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天不负苦心人,老邹在多年压抑,甘于放弃对从前身份的矜持,降尊纾贵以后,终于靠着同乡在国民党部里补上了个“工友”的缺,做做端茶倒水,在样板一样的选举场子上吆喝几声,倒腾一下票柜,帮内定的候选人冲高票数,诸如此类的龙套。可是薪水到手只够付房租和填饱肚皮。

“谨爹我要好好谢谢您老人家!”老邹听说李谨州推荐他出任新组工会秘书一职的事了。不仅如此,前任县长果然比师爷还懂衙门的门道,建议马组长在公文上替老邹拟了个“以工代职”的办法解套,如此一来,小学没毕业的前“理事长”就不必经过铨叙,直接以“工友”的身份就升任了新成立的工会秘书。自然“妓女工会”与否,有没有其他候选人争取职位,就不在老邹这个当事人了解的范围之内了。

“我好比那王宝钏,寒窑苦守了十八春,”老邹高兴得唱起家乡的花鼓戏,没有留神从一九四九年熬到一九六八年,他比王宝钏还多苦了一年。

老邹对能“重返仕途”衷心感谢:我现在苦尽甘来,“谨爹,这一切都要谢谢您老人家!”被老邹千恩万谢的前县长李谨州,做出戏中诸葛亮的表情,摆手微笑道:住哪里都方便。北投好地方,“你单身一个人,就是远了点啰。 ”

对在台北市中心生活的人而言,当时的北投是要坐火车去的偏远地带,新任秘书既然需要“勤访基层”,常跑妓户,党部替新成立的工会就地租借了一户民宅,简单装潢一下,当成宿舍兼办公室,方便党工做在地“侍应生”的工作。

这间民宅在四季红温泉旅舍的巷子底。因为地势是风水上的“路冲”,原屋主迷信,又正好家里出了点事,感觉不祥得不敢再住,竟然弃屋他去,以致空置了好一阵,廉租给工会,让国民党新张“衙门”来镇镇邪。

妓女工会的理事长是个虚衔,办公室里真正做事的就是老邹一个人。他替自己印了几盒“秘书长”的名片,其实是校长兼撞钟,手底下一个能帮着出出主意的师爷也没有。当地提供侍应生陪浴服务的温泉旅馆老板们,起先听说国民党派人来组织“猫仔工会”,小小有点紧张,在老邹新官上任的第一个月,来来往往地设过几次晚宴“搏感情”,结果台湾国语对上湖南国语,鸡跟鸭讲,各自表述,次次喝得醉醺醺而归就是相互探不明底细。

老邹心想搞组织总先要造个名册。本来他可以去跟当地警察局调卷造册,可是他觉得不妨利用这个机会,和在饭局上认识的老板们拉拉关系,就勉力写了个公文,还盖上工会的红色大印,向各温泉旅馆索取侍应生的芳名册。

这下可惊动了整个温泉乡,连工会名义上的“理事长”,也不明白这个国民党派来的秘书“抓耙仔”(奸细)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老板们私底下串联,议论纷纷:来了,来了!早知道国民党比警察还麻烦,随时会抓人去火烧岛关,什么法院、调查局、情报局都是他家开的,连警察也是他家在管。这个“邹蔑”如果不是想挖大家的老底,有牌侍应生的名册在警察局和卫生所里都有,为什么出公文找店家要?

“马鹿!理事长是我们的人也没用吗?”一个老板骂道,“国民党在这里已经有警察还不够,现在还来个工会!”众人决定把这新来的“国民党”和他们素来打点的黑白两道并列:简言之,就是“要人给人,要钱给钱”。“邹蔑是贼仔!泥棒小偷都很卑鄙!他们就是要钱。”日式温泉旅馆业者习惯说闽南话夹杂日语。他们当面尊称老邹

“邹样先生”,背地里就喊带有侮辱性质的“蔑”,甚至骂他是小偷(泥棒)。讲话的店家曾经当面给红包被前任警察局长臭骂一顿,才学会把钞票塞进茶叶罐里送礼,算是上过国民党官员的“身段”课,就对大家提出警告:“钱怎么塞要有技术,外省的都爱拿还假客气。 ”

众人相互点头称善,心里不约而同地想到,如果这个新来的“国民党”看上了哪家的姑娘就好办得多了,在靠“姑娘仔”吃饭的这些家伙脑子里,钱财还有尽时,只有女人胯下才是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宝库呀。问题是,新来的“国民党”会喜欢谁呢?

老邹上班的时候开着门只看见一条冷冷清清的窄街,到了黄昏他下班打烊,办公室的门一关,他回到自己的小卧室里,外面那条蜿蜒向上的坡道却成了上西天的路;盘丝洞一间间敞开大门,传出酒客的喧哗和歌女缠绵的情歌,脸上红红白白的女人坐在摩托车后座呼啸来去。

老邹本来是个浮浪子弟,哪怕离家成了难民,只要吃饱饭后口袋里还剩几文,都会想往花街柳巷里钻。现在掉到了温柔乡,却自持好不容易得来的工会秘书“官职”不敢轻举妄动,晚上无聊的时候,只能隔窗张望外面的热闹,把巷子里坐在穿梭摩托后座的女人当成风景来观赏。

其实他这个妓女工会秘书,或是他自封的“秘书长”,白天也无所事事,只是从卧室走到办公桌前,对住同样一条巷子发呆。

北投的妓女要不待在自家院里等生意上门,要不由摩托车“送货”出门,一般不到门口揽客。可是秀枝喜欢在大白天不当班的时候,出来巷子里走走站站。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姐妹淘们休息时共处一室,扎堆闲聊的时候,常常有人嘲讽她的体味。秀枝多心,只要有同事面色不豫地多看一眼,或者有人以手掩鼻,她就会愤而夺门外出,让自己消气。

秀枝常出去转转的这个习惯,让老邹白天的视线里多了一道亮丽的风景,他注意到在四季红门口发呆的那个高大白皙,爱穿绿色上衣和咖啡色裤子的姑娘。她不像他在家乡相识的妓女那样,总是歪着、倒着,只要有墙壁或柱子就靠了上去。他在心中暗暗为秀枝的风度喝彩:“啊呀!端庄!除了这个,没有一个站得直。”他想:难怪闽南话叫婊子“站壁的”,还真传神!

老邹在心里鄙视着他所熟悉的、留恋了一生的、职业爱人所流露出的职业风情,深深感觉只有秀枝不同,她即使站在妓户门口,也是那样稳重,像棵能遮荫的树,把他相好过的那些花花草草全都比了下去;老邹没听过“地母”这个词,也从不相信“一见钟情”这种文人编出来的瞎话,可是即使隔着距离,即使只是窥视,老邹一见秀枝,就想在她的怀里“永安他的魂灵”。

半年后,邹秘书终于把持不住他坐在办公桌前单恋式的仰慕,彻底向爱情投降,中了温泉风化业者设下的“美人计”,成了秀枝的入幕之宾。个子整整小秀枝一个头的老邹,最喜欢伸臂紧揽爱人厚实的胸膛,埋首秀枝的腋下。哪来什么狐臭?老邹的鼻尖只有费洛蒙的芬芳!

“四季红”自然不敢收“国民党”的钱,连带秀枝也做白工。姐妹们一面诧异老邹对秀枝的专情,一面又啧啧替秀枝惋惜成了白嫖客的禁脔。她们语带同情地议论被自己这伙排挤的秀枝,说:“秀枝有够衰,国民党一定不给小费!”

没有人知道老邹和秀枝的秘密,秀枝的男人没给小费,却主动交出了整个薪水袋:“哪,看喔,我只留下吃饭的钱——”两人语言不大通,就比手划脚。老邹总是当着秀枝的面,用夸张的手势从薄薄的薪水袋里抽出几张,然后说一样的话:

“剩下的你存着,替你赎身。”浪子的生活有了努力的方向,爱情滋润了他姜黄的脸庞,瘦小黝黑、典型南方农民模样的老邹,在高头大马的秀枝身旁看起来一点都不猥琐和矮小了。

秀枝听不懂老邹的乡音,这却显然没有造成和他交流的窒碍。她再抽出两张递回去,用不耐烦却仍然温柔的口气说:“哪有够?你不是爱吃烟?”她伸出并排的食指和中指在唇上一挥。“戒了。”老邹微笑摇头,学她的样子比划着,还加了个干杯的姿势,“烟、酒都戒了。戒了省钱,钱省下来,替你赎身。 ”秀枝紧紧捏着男人奉上的薪水袋,比洋女人第一次收到意中人的玫瑰花还感动,眼泪都快夺眶而出,满是爱意地用破碎的国语喊情郎:“老邹,多谢你。 ”

“咳,你谢什么?!”老邹干咳一声,不好意思地说,“你跟我还‘多谢’!真是!”他学着闽南语的单词,声音里带着笑意和…娇嗔?

“谢谢你不弃嫌我是‘赚吃查某’!”极少张开双臂的秀枝,毫不犹疑地给老邹一个深情的拥抱。

老邹爱怜地抱住比他壮硕近半的女人,坚定地说:“你是我的‘查某’(女人),有钱了,才能带你走,有钱了,一定带你走!”

可是秀枝家累沉重,老邹那几个小钱杯水车薪,两个相爱的人又煎熬了三年,才在秀枝满二十五岁,被她父亲次郎画押抵押出去的合约满了之后又做了年把,才还清债务,成功脱离娼籍,和老邹正式登记结婚。为了把爱人救出火坑,邹秘书除了微薄的全部积蓄,还动用了所有的人际关系,甚至可能得罪了党内的某些人。

最悲壮的是,那个几年前爹弃娘嫌的“妓女工会秘书”职衔,也被党内“同志”打小报告给丢了。老邹不但被打回“工友”的原型,还回不了中山北路的党部。幸好彼时台湾还是国民党说了算,老邹就直接被党部派到台北风化区的警察单位继续“以工代职”,成了地方分局里的一名文员。

没有了工会秘书职位的津贴,老邹虽然还坐办公室,一份警局工友的薪资还了为秀枝赎身起的互助会钱之后,很难维持小两口的生活,秀枝就表示她也要为家庭贡献,出去做工帮助家计。老邹万分不舍,抱着大个子娇妻痛哭流涕,用他家乡表达悲痛心情的七字调激动地哭唱道:“秀枝你是我的妻,嫁把我来吃苦辛,有朝一日运来转,凤冠霞披——加你身!”

秀枝一个字也没听懂。虽然不知道内容,也不明白丈夫为什么忽然就唱了起来,可是男人的眼泪,和听起来一如闽南“歌仔戏”里“哭仔调”那样悲切的调子,她立刻就和老邹心意相通,晓得了这是丈夫对她的怜惜和山盟海誓。

她流着喜悦的眼泪,把她的小男人揽入了如地母的怀抱,诚心诚意地说:“没人对我比你更卡好。只要咱两人做伙,咱啥咪都不惊!”

不惊归不惊,“翁秀枝”三个字老学不会,秀枝就业通路受限,即便愿意卖劳力,一般劳工也被要求要填几张表格,签签到什么的。无奈只能选择家庭帮佣,可是她在“特种行业”里混了十年,也不怎么会做一般家务了,老邹只好把老婆先送到乡前辈李谨州的家里去“培训”,拜托当老师的李太太教教秀枝良家规矩。

秀枝住在李家天天思念丈夫,无心学习,胃口不减,还要李太太倒转过来煮给她吃。李家经济来源主要靠女主人的薪水,并不宽裕,多了个帮不上忙的大胃王,几个月下来看看不是回事,只好把老邹叫来,领秀枝回去,不过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是秀枝还有一把力气,别的事情不会做,可以帮人洗衣服。他们夫妻感情好,出去收人家的衣服回来洗,秀枝就不用出门工作了。

秀枝的家庭洗衣服务就此开展。老邹替她买了个收音机,她边搓洗衣服边收听广播,学了点国语,还学会唱一首台语歌谣,就叫“四季红”:

春天花吐清香,双人心头齐震动,有话想要对你讲,不知通也不通,叨一项,敢也有别项,目呅笑,目睭讲,你我恋花朱朱红;夏天风正轻松,双人坐船在游江,有话想要对你讲,不知通也不通,叨一项,敢也有别项,目呅笑,目睭讲,水底日头朱朱红;秋天月照纱窗,双人相好有所望,有话想要对你讲,不知通也不通,叨一项,敢也有别项,目呅笑,目睭讲,嘴唇胭脂朱朱红;冬天风真难当,双人相好不惊冻,有话想要对你讲,不

知通也不通,叨一项,敢也有别项,目呅笑,目睭讲,爱情热度朱朱红。秀枝喜欢这首歌,跟她从前待过北投的四季红温泉旅舍没有什么关系,纯粹因为调子轻快活泼,符合她搓洗衣服的律动。不识字不能看歌本,歌词里有些字她不十分确定,可是每次唱到“有话想要对你讲,不知通也不通”的那一句她一定放开嗓子,欢快地提高音量和收音机里的男女声一起大合唱。她在“四季红”上班的时候,很多小姐因为歌曲和店名相同,都学唱这首歌,秀枝就奇怪自己那时怎么没觉得这首歌特别好听,应该把它学起来?

秀枝甩甩手上的肥皂泡沫,掠起散落到腮边的头发,把厚重的几件衣物泡在一个清水大桶里,等老邹下班回来以后帮她一起拧干再晾晒。她有了身孕,大她二十多岁的丈夫对她加倍疼惜,要是看到她勉力而为,回家是要生气的!

“四季红”的轻快旋律又起,北投那个“四季红”已经离她远去,青楼十年就像一场噩梦,贫家女醒来时,已经是一个外省男人的爱妻,白天她用自己的双手搓洗别人家的肮脏衣物,帮着支撑起他们简陋却温馨的小家,而夜晚,她只有一个爱她敬她的枕边人。

婚后四年,秀枝和老邹的家添了两口壮丁,都和父亲一样生得矮小黝黑。秀枝洗衣服的时候把小的一个绑在背上,大的用接成长条的布带缚着,不让走远。

生孩子的时候,她没有像其他嫁给外省男人的本地女人那样回娘家坐月子,也没有娘家亲戚来帮忙,只有老邹替她着急,到处问了进补偏方和食物禁忌,自己请假在家照顾产后的老婆。在老邹心里,秀枝没有娘家,都是因为嫁给他这个穷光蛋的缘故。只有秀枝自己清楚究竟是为了什么她和娘家恩断义绝。

秀枝原来只是嘴上不肯原谅把她卖掉的老爸,也怨过母亲懦弱,坐视亲生女儿堕入火坑不救。可是父母毕竟是父母,她在正式领妓女证那年过年的时候,得到三天休假。文盲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趟门,真是谈何容易。她巴巴地提了大包小包礼物,一路厚颜问道,千辛万苦地花了大半天才到家省亲。

在她离开的五年之内,家里起了不小的变化,不但马路开到了山脚旁,次郎仗着有三个长大成人的儿子们围事,用卖女儿的钱修了房子,开起小卖店兼家庭赌场,肥水不落外人田,父子都在自家赌博,输了也能抽头,经济情况明显改善。

这两年哥哥们还娶了嫂子,她还有了侄子,没有秀枝的家里一片兴旺,只是婚庆、满月都没有通知她出席。

“北投太远,”秀枝体谅地替家人找理由,“而且我上班的地方也不能随便请假。 ”

父母兄嫂收下了她补上的红包,一起围坐吃了午饭。饭后她准备晚上留宿,哥哥们却当着父亲的面说:“秀枝,你现在是‘赚吃查某’,以后若没叫你回来,你就不要回来了!”

她立刻回敬了一串脏话,大哥站起来就是一巴掌打过去,二哥、三哥也作势要加入围殴。她像幼时那样大哭着跑向妈妈:“姆呀,姆呀,阿兄打我!”

她一把抱住母亲,激动地投诉:“阿姆你听有无?他们叫我‘赚吃查某’,叫我以后不要回家,怕我丢这个家的脸!”

秀枝母亲苦着脸望女儿,这次她没有陪着流泪,只轻轻地说:“你的八字和咱家不合。你出去那么久,大家都习惯了。 ”

秀枝绝望地叫了声:“姆!”她边说边泣:“我甘是自愿做这途的?你敢说你们住的不是把我卖掉的钱?”

秀枝带着伤透了的心,当天摸黑回到北投店里。五年前被自己父亲骗去卖掉之后,头次回家,却连一晚都没有住就走了。

秀枝心胸并不像她的体型那么宽大,尤其父兄虽然嫌她丢人,不要她回去,却几乎每个月都以各种名目来找她要钱,搜括一空后,还向东家预支她未来的“工资”。秀枝对家人的恨直到老邹替她赎身,两人登记结婚了才逐渐消散。老邹说他们是明媒正娶,一定要去她家拜见岳父母:“我在台湾孤身一人,你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我和你一起孝敬他们。 ”

秀枝很感动,想想自己从此也不再是“赚吃查某”,回去不会给家里丢脸,就同意了新婚夫婿要去岳家的请求。没想到不去还好,一去就大闹了一场家务,打出全武行,老邹双手难敌众拳,屈居下风,一路挨打,还亏得秀枝豁出命来替他挡住,让他飞奔去马路上拦了警察来救命。

等警察问清原委,居然是岳丈向提了礼物回门的女儿、女婿索讨“聘金”起的争执,而这笔聘金又牵扯到一张十年前立下的抵押人口的契约时,警察的脸色就很难看了,用很不客气的口气,对原本理直气壮的老丈人和大舅子们教训起来:“贩卖人口是犯法的,如果这个今天没人告发,现场也没有看见契约书,今天就不抓这个。翁秀枝已经成年,她结婚不需要父母的同意,聘金的要求,谁也不能勉强,你们自己去协调。”转过头来问老邹:“倒是你伤成这样,可以告他们伤害,你要不要告?”

老邹捂着血流不止的鼻子摇头。秀枝却气急败坏地叫道:“看他们把你打成这形,当然要告!”秀枝的哥哥骂道:“饲老鼠咬布袋,你告我打他?我还要告你打我呢!”

“你才是我饲的老鼠!”秀枝恨声反击道,“我甘有吃过家里一粒米?这个厝内你们谁敢说没有用过‘赚吃查某’的钱?”

老邹忙把又要上前和哥哥拼命的老婆拉住。拿出自己警察局的识别证给管区警员看,自我介绍是台北市第九分局的文员,今天都是亲戚之间言语不通引起的误会,不会提告,可是需要搭个便车去医院检查伤势,处理一下伤口。

警察本来想起对方几个不是良民,而是这一区聚赌的惯犯,就面色不善,完全倒向老邹,一看这边还是同业,又更加客气了几分,连忙搀扶上了警车。

翁家兄弟们以为妹妹找了个外省人警察,想想自己这边惹不起,秀枝嫁了等于自家金鸡母被人偷走的这笔“账”,看来以后也难要到了,形势比人强,次郎狠啐了一口,对女儿恶言相向:“干!以后我死都免你来拜!”跟着儿子后面悻悻然进屋。秀枝的母亲全程中立,始终未出一言帮任何一边。这个时候也跟着众人进屋,并没有多看回门却未得进门的女儿、女婿一眼。

秀枝临去,看着车窗外渐渐远去的老家,她知道家人痛恨老邹是因为他救她出火坑,断了他们的财路。自私的娘家,包括母亲在内,竟没有人替家中唯一的女儿找到了归宿高兴,反而把回门女婿,像抓到的小偷那般暴打了一顿。秀枝难过得流下眼泪,难道因为是不识字的“青盲牛”,就活该要像畜牲一样替人做苦工,任人糟蹋吗?她回过头来,坚定地对痛得哼出声来的丈夫说:“我再也不会回来这了!”

秀枝说话算话,后来果然没有再回过娘家。

母亲死的时候她被叫去医院见了最后一面,发送的时候她带着自己一家四口直接去了山上等待出殡的队伍到来。老爸次郎过世的时候,秀枝已经五十岁了,和娘家二十年不通消息,没人记得要通知她,到了写讣闻的时候想起还有这一门亲戚,哥哥们叫个和她没有见过面的侄女到她家来通知出席丧礼。她告诉年轻女郎:“恁阿姑现在迫病,身体不好,不当出门,而且恁阿公也说过死后不要我去拜他。 ”

到了发送的日子,她还是把在外面做工的儿子们叫回家,要老邹写了父母的名字贴在墙上,摆了香案,全家磕了几个头。

老邹说:“还来得及,就去去吧,我陪你去!”老邹已经退休。虽然年过七十,矮个子不显老,和小他二十多岁的半百妻子看起来是对匹配的老夫老妻。

“不要,我脚腿痛,不得出门。”洗了半辈子衣服,秀枝中年就得了严重的风湿病,这一年以来阴雨天基本卧床,其他时候也多数只在屋里坐着,很少出门走动,买菜洗衣烧饭全部仰仗她的老丈夫。秀枝幽幽地说:“而且他说过不要我去拜他的。”更大的理由看来是被卖掉的女儿还记着仇,“而且我也不想看到我那几个夭寿的阿兄!”

可是阿兄们却找上门来了。大约还是忌惮着曾经做过“警察”的妹夫,三个是一起来的,还带来了一个自称是“土地代书”的陌生人。他们来到妹妹住了二十五年的低矮铁皮违章建筑时,完全没有办法隐藏自己的吃惊,欺负老邹不懂闽南语,老三用讥诮的口气说:“恁尪不是警察吗?甘没有收够红包?你们住这啥哈?”

老邹热情地招呼第一次光临寒舍的大舅子们:“稀客!稀客!”他笑嘻嘻地说着,把几罐刚奔出去买来的汽水,放在简陋小屋中唯一的木桌上。用破碎的闽南话说:“凉的,来,喝凉的。恁小妹咖 (脚 )痛,不当呷冰,我们家里冰箱什么饮料都没有…”

秀枝抬手奋力一挥,把汽水罐扫落在地,对丈夫发怒道:“谁要你给他们喝?你忘记你差点给他们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