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处长说的，我们这里卧虎藏龙，什么人没有！我一个同乡杨敬远，在五队的，那不得了，闻名的书法家，真是一字千金。写得一笔好字，说是一字千金真不为过。以前人家求他的字，还要托人，还要看他高兴。现在他在这里干什么？敲石头！可惜了是不是？要是他来给我们写写标语讲义什么的，那真是真是，啊？”
“五队？”处长蹙眉道，“五队都是需要加强感训的顽固分子不是？”
“也有例外的，像我跟你提的这个杨敬远。他什么罪？说他是保举了共产党当议长。他一个官宦人家的大少爷什么危险人物？”谨洲讲得兴起，两只指头夹着香烟比划起来，“可既然是个地方绅士，不管是满清、共和、国民党、日本人，还是共产党，派粮保举，什么事不找？这都判他个无期徒刑。说句关起门来讲的话，地方上是这样，上面呢？我们校长的嫡系都有几个共产党，不是他提拔的？真是！”
处长听见谨洲牢骚发到不像话，赶紧打岔：“你说杨什么？你把名字写给我，以后研究研究。”
谨洲的刑期有没有研究不知道，敬远的事却研究有了成果，改派了抄抄写写的差事。谨洲有时候也当文员差，同乡难中乃能偶一聚首。
半年后，处长返台述职，临行前又召见了谨洲。不痛不痒的官话说了一些后，淡淡地提起：“你的事我研究了。如果你找得到保的话，试试看。”
谨洲赶快给家里写信，要太太去求人。李太太那年还不满三十，带着十岁的儿子租住台北近郊乡下农家的一个厢房隐居避祸，靠变卖首饰和在小学校代课惨淡度日。接信后再度鼓勇遍求旧识故交，约莫是有点身份又够关系的人一一求到。然而几个认识的台面上的人既熟读孔孟也都深谙趋吉避凶的道理，叛乱罪是讲起来都要先四下望望再掩嘴就耳的事，哪里有人敢挺身而出去做这种保人？于是李太太四处求人却尽是徒劳，不但备办礼物往返交际让她母子经济愈加拮据，精神上也备受人情冷暖的打击。
那时候廖兮尊先生只是台东一个乡间学校的教书先生，部队转进到台湾后他找个机会就办了退休。廖先生对自己做个儒将的期许是既然不能做乱世的中流砥柱也起码要懂得激流勇退，不能救人至少不能害人。于是他带着家人离开了冠盖云集的台北，心安理得地用本地学生们听不懂的乡音在偏远的台东误人子弟。李太太那时并不认识这么一位只有同乡之谊的长者，得了谨洲的令只在台北瞎钻营。还是谨洲终于得知自己太太求告无门的困境后，才姑且一试地对这一位咸认“关系不够”的朋友求援。
谁知道，就这样，仿佛轻轻易易地，原本遍求不得的那个“保”竟很快来了。再就释放的命令也很快来了。谨洲盼了几年，真正到了这一刻，失落竟然大于欣喜。他逢营里官兵就问：是不是我半年刑期满了有保就可以出去了？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这个保究竟是个什么保？怎么不见明文规定呢？如果我只差一个保，这多出来的几年牢我白坐了吗？
人家就笑他：“你老兄可以出去就出去，哪有那么多问题！难道还舍不得走？这个保不保的当然是上面的规定。”
像场梦一样，谨洲等到了船，就此离开了羁押他五年的火烧岛回到台湾。
至于杨敬远，他的噩梦则又延续了二十年。他和其他活得够长的政治犯一齐等到了特赦。加上办出狱手续和安排交通等等琐事的零头，当他再度踏上台湾岛时已是公元一九八○年。杨敬远三十一岁离开家乡，三十六岁被关到火烧岛。这一年，在台东港码头迎接花甲老翁的是已经改姓归宗的继子张宜中——敬远第二次短暂婚姻里新娘子带过来的儿子。
躺在床上，敬远再也无法成眠。住在台北十一年了，还是不习惯这二十四小时穿墙越户的市声；除非中夜不醒，醒来后就一定睡不回去。他披衣而起，想到阳台上去吸根烟，又怕惊扰了屋里其他的人。磨蹭半晌，抗不过烟瘾，到底还是蹑手蹑脚地开了门。对过孙子的房门是开的，他踅了进去看看这个他一手带大的孩子。他替孩子紧了紧被子，轻手轻脚地掩上门出去。
门口给宜中留的灯还亮着。显然人还没有回来，敬远想，如果正巧碰上宜中回来不刚好告诉他这件事？
敬远悄悄地走过客厅，有些艰难地弯下腰拾起散落在地上的两件玩具。家里一直没有请人帮忙，他在这个家里说是个老太爷，又不姓张；说是长工保姆兼煮饭嘛，男主人叫爸爸，孙子也管他叫爷爷。他自忖对宜中实在没有什么养育之恩，宜中为他做的，亲生儿子也有比不上的。
走上阳台，他才放心地吐了口大气，点上一支烟。宜中最近戒了烟，要他也戒，媳妇也讲过好几次话了。这包，抽完这包——他说。七十二岁的老人，身体不行了，他们的孩子也大了，自己在这里是多出来的了。
媳妇是一向多了他的——既不是个正牌公公，还没有钱，还要他们赡养。好在宜中结婚迟，他这个冒牌老太爷还比女主人先进门。媳妇嫁过来的时候，宜中已经立业置产，敬远觉得自己像一件丢不掉的旧家具一样被留了下来。幸好他们婚后很快就有了孩子，敬远那时候才六十冒个头，放下身段，不动强动，不拿强拿，一肩挑起管家保姆的担子。媳妇随孩子喊爷爷，避开不想叫爸爸的尴尬。至此，一家人也就像一家人那样过了下去。
八个月前敬远听说大陆妻儿还在人世。自从两岸开放探亲以来，同乡熟人纷纷返乡。只有敬远孑然一身，家乡也没有了近亲骨肉，想也不敢去想。然而一个同乡带来死人复生这样令人震撼的消息，不由得他马上当天夜里就失眠。一时坐一时躺，再想起自己坎坷冤屈的一生，数度不能自已地痛哭出声。宜中半夜闻声而来，也陪他流泪。
“爸爸，这是好事嘛，”宜中劝他，“是好事啊，不要难过了。”他看着伤心的老人，又想起自己的身世，宜中的泪也因造化弄人汩汩而流了。
宜中的生身父亲早逝，他记得的父爱全得自眼前饮泣的老人。敬远蒙难后，母亲很快为生活三嫁，之后几年几乎每年都替宜中添个弟弟或妹妹。母亲分了心，新的继父又不慈爱。宜中因忧患而早熟，和难中的敬远竟一直保持了联系。是敬远一封封信替他解疑教他成人，是敬远一点点可怜的资产帮小宜中渡过难关。宜中成年后回首来时路常要悚然惊心，要不是狱中继父的谆谆言教，他想都不敢想在艰难无助的环境下他会成长成怎么样的一个人。十一年前，他怀着孺慕之情和报恩之心迎接父亲回家，然而儿子身为大都会中小卒能给老人的不过是个遮风避雨的住所，老人却又替他操持家务，带大孩子，付出了更多。
“爸爸，不要伤心了，是好事呀——”宜中擤鼻子，也将面纸盒递过去给敬远，一壁道，“这是好人有好报，总算是老天有眼呀！”
“哦哦哦——”原先只是哽咽的敬远闻言却大哭出声。老天没有眼呀！他的一生是老天一个残忍的玩笑，“哦哦——我这个样子，我，我这个样子——”苦命人还偏又受尽磨难死不掉，四十年未见的妻儿将会对他的潦倒怎样地失望！经过二十五年的冤狱，敬远以为自己已经对任何的噩运都可以无动于衷了，却实在承受不起这样一个喜讯。头里一紧，眼前一黑，他晕了过去。
医生诊断是高血压，常见的老年病，要注意养身。药是不能断的了。
“很贵，药很贵。”敬远讷讷地半跟自己半跟宜中说。那年台湾还没全民健保，敬远来台四十年，二十五年的资历在绿岛修路写字，虽也是公职，那里“退”下来，可是公保、劳保、农保什么保险也轮不到。像他这样是生不起病的呀。
“还好，”宜中安慰他，“不贵。”
“每天要吃，”敬远忧形于色，“不是一天两天。晓得要吃多久？怎么不贵！”
“不比抽烟贵，你就放心吧。”宜中微笑道，“算不错的了，这次连住院都没住。”宜中转动方向盘在巷子里找停车位。
“要戒烟了。我要戒烟。”敬远忙道，“抽完这包就不买了。”
“老了就是麻烦。”敬远自语道。一会儿又叫继子：“宜中，我回大陆去好不好？”
“嗯？”宜中发现一个空位，赶紧抢过去，一面有点心不在焉地应道，“先联络上。联络上，看看情况，我有空请假陪你去。”
还没等到宜中有空，家乡亲人的情况倒是先知道了。家乡来的信也还长，叙述也很详尽，字迹却很陌生，是就敬远太太秉德的口气写的。
敬远只身逃离家乡以后，秉德受到超过她能承受的压力。无望之下，她怀绑稚子投湖。不料却双双获救。再又斗过几次以后，有个机会改嫁给有功返乡的丧偶干部，死过一次的人忽然豁出去了，她和从前划清界线，毅然地嫁给那个看上她的干部。那人碰巧还是敬远杨家的族弟，早年在外地念书的时候就是地下党。丈夫在新社会里也算地方上的新贵，苦命母子总算找到庇荫过了几天平安日子。谁想没多久，反右运动铺天盖地，老党员丈夫也给人刨出了资产阶级的劣根。丈夫戴了帽，夫妇一起判了劳改，儿子进了孤儿院，因为成份不好也就此失了学。族弟后来不知死于何时何地，秉德却奇迹似的经过了所有的折磨和苦难活了下来。文革以后族弟生前名誉得以平反，秉德也获释辗转回到家乡，居然找到了失散十多年的儿子。儿子那时已打回原籍在乡下落户，书香世家的子弟被改造成一个不识几个大字的农民了。
信末说自己眼睛不好，信由族人某代笔。
敬远得信自然又是流不尽的泪。心绪不宁，血压也升高，人昏昏沉沉，自己害怕是时辰快要到了。死自然是不怕的，儿子发妻不能再见上一面却是死也不能甘心的。电视里播放着演员歌星们为老兵返乡筹款办的爱心晚会，他却是一个在社会善心之外的老囚徒。
敬远和谨洲通电话；想起上十年前自己刚出来时老友见面，谨洲曾意气风发地说他正在搜集资料，要替自己洗刷名誉，讨还公道，他还要联名难友上书，要国民党还他们这些误判的“匪谍”一个清白。可是彼时敬远还是才脱牢笼的惊弓之鸟，路上看到衙门都想绕道，哪敢关心这样的大事。敬远眼下筹措旅费需钱急用，不禁想起这件旧事，说不定他也有冤狱赔偿的可能也未可知，不免动问。
“那个时候的人已经都不在了。”谨洲难掩落寞地答道。谨洲说的是十年前，他南北奔走，着实兴头了一阵子。“写给上面的信，连收到的公函也没有回复一张。那里有个私人助理还回了个电话，却只想知道跟二二八有没有关联，后来也不了了之。现在又是十年，一些老人死都死得差不多了。你我算是命长的，等到了开放探亲，好歹回去看看。”谨洲接着絮絮说起，认识的谁又死了，谁又死了。
冤狱赔偿听来无望，敬远情急智生，竟帮一个做便宜古董生意的同乡卖起字来。二十多年关在绿岛写标语，杨敬远这三个字自然不值钱，可是他能写各家字体，接受大小尺寸的订货，上款落款也随君意，遇上有创意的买家，要求古人给他尊翁写副寿幛也是有的。敬远起先还害怕，这当老板的同乡安慰他道：“你老今生的牢狱之灾已经到头了，怕是下辈子的账都清了。再说了，有事也是我的事，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敬远想，没给关过当然不怕。可他又哪有更好的生财之道呢？只能硬起头皮走这个险路。谁想世事难料，几十年前他来台湾奉公守法却不由分说地给关了二十五年，现在做着不能告人的勾当，却碰上台湾钱淹脚目的年头，接了不少订单。敬远返乡所需的一大笔盘缠居然就此渐渐有了着落。
不能再给宜中添麻烦了，敬远想，自己是随时倒得下去的人了。他没有付与宜中生命，更没有养宜中的小。宜中的长大成人是他二十五年牢狱生涯中最大的安慰，到头出来还是这个有心的孩子赡养他。敬远想着吸吸鼻子：不是骨肉，是比骨肉还亲的亲人哦！
门口有响动。敬远用袖口揩揩眼睛鼻子，离开阳台迎了过去。
“还没睡？”宜中对迎上来的老人说，“说了不要替我等门嘛。做生意跑不掉要应酬。”
“累不累？”敬远问儿子，“近来你特别忙，想跟你讲点事，老碰不上你得空。”
宜中歉然道：“真就是太忙了。是不是去大陆的事？恐怕要等到——”
“我已经都办好了，台胞证、入港证都有了，机票也买了。”敬远一口气说出来，有点想献宝的意思，旋又有点不好意思自己的包办，“李伯伯介绍了个旅行社，什么都办，两万四千块。”
“爸爸——”宜中诧异地喊。是惊讶老人办事的效率和能干。
“钱我都付清了。”敬远忙解惑，“我帮周伯伯写字。不是告诉过你？”
宜中笑起来，道：“这么好赚？”
敬远能自食其力，心中小有得意，便也嘿嘿地道：“是辛苦一点；写小楷眼力不行了，大楷，手劲也不行了。”
他接着告诉宜中行程细节。
“回程呢？”宜中问，“你什么时候回来？”
敬远看看高出他一个头的继子，心里想只怕回不来了。可是宜中的一双眼睛定定地望着他，像三十多年前那个下午，小小的宜中抬头定定地望着他：“你什么时候回来？”
那是保安司令部把他禁见审讯的初期，两个人押着他回家找更多通敌证据。临了门口碰到孩子，他问妈妈呢，孩子只摇头，眼睛碌碌地看那两个制着他肘的陌生人。他要孩子听妈妈话，好好念书。人家见他婆妈，蹙眉抬手示意走。孩子忽然开口道：“你什么时候回来？”
“就回来。”他说，鼻子一酸，心里想只怕回不来了。
敬远转过身，不想宜中发现他心情的转变。“也许就回来。”他说，“到了那里看情形。决定回来的时候我通知你。”
这大半年为了筹措旅费敬远卖了老命：白天黑夜有空就写，写着写着，自己觉得有什么东西从笔间渗了出去；在集中营里写标语，一丝丝渗出去的是青春岁月，现在年逾七十，只剩下返乡一念保住的一口元气。
“宜中。”敬远回头拍拍继子的手，想握紧。还叫伯伯的时候，他们一大一小就投缘，“牵手，来，伯伯牵手。”孩子暖暖的小手就紧紧握住他的大手。结婚以后，孩子的妈妈假日里喜欢打打卫生麻将，他就牵着孩子的小手到东去西地游玩。后来她又喜欢晚睡晚起，天天又是敬远牵着孩子的小手送上学。现在宜中的手比他自己的大了许多了。敬远暗自叹息，这一生人错过的何止是这一双小手长成了大手？
“宜中，”敬远只在他手上按了按，“这些年多亏你——你是我的亲人。”
“我知道，你也是。”宜中说。他真是累了，又喝了酒。头往沙发背上一靠，眼睛马上就重得张不开了。
“到床上去睡。”敬远喊他。宜中咿哦相应。敬远只好去房里拿床毯子替他盖上。宜中惊觉，奋力而起，一面口齿不清地道：“累了，我去睡了。”
三十年前睡不醒，三十年后睡不着。敬远老来常常想起这句俗话。尤其和家乡联络上以后，简直没有过一夜好觉，总是翻起爬倒要到天亮倦极了才能眯一下。和谨洲相约见面这天又到天亮才睡着。醒来匆匆盥洗出门。敬远也来到台北火车站一带。
车站已开始更严格的管制，却拦不住热情的参与者和看热闹的人。人潮很快地聚集，卖零食和水的小贩也来抢占地盘，于是到处交通大乱。敬远夜里失眠，起得晚了，晨起没开电视消息不灵通，这下被挤在天桥上，进退两难。本来嘛，行人天桥这会儿是楼上包厢位，视野最佳，连电视台的记者也看好这个位置要挤上来。桥下大街上群众唱起歌来，旋又有人跳上宣传车带领呼口号。敬远先还看着有点趣，甚至遥想起当年参加抗日游行的旧事。忽然游行示威的队伍一阵骚动，有头缠白巾的人挥舞起旗杆叫嚣作势，天桥上有看热闹的老经验兴奋地发出预告：“吼——要打了，要打了！”敬远听说，心里着急起来，失悔和谨洲约在这种地方相会。孔夫子教训乱邦不入，他一个有前科的在这个乱成一团的地方瞎搅和，再要抓了他去，别说二十五年，只怕二十五天都拖不过去。“都什么时代了！”宜中老说他疑神疑鬼想太多，可是宜中没经过这些哪里知道厉害？李谨洲比敬远自己早出来二十年，什么不晓得？
“不一样。我们和良民不一样。”谨洲在敬远刚放出来的时候就告诫过他，“像我家就经常，唉，经常来查户口。搬到哪里都跟着你，你的档案都跟着你，管区警员都有你的资料，特别注意你。欸——”谨洲单手做个六字，小指晃到敬远鼻子前面，“六十岁，我留意过，到六十岁以后他们才不来了。”
“那我安全啦，”敬远故作轻松地道，“老朽了，原先就算真有问题，过了六十人家想你也造不动反了。”
“那不一定。”谨洲见老友仿佛松了戒心，赶快另举一例，“平江那个陈胖子，认识吧——起码听说过这个人吧——前两年才抓过的呀。六十大几啦。”谨洲感觉到自己的话达到预期的影响力，便较实事求是地道，“不像从前那样要杀人了，关几天就放了。什么事——谁也不知道。出来乖乖的，什么话也不敢讲，家都搬了。他个老同事说就是公园里打太极拳的时候多发了牢骚，给打了报告。好在他没前科——”
敬远一念及此不免烦躁起来。“请让让，请让让！”他划动手臂试着帮助身体往前挪。
“挤什么挤！”一个痞子模样青年用肩把老人拱回去，还回转头对着他怒目而视。
“我，我过去。”敬远软弱地抗议道，“大家都有事。”
“对呀，都挤在桥上不走，人家还有事耶，搞什么鬼！”一个年轻小姐大声帮腔。
痞子模样青年马上把话揽往自己，双手胸膛上一交，怒喝道：“恰查某，你说谁人？你才搞什么鬼！”再用舌尖呸出嘴里原先咀嚼着的一点什么渣子，轻蔑又挑衅地道：“你想怎样？”
桥上众人看见桥下尚未开打身旁已有热闹可瞧，纷纷转移注意焦点，一时之间把那年轻女郎看得羞红了脸。女郎恼羞成怒，把皮包一甩，直接从那犹自骂声不绝的恶汉身边挤了过去。敬远赶快跟上。后面又紧紧跟上几个见机的，其后又有人，竟此形成人流局部打开了天桥上交通阻塞。
敬远后面也是位老先生，挤下桥后安慰先前仗义的小姐：“真多谢你，不是你我们都过不来。那个人太无聊了。”
小姐犹忿忿不平，既离险地，又有人表扬，就开骂道：“不要脸！去死好了。我们还礼仪之邦呢。不要脸，只敢欺负女人和老人…”她嘟嘟囔囔而去。
敬远又挤一段快到了才缓下脚步调匀气息。向前一望，坏了——相约的馆子连铁卷门都拉下来了。
“…铁门都拉下来了。旁边又乱，我——”敬远顿了顿，把个“怕”字咽回去，改口道，“我只好走了。”
谨洲在电话那头遗憾地道：“那种乱糟糟的场合是该走开。我坐出租车绕了半天绕不进去，还走青岛东路那边去了。我走走看到不像话，也回来了。就是这一面没见上，把我们两个老家伙折磨一场好的。”
“谨爹，对不起你老人家。”敬远致歉，却忽然伤起心来，“我半生坐牢，没有别的朋友，跟你这一面都没有见上——”
“回来再见，回来再见。”谨洲赶快安慰老友，“一样，等你回来再见一样。”谨洲恐怕敬远又说些什么回不来了之类的丧气话，就转变话题道，“我跟你说啊，心里要有准备哦。唉，少小离家老大回，什么都变了，人事全非，人事全非。景物也变了，乡下以前那么多大树都砍光了，稍为大点的房子也都拆掉了。城里也变了，可是还认得出来哪里是哪里。我上次跟你说过没有？你城里的房子还在，我经过过，还特意站在门口看了一看。现在住得乱七八糟好几家子人，还都不是本县的。可惜喔，你那个花园不在了…”
是啊，花园不在了；谨洲年纪大了，一样的话讲了又讲，他老提起那花园。那时候到他们县城里，出了火车站叫人力车，只说“杨家花园”，街名反而不彰。战后整修翻新完毕的头一个春天，百花齐放，不是三月可是他做流觞之会。城里有点头脸的都来饮酒唱和；李谨洲那时听说不太看得上他，在背后讥讽他读了新书做旧事，明明是个民国的人还装遗少，成天作诗写字修园子，不知忧国忧民忧天下。可是那天的盛会连李谨洲也到了一到。照相师傅在紫藤花架下照过他们一家三口的全家福。照得好，又是城里的名流，就央请放大了陈列在照相馆橱窗中招徕。共产党进城时，他派人夜里敲门高价买回来毁弃。他留下一帧小张的，贴身藏着随他历经沧桑，以至于相中三个人的面目都模糊了，只有背景里的那架花，黑白照里都看得出当时盛放的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