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晓得？”她轻轻地问。她迎面是窗，外面天渐渐晚得快，那恋恋不舍的余晖简直像是从她脸上褪下去的。
“还不晓得，不好特为去说，免得败事。走的时候要去说一声的。”敬文是堂兄，两兄弟感情最好。
“秉德——”他唤她，声音凄凄。他们一直讲好了能逃的话，他处境危险，应该先走，事到临头，他还是对自己抛妻弃子的打算不能释然。
“孩子睡了。”她说，“下去吧，早点吃了饭，好准备准备。”
她走在他前头，声音步履都很镇静。走到楼门口，她却忽然一把拉住他的手。她的手冰冷，还微微抖着，好像订了婚以后他头一次拉她的手一样。他牵着她走下那一小段楼梯，心中乱成一团。
然而，她却出乎他意料的镇定；她像平常一样吃饭，好好地打发了奶妈，临到门口，还跟奶妈扯了几句咸淡。
她说要去替他收拾东西。屋里已经暗了，楼下掌上来一盏煤油灯，照得一屋幽幽的影子。
“不要收拾了，带了行李，路上给人看见就糟了。”他看见她要开箱子，忙制止道。
“几点钟走？”
“我十点钟出门。”
“要到大哥那边屋里打个转。”
“晓得。”
他不让她打点，两夫妇对坐竟无言，还是他想起来有些要紧证件需要清理，就拿小手电筒下楼到书房。
他再上楼的时候，还隔得老远，就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
“笃。笃。笃。笃…”轻声而沉重的，一会儿一下，一会儿一下。那声音没来由地击得他鼻酸了起来。
走到门口，他看见秉德坐在一张矮脚凳上，膝头撑开一把袁顺记的大油纸伞，用一只小锤一只拨火的细铁棒，对准了伞的竹柄往里面敲。她专心地工作着，晓得他来，连头都没有抬。
怕敲得太响，铁棒上包着布巾。灯搁在她旁边的几上，每笃的一声，那灯焰就跳一下。孩子依然睡得很熟，一点也没有被惊动。
“这是干什么？”他问她。
她没答话，只把伞收拢了倒一倒，被击通了的竹节碎屑掉在地上，再用力点，确定倒干净了，才把伞放下，解开几上一个小布包，里头是她自己的首饰。
“总要想办法带点路费，”秉德低低的，仿佛说给自己听，“你自己都不晓得这一路要走得多远。”
他一句话都接不上，只挨床边坐下，默默地看着灯下自己的妻。她正用棉花一件件裹了金链子一类可以盘弄的首饰，往伞柄里头塞。再拿棉花包着铁棒老是塞塞紧。
“这样也带不多，带多了伞太重会教人看出破绽，”秉德把伞执中掂掂，看会不会太不平衡，“你那里还有几十块钱美金，你自己看怎么谢赵先生，这个伞里的东西，路上不要随便拿出来的好…”
他痴痴望着她，听着她，脸上痒痒的，泪早爬满了一脸，身为男子汉能做的，只是忍住哽咽声。他的妻头都不抬，一样样事情替他盘算好，一样样事情教给他，他却只能坐着泪眼望她。
“秉德，”他的声音只在喉咙里打了个转，她却听见了，猛抬头，原来也早是一脸的泪。他忙过去蹲下握住她的手，她靠在他肩头，无声地啜泣起来。
终于还是她先开的口：“你路上要小心，不要挂记我和敏敏，等他一断奶，我们就会去找你。我一个女人，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真要逼得我急了，我——也不会对不起——你，李子仁的媳妇…”
他摇着头，说不出话来；不走了，不走了，留下来，要死一起死！他做不了自己的主了，他要秉德留他。也许因为他自私，他希望她也自私。然而中国妇女的苦难都是自己来救，她不再多说什么，只走开去，在旁边面盆里打湿了一条毛巾给他揩脸。
“该走了。”他软弱地说，一面走过去看儿子。
“敏敏，敏敏。”他摸孩子的脸，索性把他抱起来，“来，爸爸端一泡尿。”
孩子熟睡得像一摊泥，头软软地垂在父亲的臂上。他捧着儿子，蹲在痰盂边。
“嘘——嘘——”悠长的凄凉的口哨声，唤出了徘徊在窗外黑里的千古伤心事。他的泪又滚滚而下，几滴落在那孩子的小毛头上，那孩子触动机关似的放了一点尿，了结了父亲的心事。
腋下夹着油纸伞，小小一个衣包，还是恨这些东西露形藏，可是秉德不由他，只说夜里没人会看见。她不能送他，恐怕连看着他远去都不能，两夫妇就在屋前道别了。
近中秋了，月不圆却明，院里还有桂花的香气，她站在门口，檐上垂下来的紫藤花，像长长的白色流苏，就要拂到她脸上。他走得快，临行只回了一次头，可是她那檐下暗影中朦胧的身形，那园中飘散的桂花香，就要跟着他去到天涯海角。他不得不走得疾，可是步子好重好重，只因这一步步远去的是他的妻、他的子、他自己一砖一木建立起来的家。
找到敬文非常顺利，也没有惊动到其他的人，因为敬文也为局势心烦，他去的时候，他正一个人在自己院里抽水烟，只是他却坚持要送这个弟弟。
“不要送了，给人看见了不好。”才走出两步，敬远就悔。
“这里过去很僻静，白天都不大有人走。”敬文不依。
去湖边的路果然僻静，两兄弟并肩走着，敬远要说的都说了，又心烦意乱，老觉得不安。敬文却也静默着，半天两个人一起开了口。
“走了好，待不——”
“不要送了——”
“哥哥，”敬远停下来，“不要送了，给人看见了不好。”
他只会这一句，声音里已经带了泪。
“赓虞，”哥哥喊他书房里的名字，声音也嘶哑了，“生离死别，生离死别哦。”
他别过脸，抢先了几步就往前冲，走开了好远才回头，看见大他十来岁的敬文偻着腰，捧着水烟袋，还是慢慢地跟着。他深深一揖，谢他的深情，作势请他回去，那边站定了，他耳里仿佛听见自己哥哥的声音：生离死别，生离死别…他不知道敬文怎么忍心道破这一句！
他强不过哥哥。两兄弟就这样一前一后，保持着二十步左右的距离相送，一路上他回头十几二十遍，每次都就势在肩膀上揩掉那落不完的男儿泪。一直到望见小码头旁边的风篷船，最后一次回头，敬文已经不知何时走开了。
船果然不大，垒得满满的劈柴，从舱里满到船板上，从外面一点都看不出来那里可以藏人。赵广领着他，挪开一堆柴火，领他钻进去，他这才发现，那劈柴一落落地架在旁边，中间留下方方的一块小天地，黑漆漆的伸手不见五指，鼻子里尽是刺鼻的新柴味。
“杨先生？”金癞子轻声和他打招呼。黑里看不见和他共患难的人，敬远含糊地应了，挨舱壁坐下。
外面轻轻响起运桨的声音，想是离岸还近，不敢扯帆。他一颗惊惶的心随着那清脆的水声渐渐定了下来，离愁却又立刻跟进，他心中惨然：就在这么一团漆黑里离开这生他长他的地方？
他四面黑里张望，忽然发觉自己脑后竟然有一扇小窗，才犹疑了一秒，他立刻动手将窗推开。
窗极小，只有一本书那么大，他把整张脸都贴了上去，下巴梗着怀中那把大油纸伞的头头。窗外是月光下的洞庭，他就让岳阳城在他不止的泪眼中越去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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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先生，这边也过不去呢。”出租车司机停了车，调转头来对李谨洲说，“博爱路那边我看更没可能，你是就到这里还是怎样？”
谨洲看看外面的车阵人潮，再看看司机等待答复的脸，无奈地嘟囔道：“这又是什么事？去火车站也管制！”一壁挪臀掏钱准备下车。
司机找钱扳表，权威而兴奋地道：“新闻说民进党要求直选，攻占台北火车站，国民党的警察四面围堵。我要不是想来看现场，不会做你这个生意呢。”
“不像话，不像话——”谨洲咕噜咕噜地自言自语，心里忙手里慢地下了车。
十年未见，哪里不好约，约见台北火车站？谨洲自怨自艾。站定辨认辨认方向，叹口气举步前行。
上次和杨敬远见面算算也有上十年了，那还是老杨才放出来没有多久时候的事。可杨敬远是一九八二，还是八三年回来的呢？谨洲却记不得了。反正年纪大，经不起今事往事的折磨，那次一别，虽然同在一个大台北，可是城南城北，居然不相往返又上十年，间中只打过拜年的电话，直到这次敬远筹够了路费要返乡探亲，打电话向他这跑了多次的老马问路，说起来大家身体都不行了，敬远竟在电话中涕泣道：“没有别的想了，一把老骨头自己带回去——这个儿子还不是亲生的，我没养他的小，他倒养我的老！人家不嫌，我自己都嫌——”
谨洲听见老友悲泣，想到自己在台湾这一个嫡嫡亲的儿子平日少搭不理，儿媳妇受丈夫身教也是心淡脸冷，孙女虽然可爱，查察父母颜色也少来老人膝下承欢。想着心中着实感慨，乃提出约见一叙的建议；他自开放大陆探亲以来，已跑过家乡四趟，自忖很有些老年返乡者旅途须知的心得可以提供给老友。两老早已深居简出，说到要找个地方叙叙，一时之间却没了主意，磋商良久，约在火车站附近的某老牌餐厅，是少数一个两老只靠自己就摸得到的地方。
却不承想碰上这么一个乱糟糟的场合！谨洲有点后悔没带手杖。他倒不怕走路，只是手里有根手杖总是稳当点，老年人就是怕摔跤。老妻过世十五年了，这么些年，自己不照顾自己，谁照顾你？七十九岁的老人还有这么健旺，是他常引以自豪的。年轻的时候爱运动，后来蹲黑牢也没有搞垮他，就是仗一个底子好。可是耳朵不行了，这时脑子里嗡嗡叫，明知不是街上的人或车。没带手杖。这都还不知道要走多远！街景也都变了，公园路这一带好久不来了，来了也都是坐车经过，不记得什么时候就都变了。谨洲看见打横的路牌是青岛东路——嘿，这司机！这么远就让下车了？
一九五一年谨洲第一次到青岛东路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车也是黑的。他两边都坐着人，不避讳地紧紧挨着他。谨洲眼睛并没蒙着，可也没看清楚四周景物。这一带路不熟，又不敢先开口，尽管心里着急，也不知道自己究竟给带到了哪儿。大家一路沉默着。就算心里没一点数，也像押解人犯了。来带人的时候倒还很客气：“局里请李先生去问几句话。”那时候天真，还真以为问几句话交代清楚就完事了。
先是隔离审讯，不准接见，关在一间小房里，窗子糊死了，屋里总开着灯，问话的人轮替着，打倒不怎么打，只不许他睡觉。人累极了有种灵肉分离的错觉。他的身体或坐或站的受着没止境的盘查，心里却渐渐空了似的。嘴里有口无心机械似的答着话，一个念想只记挂着也不知道几天了家里怕还不知道他给带了去哪儿。表给拿走了，不知道白天黑夜几点几分。一样的问题他们老问，只不许他问。有次碰到个脾气躁的问话被他抢白了几句，一巴掌打得他脑子里嗡嗡叫了几天——也许几十年。
就在他觉得自己坚持不下去的时候，里头有个和气点的告诉他审讯结束了，他是冤枉的，可以给家里写封信，宣判了就结案。还回答了他一个问题——这里是“军法局”的看守所，在青岛东路。
这个看守所是一条龙作业，军事法庭就设在同一个大院里。谨洲给押着走一会儿也就到了。一间大点的房演文明戏一样布置着个简易法庭；青天白日旗、党旗、总理遗照、总裁玉照、桌子板凳，外加一个戴着眼镜的军法官。
谨洲是冤枉的，都查清楚了。可能是没人担得起由“军法局”抓来的从看守所大门走出去的责任，冤枉的也判，六个月起跳。审判长宣判后特别召他向前。
“李先生，我们现在是非常时期，不能错放，你是老党员，要了解，尤其你是有人告发的。这个判决书我这么写，你很快就没事了。”
“——察该员虽无检举情事，然逗留敌区过久，思想难免毒化，然情节终非重大，兹判感训六个月。”
六个月？谨洲贯信的白纸黑字和他效忠的党都骗了人！六个月原来只合他牢狱之灾的一个零头。可是刑期“有期”毕竟给人希望，这希望之火每半年一燃，竟也支持着谨洲怀忧却不丧志；渐渐上上下下也都知道他是个刑期短、情节轻的积极分子。他在这个四面只看得到海的不毛小岛上渐渐混成了“新生”的头头，当了个班长。他那一队全是民意代表，地方“显”达——坐了牢，还是思想有问题坐的牢，就不好称为贤达了——反正是说起来都还有点资历或背景的各省地方人物，老弱残兵一大堆，成天作诗的作诗，骂娘的骂娘，聚在一起尽多是感喟伤心流泪叹气。相比之下谨洲还算识时务：上课时积极参与讨论，下课后还温故知新；幸亏他原来也信仰这个主义，用起功来并不痛苦勉强。至于劳动更是全力以赴，权当是锻炼体魄。时间长了，虽然和大家一样地出不去，岛上多半的地方他也到得了。有什么“芝麻酱”、“豆瓣酱”之流的来视察，他也以模范新生的身份在打牙祭的时候往前坐，甚而喊喊起立敬礼的口号。到了这个时候，仿佛除了这个离不开的火烧岛，无时不思却又不能见的家里人，他冒险犯难逃离共产党政权来归的国民党也算就此安顿了他。
忘了那天为什么会去到五队，也许是一个什么送信之类的跑腿差事。他是最不喜欢到那边去的，看见岛上的重刑犯人总让他心里难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外加这年把听见看见的，谨洲固执地相信全岛新生都是吃了冤枉的倒霉鬼。
“李先生，”一个小小的声音叫，“李先生。”
谨洲耳朵不比从前。岛上一年四季风大，白天晚上呼呼吹。
“李先生，”声音大了点，“李谨洲先生！”
他循声找去，一下并没能认出那个穿着青灰犯人服，剃了光头，太阳晒成黑糊糊的一个——嗯，人。
“谨爹——”那人用家乡话再喊他，“李家谨爹——”
“杨敬远！”他惊讶地低叫出声；是他们县城里出了名的美男子，不说乡音一点认不出了。正要相认叙旧，忽然惊觉非时非地，带班的又已经注意这边，乃轻轻一摆手，留下一句：“我想办法找你。”就匆匆离去。
谨洲那天揣着一肚子疑团回队，怎么杨敬远也进来了？自己出事前才吃了他的喜酒来的。要说自己这是个冤狱，不管怎样，自己还跟政治沾上了边，地方上也有恩有怨的扯不清，碰上这场浩劫，逃不过灾星罩顶还有脉络可循，仇人可恨。杨敬远这样一个仕绅级的少爷人物，又安得上个什么罪名？共产党进城后，杨家既地且富，杨敬远被逼得只身潜逃，后来的同乡带来坏消息，说他留在家里的妻子受逼不过，带着稚龄儿子投了湖。杨敬远家里前清有功名，父子两代都不做民国的官。他自己一表人才，是四乡有名的美男子，同乡间又传说他带有金条逃难。一个也带着个孩子的年轻寡妇自媒，杨敬远先不肯，后来喜欢那孩子，说是与失了的儿子同年，又同情人丈夫死了，怕人母子生活没有着落，才应了二婚。这一家子和共产党可不是人家说的什么苦大仇深，怎么又给国民党这边抓了呢？
“命，谨爹，都是命——”敬远吸口烟屁股，递还给谨洲。双手扶住头，用一种认命了的悲凉腔调叹息道，“我只跟不如我的比。船上认识的一家子五口，夫妇两个都是医生，基隆一下船就抓去枪毙了。人家干了什么？不过就是念书的时候参加过游行，行医的时候救治过共产党，这都够枪毙的罪了！我不同，我是自己签名保举了个共产党的，判了终身感训不冤枉。”
谨洲想杨敬远一个大少爷不比自己，当初去的又是恶名昭彰的青岛东路三号，怕是看守所里受刑不过自己彻底认了罪，做了火烧岛的新生还又给洗了脑，心中虽对他“判了感训不冤枉”的说法极不以为然，可这还真轮不到自己来劝导，就长叹道：“唉，乱世，乱世！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哦。”说了又叹。
关在岛上，时间最不值钱，到他们真能这样一聚时，距打个招呼的最初短暂重逢又已匆匆一年。敬远判的感训是无释放期限的，结发妻亲生儿早已尸骨无存，再醮的妻原为生活托的终身，敬远一宣判，很快两造就同意办妥协议离婚。倒是那个正式办过收养的继子杨宜中，六年级了，还一直给敬远写信，成了敬远苦难中唯一的安慰。
“乱世难为人呀——”敬远附和叹息着，“我也常常觉得生不如死，可是，大概麻木不仁了，好像生也是死了一样，那还要找个麻烦去死？现在是行尸走肉。只有给小孩写写信还有点意思，说是鼓励他，也鼓励自己。”敬远苦笑，“我就想无期到死还无期？就算在这里蹲一辈子；两脚一伸日，全家团圆时——这还是我一点盼头了。”
谨洲手一弹飞出一点流星，是已经烧到了手指的烟蒂。他惋惜地望着烟蒂烧尽，一面说：“无期怎么样，有期又怎么样？我是有期，不但有期，还只有六个月的管训期。现在我到这里四年了，还是释放遥遥无期。我这个有期跟你的无期又有什么分别？”
敬远不晓得怎么接这个话，只顾自翘首望向天边。蓝天上白云朵朵，他的爱妻与子可在云端上等他去团聚？宜中呢？那孩子又在做什么？
谨洲不待敬远回应，又自我排解道：“像你说的，只能跟不如的比。我给人告发的罪状是发通电欢迎共产党进城，碰上一个怕事的审判长，糊里糊涂依例判个枪决，我都死了好几年了。现在我还可以在这里发牢骚已经是大造化了。”
敬远听说还是无言，只知叹息。一会儿站起来告辞道：“我回去做事了。”旋又鞠一躬，诚恳地说：“还是要说真不知道怎么谢你，在难中你老人家还帮这样的大忙。不是你老，我还在做苦工，见不得天日，也许活不了了。”
谨洲忙摇头摆手，想解释，无从说起，又作罢。他这个“大忙”帮得本无心，被敬远一谢再谢，谢得惭愧，只得无言。
事缘那天新到任的处长在办公室单独召见谨洲。
“我来以前到台东拜访了廖兮尊先生，他是我们宪兵的老前辈。他提起你是他的小同乡，要我关照关照。”处长说着竟然敬了谨洲一支烟，“有什么意见尽管提。能办的我办，不能办的我替你反映。”
谨洲很感动，立正道：“谢谢处长，也谢谢廖先生。”那年头老抓人，本省人有异议是叛乱分子，外省人不必发异议，有人用手指指就成了“匪谍”，指证的还能领检举奖金。被抓的固然是悄没声息地不见了，家属朋友也都噤若寒蝉。像廖某人这样敢仗义认同乡的，真是凤毛麟角。
“我是冤枉的。”谨洲说。处长点点头，一边深深地看了他一眼。谨洲激动了，这个新处长和旁的不一样，是熟人关照过，是了解和同情他的。有些混乱地，他继续陈情：“——就算不冤枉，我的刑期也早就满了。”他把念兹在兹的判决书背了一遍。
“这个我们研究研究。”处长说。他的宪兵学长也说这李某人是个冤狱。罪名不小：投敌的省主席领衔发通电欢迎共产党，下面大官小官排满一张报纸，李谨洲三字赫然在列。宪兵学长说：“李谨洲那个时候一个人躲在广州找机会逃跑，我家里还见过他。他当县长的时候清乡反过共产党，不会也不敢去欢迎他们进城。”
“——说报纸是证物，那我还有人证呢。”谨洲哀告道，“报纸谁都可以登，我是三点水的洲，报上通电是没有三点水的州。我——”
“时候到了我们会研究。”处长声音稍沉，正色打断谨洲，另启话题，“这里的生活怎么样？还习惯吗？”
谨洲提起的希望一下沉了下去。原来还以为这个处长两样点。他没有忘记自己阶下囚的身份，却压抑不住心里的失望，因而有点愤然地答道：“还能怎么样呢？感谢党和政府宽大留着我条命就是了。”
处长不以为忤，顺手翻翻面前卷宗，又换回和颜悦色，说：“你在这里学习成绩很好，要保持。”顿下又道，“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这样能觉悟，好好接受新生再教育，你不错。可是这里卧虎藏龙，也有敌人的顽固分子在我们中间，哪怕在我们新生训导处，我敢说敌人还企图渗透毒化我们，我们不能松懈。你如果发现有同学思想有问题，可以跟我谈谈。”处长用鼓励的眼神看着他。
谨洲既感诧异又啼笑皆非，难道单独召见是要鼓动他做奸细打难友的小报告？既是这样的糊涂官腔长官，自己的冤屈也免谈了。可是坐办公室里抽着整支的好烟跟人扯淡怎么也强似回营出操做工。一念及此，谨洲弹弹烟灰，深吸一口，开始上天入地，想啥说啥：从伙食、思想课程，一路扯到了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