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泰戈尔、海明威、屠格涅夫、鲁迅、沈从文、川端康成，一代一代优秀的文学家，用他们格调高贵的文字将我们的人生变成了情调人生。这个情调人生是哪里来的？其中我想最主要的就是文学艺术给我们的。情调改变了人性，使人性在质上获得了极大的提高。情调大概是属于审美范畴，我愿意将情调看成一个美学概念。我们现在来谈谈美和美感的问题。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思想还有审美，作为完美的人性，这两者是同等重要的。但是此时此刻，在当下的中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形成一个在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语境，谁讲美感，谁就是矫情；谁讲崇高，谁就是虚伪。虚伪就像一把剑，高悬在你的头上，凡是一切愿意讲一点儿情调的人，讲一点儿雅兴的人，你都将被扣上虚伪的帽子。但我告诉大家，我还是要讲，好在我已经讲了二十多年了，我愿意在这里强调我的观点，就是因为大家在媒体上看到的，文学出现了粗鄙化的现象。我在说“粗鄙化”这个词的时候，我想你们大部分可能知道我在说什么。
中国文学有没有粗鄙化，这是一个假问题还是一个事实？我们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温儒敏先生有一次到我家去，他说，文轩，能不能以你所在的当代文学教研室，开一个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就是关于粗鄙化问题的一个研讨会，来讨论一下粗鄙化的问题。粗鄙化是一个事实，许多人都已经感觉到，而且觉得粗鄙化这个现象已经非常严重了。《天瓢》固然与粗鄙化的文学相比，走的是另一极，但是我并不是有意为之，拿《天瓢》来对抗什么，《天瓢》的美学背景是我的一贯的守候，几十年就没有变化过。要说它与粗鄙化有什么冲突，我觉得它也就是客观上的一种效果。其实我不能苟同的不是粗鄙，而是粗鄙化。因为“粗鄙”也是一种现实，也是一种状态，一个作家他有权利来写这种状态，有权利这样来处理现实。而且大家知道，一个即使高雅的人，他肯定也有粗鄙的一面。我有时候和朋友一起聊天的时候，我的讲话里边，也会出现一两句脏话，而且很难听，我觉得那个时候很过瘾，觉得生命像一团火，突然地一个火苗一跳，今天这个生命感就很强，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我说，粗鄙也是一种状态，而且世界上有许多作家，他就是写粗鄙的一面，他也是反映了这个社会的现实。我非常坦率地告诉大家，我反对“粗鄙化”，“化”是什么意思，“化”就是大面积的意思，就是差不多都折进去了的意思，也就是说中国不应该有那么多的作家委身于粗鄙的写作。当一本杂志从第一篇到最后一篇都将雅致、雅兴、优雅彻底扫地出门，而只是一脉相承地粗鄙的时候，大家想一想，难道这还不值得怀疑和疑惑吗？我想读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同学，你可能还记得，里边有一个经典场面，这就是安德烈公爵受伤躺在战场上，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他的国家被人占领了，他的未婚妻娜达莎被人勾引了，国家与爱情全部破碎了，万念俱灰，他觉得活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这个时候，是什么东西拯救了他？不是国家的概念，不是民族的概念，是什么？是俄罗斯的天空，俄罗斯的草原、森林和河流。就是庄子所讲的“天地之大美”，是这个美使他重新获得了活下去的勇气。那么我就想问大家，是思想的力量大还是美的力量大，其实美是最具杀伤力的。
可是非常有意思的是什么？在当下的中国，你不能谈美，你谈美你就矫情。全世界的作家都在谈美，但是中国的作家不能谈美，你不觉得这个语境、这个氛围是需要我们反思的吗？我们把一对概念混淆了，就是“丑”和“脏”。我们说这个人很丑，不等于说这个人很脏，我们把这个概念混淆了。另外，我们把另外一对概念又混淆了，就是虚伪和假。虚伪是一个道德品质的问题，假是一个必要的东西，就像现在，本来坐到这个地方，热不热？太热了，最好是赤膊，我可以吗？不可以。这就是假。这个假是必要的。大家想一想，当人类把第一片树叶第一次遮在他羞处的时候，假就已经开始了，文明就是从假开始的。而人类以后走向更高的文明，假永远是必要的。
在西方社会，在大众传播中的文学艺术，其主流部分是高雅的，代表西方主流艺术的，是维也纳的音乐会。这就是它的主流，它的精神标尺，它倒下来了吗？根本不曾有一时倒下来。大家再去看奥斯卡金像奖，看奥斯卡金像奖给了哪些电影？是《泰坦尼克号》《拯救大兵瑞恩》《阿甘正传》《克莱默夫妇》。为什么要给予这些电影？你看了这些电影里边有什么元素，那些元素都是古典主义文学艺术里边的基本元素：悲悯情怀、审美、英雄主义、崇高。这就是西方的主流艺术。当我们仰望这个极乐世界的时候，我们以为那个世界就是以反映粗鄙化为写作的指归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事实上大家知道，中国的文学艺术从一开始就是以雅兴为基调的，《诗经》《楚辞》——楚辞是非常浪漫而华丽的——然后唐诗、宋词、元曲，再到《红楼梦》。这一脉洪流都是流淌在雅兴的河床上的，潮起潮落，就没有离开过雅兴。离开过了吗？没有。中国古代文论有许多理论，比如说“性情说”“意境说”“性灵说”等，都说的是一个雅兴。与西方相比，我们误读了西方，与传统相比，我们背弃了传统。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
第三点，悲悯情怀。我觉得这个也是所谓的良好的人性基础之一。悲悯情怀，或者悲悯精神是文学的一个古老的命题，它肯定同时也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我甚至认定，文学正是因为它具有悲悯精神，并把这一精神作为它一个基本的属性之一，它才被我们称为文学的。也才能够成为一种必要的，人类几乎不能离开的意识形态的。对于文学来讲，这不是一个其他的什么问题，它就是一个艺术问题，悲悯情怀就是一个艺术问题。我对现代派一向深表好感，因为是他们看到了古典形态之下的文学的一些种种限制甚至种种浅薄之处。现代派决心要结束巴尔扎克、狄更斯的时代，我觉得它有极大的合理性和历史的必然性。是现代主义文学或者说是现代形态的文学，大大地扩展了文学的主题领域，或者甚至可以说，是现代形态的文学帮助我们获得了更深的思想深度。我们从一般的社会问题、人生问题、人类问题，走向了较为形而上的问题。我们开始通过文学来观看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这个基本状态的发现，是由现代形态的文学来帮助我们完成的。
但是我们也看到现代形态文学兴起之后，文学已经不能再庇护我们，已经不能再慰藉我们，也已经不能再纯净我们。我们在那些目光呆滞，行动孤僻木讷的、冷漠的、对周围世界无动于衷的形象面前，以及直接面对那些阴暗潮湿的、肮脏的生存环境的时候，大家想一想，我们所有的是一种地老天荒的凄清与情感的枯竭。我在上面说到，古典形态的文学，始终把自己交给一个核心单词：感动。古典形态的文学作了数百年、上千年的文章，作的是什么文章？作的就是感动的文章。当简·爱重新回到双目失明已经一无所有的罗切斯特的身边的时候，我们体会到的是什么？是悲悯。当祥林嫂拄着拐棍沿街乞讨的时候，我们体会到的是悲悯。我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我不是想过多地去责怪现代形态的文学。你要承认，他的动机是人道的、是善的，它确实如我们上面所分析的这样，是揭露这个使人变得冷漠，变得无情，变得冷酷的社会与时代的，但是它的阅读效果是失败的。我再来读卡夫卡的《变形记》，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感受，是觉得这个世界更可爱了，或者说觉得生命更有意义了，或者说对生活更有勇气了，还是另外的效果？我真的不敢说。种种迹象表明，现代化进程并非是一个尽善尽美的过程，人类今天拥有的，由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种种好处，是付出巨大代价的，其中情感的弱化就是非常突出的一例。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文学有责任在实践上而不是在理论上做一点挽救性的工作，况且文学在天性中就具有这一个特长。它何乐而不为呢？
再谈谈现代文学中粗鄙化的现象，我觉得中国文学的粗鄙化的现象，受众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但是我觉得主要的责任还是在我们作家的身上。因为受众的目前的欣赏水平，其实是因我们作家的作品所导致的。从某种意义来讲，我们这些年的文学作品，培养了当下中国人的一种阅读的趣味，这个趣味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呢？用我的话说，打一个比方，看惯了写拉屎撒尿的作品之后，现在你把他领到了一片花地里边，他已经觉得不适应了，然后他会说你矫情，如果郁达夫活到今天，徐志摩活到今天，就用他们当年的语调，用他们当年的情感方式，用他们当年的格调来表达生活，他们得到的评价肯定是矫情。我告诉大家，新时期的文学作品里面，光写上厕所的，我一口气能说出十几篇来。我对我的一个学生讲，我说你写一篇论文，这个论文题目叫“新时期小说中的厕所意象”，我不知道这个趣味是怎么形成的，是我们读者自己就是这种需要，还是因为我们生产了大量的这种作品？然后养成了读者这样一个阅读习惯，而且这个习惯现在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你来一篇高雅的东西，他会说你矫情。我觉得一个是受众的心理，因为这个社会的原因，他可能有这方面的需要，但是我觉得主要责任还是在我们作家身上。这个作家里面，理所当然地应该包括我。
而关于有人问到的关于中国古典文学是否有一个雅与俗的周期性变化的问题，我不认为有这样的周期性。因为从世界文学的范畴来讲，我也没有看到这个周期性。然后我从中国的文学史来看，我也没有看到这个周期性。但是有一点可以这么解释的，就是说中国文学目前的这个粗鄙化现象的严重，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两个字：报应。我不知道大家赞同不赞同我的看法，是“报应”。因为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并不怎么美好的时代，但是我们还非要去赞美它。这是非常非常虚假的，这是真正的虚伪。
事情发展到今天，许多中国作家其实包括我在内，有一种非常强烈的逆反的心理，就是要把那样一个局面彻底地打碎。打碎的办法是什么？就是我们全然粗鄙的东西。所以对粗鄙化这个现象，我们可能要这么来说，就是说，它起到的作用也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到了今天，我以为已经到时候了，就是说我们要完成的任务，已经差不多完成了。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呼唤另外一种东西出现，这就是雅文学，那些具有雅兴的东西的出现，我想这么来看待，是不是对的，是不是合理的？
1、“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出自元好问的《叙事留别》，全文为：“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怀归人自急，物志本闲暇。”
行吟
多情的凉头河
冯俊科
凉头河是少数民族村寨，坐落在云南与贵州交界的一条山坳里，居住着苗族、侗族、布依族和汉族等二百户人家。这里“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旧社会人无三文银”。但湿润的空气，温和的气候，茂盛的树木，常艳的野花，又使它像人间仙境。从山头往下看，有多条小路像姑娘藕节般的胳膊从沟底的寨中伸出，搭上通往云南沾益的公路。寨中的房子大多用木头构架，上边用片石封顶，错落有致地盖着，别具匠心，在屋里能看见天空，但却遇雨不漏。墙是用木板做的。堂屋是全家人吃饭、待客的地方，两边喂着家畜。常常是人正在吃饭，牛从木栅栏里伸出头来，朝人“哞哞”高叫，猪在另一边的圈子里也“哼哼”有声，这种人畜同居的状况使初来乍到的人颇觉新奇。每当做饭时间，散发出硫磺气味的淡蓝色的煤烟，漂浮在寨子的上空，给人一种神秘静谧的感觉。
师部直属营就驻扎在凉头河西边的一条山谷里。山谷呈长条形，中间一条大路用鹅卵石铺成，高低不平地伸向谷底。一进谷口，南边高坡上是营部，接着是三连、一连、二连、四连顺序地排到谷底。凉头河与直属驻地相距不到一里地，一条公路相连。节假日期间，三三两两的兵们走出谷口，或在公路上散步，或爬上山坡观景。也有个别不安分的机灵者悄悄溜进凉头河，与寨中的姑娘调情。这里的姑娘漂亮水灵，也很开朗，特别是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年代里，对军人更充满喜爱之情。走在路上，不时会听见远处山头上的姑娘“喔——喔——”地高喊着，同你打招呼。迎头碰上，不管认不认识，姑娘的脸上都会露出野桃花般的笑容，问道：“啷咯去？到家里玩玩唦？”这种热情使不少兵们浮想联翩，神不守舍，欲火直往上窜，有的竟玩到了姑娘的床上。经常会有一些兵因与寨中的姑娘搞出事来而受到处分。
二连长汪有福，大概是受处分者中官职最高的。一个周末晚上，全营紧急集合，点名时发现二连长由副连长带队，汪连长不在。营长命令寻找汪有福。他后来被从凉头河一老乡家中找了出来。知情的老兵们都知道，那个老乡家里有一个长得如花似玉的姑娘。罗副营长气得在全营官兵面前大骂汪连长没出息，一生中没见过女人，见了女人眼滴血、裤带松、走不动。半年后，汪连长被处理转业，与他在凉头河相好的姑娘结了婚，落户当地，当了公社副书记。最惨的要数三连的排长黄平。我们新兵训练时，此人当过十二班班长，湖北人，工作积极能干，连里刚提拔他当了排长。黄平人长得一般，中等个儿，方脸盘，厚嘴唇，说话像吵架，不知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和凉头河供销社的女售货员好上了。那位售货员长得娇小俏丽，说话柔和清亮。兵们盛传他们两人之间的风流韵事，但一直没抓到把柄。一年春节，黄平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未婚妻来队结婚，新婚当天后半夜，新娘醒来，发现新郎不见了，急忙报告连里。连里像炸了窝，四处派人寻找，最后在供销社女售货员的床上找到了黄平。营里立即将黄平处理退伍，新婚的妻子也同他离了婚。那个女售货员也没跟他回湖北老家，后来听说又同四川渠县的一个兵好上了。
初到连队时，老兵们茶余饭后，经常用这些事例教育我们这些新兵。一天晚上散步，班长王衡宣严肃地告诫我：“你们这批兵文化程度高，家住平原地区，凉头河的姑娘们向往大山外面的生活，热情风流，小心别栽跟头。更可怕的是姑娘们手中有一种药，偷偷泡在水里劝你喝下，如果你将来不和她结婚，几年后药力发作，肠子一节一节烂掉，很快就会死去。如果你和她结了婚，她又会用一种解药偷偷让你喝下，就没事了。汪连长为啥非和那个女的结婚？黄平为啥会在新婚之夜跑到售货员那儿睡？就是怕的这个。”王班长是贵州省黔西县人，苗族，人很好，世道懂得很深。听了他的话，我不禁毛骨悚然，认真地点了点头。然而没过多久，和我一起当兵的原哲竟栽进了凉头河。原哲是高中毕业生，写得一手好字。新兵训练一结束，当我们被分配到工地扛石头、抬钢管劳动锻炼时，他就被选调到营部技术室当了缮写员。大概他觉得自己刚到部队就比我们高出一头，将来发展前景肯定不错，因此见了我们总是昂首朝天，目不斜视，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原哲在技术室听到老兵们谈当地有“十八怪”，什么“三块石头当锅台、斗笠当锅盖、萝卜当成水果卖、老太太爬树比猴快、赶马车的站起来”，等等。原哲对“姑娘背着小孩谈恋爱”这一怪最感兴趣。老兵们对他讲了其中的内涵以后，这个目空一切又涉世不深的毛头小伙激动了很长一段时间。终于有一天，原哲到凉头河喝酒时认识了一个姑娘，两人频频往来，不久竟使女方怀孕。原哲受到警告处分，当兵不到两年，就被提前处理退伍。那个女的倒还钟情，充满希望地跟着泪流满面的原哲回到了他的老家。
1976年冬天，部队调防到东北。过了一段时间，人们惊讶地发现，二连长、黄排长和原哲之流太笨，营里有很多当年隐藏很深的“地下工作者”，后来竟然都成了凉头河的乘龙快婿。其中有连级干部、排级干部，也有头脑精明的兵们，更使人们吃惊的是其中还有那位骂汪连长“见了女人眼滴血、裤带松、走不动”的罗副营长。
行吟
永恒的苍天
——成吉思汗与世界
席慕蓉
我几乎大部分的主题都在蒙古的高原上，蒙古的文化，包括我所见到的人，我所听到的事，我所感觉到的种种的悲伤也好、欢喜也好，或者愤怒也好，现在好像是蒙古文化成了我的诗的最主要的内容了。
如果要问是什么影响了我？我会回答：是土地，还有这块土地上的人，还有土地上的文化。我在第一次回到自己的故乡，回到草原的时候，在走到土地上的那一刻，流出了激动的眼泪。我想那是一种长久的等待、长久的渴望、长久的梦想，而想不到有一天梦想可以成真。我想大概就是这样。
我曾经为一首歌写过歌词，名字叫作《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那是我最敬爱的内蒙古的歌唱家德德玛女士命令我写的。我写了以后，回到台湾，第一次打电话给她，她说太长；第二次打电话给她，她说太乱，我就再乖乖地去改。第三次她说可以了。这就是这首歌词产生的原因跟经历。
《永恒的苍天——成吉思汗与世界》这个题目大得不得了。我先从一件事情讲起，2005年的6月28日，我记在我的日记本上了，我在内蒙古的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当然我们前面还要加一个伊克昭盟。早上，我跟着朋友到成吉思汗的陵寝去磕了头，下午，这几位朋友带我去拜访一位达尔扈特，他的名字叫恩克巴英先生。
“达尔扈特”在蒙文的字义里面是什么？就是神圣的人的意思。它是指什么？专指一个族群，这个族群里面的人都叫“达尔扈特”。它做什么？它是七百多年来，专门只负责祭祀成吉思汗的陵寝，保护成吉思汗陵寝。这是一个世袭的职务，就是说从窝阔台1时代就开始，然后到忽必烈汗的时候定了很细的规则。
有的人负责祭祀，有的人负责管理，有的甚至只是负责打扫。七百多年来，他们就是这样守着，在伊金霍洛的成陵。守着这个成陵，不分昼夜、不分四季。
那天下午我到恩克巴英先生家里的时候，我是想问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文革”的时候毁了很多东西，包括成陵也毁了很多东西，可是也有几件东西剩下来了。我就想问他们，你们是怎么藏的，怎么收的？说有一位叫包日登扎布的先生，他是专门管洗马、喂马的一个马夫，是做粗工的人。那个时候因为太紧急了，这些红卫兵们一进来，管祭祀的达尔扈特就跟他说，你去把马鞍藏起来，是我们圣祖成吉思汗可汗用过的马鞍，你快藏起来。这个人就很镇定地把这个马鞍藏起来了。
十年时间里面他很安静地洗马、喂马，十年之后，把这个镏金的马鞍，完整无缺地还给当初托他去藏的这位达尔扈特的手上。那个时候我听了心里很感动。十年里面，那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我想各位都知道，十年里一个洗马、喂马的达尔扈特，他能够那么安静的、不动声色的，在心里面藏着一个这么大的秘密，在大家的眼前走来走去，圣祖的马鞍就藏在那个里面。那种感觉，我觉得，是什么东西会让他这样？什么东西会让他这样的镇定，这样的忠诚？
后来我发现到，我感觉到，这里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许诺，而且也是一种深藏在心里面的美德。关于草原文化，我们内蒙古有一位学者，孟驰北先生，他
在书里说过一段话，他说我们一般的人在衡量一个文化的时候，我们看到都是所谓的看得见的东西。就是说，是累积起来的房子，或者是累积起来的书本。可是我们从来不重视从心里面累积起来的一个人类心里面的各种变化。他说这种变化，如果相对于我们所看见的建筑跟房屋这些显性的文明来说，这个深藏在心里面的美德，是一种隐性的文明，隐性的文化。这个东西怎么说？对这个东西，在我们原始的时代，我们每个人心里其实都是一片空白的，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走，就像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盖房子一样。但是，因为跟大自然相处了，跟万物相处了，跟你旁边的人相处了，于是你慢慢地在心里，你就有了什么东西。你有勇敢、进取、冒险、合作，然后互相信任，守信用，还有忠诚。这种种的诚实、宽容，这些美德，是人类几十万年的时间在心里慢慢累积起来的一种文明。
这个文明其实也是我们大家都有的，不是说只是蒙古人才有。但是问题是，在蒙古人游牧文化里，它表现在草原人身上特别鲜明。
大家所认为的蒙古人、蒙古民族，或者游牧文化、草原文化，从哪一年开始？
从1206年，应该说是从铁木真统一所有住在毡房里的百姓开始的。这是在《蒙古秘史》上说的。
1206—2006年刚好八百年，所以我很高兴地跟大家说，2006年刚好是成吉思汗登基的八百周年。登基八百周年在文化上、历史上，有什么意义？意义就是，这是一个德国学者告诉我的一句话，他的意思是说，就是在这一年，这一天，这一个时刻，是一个有标志性的时刻。因为这是世界各国学者所公认的，它是部落社会的终点，是蒙古人的起点。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好像诗句一样，一位德国学者说这样的话，我觉得很感动。
我们所谓的游牧文化也好，草原文化也好，他的代表人，我们说的是蒙古族、蒙古人，是要从成吉思汗登基的那一刻才变得特别清楚，特别明白。
当然，关于成吉思汗出生的年代好像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不过我们现在所说的，是说他是1162年出生的。假如说1162年出生的话，1206年是44岁，我们蒙古人说是虚岁45岁。我心里一直在想，45岁的成吉思汗是个什么样子的？就好像有一首蒙古歌里面唱的，我们在想象您的面容，可是我们无法得见。我自己的感觉，我心里常常是在想，因为现在世界上有三张成吉思汗的肖像，有两张是公布的，有一张还没公布。第一张是韩国的，韩国在李朝的时候流传下来的，是成吉思汗戎装的像。帽子上还戴着穗子的戎装的像。另外一张就是台北的“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在1278年，由元朝的宫廷画家刘贯道，他以忽必烈汗的画像为基础，然后听从忽必烈汗的说法，根据他记忆中的祖父的模样所画出来的成吉思汗的画像。第三张是1980年在伊朗发现的。发现以后，旁边有一些附属的资料可以证明，这个是跟可汗的画像有关。那个时候伊朗的学者就说，我们来研究，研究以后我们再公布。不过从1980到2006年，还没有公布。世界上只有这样的几张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