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晴肚里的孩子，究竟是我的，我父亲的，还是属于别的男人？
我终于忍不住了，在晓晴耳边，尽可能低声地问出这句话。即使到了这时候，我也仍然不想使她有被伤害的感觉。我的声音虽然低，但显然很清楚。她听明白了，却又像是不明白，脸色刹那间变得一片死白，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一旁的母亲肯定没听见我的话，看看我，看看晓晴，想问又不敢问。房间里安静极了，我又听到了自己寂寞的心跳。
晓晴就那样面无表情地凝视了我一分钟，也许更久。我已经失去了时间的概念。最后她垂下头，一只手轻轻放在自己肚子上，似乎她能看透肚皮，看到里面的胎儿。她保持这样的姿势有好一会儿，然后什么话也没说，谁也没看，垂着头，转身走回了我们的卧室，轻轻把门关上了。
第二章林小可
1
我是在精神病院认识高度的。
第一眼，他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我和同事刘炽就13路公交车纵火案前去精神病院采访。就在几天前，一辆挤满乘客的路公交车上燃起大火，数十人烧伤，七人死亡。警方很快查明，纵火的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此事受到了市民的强烈关注，媒体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话题，我主动向领导要求去精神病院进行采访。
精神病院的院长姓周，他听了我们的来意后，表情显得有些复杂，只答应找一位院内的医生配合我们采访，自己却不愿多说什么。我们只好在院长办公室等着。作为对采访的预习演练，我脑海中又充满了纵火案中那些伤者惨不忍睹的画面。我还能回忆起在灾祸现场看到的很多细节，比如一个乘客身上燃着火，从打碎的车窗往外跳；比如一个头发烧焦了的孩子，脸上全是燎泡，哭声凄厉，抓着每一个经过身边的人叫妈妈后来我知道，那时候他的眼睛已经瞎了……
高度就是那时进来的。进门以后，他轻轻瞥了我一眼，然后便问院长找他有什么事。我心里顿时产生一种奇特的感觉。院长告诉他，我们是电视台的记者，来医院采访精神病人的情况。
院长指着我对他说：“这是林记者，还是让她跟你说吧。”
他的目光第二次落到我脸上。我立刻发现自己原本绷紧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下来。他整个人身上有种懒散的、满不在乎的劲儿……不，不，这两个词都不准确，是疲倦，漫不经心？也不对……我走神了，一时没有开口，他就用他特有的那种眼神看着我，没有催促，没有好奇，甚至连等待的意味都没有。
就这样。
我脑子里忽然冒出这样一句话。这种感觉差不多了。他的眼神，他的肩膀，他整个人，都像在对我说：就这样。
就这样，他一下子就唤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他仍然那样不紧不慢地看着我。我开口问他：“前几天13路公交车那个事儿，你知道吗？”
他点点头，回答：“知道。”
他既不惊讶，也不恍然大悟，回答我这么一句，就没再接口问什么。
我只好说：“最近两个月，咱们市单是因为精神病人引发的伤人事件就有十五起，其中九起都造成了无辜人员的死亡。这次公交车上的纵火案有多严重，可能你们也从媒体上看到了。这次来，我们就是想做一个和精神病人有关的话题：他们这个群体到底有多少人，有什么样的特点，可能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和危害……当然最主要的目的是，该怎么样治疗和预防。”
我一口气说完了。他还是那样看着我，好像我说的这些话他已经听过一百遍了，无法对他产生一丝影响。面对这样一种反应，我忽然不知道下面该怎么说了。结果旁边的摄像记者刘炽有些不耐烦了。
“我们想去病区看看。”刘炽直截了当地问，“没问题吧？”
周院长沉吟了一分钟，把配合采访的任务交给了高度直到此时，我才知道他的名字叫高度。接下来，高度沉默着把我们带到了病区。说他沉默也许并不正确，因为一路上，凡是我们问话，他都一一回答了，而且很从容详尽，完全没有敷衍了事的意思。可我还是觉得他是那么沉默。
就这样吧。
不管他说什么，我都觉得他其实是在说这句话。
病区跟我以前想像的不太一样，除了那个带栅栏的大铁门。高度在铁门外按了门铃，里面的护士长跑出来开门，放我们进去。长长的走廊，两边都是敞着门的房间，干净，透亮，如果不是有几个穿病号服的人在慢慢走动，我觉得看起来和以前的大学宿舍楼颇为相像。
刘炽一进走廊，就很敬业地扛起了摄像机准备工作了。那几个在走廊里游荡的病人立刻被吸引了注意力。他们观察陌生人的样子很独特看一眼，马上调转视线；紧接着再看一眼，再调转视线……好奇、戒备而且紧张。
高度忽然停下了步子，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对不起，不能拍。”
刘炽没有停下，边拍边说：“保护隐私是吧？没关系，回去我们可以给脸上打马赛克，认不出来的。”
“不是这个问题。”高度坚决地说，“这样会引起病人的反感情绪。这让他们不舒服。”
我回头看了看，果然，有几个病人的表情已经显得相当紧张，有一个甚至像是随时准备逃跑的模样。我只犹豫了一秒钟，对刘炽说：“算了，不拍画面。”
刘炽转头看着我，急了：“不拍画面做什么片子？”
“先不拍。”我也很坚持，“回头再想办法。”
刘炽看看我，又看看高度，嘀咕了一句：“行啊，回去有麻烦你自己应付就行。”他把摄像机关了，拎回到手上。
高度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我们又开始跟着他往前走。但是接下来，我能隐隐察觉到，他的状态有了一丝改变。这种改变很模糊，因为他原本给人的感觉就不清晰，而现在仍然没有具体的轮廓。我们被带到文娱室，发现这个病区大部分病人都在这儿闲散着。他们有些在看电视，有些在交谈，有些凝视窗外，有些自言自语……我们的到来，立刻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
一个年轻的姑娘带着点儿怯意接近我们。高度笑着，像招呼自己妹妹一样对她说：“小何，来跟咱们的客人打个招呼。”
小何听话地走近前。我吃惊地发现她长得非常漂亮，脸上的皮肤白皙得几乎呈半透明状。更重要的是，她带着好奇、羞怯、礼貌的微笑看着我，我完全看不出她有什么异常。
“你好。”我向她问好，并主动和她握手。
她礼貌地和我握手，也向我问好。同时回头看一眼高度。高度在旁边微微笑着，对她点点头。这时，周围有好几个病人都围过来了。他们的目光毫不掩饰地集中在我脸上，充满了新奇。
“你是谁？”有人发问了。
我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回头看看高度，用目光求助。
高度一下子就领悟到我的意思，马上告诉他的病人们：“这是电视台的记者，来看看你们，跟你们说说话。”
小何一下子笑起来，眼睛亮极了。“记者呀。”她骄傲地说，“我也当过记者的！”
“是吗？”我相信了，笑着说，“那咱们是同行了。”
谁知小何对我这话毫无反应，却一眼发现了另一个目标。她小心地抓起我的手，仔细打量我中指上一枚白金戒指，轻声说：“哟，好漂亮的戒指。”
我不知该怎样回答，只是被动地说：“是呀，是戒指。”
“白的。”小何点点头，“银的吧？”
我笑笑，刚想开口，旁边一个中年女病人抢先用英语接口：“you're completely wrong!”
小何自顾自地捏着我的手指继续打量，这回她纠正自己的错误了：“不对，是白金钻戒呢。”
她捏着我的戒指，上下滑动几下，我以为她想摘下来，但她却又停止了，把我的手往旁边一甩，脸上露出了骄傲而不屑的表情，说：“这算什么？我以前也有钻戒。有好几个……”她向我比划她的手，“喏，每根手指头上都戴一个大钻戒，比你这个大多了……你这才多大呀？二十分吧？我以前的全都是好几克拉的……”
立刻有人揭穿她：“别吹了！你知道一克拉的得多少钱不？”
那个说英语的女病人马上再用英语说了一句什么。这回她说得又快又含糊，我实在听不懂。但我看小何的脸色一下子阴沉下来，她瞪了旁边的人一眼，也不打招呼，掉头便走，自己走到一个角落去，背对着我们坐下，不再理我们了。
我有些不安，看看高度，他对我安慰地笑了笑，说：“没事儿，他们就是这样的。”
接下来高度又带我们去了特别病房。这儿住着正处于发作期的病人。有两个病人躺在床上挂水，有一个在沉睡，还有一位老太太，手脚被几根布带子松松地缚在床上，还在不安分地挣扎。但一看见高度进来，老太太马上露出了笑容。
“高院长，你来啦。”
高度笑着说：“你就在床上安安生生歇会儿，忙什么呢？”
老太太委屈地告状：“高院长，你让他们别把我绑着，我不跑！”
旁边的护士马上说：“还不跑呢，一个不留神儿，就跑得没影儿了！”
老太太瞪了她一眼：“我不跑！我跑哪儿去呀？我就是想回家！”
高度走上前，像对小孩子一般轻轻拍拍老太太的肩膀，笑着说：“你呀，一出门就认不得路了。你忘啦，上回你跑丢了，儿子媳妇他们找你找得有多着急？别闹啊，等你好了，肯定能让你回家。就是我们不让，儿子他们也不干呀，对不对？”
老太太一边点头，一边呶着嘴说个不停，也不知她说些什么。高度轻声告诉我，她患的是躁狂抑郁症，还有老年痴呆，动不动就往外面跑，一出去又认不得回家的路，已经在这儿住了好多次，大家都跟她混熟了。
“她叫你高院长呢。”我笑着说。
高度微笑地看着床上的老太太，回答我说：“乱叫的。她就是这样的。”
那一刻，不知怎么，我心里忽然觉出一丝悲凉。我看着他。他高大，五官端正，温和地笑着。但是他的笑容却让我感觉到悲凉。
2
我始终觉得我在找什么。但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我一定是把什么东西丢了，所以才总是觉得没着没落。即使我有工作，有男朋友，有住房，有……我只知道，这都不是我要找的。
张迈常说我神经质。有时候他也说神经病。去精神病院采访以后我知道，他这是典型的错误说法。高度说，对他们的病人，正确的称谓应该是精神病患者。我想张迈想表达的肯定是这个意思。当我们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发生争吵时，当他觉得跟我有理讲不通时，他一定是认为我的精神有问题，而他自己则是无比正确的。
我和张迈认识已经有七年了。我们谈了五年恋爱，吵吵闹闹，双方轮流提出分手多达十次以上。我也弄不清到底是什么原因，七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在相处。张迈认为是爱虽然他是个从来不会对我说这个字的人。而我则认为是习惯一个人有多少精力去重新适应另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啊？当然，这话我肯定不会当面对他说。
从精神病院采访回来的那天，我在台里做片子做到很晚。刘炽说到做到，把这顿无米之炊的烹饪任务交给了我，因为我站在高度那边不让他在病区里拍摄。为了不干扰工作，我把手机也关了。等到差不多弄完时，我才发现已经快十点了。
糟了。我忽然想起来，下午跟张迈约好一起吃晚饭的。
我慌忙跑下楼，一出大厅就看见张迈在马路对面等我。他显然已经很不耐烦了，但可贵的是，他从来都信守承诺，所以尽管离我们约定的时间已过了两个多小时，他却仍然在那儿等着。
我习惯性地感到歉疚，忙向马路对面跑。
张迈一看急了，用手拢成一个喇叭对我嚷：“慢点儿！别跑！”
我冲他笑，还是往前跑。但跑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从带库借的资料带好像忘了还回去。我忙停下来，又转身往回跑，差点儿跟一辆疾速驶来的汽车迎头撞上。
刺耳的急刹车。惨了，要挨骂了。
果然，司机在车里骂还不解气，竟从车上下来，指着我的鼻子一通臭骂。我心里有事儿，倒没怎么吓着，对司机也确实感到抱歉，便站在那儿任凭他骂。张迈跑过来了，一脸心惊肉跳的表情，一到我跟前就把我肩膀搂住了。
“行了行了，骂两句就完了。”他对司机说，“你别跟她计较，她……有病！”
说完张迈拉着我就过了马路。一站下来他就冲我发火：“你怎么回事儿啊你？又不是三岁小孩儿，连马路都不会过？”
我知道他是为我担心，解释说：“突然想起一件事儿……”
“那也不能掉头就跑呀！”张迈不依不饶，接着指责我，“不怪人家骂你，都像你这么走路，谁还敢开车？……想起什么事儿啦？”
我告诉他，好像借了带子没还回带库，说好今天还的。
“好像？”他反问我，“好像还了还是好像没还？”
我瞪他一眼：“废话！还不是一样？”
“那你仔细想想，还了没？”
我想了半天，头脑里无数记忆碎片缠绕在一起，让我更糊涂了。没办法，我只好用手机给带库的小张打了个电话。结果人家告诉我，我已经还过带子了。不仅还了，我还把自己的一盘资料带扔在他那儿了，让我抽空去拿，免得到时候弄乱了。
挂了电话，我自己也觉得又好气又好笑，拉着张迈往前走，自我解嘲地说：“瞧我这记性！老了老了，不顶事儿了！”
张迈却不顺着我的台阶下，反而很较真地说：“你根本就不是记性不好，就是凡事儿太紧张了！你说你何必呢？给自己那么多压力，弄得一天到晚神经兮兮的……”
“我也不想那么大压力，我得能做到呀。”我辩解道。
张迈一副教育的口气说：“你得学会自我调节！”
他的认真忽然让我觉得讨厌。我停住脚，松开他的胳膊，瞪着他问：“行啊，你跟我说说，怎么个调节法？”
他想了想，严肃地回答：“放松，放松……”
“……放松！”我接上他的话，“就知道你会这么说！除了这个，你还有点儿新鲜的吗？说得容易，说放松就放松啦？你以为人的思想就那么简单？跟机器似的，想设置成什么状态就设置成什么状态？要真那样，精神病院里也不会有那么些病人了！”
张迈看出我有点儿急了，但他这人是很固执的，仍坚持说：“你嘴皮子溜，我说不过你。不过我就知道你这状态不对！”
我真急了，冲他嚷：“我就是不对！就是不对！要不然我也不……，
我忽然很泄气，什么也不想跟他说了，低着头往前走去。张迈紧跟上来。
“又生气啦？”他显然是想缓和气氛，故意轻松地问我。
我觉得挺没趣的。他又没做错什么，我凭什么这样对他呢？所以我还是打起精神说：“没有。”
“没有？”他假装仰头张望夜空，“咦，刚才还满天的星星月亮呢，怎么眨眼天就阴成这样了？”
他的话一点儿也不好笑，但我还是装着笑了笑。当然他也看出来了我的勉强，另找了一个话题调整我的情绪。
“哎，你说你上精神病院采访啦？”
“嗯。”
“感觉怎么样？全是疯子，挺吓人吧？”
我瞪了他一眼，“你说话怎么那么让人难受呢？”
他莫名其妙，一副无辜的样子：“怎么啦？”
“人家是精神病院，有医生有病人，什么叫全是疯子？”我质问他。
他笑了：“嘿嘿，差不多差不多……”
“什么叫差不多？”
“精神病院的病人不就是疯子？老跟疯子待在一块的人，时间长了也就差不多了……”
我真急了。瞪了他几秒钟，二话不说掉头就往回走。张迈忙拉我，我一下甩开他的手，大声说：“你自己去吧。我回去了！”
这回张迈也急了，在我身后大声嚷嚷：“你神经病啊？”
我边走边扔给他一句：“错了！那叫精神病！我是有病，你甭理我不就得了！”
我听见背后一声叮哩咣当乱响。不知道路边什么东西遭了张迈的殃，被踢得老远。
张迈气得要命：“林小可，我看你真得去精神病院好好检查检查了！”
我头也不回：“我正打算去呢！劳驾你下回去那儿看我的时候，别忘了给我带点儿慰问品！不过当心到时候我认不出你来了啊……”
张迈没再追上来。我越走越快，最后跑起来，心里升腾着一种破坏般的快感，好像这就是我长久以来想做的事情一样。
3
我曾问过高度，我们国家现在到底有多少精神病患者。他说的数字吓了我一跳：一千八百万。而且这是已经被诊断为精神残疾的。至于那些虽然患病但病情较轻的，以及只是有潜在患病可能的，则无法说出一个具体的数字。我相信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前不久我们台里有一个四十来岁的记者忽然跳楼自杀了，没留下任何遗言。至少从表面看，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身体健康，夫妻和睦，事业顺利，儿子今年刚刚考上一所省级重点高中。曾有人猜测他的死因与感情有关，但很快这猜测被一纸诊断书否决了。在他跳楼前一个月，他曾去医院精神科就诊，医生认为他患有抑郁症，建议他住院治疗。可惜他的家人是在他死后才看到这一个建议的。
有一次我和张迈做爱之后，筋疲力尽地躺在床上。不知怎么，我忽然就问张迈：“你知道吗，我有个舅舅有精神病呢。”
张迈大概太累了，只是唔唔地应付我。
我说：“真的！他病得挺严重的。小时候我回老家，看见他在地上捡东西吃，院里一大帮小孩儿围着他，唱歌……你知道他们唱什么？”
“唱什么？”张迈随口问。
我回忆当时的场景，心有余悸。那群孩子围着舅舅又唱又跳的画面，再次清晰地出现在眼前。我学给张迈听：
“噢！噢！林疯子！林疯子！又吃粮食又吃屎！又吃粮食又吃屎……”
张迈翻个身，搂住我：“这帮小坏蛋，唱得还挺押韵……”
我继续说：“那时候我才四五岁，特别害怕，看他们在那儿捣乱，我就藏在墙角偷看……有个小孩特坏，干唱还不满意，又捡起一块石头去砸我舅舅。他一带头，所有小孩全跟着干……舅舅给砸破了头，脸上流血了，站起来想躲开，结果小孩们又拼命大叫，说疯子要打人了，快点儿跑啊……”
我听到了轻轻的鼾声，转头一看，张迈已经睡着了。
还有一回，我也跟张迈讨论过精神病的话题。我十分严肃地告诉他，我怀疑自己有一天会得精神病，因为听说精神病人往往有家族史。张迈不明白，我只好又把我舅舅的事对他说了一遍。他居然全忘了。
“是么？你舅舅是精神病？”他没心没肺地说，“我怎么没听你说过？”
我不耐烦和他追究上次他睡着的事，只说：“反正就是有。”
他想了想，问：“前年你舅舅来，我不是见过吗？我看他说话挺好的呀。”
“那是我大舅舅。”我解释，“二舅舅有精神病。”
“那他人呢？”
“早就死了。”
张迈这回把我的话认真听进去了。他皱起眉头，想了半天，出乎我意料地笑起来，抓住我的手，说：“怪不得我觉得你神经兮兮的，原来你还真有可能是病人啊。”
我不笑，紧盯着他的眼睛，追问道：“要是我真有病，你打算怎么办？”
张迈得意地说：“那还用说？当然把你捆起来，送精神病院啦。”
我严肃地问：“真的？”
他严肃地回答：“真的！”
我抓起一个靠垫就往他头上砸。他哈哈大笑，反扑过来把我压到身子底下，然后亲我。我挣扎着把他推开，他对我的力量感到惊讶，同时也被激起了好胜心，拿他对付犯罪嫌疑人那一套对付我，自然，我三下两下就被他制服了。
“到底什么时候嫁给我？”他压在我身上，质问的语气。
我嬉皮笑脸地说：“你不是要把我捆起来送精神病院的么？还打算娶我？”
他笑了：“少跟我来这一套！拿这个来搪塞我，你以为我真傻啊？”
我收了笑，认真地又问他一次：“哎，说真的，要是我脑子真有问题，你怎么办？”
“你脑子要有问题，”他斩钉截铁地说，“全世界的人都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