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眼睛阿义也罢，牛二也罢，欺负人时，是巴望有围观者的。倘无，他们过后自己也会津津乐道地讲给人听，那对于他们是扬名的事迹，是做地头蛇的资本。有人围观，可收获现场宣传的效果。无人围观，由自己津津乐道，等于后续宣传。
当下之中国的红眼睛阿义们、牛二们，早已号准了当下之中国看客们的脉象，清楚当下之中国看客中，义士是极少的，多是纯粹的看客，围着白相白相罢了。故他们既需要看客捧场，内心里也是瞧不大起看客的，众目睽睽之下，将泼皮“风彩”发扬光大。
由于当下之中国社会矛盾重重，郁闷者多多，当下中国看客，对不平之事的正义冲动，一番番被酱缸似的不良现实所腌沤，异变为两种极端的表现——麻木不仁已无冲动可言，人性上沦为纯粹看客；或胸中终日无名业火暗燃，不定什么时候，便火冒三丈，起哄架秧子，唯恐天下不乱。
那麻木不仁已无冲动可言的看客，像极了郑老栓。去往有“热闹”处，一心只想的是少花钱，快办成自己的事，成功地得到蘸了人血的馒头，好治肺痨儿子的病。至于蘸的是何人的血，那人何以被砍头，冤枉不冤枉，他是漠不关心的。即使明知那人被杀害，是为了替他这样的一些人创建一个好社会，他也绝不惋惜那样的人之被杀害。悠悠万事，唯将馒头淋淋漓漓地蘸了那人的血为大。斯事是他眼前之最大利益。至于将来，他是不考虑的。也根本不相信，有人会为了许多别人的将来而宁可掉自己的脑袋。
那唯恐天下不乱的，围观时，“很像久饿的人见食物一般，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在《药》中，他们倒卖血馒头，如同稀货贩子在鬼市兜售稀货。那是天下将乱倘未乱时，他们所获的一种好处。
比之于纯粹的看客，他们“凑热闹”、“看热闹”的心理很不纯粹。倘有什么骚乱发生，他们便会像阿Q一样，趁火打劫，抢掠些财物。然后装出不曾参与的样子，看参与了或被冤枉了的人遭到追捕、杀头，侥幸而且同样的幸灾乐祸，连点儿兔死狐悲也全然没有，只不过又当成一种“热闹”罢了。
从鲁迅那个时代到“文革”再到电脑普及前，中国之看客一茬茬繁殖，从没怎么少过。“文革”时期反而更多了起来。因为那一时期，想不当看客都不行。可以这么说，几代中国人是看那种“热闹”看过来的。
虽然“文革”已成历史，中国人爱看“热闹”一点却早已成习。
仅仅翻阅一下八十年代十年中的报纸便不难发现这样的报道——女子当街遭到轮奸而围观者众！
却不像古代的时候有义士出现。
连就待在不远处的什么机关、什么单位的传达室里的人，守着电话机，耳听着呼救之声凄惨，都懒得以举手之劳抓起电话报警。
至于有人要跳楼，围观者不耐烦地催促其跳的事，更是接二连三。
中国之看客，可谓世界之最。
最令心理正常的人嫌恶。
如今情况好多了，一由于城市管理水平大大提高；二由于电脑的普及，看客们都转移到网络上去了。
三、人类是地球上最爱看“热闹”的物种
人类出现以前，地球上本无“热闹”。如果人类至今仍未出现，地球上便还是没有“热闹”可言。
除了猴子和猩猩，地球上的一概动物，从巨大到渺小，从一个“纪”到下一个“纪”到现在，皆无看“热闹”的习性。
我们没见到什么大动物围得里三圈外三圈的，看一群蚂蚁怎么样将一条毛扎扎的大肉虫制伏并拖入蚁穴的情形；即使两窝蚂蚁大混战它们也是没那份闲心观看的。尽管其场面放大了惊心动魄，尽管某些动物的视力比人还强。
我们也没见过两头狮子争夺地盘，而另外一些狮子以及三五成群的猎豹、鬣狗什么的蹲在不远处，边看边叫，发出人类那种类似起哄的声音。
掠食猛兽从食草类动物群中扑倒了一只，躲得远了的食草类动物群倾刻恢复平静，又若无其事地吃草——那是由于天性的麻木，但却并不围观同类之被撕碎。它们那种麻木，人类身上也经常表现出来的；但人类身上还经常表现出来的对同类陷于惨境的“热闹”看得乐在其中的情形，却从未在任何动物身上发生过。
不错，狮子们争食一头角马、鬣狗、秃鹫什么的也围着看。那时的鬣狗、秃鹫们，眼中也确乎地露出“想要攫取到什么”的目光。
它们要攫取到剩尸而已，与看“热闹”是两码事。
自从人类出现以后，以人的眼看，这世界种种的“热闹”多了起来，对于人类大有看头——包括另外一些人陷于悲惨。倘某一阵子这世界上缺少“热闹”，人类便会制造出来。
人类对于人类犯下的罪恶，是地球上任何动物从不曾对别的动物，更不曾对自己的同类犯下过的。人类不但残害同类，还挖空心思“研发”许多种方法折磨同类，或为逼供，或为解恨，或只为取乐。
以此点而言，“兽性大发”一词，实在是对动物的诬蔑。若反过来说动物之凶残是凶残的人性体现，倒是有根据的形容。
人类为什么会那样呢？
这要从人吃人的历史说起。
我们都知道的，我们的祖先曾经互吃，这是不争的事实。动物也有互吃的时候，但往往是在特定情况下，不经常。而古人类的互吃，曾是一件很经常的事。
一个部落的古人类抓住了另一部落中的一个，准备着要吃后者了。于是围着火堆蹦蹦踏踏，拍手齐叫，那是开吃时本能的快乐。之后，开始操刀肢解了，像今天的厨子剖鱼或剁鸡块。而小崽子们，瞪着他们的小眼睛看，鲜血四溅，哀号声声，他们也绝不会捂上眼睛和耳朵。
那是他们习以为常了的，也是他们最初所惯看的“热闹”。后来小崽子们长大了，一个个凶残无比。看惯了吃同类之“热闹”的他们，并且也很爱吃，长大后能不比野兽更凶残吗？他们的小崽子又不同了，“进化”了些，无师自通，居然虐待起被缚住并即将被吃的同类来，用木棍挑出可悲的后者们的眼，或用石刀割下后者们的鼻子、耳朵。在哀号中获得了乐趣、快感。那是他们“创造”的乐子，也带给包括父母在内的全部族一种乐子，于是受到鼓励。大人还相帮着那么干，又于是营造出“热闹”的气象。
后来，人吃人不那么容易了。因为有的部落壮大了，有的部落几乎被吃光了、消亡了。互相也特戒备，抓住一两个，不够分吃。
于是被抓住的人，就有了另一种用途——作为祭品。
祭是仪式。源于人类对某种图腾的敬畏之心，也源于祈祷之愿。
现代的我们，写下或读到某人、某些人因某种“原因”成为某事件过程中的“祭品”时，细一寻思，短短一行字，意味着多么血腥的不幸和多么巨大的恐怖啊！
再后来，那是几多的一千年后，人类不再以同类的头和心来祭祀了，代之以牲畜了——遂成习俗，沿袭至今。然欧洲已不如此，亚洲故之。中国的农村，尤其不改。杀牲宰畜，便仍是农村孩子们所惯看的“热闹”。
毕竟，以牲畜为祭品，较之以同类，是人道主义的初级体现。所谓“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尽管，那时“人道”还未成“主义”。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伟大”的进步呢？
当归功于那时的某些大祭司。按如今说法，他们是那时祭祀的主持人。却又不仅仅是主持人，还兼着类似大法师的身份。为什么某些他们主张废除祭人而代之以祭畜，这是解释不大清楚的。人性提升体现于他们的先知先觉的迹象，使他们具有“上帝”播向人间的最初的宗教种子的意味。那时宗教自然还未成教，他们是体现宗教思想的种子。他们是大祭司中的某些，而非全体。另外一些，依然热衷于祭人，乐此不疲。
也要归功于那时的文艺。祭祀的仪式完毕以后，人们还没热闹够，意犹未尽，于是续之以节目。因为是祭祀活动的组成部分，所以须保持庄严特色。因为祭祀源于人类的敬畏心，敬畏心使人类对自己的命运产生难以克服的恓惶感，所以那些节目的内容往往是悲剧性的，并且具有警戒性。结果大抵是违背所崇拜之“神”的人类受到惩罚。
他们年复一年地创作那类节目，好比我们的“春晚”导演们为吸引眼球，年复一年地挖空心思推陈出新。
于是早期悲剧逐渐形成。
而他们是人类后来的戏剧家们的先师。
由祭祀词而衍生出诗歌来。
诗歌使早期悲剧的台词具有诗性。
而戏剧、诗歌又嫁接成文字形式的史诗——至近代，三者互补，诞生了电影、电视剧，此后话也。
还说很古远很古远的当时——祭祀节目之“演出”也告一段落了，人们仍不愿四散，并觉那种节目看得不过瘾，都有将热闹继续下去的亢奋冲动，于是以自发的即兴的节目续之。这类节目以使聚集气氛更“热”、更“闹”为最大能事。一言以蔽之，以自娱自乐为前提。
于是，所谓喜剧、闹剧便也诞生。自然，起初还不能算是戏或剧，各尽逗乐子、搞笑的擅长罢了。
悲剧起初是投贵族所好的。喜剧起初是适合民间趣味的。
正剧起初是为了能使贵族与民间大众一同看的。故至今仍无严格意义的正剧。曰正剧，少不了悲剧的元素或喜剧桥段的。
综上所述，人类爱看热闹的习性，实际上发扬光大了。祭人显得老套了，没多大看头了。节目更有看头了，戏剧更有看头了。祭祀仪式的内容几乎是一成不变的，出新的是节目，是戏剧。人类盼望祭祀活动之举行，更是为了满足看热闹的心理了。而节目中一旦升华出戏剧，一部分人类爱看热闹的心理，也就自然而然地嬗变为欣赏的精神需求了。
故对人类的进化，文艺也是功不可没的。仅仅认为劳动使人类文明起来了是偏面的。
但是，人类爱从看热闹过程中获得刺激享受的恶劣的基因（我认为是比动物性更恶劣的），仍在人类的习性中作祟着，并不是什么悲剧、喜剧、正剧所能完全抵消的。
所以便有了罗马角斗场。
类似罗马角斗场上的血腥“节目”，在中国的古代也同样上演过，比如商纣王在寻开心时，往往便命武士于宴间决斗，以助酒兴。且在行宫中建了肉林酒池，动辄令百对以上年轻的祼男祼女滥交于肉林下、酒池畔，觉得是神仙才配一看的高级“热闹”。
在当时的罗马也罢，在当时的商朝也罢，文艺已经相当艺术了，商朝不但有了宫廷乐队，供养着当时水平一流的乐师，歌舞伎们的表演，也是足以称得上美轮美奂、赏心悦目的。而罗马，诗人们的朗诵会已蔚然成风，戏剧演出也很经常。
但是人类的基因决定了，只欣赏是不行的，看一般的“热闹”也是不行的。那基因会不时地怂恿人类的眼球寻找刺激。当时的罗马与当时的商朝的区别仅仅在于——罗马统治集团的成员们、宫廷人员们以及富人们，是与平民们一起享受刺激的，或曰“与民同乐”。那时的罗国，已有了初级民主，他们需要平民的拥戴。并且，他们“与民同乐”是带亲眷的。而极其腐败荒淫的纣王，却更喜欢独乐，或由妃们陪乐。
多么不可思议啊，一方面其文明已贴近民主；另一方面，其文化的野蛮恶习不改。
想想吧，当看台上所有的人类全体站起，亢奋地跺脚，皆大拇指朝下，千万条喉咙喊出一个字“死！死！死！”时，那是多么邪狞的场面啊！
于是另一个或另一些人类，在那喊声中，被长予刺胸，被利斧砍颈而亡。
再想想那些地位高贵的夫人，那些名门望族的小姐，她们一个个都很美貌。是夫人的都气质优雅，是小姐的都特淑女。也许，她们刚刚听哲学家们阐述过哲学，与文艺家们讨论过文艺。她们大拇指朝下的手，一小时前还握过写在精制羊皮上的诗卷。
但那时的她们，难道不是都很邪狞吗？
还有那些平民男女以及他们的孩子们，因能与贵族与富人们同乐，内心里感到无比荣光。他们有的换上了体面的衣裳，有的穿着破衣烂衫就去了。他们宁肯少吃几餐也高兴买到一张门票。男人们手拿肉排，或酒囊；女人们有的怀里还奶着婴儿，旁边或膝上坐着大点儿的鼻涕拉瞎的孩子。她们唯恐大点儿的孩子错过刺激居然没看到，每指着嚷嚷：“快看！快看！那个人就要被杀死啦！……”
那些平民的社会地位，仅比被迫成为角斗士的战俘奴隶高那么一点点，但他们观后者们以血和命“表演”的“热闹”，看得心安理得。
至今，我们人类的基因中，仍遗传着那种邪狞的成分。
而那些贵妇和小姐，散场后又该去写几句甜蜜的情书，或与情人幽会了；而那些平民妇人，一如既往地操持家务、相夫教子，勉励孩子将来要有出息……
罗马帝国后来自然是灭亡了，它不灭亡不就很奇怪了吗？
在中国，商自然也被周取代了。
又过了几千年，到了雨果完成《巴黎圣母院》的时间背景的年代，雨果笔下，加西莫多在广场上被鞭笞时，围观者可谓人山人海。以至于骑警唯恐引起骚乱，喝马以臀撞开人群，却不起作用，只得用军刀的刀背砍人们的肩、背。
在《法国革命史》中，路易十四国王及王后即将被斩首，成为巴黎诸革命“热闹”最大的看点。那种空前盛况究竟与庆祝胜利的喜悦联系多一些，还是与人类古老的看“热闹”习性联系多一些，恐怕是连弗洛伊德也分析不清的。
而在《双城记》中，在《红字》中，人类看“热闹”的场面，也都描写得能给读者留下极深印象。当然，须是对人性善与恶反应敏感的读者。
在欧？亨利的短篇作品中，有一篇写的就是几乎“专业”的“看客”——讲的是两位同住一城的中产阶级绅士，以看本城的一概热闹或古怪之事为日常消遣。那时当然已有报了，但仅从报上得知而未亲眼目睹，是他们引以为憾的。那时虽已有报，却还没有电话，更没手机。若A绅士听说了什么热闹或古怪之事，便及时派仆人去向B绅士通告。于是两位穿上了正装也就是燕尾服，戴礼帽、白手套，颈前扎领花并各拄“文明棍”的绅士，相会在一处地点，结伴前往。车祸中的死者已被运走，两位绅士会蹲将下去，俯视石砖缝隙中的血迹，像谍报员一心要破译密码。
良久，A绅士说——我知道有一个修鞋匠的喉结特大，你还没看到过他。
B绅士立刻说——快陪我去看！
于是两位衣冠楚楚的绅士，这才起身去看一个喉结特大的修鞋匠，身后跟着他们的两名仆人。
中国人讨论“看客”现象，大约是在鲁迅的《药》发表以后。不错，《阿Q正传》中也写到了“看客”。阿Q在供状上画押时，他是将持板子随时准备听令打他的衙役们当成“看客”的。因他招得老实，没挨打。这大约使他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彼们只不过是拄着板子列于两旁在看他，所以他才力求将那圈卷儿画得较圆。若没有衙役们看，估计他对自己没那种高标准、严要求。待其被五花大绑、后脑插了令箭、游街示众地押往刑场时，他对于小市民是有贡献的，那就是——他们得以又看到很刺激的热闹了。所以见他们兴趣盎然，阿Q起初是并不害怕的，反觉荣耀、自豪，体会了一把类似检阅般的好感觉，及至离刑场近了，这才从检阅般的幻觉中猛醒，明白不是被夹道欢送往理发店去剃头，而是将被砍头，便顿时怕极了……
的确，一个国家喜欢看极刺激的或俗不可耐的“热闹”的人若远远多于欣赏文艺的人，这国家的文明是堪忧的，进步也将是迟缓的。
四、“文革”培养了大批“看客”
使中国人留下了“看客后遗症”
“文革”中所谓“路线斗争”、“阶级斗争”风云变幻，异常吊诡，从党政军要人到著名的或普通的知识分子再到平民百姓，三番五次地要“站队”、“紧跟”。
党政军要人一旦被那么定性了，不仅自己遭殃，全家及部下全都难逃一劫，轻则隔离审查，挨批挨斗；重则入狱，甚至死得不明不白。正是：假作真时真亦假，雾里看花看花眼。即使明智地认了那“顺者昌，逆者亡”的时代狠劲，每每的都不知道究竟该顺什么、该逆什么。
知识分子如果并非知识界官员，一般还没资格上什么“船”。即使有心攀上一条绝对红的“红船”，却只能是“有时梦里还去”。因为它不在现实中，而在历史中。
但知识分子也得学会看，曰“看风向”。不善于看的，经常表错了态、说错了话自己还不晓得，而那也会祸从天降。
那个时代，消灭一个知识分子，如民间所说，“比按死一只臭虫还容易”。总体的，知识分子已经背上了“臭”字。
至于平民百姓，只要出身好，站错了队一般也不要紧。但若据理力争，坚持认为自己没错，并且还由而大发质疑的话，那么便是不识趣——不识政治之趣了。
《五一六通知》中是这样说的：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允许有什么平等吗？……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例如所谓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就等于绝对不讲平等。
“所谓仁义道德”就等于彻底否认仁义道德。
那么稍有平等意识的人，要求自己总还是多少要讲一点儿仁义道德的人，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仁义道德几千年以来是民间原则。
这个原则被彻底否定了，平民百姓也只有权作“文革”看客，成心令自己失明失智，装二百五，看政治如何指鹿为马、火上弄冰。像看情节起伏跌宕的电视连续剧。
我的一名学生曾不解地问我：老师，当年为什么几天前还全国都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几天后竟全国欢庆粉碎“四人帮”？
我回答：早已在看而已。边看边唱，边唱边看。
又问：为什么会那样？
答：除了那样，别无他法。所以一粉碎“四人帮”，除了少数“文革”既得利益者，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拍手称快，有种“终于他妈的结束了”的解脱感。
见学生仍一脸困惑，反问：联想到了鲁讯小说中的看客？
学生点头。
想想，安慰道：也不全是看客。“四五”运动能证明不全是看客。
学生说：那只不过是少数人的抗争。除此之外，都是大多数的沉默。
答：但代表了多数人的愿望。有总比完全没有强。就是目前也仍不能指望中国的斗士比看客还多。人类的看客史太悠久了。中国人口多，看客便也多……
我希望自己能用短短的几句话解惑，却意识到，也许适得其反，正应了那么一种说法——“以其昏昏，使人昏昏”。
只得借故抽身而去……
五、如今看客在网上
虽然我不上网，但对网上情况并非一无所知。
我知道网上颇有一些文学感觉很好、品位也很高的写家。我称他们为写家，而非作家，绝不包含丝毫轻视的意思，只不过强调他（她）们与我这样的作家的不同。对于我这样的作家，写作起初是职业，后来渐成主要的生活内容。而他（她）们则不如此。他（她）们的职业或许也与写有关，但文学写作大抵不是职业。最大的区别是，他（她）们不会也愿使写作居然成了自己主要的生活内容。他（她）们无疑是喜欢写作这一件事的，像喜欢一切带给自己愉快的事那样。我经常从报刊上读到一些散文、小品文、杂文，能看出他（她）们写的很沉浸、很享受，甚至可以说很考究。分明地，他（她）们是些写作方面的完美主义者。题目起得很别致，遣词用句也细细打磨。仿佛首饰师傅做一枚够得上是精品的首饰，而且不是为卖，是为自我欣赏。报刊往往这样注明——“摘自某某网站”或“摘自某人博客”。看他（她）们的作品，我往往也很享受，像生吃刚从地里拔出的蔬菜，能嚼出水洗不尽的泥土的味道。而那味道与蔬菜本身的味道同时入口，能嚼出别样的清爽的汁来。有的文章写得很时尚，不合我的品位。行文新潮，也是我一向不以为然的。却情真意切，每也能使我怦然心动一下。特别是，有人将国外生活或工作的经历、见闻，以思想性见长或趣味性见长的风格写出，使我间接开阔了眼界。那些文章，以对比之法，将中外文化形态之不同、人们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价值追求的不同，写得深入浅出，令我获益匪浅，也每令我汗颜。我从报刊上读到的摘自网上的小说极少，多是散文、小品文、杂文、随笔。故我所言网上写家，也多是以上文体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