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他（她）们深怀敬意。知道网上有那样一些准同行，高兴。
我觉得，古代时的“诗的国度”，我们中国，堪称当今世界第一的“散文国家”。
然我首先谈到他（她）们，并不意味着我认为他（她）们在网上发挥的中国作用也是第一位的——只不过由于亲切感决定的罢了。
我知道网上颇有一些忧国忧民之士。他们利用网络传播自己关于国是民生的看法。这些人士多为男士。古今中外，忧国忧民者仍以男士为多。女人即使也忧，往往只忧在内心，并不习惯公开表达，更不乐于与人讨论、争论。他们有人分明是要肩起启蒙的使命。我头脑中也每有这种一厢情愿的意念，但只愿用笔写在纸上。而且，我也有点儿像女人，不热衷于争论。我认为中国的某些事，目前是争论不清楚的。而另外某些事，对错又明明白白，无须争论。
那些忧国忧民之士，他们谈民生看法时，每吸引很多的人，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普通一民，自然都关注民生。但他们一谈国是，关注的人就少多了。谈国是就免不了谈政治观点，这在中国还是禁忌多多。有些人怕犯忌，不愿介入。有些人对政治根本不感兴趣，想使他们明白“顶层设计”的改良，与他们钱包里的钱多起来、福利多起来、社会公平感多几分有直接关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同对一个正处于低血糖病状的人说“跟我去种甘蔗、种甜菜也行，那你就不会头晕了”一样，会使对方觉得不着调、不靠谱，瞎忽悠，企图利用自己——尽管，从逻辑上讲，忧国忧民的启蒙者们是对的。
何况，像我一样，他们大抵也只能对我们国家的“病根子”点到为止，所开药方，也基本上是治标的温药。而许多对社会现实持激烈不满情绪的人，却不买账。依那些人的冲动，最好再来一次革命，而革命是“暴烈的行动”。当然，革命有多种方式，非暴力的革命也同样能够促使社会进步，且比暴力的革命代价小得多。
但非暴力的革命不仅需要理解、支持，还需要耐心。
而大多数郁闷的中国人缺少的正是耐心，并且觉得已等得太久。
而大多数网上启蒙者（我不认为目前中国有谁称得上是启蒙家，尽管目前中国太需要启蒙家了）其实像我一样，思想上是改革促进者，而非革命鼓动者。尽管，他们也和我一样，耐心地受着煎熬。因为主张进一步改革，故都不愿被视为“持不同政见者”；因为“持不同政见者”，在目前之中国，几乎与“反国家分子”是一个意思。若被视为那样，便连促使改革、推动国家进步的声音也发不出来了。
而改革启蒙者们，大抵又都是爱国的。
正因为爱国，更须自我保障发出改革之声的权利。
改革主义者希望启蒙，对盼着一场轰轰烈烈的、痛痛快快的、狂风暴雨式的大革命的人们，这该是多么纠结的事啊！
他们注定了要在网上横身而立。既得经受怀疑自己动机的目光，又要对盼着革命的人们吐向自己的口水不在乎。
我每同情他们。
因为我的思想表达在书中，而非网上。买我的书的人，不会朝我的书吐唾沫。
我比尊敬网上的写家们还尊敬他们。
他们更是我的同类。
他们是中国之理性思想的种子。
也是宝贵的种子。
他们若遭到中伤、抵毁、攻击，不管来自左的方面还是右的方面，我都会有忧伤之感。
我知道，网上有一些意见领袖，以及形形色色之希望成为网上意见领袖引起关注、提高知名度、实现人生价值的人。
谈开去几句——人类除了爱看“热闹”还更爱出名。爱看“热闹”由于古老基因一直在作祟，彻底改掉很难。并且，有些“热闹”爱看之凑之，倒也不伤人类作为顶级动物之大雅。知名度也确乎与人生价值的实现与否关系密切。但有一个事实乃是，不仅有知名度者的人生才有价值。大多数人类的父母并没什么知名度，谁敢说他们的人生没有价值呢？每年或几年一次选出的“中华小姐”、“亚洲小姐”、“世界小姐”必然出名。但谁又能说她们此后的人生比千千万万默默无闻却被公认的优秀的幼儿园教师、小学中学教师的人生价值大得不得了呢？
现而今的中国人中的不少，似乎抱定了这么一条“真理”——知名度百分百等于由名而利的绝对前提，故绝对等于人生价值。
并且问题是，当他们一旦认准那才是“真理”，就连别的许多普世的道理都不承认了。
我不是说网上的意见领袖们都是以上一种人，而是说他们的情况那么的鱼龙混杂、良莠俱在。所以要在网上成为有价值的意见领袖，实在非是容易之事。他们的有价值之意见的导向作用，每被一地鸡毛般的无价值的集体扯闲篇式的“意见”所淹没。嘻哈的无聊的泡沫话题淹没严肃的有价值的话题，在中国的网上每如盲目的集体无意识而忽东忽西的人潮踩踏一颗丹柯的心。
于是情形仿佛网上的言论大集，一位颇值得爱护的意见领袖正说着颇值得一听的话，呼呼啦啦地围过来一大群各自手持话筒的意见“党徒”，一阵呼噢喊叫之后，便又呼呼啦啦地围向别处的正说着什么的别人去了。
尽管如此，我这个中国人，对于经常在网上发表有利于国家进步、有利于社会文明、有利于大众权宜之意见的人士们，是持力挺的态度的，不上网的我，虽不能在网上挺他们，以这种字纸的方式支持他们，使他们多一个网下同志，于心安也。
我知道网上很有些义士，热胆侠肠，哪里有不平之事，总是第一时间在网上挺身而出，伸张正义，弘扬正气。
我以文字的方式向他们躹躬。
我知道网上很有些中国的福尔摩斯，对于某类蹊跷怪异、悬疑吊诡之事，如孙悟空般天赋了火眼金睛，善于洞察。收集情况，归纳线索，提供证据，可迅速向公众给出真相，可信率八九不离十。尤其事关贪官污吏时，他们给出的真相，每使后者们无隙遁形。
我爱死他们了，钦佩之至。
我知道网上很有些好人，他（她）们善良，富有同情心。哪里有弱势的、不幸的人需要帮助，他（她）们总是率先在网上传播济助贴，并以实际行动唤起善举。
没有了他们中国像北极了，同胞都将像北极熊了——除了对自己的崽子有爱心，对别的北极熊咆哮敌视，野兽凶猛。
在我心目中，他（她）乃是上帝谴往中国的天使。
我常想天堂里不腐的天使估计也不多了，他们眼见中国人拿中国的腐败似乎没辄了，便也跟着学坏了吧？上帝还能谴往中国一些经得起腐败腐蚀的天使，估计那是他唯一能做的好事了吧？
我替中国感恩于他们。
我听说中国有四亿多网民，但以上几类人士，该是四亿多的多少分之一呢？
十分之一吗，那么当是四千多万——我压根儿不信有那么多。
百分之一吗，那么当是四百多万——我只听说过网上有几百万人参加选秀；转发变态“新闻”、淫秽图片的事，从没听说过有几百万义士或好人拧成一股绳的事。也没听说过哪位启蒙者的有思想价值的文章被点击了几百万次之多的事。
千分之一吗，那么当是四十多万——我希望有这么多。但冷静想想，觉得也没四十多万。
万分之一吗，那么当是四万多人——我估计，经常参与网上正能量体现的我们亲爱的同胞，也就是那么多吧。
相对于中国四亿多网民，万分之一，多乎哉？不多也。
那么，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的中国网民，通常都与网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网对他（她）们起工具的作用；
网对他（她）们起服务的作用；
网对他（她）们起交友聊天的作用（往往还是交滥友、聊贫天）；
网对他（她）们起消谴娱乐的作用；
网是他们找乐子、看“热闹”、凑“热闹”、起哄，通过语言暴力发泄心中暴力意念的所在……
至于那些骗子、意淫者、炫富者、自大狂、有祼露癖的人、心理变态者、精神病患者、挖空心思推销自己的男女、不择手段沽名钓誉的人，还暂且不论。
而我认为，中国之四亿多网民中，其实尤以“看客”为最多。另外再加上为数也不少的“哄客”。
毛的诗词有几句是——“夏日消融，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
若改为——“网络时代，热闹真多，人或为看客”——窃以为，大约并不离谱。
网络当然改变了世界。
网络也当然改变了中国。
但若将中国进步之大希望寄托在四亿多中国特色的网民身上，我认为纯粹是无望之望的寄托罢了。
不——我这个中国人才不那么傻！
我还是宁愿将希望寄托于“一小撮”对中国有责任感、使命感，并且注定了举步维艰、孤独前行的改革家们。
我不相信“人民创造历史”。
但我相信“英雄与人民共同创造历史”。
倘说“英雄毕竟也来自人民”，几乎等于说“英雄毕竟也是人类”——强词夺理显而易见。
中国到了该出现改变中国“体内之痛”的一些人物的时候了！
只要他们以真作为证明自己的决心和能力，那么我相信，中国之庞大的看客群体中，将至少有一半不再看中国的种种“热闹”，而会或迟些或早地相信他们、拥护他们，随他们为中国的明天，也是中国人子孙后代的明天而共同前行。
谁愿一直看自己国家的热闹呢？
唉——中国之看客，是沮丧极了才成为看客的呀！……
3． 改革是“顶层设计”的出路
关于我们中国，我曾听到过几种比喻。
八十年代特流行的比喻是——亮左灯，向右拐。
这无疑是将中国比喻为汽车了。意思是国家理念分明矛盾：在意识形态方面仍以宁左勿右进行控制，而在发展经济方面打破计划经济的条条框框，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超速行驶。
当年，这一种比喻是很形象的。
现在，回望来路，那时的治国理念促使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令全世界瞩目的成就，却也导致政治体制改革几成口号；于是，体制掣肘国家各方面发展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越来越严重，也越来越复杂。累积层叠，终使稍有头脑的人都看了出来：这样子怎么能“长治”又怎么能“久安”呢？
关于我们中国，我也在不同时期作过不同的比喻，写在我的不同时期的文章里，或说出在不同场合的发言中。
在改革开放初期，也就是在“亮左灯，向右拐”这一比喻不胫而走之前，我曾将中国比作巨鲸。此比喻出现在我的《同代人赋》中。
为什么比作巨鲸呢？
因为受到巨鲸在海洋中的一种常见“动作”的启发——它们每每将后半身高高竖起，尾部如旌，然后猛地朝水面拍击下去，浪花高溅，其响大焉。鲸研究专家们认为，鲸的这一种“动作”，一是愉悦的体现，二是“自我保健”本能的促使。人们都知道的，由于鲸的巨大，它们难以避免地成为海洋中可以被别的物种长期且安全地寄生的活动“载体”。鲸研究专家们曾发现，某些老鲸的躯体上，寄生物竟多达数百斤。而这必然影响鲸的速度，也就必然影响其进食能力，最终影响其健康及寿命……
正是鲸的“自我保健”本能，使我联想到国家也应如此——鲸通过不断地竖起身躯重重地拍向水面，得以去除身体上的寄生物，从而健康长寿。那么，中国肯定能通过不断深化的体制改革，得以去除寄生于体制不良环节的形形色色的“寄生物”，从而清洁自身，也轻捷自身，与时俱进。
但我只在文章中作过这么一次比喻，以后再也没这么比喻过第二次。因为，“亮左灯，向右拐”的结果是，使体制的不良环节处反而吸附住了更多的形形色色的寄生物，并且寄生得肥肥胖胖，成为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国家者，人民之国也。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与人民之间是没有任何互利关系可言的，当然与国家之间也便丝毫没有。他们只不过互相利益而已。每互相利益一次，必以侵占并损害人民的亦即国家的利益为前提。他们能那么做到，皆靠权钱交易得逞。于是在这种交易中，一部分受人民委托的行使国家权力的“公仆”，也蜕变为体制寄生者了。
连续两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对“两会”代表和委员提出了替国家“顶层设计”出主意想办法的要求。据说提案是很多的，但还没见国家“顶层设计”有什么令人欣慰的变革，权钱交易也就仍“层”出不穷，使国人愤懑万分。
今年年初，中央有关部门，向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发通知——再次鼓励对国家“顶层设计”出主意想办法，并承诺不扣帽子、不打棍子，还“不设防火墙”，也就是没有禁区。那些主意和办法究竟是怎样的，因从未公开，国人也就不得而知。
对于一个国家，“顶层设计”应有所改进而尚未有明显改进，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列车或巨轮的种种“硬件”需要更新改良而尚未更新改良。
故2000年后，我听到的对我们中国的最经常的比喻是列车或巨轮。
列车也罢，巨轮也罢，都是要有方向、有目标的。即不但要有，还要令国人较一致地感觉到有，感觉到在逐渐接近着。
但许多国人的感觉恰恰相反——权钱交易之丑闻仍层出不穷；滥用公权的现象仍此消彼现；掌握公权力而不作为的混迹于官场的人仍不见少，贫富差距也似乎更加大了……
我自信“仍”字我用的是准确的，而“似乎”两个字，表明我清楚，我的结论显然掺杂了个人感觉的成分。而感觉往往与事实并不相符。比如有时有些人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吃亏了，很可能只不过由于占便宜之事那么的少，却一再落在别人头上，一再没自己的份儿。
但一个社会若一再有少数人不断地占便宜的事发生，某种便宜又一再地没大多数人的什么份儿，那么大多数人有理由质问：这个社会怎么了，是否在公平原则方面出了什么毛病？
当然，中彩票之事不在此例。
不管是列车之比喻，还是巨轮之比喻，比喻者们在有一点上却是相同的：倘比作列车，那么是这样的列车——20%的或官或富的同胞占据了80%的车厢，那80%的车厢是那么的豪华，其中的消费是那么的奢侈；20%的或官或富的同胞在那些车厢里过着唐璜般人生得意之时那一种随心所欲甚至荒淫的生活。而80%的同胞却拥挤在20%的车厢内，过着只有傻瓜才会感到幸福的生活。倘比作巨轮，情形类似，只不过80%的同胞是拥挤在容积仅占20%的最底舱。而最令80%的同胞难以容忍的是——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包括他们的子女，不管靠知识还是靠个人奋斗精神，改变命运的机会少得接近于零。看不到豪华车厢里的情形心情还好些，但想看不到都不可能。豪华车厢与“中国特色”的普通人的车厢之间的玻璃门是防弹的，透明且坚固。靠近那门又在80%这一边的，是传媒人士和不受门那边的人士们待见的知识分子。传媒人士不断地嚷嚷看到了什么又看到了什么，声调中往往流露出羡慕。有些时候，传媒人士甚至为了照顾门那边的阶级情绪还有意识地集体“沉默”地屏蔽了很多看到的自己羡慕已久的东西。不受待见的知识分子则从旁评论，指出如此不公平的现象，连猴子都难以容忍。于是，80%这一边的同胞们，不必看都知道了20%那一边过的是多么可憎的生活。比作巨轮更令80%的同胞恼火的是——20%的绝对少数的同胞，终日是在他们的头顶上作威作福。
20%与80%的区分，比喻“灵感”显然来自这样的数据：20%的中国人拥有80%以上的国内银行的存款，而80%的中国人仅拥有20%。这还没算上存在国外银行的美金、英镑、欧元之类，以及20%的中国人置买于国外的豪宅、别墅以及庄园、矿山。
冷静地想一想就会明白——以上两种比喻其实是存在概念置换问题的。因为，20%的国人拥有80%以上的银行存款，并不等于拥有80%以上的国家财富，更不等于占有80%以上的实际生存空间。
但是要求80%还多的大受贫富悬殊差别刺激的同胞们冷静，几乎会被认为与20%的人狼狈为奸，所以很少有人用冷静不冷静来劝80%的绝大多数同胞。
是的，2000年以后，我确实经常听到对于我们中国的以上两种比喻。
而且，以上两种比喻，又往往激起以下同仇敌忾似的言论：
妈妈的，干脆翻车拉倒球的算啦！
等着瞧吧，泰坦尼克不是都沉了吗？
这便是后来被概括为“地火在运行”的民间心理图画。在我印象中，“地火在运行”五字乃是已故老文化界领导陈荒煤的一部散文集之集名。民间是不熟知陈荒煤其名的，更不会知道他有过那么一部散文集。又可以肯定，“地火在运行”，实则为敏感的知识分子们的概括，说是“坊间”的概括也未尝不可。在从前年代，出版社曰刻印坊。“坊间”有“文化圈”的含意。“洛阳纸贵”便是相对于“坊间”而言的。
至近年，“地火在运行”五字，又引申出“改革与革命赛跑”的国情概括。这主要是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们的话语。这种话，我在某些讨论国是民生的会议上也大声疾呼过。我这样的文化知识分子，当然主张中国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以顺应国人对民主、公平、更多公民权利与利益的诉求；从根本上防止腐败，限制特权，缩小贫富差距。说“改革与革命赛跑”的知识分子，有的是真担忧革命之发生。并且他们的担忧，非是站在一己得失之立场而生，首先是站在民众立场而生，更是站在弱势群体的立场而生。他们都是熟知中外近代史的。民众在所谓革命中除了获得愤恨情绪大释放的快感，以及一时之所谓社会地位的“提高”，实际上其绝大多数从不曾分享过革命的物质成果。因为道理是那么的简单明白——革命本身不可能是任何生产力。恰恰相反，是对一切生产力的最严重的破坏力。所以爆发革命的任何国家都必然经历一个“生产废墟”阶段。而且，革命的生命代价极大。付出此代价的，也必然主要是社会的底层人口。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们，希望改革不要失去机遇，进行在革命的前边，心愿也正基于此点。人民获得革命之物质成果，乃是革命成功之后的事，说到底还是要从发展生产的过程中获得，并且将一如既往地以绝大多数之人口，获得极有限的一部分物质成果。因为比之于改革家，革命家对于社会分配之经验是有限的。且往往被胜利冲昏头脑，认为毕竟将革命搞成功了，于是有权接受膜拜顶礼。但此处所言之革命，其实是中外历史上曾发生过的武装夺取政权式的遍地陈尸流血式的革命。亦即叙利亚式的革命。卡扎菲的下场证明，若太迷恋专制，坐失了改革机遇，革命又是不可避免的。是的，改革也有机遇期，一旦坐失，所谓“过了这一村，便无这一店”了。
说“改革与革命赛跑”的知识分子中，有的并不真的担忧革命之发生。以他们对于革命尤其是暴力革命之发生的历史常识思想，以他们对中国之民性的考察结果，其实得出的是这样的结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根本不会发生革命。什么颜色的革命都不会发生，什么花样的革命也不会发生。暴力的流血的以无数生命为代价的革命不会发生；非暴力的以抗议游行示威为方式的算得上是革命并且真有革命目的之大事件也不会发生。
“温饱汉不造反”——此古代常识也。
在古代，亦即农耕社会，温饱问题是国家首要问题，农民是国家主要人口。风调雨顺年景，农民的日子得以维持温饱不成问题。那样的情况下，纵有几百个陈胜、吴广大声疾呼，起劲号召，农民们也只不过以看“热闹”的眼看他们罢了。官府如许诺抓住他们有赏，农民是乐于干的。惰性乃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动物的本性，越高级的动物惰性越大。现代的人类较之古代的人表面看似乎是人人热爱工作的，其实骨子里是更缺乏劳动恒力的。现代人之所以追求现代，原本是希望现代能使自己少出力而多享受现代好处的。反而变成了工作的奴隶，只不过是事与愿违罢了。
故，既温饱，则懒得造反。造反是何等凶险多么得不偿失的事啊！除非只剩造反一条路了，否则图的什么呢？这点儿明智，中国农民早已具有。
“城里人不齐心”——说阶级也罢，论阶层也罢，总之城里人更是分出三六九等的人口，难以集中在一个口号之下，全世界每座城市都是如此。某一部分人为了达到某种诉求，暂时采取一致行动的事在中国是可能发生的，但表达诉求有别于革命。中国的城里人，现在看，尤其捏不到一块儿去了，因为都太聪明了。即使内心里有诉求，也大抵不会亲自加入到统一的行动中去。十之八九的人希望别人去行动，而自己大沾其光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