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我们看得很慢，很慢，一个多小时才看完了一本薄薄的小人书。是莫泊桑的《卡尔曼》……
因为我们常去看小人书，那老人对我和子卿很熟悉了。有次我们带的零钱比平时多几分，贪婪地选了四本。待要看最后一本时，那老人说话了。
他说：“孩子们，你们不急着回家，也该替我着想着想吧？”
我们这才发现，小人书铺里已经只剩下我俩了。而窗台上的小闹表的时针，已指在十点半了……
我和子卿很是难为情，不得不歉意地归还那本刚翻了三五页的小人书。那一本小人书是屠格涅夫的《木木》。
老人看看我的脸，又瞧瞧子卿的脸，问：“很想接着看完是不是？”
我和子卿同时点头不已。
老人说：“这我能理解。我小时候也这样。你们带回家看吧！”
我和子卿互相望了望，都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
老人又说：“没听明白吗？允许你们带回家看了。”
我问：“真的？”——以为老人在逗我们寻开心。
子卿也问：“您信得过我们？不怕我们再就不来了？”
老人说：“你们已经是我这儿的常客了。对常客应该有破例的时候。我觉得，你们是两个有信用的孩子。还觉得，咱们可能有某种缘分。别把书弄脏了弄破了就行……”
我们谢过老人，揣着《木木》离开了小人书铺。外面的雪下得很大。松软的大雪花无声无息地飘落着。我们的脸被小人书铺里的炉火烤得热乎乎的，大雪花一碰到脸上，顷刻就溶化了。那一种感觉极舒服。
我说：“将来我也要开一家小人书铺，像咱们这样的穷人子弟看小人书，一律不收钱。一律可以带回家。”
子卿说：“那，我就要做一个为咱们这样的穷人子弟写书的人。”
我说：“你的意思是要当一位作家啰？”
子卿说：“你以为我是痴心妄想吗？”
我看他一眼，没把我心里想说的话坦率说出来，怕过分的坦率伤了好友的自尊心……
第二天我把《木木》带到了学校里，不知被班里的哪一位同学在课间偷去了。我们又不敢要求老师逐个搜查同学们的课桌。因为学校有明文规定，学生是不许带课外读物，尤其不得带小人书到校的。
为了尽早归还《木木》，我和子卿接连几天放学后在全市各个货运厂“拉小套”。也就是帮运送各种货物的人力车拉远程或拉上坡。那老人是唯一对我们同时给予极大信任的人。我们都清楚，倘不能归还他一本新的《木木》，我们是再也没有脸面再也没有资格去到“三味书屋”了……
一个星期后我们终于在新华书店买下了一本《木木》。
“你们为什么不守信用？”
老人见到我们时严肃地质问。当时所有的孩子都将目光投射在我和子卿身上。包括那两个我们非常想亲近又不知如何才能亲近的女孩儿。
子卿讷讷地解释了为什么没能在第二天就归还的原因，讷讷地说了些对不起的话，接着从兜里掏出那本新买的《木木》交给老人。
老人望着我们，沉吟地说：“据我看来，你们是属于那种没钱买小人书的孩子，你们不像她俩……”——他指指那两个女孩儿，又说：“她们都有自己的小人书。她们还想买，她们的爸爸妈妈是会舍得钱给她们的。她们到我这儿看，是因为她们更喜欢这儿的氛围。老老实实坦白，你们买这本小人书的钱是怎么来的？……”
老人指着那俩女孩儿说的时候，他们的猜疑的目光仍盯在我和子卿身上，使我们感到如芒在背。
我们只好向老人坦白。
老人往他的旧椅背上一靠，捻着他的长胡梢，目不转睛地把我看了足足有半分钟，又把子卿看了足足有半分钟，自言自语地说：“原来如此。那么我收回我刚才的话，承认我错怪了你们。看来你们还是两个守信誉的孩子。这本书，是你们自己的了。从今天起，你们没钱也可以常来看。想带回家看，打声招呼就可以……”
我和子卿的窘态顿时一扫而光。
我们情不自禁地笑了。
那两个女孩儿情不自禁地笑了。
老人自己也情不自禁地笑了。
他又说：“谁叫咱们好像有什么缘分呢？爷爷精通面相学，为你们预见预见前程吧！……”
他审视着子卿的脸，说出了一些令我们莫测高深的话。大意是断定子卿将来会成为心有孝根的什么可敬人物。还郑重其事地嘱咐子卿，将来别忘了他和他的小人书铺，能在显贵之后来看看他，如果那时他还活着的话……
子卿听得极认真，我看出他是很信老人的话的。
两个女孩儿的目光都离开了她们手中的小人书，也都听得极认真。我看出她们也是很信老人的话的。老人的话，似乎不必等到将来被证实，当时当刻便使子卿在她们心目中出类拔萃了。起码是比我出类拔萃了似的。
我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感受到过的大的失落。
我没容老人仔细端详我，便抽出一本小人书坐到角落去了。我唯恐老人对我的预见比对子卿的预见悲观太甚，使我在两个女孩儿注视之下大扫其兴。实际上我比子卿更信那老人的话……
他预见了子卿的人生后，仿佛根本就把我给忘了，竟连看我也没再看上一眼。那一天我坐在角落里心不在焉，究竟看了一本什么小人书连自己都不知道，不但失落，而且有些伤感，还有几分嫉妒，对子卿……
我们的政治老师，常在政治课上动员同学们畅谈理想。全班不少同学都畅谈过理想。我和子卿却没谈过。于我，是被心理上的自卑压迫着，没勇气谈出很令同学们刮目相看的理想。倘谈出一个平凡的普通的理想给大家听，又很不情愿。于子卿，我就不大明白是为什么了。我曾暗想，像子卿那样的同学，无论谈出多么伟大的理想，同学们也肯定不会嘲笑他好高骛远的吧？……
在某一堂政治课上，政治老师将子卿指了起来。
老师问：“翟子卿，你会没有理想吗？”
子卿说：“有。”
老师问：“为什么不谈谈啊？”
子卿说：“我想等全班同学都谈过了再谈。”
老师问：“那又是为什么？”
子卿说：“想知道有没有谁和我有同样的理想。”
老师从讲台上踏下来，走到子卿跟前，不以为然地说：“你今天先谈，没谈的同学以后再谈，你也会知道的嘛。”
子卿说：“我不愿以我的自信，动摇了别人的自信。”
老师“唔”了一声，又缓缓转过身，又思忖着回到了讲台上。
教室里一片肃静。
分明的，老师从子卿的话中，咀嚼到了一种极大的高傲的成份。我也从他的话里咀嚼到了这种成份。我想，当时全班每一个同学都肯定地从他的话里咀嚼到了这种成份。如果是另一个同学用那样的一些话回答老师，不管是男同学女同学，不引起一片嘘声和哄声才怪呢！
可站起来的是翟子卿。
没谁敢轻意嘘他。也没谁敢轻意哄他。不是因为他不好惹，多么厉害。而是因为他在全校，全区，全市的各类学习竞赛中，不但为他自己，也为全班，全校赢得了太多太大的荣誉。学校专门制作了一个荣誉橱窗。子卿获得的荣誉证书几乎摆满其中了。它简直等于是学校专为他一个人做的了。再谦虚的一个中学生，大概也难免会高傲起来的吧？何况我所了解的子卿，骨子里并不情愿总是在人前装出温良恭俭让的谦虚。实事求是地说，那时他已变得相当高傲了。他仿佛成为要以拒人千里的高傲使自己在全班孤立起来。他仿佛很是欣赏自己造成的孤立……
然而，尽管他自愿地使自己孤立起来，却没有哪一个同学公开地和他对立。他那种绝对有资格的高傲，似乎早已被公认是只属于他的特权了……
重新站在讲台上的政治老师说：“翟子卿，你谈出你的理想吧。我认为你无论多么自信，也不至于动摇了别人的自信……”
子卿差不多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将来我要当作家。”
片刻的持续的肃静后，我听到有一个男同学嘻地笑出了声，以滑稽的语调问：“是要当作家吗？……”
于是全班嘘声和嘲笑声连成一片……
同学们仿佛终于是盼望到了一个报复他的高傲的大好时机，仿佛终于是可以集体地公开地肆无忌惮地轻蔑他一番了。
这是我万万没料到的。
老师也没料到。
子卿他自己更没料到。
他却并没有显得多么窘，多么惊慌失措。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极其镇定自若地听着大家笑。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居然能在全班同学报复性的笑声中表现得那么镇定自若，多少年以后我回忆起那一时刻，仍不能不认为子卿他当年的确是一个早熟的心理力量十分特殊的少年……
他等到大家笑够了，笑声平息下去了，又一个字一个字地，清清楚楚地说：“我发誓，我将来要当大作家。”
大家却不再笑了……
教室里又肃静异常……
尽管我是他最好的最亲密的同学，可是当时连我内心里也充满了快感和无奈——对他终于遭到了一次集体报复的快感，和对他最终还是占了上风的自信与高傲的无奈……
他的自信是非凡的……
他的高傲是非凡的……
他的孤立是非凡的……
他似乎只有一种无奈，那就是穷。除了这一种无奈，他身上的一切似乎都是非凡的。仅仅因为他一个人的存在，对我们全班全校多少同学造成了冷峻的心理压迫啊！
不久后，我们全校又集体看电影。在儿童影院放映厅外的大宣传板上，有“翟子卿”三个字赫然醒目。在那三个字下是一首长长的诗。
许许多多的同学都发现了。
“会不会是重名？”
“这还用问？明摆着是重名吗！”
“不，不是重名，你们看，下边写着，是咱们学校的翟子卿！”
连老师们也驻足在宣传板前看，小声读……
而子卿那时正坐在他的座位上，弯着腰用他的鞋带捆扎他的鞋。他那只自己补了多处的鞋的鞋底儿，在路上几乎整个儿被一个同学踏掉……
自从他父亲去世，他就学着自己补鞋了。上了中学的他，补鞋的手艺已相当高明了。连我有时也求他补鞋……
以后，子卿的名字，不断出现在《少年报》、《少年时代》、《中学生优秀作文选》中。家里有收音机的同学还互相转告，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广播子卿写的散文。某天他将黑龙江出版社写给他的一封毛笔信出示给我看。写信的是一位专门编选儿童少年作品的老编辑。他鼓励子卿不断写下去。诚恳地表达了他的愿望——他乐于专为子卿编一本小小的集子……
诗、童话、神话、寓言、散文、小小说——子卿似乎一发而不可收拾，每天除了完成作业，就是写、写、写……
那一年，他获得了由市青少年宫和市教育局联合颁发的“优秀少年作者”荣誉证书。证书是寄到学校里的。在一次全校大会上，在全校同学的目光的注视之下，子卿走上台，从校长的双手中接过了证书……
回家的路上，我问他：“子卿，你怎么偏偏想当作家？”
子卿说：“为我娘……”
我奇怪地又问：“你娘也从没指定地要求过你将来非当作家不可呀！”
子卿说：“我总想象着，等我娘老了，行动不方便了，我就每天几个小时守在她床边，读书给她听。而那些书，都是我，她唯一的一个儿子写的。想来想去，我想不到还有什么别的情形，比这种情形对我和我娘都更好。我做梦都梦到这样的情形。一想象到这样的情形我内心里感受到的幸福就无边无际的……”
他说时，两眼熠熠闪光。那是内心里充满了憧憬和向往的眼神……
我们毕业前几个月的一天，我们的“三味书屋”里的小人书，全部被堆在马路上烧得只剩下了一堆灰烬……
在我们的记忆中，对于我和子卿来说，“文化大革命”就是从那一天，那一把火开始的……
我和子卿站在马路对侧，站在许多人背后，望着那堆灰烬在一阵风后，化作一只只黑而大的“蝴蝶”，漫天飞舞，然后旋落地面，贴着笔直的马路追随在一辆辆车尾……
子卿无声地哭了……
我也是……
据说那老人于当天夜里上吊了……
不久我和子卿下乡了……
他这样嘱咐他母亲：“娘，千万把我那些证书好好保留着，有一天肯定还有用！”
二
是的，子卿仿佛是少年时期的我的一部分。不，不仅仅是一部分，简直还是另一个我自己，替我去百折不挠地走向一个我所走不到的目标似的，替我去追求和实现一个我所可望而不可及的愿望似的。我内心里暗暗嫉妒着他的时候，实则是在常常地恼着我自己的不争呵。更多的情况下，我因他的悲伤而由衷地悲伤，因他的喜悦而由衷地喜悦。于今我总在想，本来应该是我出现在他写的某一本书里，却怎么变成了我来写他？却怎么变成了这样！
于今我总在想……
喂得半饱不饱的牲口干起活来是最卖力气的。
子卿是知青中对北大荒的艰苦生活适应性最强的一个。他从不抱怨什么。
他还是知青中最省吃俭用的一个。
他甚至舍不得买食堂的菜。而买连队小卖部的臭豆腐。一块臭豆腐下三顿饭。知青宿舍中许多人闻不得臭豆腐味儿，共同向他提出过抗议。于是每到吃饭时，他一手持着用筷子串在一起的三个馒头，一手拎着装臭豆腐的小瓶，自觉地悄悄地避出宿舍，寻个背人的去处孤零零地吃……
每逢食堂改善伙食，不管他乐意不乐意，我总是要和他凑在一起吃上一顿。当然，那时候他免不了也要买一样菜。而我便非买上两样三样菜不可。为的是能使他多吃上几样寻常日子里根本吃不到的好菜。
我们每天的工资是一元六角八分。每个月还有八元钱的固定的严寒地区津贴。每月大家都能开到四十三元多。星期日如果不休息，则按加班算。年节加班，还计双份日工资。赶上这样的月份，谁在月底拿到六十多元的工资也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六十多元呀，这在当年，相当于城市里一个四级工的工资呀！而在城市里，几乎没有哪一个工人竟然会在四十岁以前熬成四级工。一个几百人的工厂，最多也不过能有十来个八级工。而八级工的工资也不过八十八元。许许多多的工人在他们的工厂干到退休那一天，熬了一辈子也不过才熬到五六级。我们一跨出中学校门每月就能挣四五十元，简直就是一种幸运。最初的岁月里，在发工资的日子，知青们一个个无不眉开眼笑，喜盈盈乐陶陶的。尤其像我和子卿那样的贫家子弟，甚至都从内心里认为，我们所吃的苦受的累，与我们每月所挣到的钱数相比，真是根本不值得一提。我们所挣到的钱数，使我和子卿在最初的日子里都是那么的乐观。我们的父辈们每月还不曾挣到过我们所挣那么多的钱呢！再说，我们当年都是勃勃青年，只要吃得饱，体力就充沛。多累也不觉得怎么累。多苦也不觉得怎么苦。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我们那个团工资是最高的。与当年的几千万知青相比，用今天的话说，我们何尝不是些“大款”，不是些收入方面的“知青贵族”呢！
连队里家境好的知青们，当年花起钱来一个比一个出手阔绰。买罐头，买饼干，甚至偷偷买烟酒。有时还暗暗约好了，三个五个一伙，制造个什么借口，请假到黑河市去下馆子。当年，那无疑是很“奢侈”、很“挥霍”、很“腐化”的。仅仅一年后，他们的衣着都变了。发的兵团服和兵团鞋帽，旧了破了，他们早已不屑于再往身上穿了。除非干很脏的活才不得不穿一穿。尤其冬季里，神气的，坦克兵戴的那一种样式的皮帽子，加上高筒皮靴、正规部队的合身的军棉衣军棉裤，使他们比贫家子弟的知青何止英俊十分！当年，黑河军区的军装厂，也格外优待地向“兵团战士”出售正规部队的军装。只要凭“兵团战士”的身份证就可以买到。只不过价格定的是很高的。按今天说法，可谓之“议价”和“创收”举措。至于皮帽子和皮靴，只要你有钱，只要你买得起，黑河市的许多商店里都有卖。皮帽子三十多元一顶。在今天至少要卖到二百元以上吧？皮鞋四十多元一双，在今天至少要卖到三四百元以上吧？若摆在“燕莎”之类的大商场的柜台里，究竟会标价几何那就只有鬼才晓得了。即使在当年，三十多元一顶的皮帽子或四十多元一双的皮鞋，也并非一般家庭条件的人想买就舍得买就有钱买的。四十多元，当年足够一个五六口人的家庭一个月的中等城市水平的生活费了。那些家境好的知青们每月是不必向家里寄钱的。他们的家庭并不指望他们这一点，他们也就没这一种义务感。他们的父母，在写给他们的信中，千叮咛万嘱咐，一言以蔽之，大抵可以归结为这样的一句话——“照顾好自己”。这对他们的父母而言，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对他们自己而言，是不能不“时刻牢记”，不能不“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的。他们如果脸颊浑圆，满面健康的红光，穿得昂昂贵贵地探家，他们的父母见了他们就不至于替他们牵肠挂肚的了。否则，他们的父母们，就会伤感。就会难过。就会哭泣。每月的工资，对于他们，完全是用来“自给自足”的。而当年，每月四五十元，是足可以使一个知青在吃穿方面与一个局级干部相比的。区别可能仅仅在于，后者不必天天流大汗出大力。而他们在这一点上，是绝对不可能比其他知青稍有例外的。后者有小车可坐。而他们是绝对不可存此梦想的。再有大概就是，臭虫蚊子叮咬起他们来，一点儿也不会比叮咬其他知青留情面些。连里最初是不许他们在衣着方面太“特殊化”的。怕“腐蚀”了全体知青，影响了连队的“风化”。也曾开过几次大会指名道姓地批评过。但所谓“兵团服”，并非像正规部队那样，夏有单的，冬有棉的，年年照发。实际上仅仅发了一次，以后再就成了失信的诺言。两年后，几乎没有哪一个知青的“兵团服”不是破烂不堪，不许自己买了穿戴，又怎么办呢！……
那些家境好的知青们对他们的父母们的最大孝心，便是体现在“照顾好自己”方面。
子卿对他们是非常看不顺眼的。比连指导员对他们还看不顺眼。子卿对他们也是非常蔑视的，正如他们很蔑视他一样。
除了一些女知青，在所有的男知青中，子卿那套“兵团服”，是穿得最持久的。穿到后来，穿到没法儿再补的地步，他仍舍不得扔。连我看着他那身破棉袄破棉裤，有时都在暗想——“明年他是非扔不可了！”可第二年，不知他怎么一对付一凑合，竟又穿了一年。与那些家境好的知青相比，他们穿得仿佛是沙俄时期的年轻的贵族骑兵军官，而他穿得仿佛是叫花子。连他们的马弁都不配是。不要以为这会使他们更有理由蔑视他。事实上他们由此而产生的，更是对他的说不出口的恼怒。叫花子似的子卿在他们面前常常表现出的冷峻的孤傲，使他们和别的知青们都不能不觉得，他们的皮帽子，他们的皮靴，他们的印有正规部队番号的军装，根本不值得谁羡慕，其实一文不值似的。子卿对他们的轻蔑，是足以对他们的自尊造成直接的穿透性的伤害的。而他们对子卿的轻蔑，却根本不能对他的自尊构成任何伤害似的。有时甚至被他的自尊反弹回去，落在他们自己身上……
到北大荒的第三年春季，某一天宿舍里只有我和子卿两个人，我指着他终于从身上换下了的破棉袄棉裤说：“子卿，你何必呢？”
他瞪着我，反问：“什么意思？”
我说：“早该扔了，干吗总跟谁较劲儿似的，穿了一年又一年？”
他说：“我没跟任何人较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