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家老二把地上的罐子加踢一脚，也怒喝道：“秀枝，你嘛卡客气耶。我们是你阿兄，不是你的冤仇人！”
“你们用‘赚吃查某’的钱，还不许‘赚吃查某’回家看父母，你讲你们是不是我的冤仇人？”秀枝失去父母，不克送终和奔丧的悲痛忽然全转化成对兄长的恨意，歇斯底里地大吼起来。
“不跟你这个肖查某（疯女人）计较！”老大示意跟来的代书拿出一份文件，“你就在这上面签个名，拿身份证来登记一下，签完我们就走。 ”
“我不识字！”秀枝恨声说，“哪知是签啥咪碗糕？恁不是说我青盲牛什么都不辨！”
“知你是青盲牛，”哥哥不屑地说，“你身份证借一下，在这里画一下就好了。 ”
老邹把文件拿起来，戴上老花眼镜看了一下，问代书这都是些什么？代书正要回答，翁家兄弟说：“跟他没关系，我妹妹签了就好了。 ”
秀枝说：“我已经被卖过一次了，你们不要欺负我不识字，肖想要卖我第二次！要想我签字，你就给我说清楚。 ”
代书不敢回答，偷看一眼翁家兄弟。老大点头道：“就告诉她又怎样？她是女儿，又嫁人了，本来就没份！”
原来翁家以前卖不出去的那两件地产，因为都市规划，成了宝地，有建筑商看上了要开发合建。翁次郎去世没有预立遗嘱，遗产由四个子女平分。翁氏兄弟是来要妹妹放弃继承权，好让他们能以继承人的名义把土地转让给开发商。
秀枝说：为什么要签？绝对不签！你们当初不卖我，就要卖地，所以这块地留到今天是拿我这个人换来的，应该是你们签抛弃继承权才对！老邹听妻子说得悲壮，也激动了起来，大声地帮着腔，“娘卖 X，用他那没人听得懂的湖南土话说：杂种欺负我堂客欺负到我家里来了！”
翁氏兄弟听了妹妹一番抢白，配上旁边一个外省老头不知所云的吼叫，简直暴怒，如果不是身旁还有个外人，当场就要再打这对老弱的夫妻一顿。正吵得不可开交之际，声称腿脚不便，不良于行，始终坐在躺椅里说话的秀枝忽然站起，跑进厨房拖出一把菜刀，往桌面一劈，立即入木三分，可见用力之猛。秀枝披头散发，大吼道：“别讲了，今日恁祖妈要跟你们分到最后一角银！”
这次老邹没有主张息事宁人，分产家务闹进了法院，缠讼了三年才和解。本来翁氏兄弟估量妹妹不识字，老妹夫七十大几的人了也拖不起，没想到老邹快八十岁了还很健朗，秀枝虽然从四十出头就病体支离，却有丈夫悉心照料起居，不但到了六十岁都还没有倒下，她的斗志更像鳖一样，咬紧了招惹的手指就不松口。三年来台北信义区的地价节节高涨，翁氏兄弟眼睛看得见肥肉，可就偏偏吃不到口，用尽黑白两道手段，也没办法让这对贫贱夫妻就范，最后反而是兄弟们积欠了赌债和律师费，被讨债公司追得自己拖不起了，主动弃械投降，要求和解。
官司结束后，建筑公司分给地主的房产还没到手，翁氏三兄弟就被迫转让还债。翁次郎留下的祖产，只有女儿秀枝一家守住，农历年后全家搬进了原址是她老家的崭新电梯大楼。乔迁之喜那天，病病歪歪已经不能像往日那样挺立的老年秀枝靠在矮她一头的老邹身上，笑看儿子们依照习俗，在门口燃放鞭炮，庆祝“新屋入厝”，心里充满回到老家的喜悦。生性记仇的她已经完全忘了婚后回门那天，曾对娘家割席绝交，自己斩钉截铁地说过“再也不会回来这”的话了。
傻女十八嫁
(一 )津晶
韩津晶十八岁初嫁。新郎是她初中的美术老师路楠。未嫁之前，津晶身边除了学校男同学，还有街坊“怪伯伯”从小学起就没间断过的疑似性骚扰。上世纪六十年代台湾风气保守，边陲港城哪怕是本地人口中“莫规莫矩”的外省难民家庭，也不多见像津晶那样美丽早熟，出嫁之前就和异性有许多互动经验的年轻姑娘。
良家少女在外不守行为的先决条件是家里大人不管，津晶的母亲自从遭遇丈夫和独子同时丧命的人生大恸以后，精神始终无法振作。后来再嫁生子，又并发当时还没人听过的“产后忧郁症”，人时常怔忡失神，连主妇的本职都无法承当。继父又要上班又要照顾多病的妻子和年幼的亲生儿子，面对带不亲又叫不动，成天“野”出去的继女，虽然为了对妻子的道义和责任，在饭桌上多摆副碗筷，其实眼不见心不烦，对津晶去哪里、做什么从不过问。
津晶到台湾的时候已经七八岁，很记事了，对过世的生父和哥哥时常想念不说，连父亲生前任职轮船公司，天津老家是座小洋楼，父亲常和母亲穿着体面的衣裳，出去做客或看戏等等琐事也都清楚记得。只有某天晚上，家里开舞会，津晶和寄住家中的亲戚孩子，一个比她只小一岁却喊她“姑姑”，名字叫“琪曼”的小女孩，躲在楼梯上，偷看大人们男女相拥起舞，那个画面却疑幻疑真。尤其年代久远以后，不经意想起，津晶都有错觉那可能只是一场童年的美梦。
小津晶如梦一般的好日子太短，不复记忆，可是更多的老百姓根本连梦都来不及做，就走完了人生路。
那些年中国战祸连年，死的人多了！辛亥革命赶跑了皇帝，并没有迎来太平岁月。紧接着的是军阀割据、日本侵华，国境之内烽火不已。
好不容易熬到了一九四五年对日抗战结束，千疮百孔的国家百废待兴，国共两党的斗争却竟日加剧。内战战火从北向南延烧，津晶父亲费了大气力把工作调动到妻子娘家所在的上海，旋即发现也不是长久之计。他先安排侄子韩国清一家三口去台湾，又让妻子也带着小女儿过去。他自己有工作在身，又不想刚上学的儿子耽误课业，盘算等到学校放寒假，农历年再带儿子去台湾和妻女会合，一家团圆。哪知赶在小年夜搭乘的轮船，甫出吴淞口就被一艘货船拦腰撞上，父子双双遇难。因为是船公司员工，“自己人”没有买票，不在乘客名单上面，连“失踪人口”都没算上，最后还是靠获救的熟人才证实了死讯。随着船公司倒闭，补偿金也不了了之。虽说夫妻各有几个亲戚在台北，然而即使不是自身难保，也和他们住的基隆港两地相隔，交通不便，极少往来。母女靠典当支撑。两年后，津晶的妈妈在三十岁前夕带着拖油瓶女儿哭哭啼啼地改嫁了。
津晶的继父是造船厂的熟练技工，虽然比不上津晶父亲昔日的风度和职位，却也收入稳定，相貌端正，长得像个好人。继父喜欢孩子，比津晶妈妈小了快五岁，结婚前就和津晶很投缘。和津晶妈妈结婚，正式成了一家人后，情况却随着津晶的逐渐发育改变了。继父明显地主动疏远津晶，言行之间在和长大的继女保持距离，到后来更是除非必要，连话都懒得和津晶多说一句，自然谈不到取代津晶心里父亲的地位。
早年失怙也许是少女津晶对外寻求异性温暖的原因之一，不过路老师年近不惑，却轻易掳获少女芳心，原因可不止是小女孩有恋父情结那么简单。搞艺术的本来就比常人多情浪漫不说，路楠一生因战乱而流离，如浪子般漂泊的生涯虽然没让他更具人生智能，却让他对女人更有经验，就以先上车后补票的手段达阵，在津晶升高二的暑假里，拣了黄历上一个好日子摆桌酒，在女方家长没出席的情况下，把肚子已经隆起到出租新娘旗袍没法遮掩的小娇妻娶回了家。
新房很简陋，就是原来路楠的单身教员宿舍，在门上贴了个红色双喜字花算数。
原先屋里的上下铺床架舍不得丢弃，被推到房间一隅，前面小茶几一摆，床垫上堆放几个大靠枕，就成了张有置物顶棚的克难沙发。靠窗还是原先的画架和旧书桌。新添的家具有两件：靠墙一个七成新镶镜衣柜，和一张占据了整个房中央的双人床。
原本宽敞的一间统舱大房这么一弄，顿时显得逼仄，幸好墙上高高低低新贴出许多女人裸体素描，记录着津晶如何从一个十五六的美丽少女，成长为十七岁的小女人，到孕育着小生命的十八岁年轻孕妇的人生，让一间陋室平添旖旎风光。
路楠自称流亡学生，说是十来岁就离开了烽火连天的家乡，抗战时期流浪了几乎整个中国大陆，家人早已因为战乱失联，自己没结过婚。日本投降以后他应聘到山东当中学教师，国共内战的时候随学校辗转先到澎湖，最后移居台湾本岛。路楠男人女像，又留着艺术家特有的凌乱长发，眉虽不浓，深深的双眼皮下却有一双受惊小鹿似的眼睛，对女人依恋相望的时候，能激发年纪小到可以做他女儿的女孩涌出浓烈母性。
嫁了一个奔“四张”，还在女学生眼睛里寻找自己水仙花般倒影的男人，津晶的蜜月还没开始就结束了。丈夫在以她为裸模的最后一张画作完成时，毫不痛惜地一把抓皱了扔开，皱着眉头对大腹便便的妻子抱怨道：“一下笔我就知道这张不成！谁说‘母亲是最美的’？狗屁！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画得好才怪！”
孩子出生后，前三周还挺热情的父亲也试着画过小婴儿，可是除了几张熟睡着的像天使，醒来会哭闹的初生儿却让他感觉来了个破坏人生所有美感和安宁的小怪物，曾经美丽的小妻子也不再给他百分百的关注，成了一个蓬头垢面整天被小怪物支配的俗物。津晶还没出月子，路楠已经尽量躲远，经常在外面打一整夜的麻将，逐渐几天不回家也成了平常事。
孩子三个多月的时候半夜忽然发起高烧，津晶焦急地睁眼等到天亮，去学校也找不到丈夫，无奈抱着连户口还没报，学名也还没起的婴孩回娘家求援。
继父上班，弟弟上学去了。母女个把月没见面，津晶发现母亲比以往更加精神恍惚，眼神涣散地呆望着女儿和外孙，对津晶开口借钱给孩子看病的要求恍若未闻，口中喃喃地说些听不懂的话。到了中午津晶看见妈妈还晓得开煤油炉子，去热隔夜菜当中午饭，又燃起希望，再度求情。妈妈却自己吃起午饭，没有问一声女儿要不要。
母亲吃完后跟她说了句：“你还不走？”又自顾自关起房门睡午觉去了。
自己还是个孩子的津晶就抱着始终呼着热气，却不再高声哭闹的婴儿，在她从前的小床上半躺半卧、醒醒睡睡地饮泣了一下午，直到黄昏时分继父带着弟弟，推着单车，提着菜篮回来。
“先吃饭吧。等吃完了饭，再拿钱给你带小孩去看病。 ”继父皱着眉头简短地交待两句后，径自走进厨房。
吃饭的时候，津晶把孩子放在床上，怕发烧的孩子吹了风，还特别盖上厚厚的被子，才带上房门出去。就那么一小会工夫，等她吃完饭过来，准备抱孩子出去看病的时候，小小的身躯已经凉了。
（二）金晶
“金晶，你别在这里混了，我看你嫁给我算了！”人称“胖哥”的丁蟠格就着津晶手上的筷子吃了一块白斩鸡，自己拿过酒杯浮一大白，半真半假地当着一桌子的人求起婚来。
在这里花名叫“金晶”的韩津晶，娇笑着用手绢拭去酒客胖脸上混合着唾沫和鸡油流下的残酒后，熟练地点上一根烟，自己先深吸一口，再送到男人厚厚的唇边。窗外“白美人大酒家”的霓虹灯透过百叶窗的缝隙，闪烁在酒女们钉了亮片的旗袍上。
“好呀，胖哥，把这三杯干了我就嫁给你！”津晶豪爽地把眼前的酒一饮而尽，“这杯我先干！等你明天酒醒了不赖皮，我就搬到你家去做你老婆。 ”
灯红酒绿的地方只有青春值钱，可是批发带零售，消耗得也快；这才多大点工夫，津晶已经快要忘记自己的前半生，曾经是一个十八岁的小母亲。她和前夫之间的婚姻是为肚里的“爱情结晶”而成，失去了这个初衷，两个人好像没有理由要在一起了。孩子夭折后，伤透了心的津晶无师自通地成了个泼妇，路楠从她心里高高在上的神坛上跌了下来，不但不再是值得尊敬的老师，更不再是那个喊她“我的维纳斯”的伟大艺术家。津晶披头散发，口中恨恨声痛骂：“废物！你不养老婆、小孩，你算是什么男人？ ”
路楠出去逃避，又是几天没回家，津晶想起耽误了孩子就医的恨事，就拿着一把菜刀坐在门口等待，到丈夫终于回来了，一扬手把菜刀当成飞镖扔过去，一面大喊着迎上前：
“凶手！我要杀了你替我的孩子报仇！”
男人受惊之余没有想到凭体型自己占尽优势，反而被女人的气势吓得拔脚狂奔而逃，津晶把命豁出去一样地追赶，直到被邻居和热心路人叫来的警察合力拦下。发了狂的小女人力气大到几个男人抓着都感觉费劲。熟人知道津晶妈妈的情况，认为不无遗传的可能，劝路楠离婚。学校方面怕出事，想方设法地让路楠预支了三个月的薪水给津晶当成赡养费，让她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快快搬离教员宿舍。津晶就拿着婚后第一次看见的丈夫薪水袋，连娘家都没有回去道别，头也没回地离开了伤心地，径赴台北闯天下。
津晶乘火车到了台北，就近在龙蛇混杂的后火车站一带找了个三夹板草草分隔，租户各只有一张床的廉价分租房落脚，然后天天出去买份报纸，在分类广告的求职栏上谋职。
台北物价高，没过多久，她那点赡养费已经坐吃山空，可是工作还是没有着落。哪怕津晶再不谙世事，至此也觉悟像自己这样没有靠山和关系，高中都没毕业的女人，即使在繁华台北也根本找不到工作。她住的地方离从前叫“江山楼”的风化区不远，走出去买份小吃都要经过几家店名香艳的“酒家”，酒家大门上长期贴着招聘“女侍应生”的红纸条，统统注明“不限省籍学历，无需经验，体健貌美，即刻上班，可先借款”。津晶每次走过都会看看、想想，可是像她这样没见过世面，也知道那些不是正经地方，就没有进去。
四个月后的一天早上，房东来催缴房租未果，对津晶骂起粗言秽语，并且威胁当晚就要换掉门锁，把她扔出去。津晶关起门哭了一会，泪干了，人却犯了傻；除了自己无家可归，无依无靠的现实，她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津晶呆坐到黄昏，忽然想到房东就要带人来换锁了，吓得一跃而起，出门走到最近的一间“酒家”就入内应聘。
招工的一对男女要她把外套脱掉转了个圈，没问几句话就录取了，而且当下让她拿身份证抵押，“借”了点其实是高利贷的薪水，把欠下的房租还了，津晶算是生平第一次靠自己对付掉眼前难关。酒店的人要她改名“金晶”，即日上班。妈妈桑带着仁慈的微笑对她说：“金晶啊，咱自己人了，有需要借再个来，免客气！”
金晶欠钱不多，又不懂闽南语，不会唱日本歌，加上一开始说要做“清的”，妈妈桑为了避免麻烦，就替她安排接待些斯文客人。
当时台湾戒严，文化事业管控严厉，公家报纸销量差，两家民营大报都不愁没人拿着银子争取广告版面。“胖哥”丁蟠格是大报工商版业务员，拿新闻企业的死工资和广告公司的活回扣，算个“文化人”，酒家就是他的办公室。虽然没有大的势力或财力，胖哥的胖脸上总是笑嘻嘻的，与人广结善缘。酒店应酬有酒和美人助兴，难免要香面揽腰、摸手捏腿，可是他一般不带小姐出场，算一位风月场中难得的绅士。口袋虽然不深，人面却广，“罩”一个新进小酒女还不成问题，两人有缘，胖哥就成了津晶的“恩客”。
津晶堕入风尘转眼一年，收入虽然增加，可是开销也跟着水涨船高。换了个稍微好点的小套房要多付租金吧？以色侍人要买胭脂水粉，又要置装吧？跟姐妹淘一起总要社交一下吧？再加上吃零食、打麻将、抽香烟这些新习气，更有欠款的利上滚利，赚来的钱由手到口一转，就像变魔术一样地不见了。
她嘟囔做酒家女赚不到钱，妈妈桑就拱她赚出场费。津晶认真考虑以后，却觉得生张熟魏零星出卖，还不如嫁人只要伺候一个男人。胖哥虽然年纪大得可以做她父亲，可是养活妻小应该不是问题；至于丈夫候选人的人品、学识、前途、感情以及其他“细节”，就不是津晶当时的条件和智能所能考虑到的了。
才只二十一岁，人生应如朝露一般清新的时刻，津晶已经走过一个女人感情和婚姻的大起大落；她的甜蜜初恋开花结果，可是所托非人却留给她家破人亡的伤痛。津晶的爱情和她的初生儿一起早夭；生活把花样少女逼成了一头为了生活挣扎的小母兽。津晶再不犹豫，抓住胖哥酒后一句玩笑话，拖着半醉半醒的老新郎，在文具店买来的结婚证书上签名盖章，把自己救出了风尘。
那时国民政府败退海岛已经十几年了，官家还天天喊“反攻大陆”不脸红，有人说是“愚民政策”，特务机关就“记取丢失大陆教训”，把批评政府的人关到绿岛消音，维护社会安宁。既然控制舆论，办报就要特许，除了公营的党报，三两张民营执照只交给信得过的自己人。传媒版面有限，广告业务员成了肥缺。胖哥的收入不错，自己花天酒地以后，还有
节余养家，津晶二嫁后过得很好，过年的时候还提了礼物回过基隆娘家。
胖哥虽然娶了个“小”妻子，自己心里却另有打算。他跟很多只身来台的外省难民一样，明明不怎么相信，却又痴情无悔地在等政府兑现的承诺；他随时准备好抛下台湾的一切，回去家乡和父母、发妻、儿女团聚。
台湾这个“家”对胖哥来说是临时的，小妻子也是临时的，除非元配让他纳妾，胖哥跟津晶并没有做长久夫妻的打算。
可是胖哥有良心，他劝津晶去上补校，把高中读完：“如果你有张高中文凭，我可以把你介绍进报社。”胖哥怜惜地对她说：“我比你大了二十五岁，你这么年轻，我帮你还债，把你从火坑里拉出来，并不单是要替自己找个人。 ”
津晶不明白中国男人有用“纳妾”、“养情妇”这样的形式来进行社会救济的善心和传统，一开始并不领情。别说她离开学校那么久，嫁都嫁过两次了，生过小孩，当过酒女，津晶早已失去了向学之心。不过胖哥晚上去酒家“上班”，她闲着也是闲着，后来也就接受了丈夫要她去上夜间补校的安排。
津晶读书的底子其实不差，如非战乱，她也是书香门第，曾经幼承家教。虽然高中只读了一年，回炉上补校直接就考插班进了高二。数理化跟不上，国文和英文却都读得很好。补校学生程度普遍不如正规学校，津晶的国文、英文每次都考全校第一。可是功课这样出色，津晶还是没能拿到高中文凭，因为就在最后一学年，她的学业“赞助人”胖哥在酒家“办公”的时候，中风倒下了。
平时胖哥钱赚得不少，可是花起来大手大脚，积蓄有限。人不能上班，就没有收入。他们的房子是租的，一个月不付，房东就要赶人。那个时候台湾没有医疗保险，开门七件事要花钱，生了病更要花大钱。这个小家很快就坐吃山空。胖哥有朋友听说过津晶“英文好”，就介绍她去天母洋人家庭当住家保姆，挣钱贴补。胖哥急救后保住性命苟活下来，却已经口齿不清、半身不遂，为了长期照护，朋友帮忙送进郊区的疗养院。房子退租节省开支，津晶把返还的押金、手头变卖所剩的一点生活费，连同报社的退职金一并预缴了两年的住院费，自己净身而出，感觉对胖哥仁至义尽，含泪而去。至此空有一纸婚书却没登记户口的老夫少妻一拍两散。胖哥原来只做临时打算的家果然没能长久，津晶的二婚只维持了三年。
（三）珍妮
“君君，居居，”女主人撅着嘴学了两下就放弃了，“你没有英文名字吗？你想要一个英文名字吗？叫珍妮好不好，小名是‘珍’，我觉得跟你真正的名字很接近。你看怎样？就这么定了！”
看起来年过不惑，其实还不到四十岁的洋东家夫妻俩都在美军顾问团上班，先生是上士，太太是国防部聘雇人员，虽然是平民身份，名片拿出来是“亚洲安全专家”，职务比丈夫繁忙，地位也更重要，三天两头要去琉球、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各个美军基地出差，常常不在家。
先生的上下班时间看来很固定，可是即使晚上不出去，也都找了朋友到家里喝酒玩乐，偶尔夜不归营，阳明山脚下偌大的一套平顶洋房就只有津晶一个人和条大狗同住。留守大屋，到了夜里风声呼呼吹动树梢让津晶很害怕，狗跟她亲，她就让狗睡在她的脚头做伴。
洋人夫妻见面行接吻礼，津晶以为他们很恩爱。可是几个月后的一个夜半时分，主卧房里男吼女叫，东西摔得乒乓一片，动静大到睡在厨房这半边的津晶都被惊醒。她原来没想管闲事，后来听见闹得像要出人命，才悄悄起身开条门缝偷窥，却看见女主人拿了行李独自开车离去，两夫妇就这样在津晶的眼前分了居。可是次日男主人如常吃了津晶做的早餐后出门上班，好像什么事也没有。不过从此以后，津晶的东家就从一对夫妇变成了一个单身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