军每到一个地方，烧杀掳掠，奸淫妇女，强抽壮丁，残害百姓，无恶不作，使得沦陷区广大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长期沉溺于游乐宴饮的唐玄宗由于对这场叛乱毫无应变的准备，事到临头，仓促应战。他急派封常清、高仙芝去东京洛阳募兵抵抗，但洛阳很快陷落。玄宗在盛怒之下，处斩了封、高二将。
在这紧急关头，玄宗提拔郭子仪为卫尉卿兼灵武郡太守，朔方（唐方镇名，镇治在今宁夏灵武西南）节度右兵马使郭子仪被升任为朔方节度使，奉命率兵东讨叛军。郭子仪立即亲赴校场，检阅三军，誓师出征。756年四月，朔方军旗开得胜，一举收复重镇云中（今山西省大同市），大败叛军薛忠义，坑其骑兵2000人。接着郭子仪又使别将公孙琼岩率2000骑兵攻击马邑（今山西省朔县东北），大获全胜。马邑的收复使东陉关得以重开，从而打通了朔方军与太原军的联系，使安禄山下太原，入永济，夹攻关中之军事行动无法实现，从而赢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捷报传到京城长安，人心稍安，郭子仪以功加御史大夫。朝廷命郭子仪回到朔方，补充兵员，从正面战场出击叛军，以图收复洛阳。郭子仪则认为，必须夺取河北各郡，切断洛阳与安禄山老窝范阳之间的联系，绝其后方供给线，才能有效地打击叛军前线的有生力量。这一出击方向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