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勇于羞耻的现代公民
近三十年来，中国之实际情况差不多是这样——国民在郁闷中成长着，国家在困扰中发展着。
对于我们同胞国民性的变化，我不用“成熟”一词，而用“成长”，意在说明，其变化之主要特征是正面的，但离成熟尚远。而我们的国家，也分明在困扰中令人欣慰地发展着，但其发展颇为不顺，国民所感受的林林总总的郁闷，其实也正是国家的困扰。
但一个事实却是——虽然普遍的国民几乎经常被令人愤懑的郁闷从四面八方所包围，社会经常弥漫对各级政府的强烈谴责之声，但总体上看，中国社会现状基本上是安定的。潜在的深层的矛盾衬出这种安定显然的表面性，但即使是表面的，肯定也为国家逐步解决深层矛盾争取到了可能的甚至也可以说是宝贵的前提。
“树欲静而风不止。”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国家一向如世外桃源尽呈美好，波澜不惊。
日本多年前发生过奥姆真理教地铁放毒事件。那事件甫一经过，我恰去日本访问。地铁站台荷枪实弹的武警壁垒森严，到处张贴着通缉要犯的布告，其中包括数名女大学生。2011年，日本又遭遇了海啸袭击，发生了核泄漏事件。从1996年至今，除了以上两大事件，日本亦不能说太平无事。比如首相秘书贪污事件、校园少年犯杀害同学的事件……
韩国也如此，前总统因家族受贿问题曝光跳岩自杀；因政府引进美国牛肉，现任总统几乎面临下台的局面；“天安舰”沉没事件——以上事件，曾使韩国人一次次冲动万分……
欧美各国也殊少宁日，一方面恐怖袭击使各国政府风声鹤唳，忐忑不安国民们的神经时常处于高度紧张；另一方面，各国受金融危机冲击，失业率增长，国际金融信任率降低，时而曝出令全世界瞠目结舌的新闻。如《华尔街报》的窃听事件，世界银行总裁的性案风波……
如果放眼世界，将社会分为相当稳定、较为稳定、不稳定、极不稳定四个级别，那么中国处在哪一个级别呢？
我认为，首先中国不属于极不稳定的国家当无争议——阿富汗、利比亚、伊拉克……那些国家才显然处于极不稳定之中。
中国也不属于社会极稳定的国家。我这样认为首先是从普遍之国民的综合素质而言的。这一种综合素质的水平，决定一个国家的公民在面对国家大环境恶化时的理性程度。其次也是从一个国家的公民与政府之间的长久关系而言的。欧美各国，其西方式的民主国体存在了一两百年不等，他们的国民早已适应了、习惯了、认可了那一种国家制度。虽然那一种制度的弊端也多有呈现，他们的国民对那一种制度也不无怨言甚至质疑，但是他们起码目前还不能设想出另一种更好的也更适合的制度取而代之。这一种国民与国家相互依赖的关系，使他们具有一种“万变不离其宗”的理性意识。基于此种理性意识，面对颓势，他们具有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相信一切都会过去的自信和镇定。
那么，在较为稳定和不稳定之间，中国属于哪一类国家呢？
社会不稳定的国家具有以下特征：
1．其政府管理国家的意识、能力，不是与时俱进，而是意识偏执，固守不变，能力每况愈下。
2．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发生倒退，致使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是逐渐提高，而是一日不如一日，连好起来的希望也看不到。
3．对于大众生活的艰难视而不见，对于大众怨言及正当诉求充耳不闻，甚至以专制手段压制之，摆出强硬对着干的态度。
这样的国家目前世界上还是有的，但实在已不多。进言之，处于社会不稳定状态的国家，要么它的大趋势毕竟还是与世界潮流逐渐合拍的，要么倒行逆施，直至彻底滑向世界潮流的反面。
目前之中国显然不是这类国家。所以我认为，目前之中国是一个社会较为稳定的国家。
政府管理国家的意识已由从前国家当然以政府为主体逐渐转变为以人民为主体。管理已不仅仅是一种权力意识，同时也是责任意识了。
政府管理国家的能力亦在提高。不是指压服能力在提高，而是指向“以人为本”的宗旨改进的觉悟在提高，方式方法在提高，经验在提高。
特别要加以肯定的是，中国人的公民意识显然在提高，并且还在以不停止的、较全面的精神风貌提高着。目前之中国人，已不再仅仅将自己低看成“老百姓”。嘴上往往也仍说“咱们老百姓”，而实际上，此“老百姓”与历朝历代各个不同历史时期被叫做的彼“老百姓”，身份内涵已大为不同。目前之中国人，也不再仅仅满足于被文字表意“人民”，不再仅仅满足于文字表意上的“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人民服务”等等口号，而开始要求各级政府将“为人民服务”落实在具体行动上，而开始名正言顺地向政府提出各种“人民”诉求，主张各种“人民”权利，包括监督权。于是，现在的中国“人民”，无可争辩地史无前例地接近现代公民了。
故我对目前我们的同胞的国民性方面令人欣慰的变化，持特别肯定的看法。这一种特别肯定的看法，包括我对80后的看法，也包括我对90后的看法。我还要进而这样说，包括我对80后、90后们的下一代的看法。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中国人的国民性已很值得称赞了。依我看来，体现在我们某些中国人身上的丑陋的、恶俗的、邪性的言行，在目前这个世界上每不多见的。比如大学生救人溺亡于江，而捞尸人挂尸船旁，只知索要捞尸费的现象；比如发生矿难，煤老板贿赂媒体，悄塞“封口费”，而某些政府官吏暗中配合力图掩盖的现象；比如拜金主义、媚权世相等等。我们当下国民的文化素质，不是也每遭西方文明国家人士的鄙视和诟病吗？
所以我说正在“接近”现代公民。现代公民不仅具有不轻意让渡的公民权利意识，同时还应具有现代社会之公德自觉。在后一点上，某些中国人往往还表现得很不像样子，令大多数中国人感到羞耻。
中国在中国人日益增强的权利意识和仍显缺失的公德意识两方面的挤压之间发展着。中国人的公民素质在经常从四面八方包围而来的郁闷中有希望地成长着。
两方面自然是互相博弈的关系，却又并非在博弈中互相抵消，而是共同增减，共同提升。中国人的权利意识每有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也便相应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越人性化，中国人的公德体现也越接近公民素质。反之，政府的管理言行越滞后于中国人的希望、要求和期待，中国人的郁闷感觉越强烈。但这并不是什么中国之发展和中国人之变化的奥秘，而是全世界一切国家向现代化转型的规律。
中国和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以后，只不过都被这规律所“转型”了而已。
那么，对于中国和中国人，好光景之可盼的根据也正在于此……
4.愤怒正是推动“顶层设计”的机遇
“自媒体”乃指网络，也被形容为“大众话筒”。这不是我的说法，而是研究网络文化现象的专家学者们的说法。我认为他们的比喻和形容生动极了，恰当极了，堪称绝妙之比喻和形容，具有修词范性。
“人民”一词，拆开了说便是人中之民。泛开而论，可相对于全世界；具体言之，可相对于一国，或一国中的某一地区。
自列宁所发动的武装暴力革命在俄国夺取了政权，遂诞生了一个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者即全世界人中之民，亦即“底层之民，草根之民”。另行联合起来过没有呢？
似乎也曾一度联合起来过，还有联合起来了的组织，曰“共产国际”，或“第三国际”。但即使那时，各国人民也还是不能直接声明诉求，更不能直接发出联合之声，只能被国际的及各国的组织代言。故自那时以后，“代表人民”遂成一些革命领袖及许多革命家、革命者的常用语。
众所周知，共产国际早已不复存在。谁若还想做它的代表，“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新来不做”。现在，各国发挥国际联合作用的是“联合国”。
在中国，清朝灭亡，人民才第一次能够发声，但也还不是直接的，是经由被称做“进步人士”或“进步学生”们发出的。主要方式是街头演讲。倘讲到了人民心坎上，围听的人民便齐呼口号，表达赞同。民国时期的进步报刊也每代表人民意愿登载文章，某些报人因此没了性命，如邵飘萍、林白水。
当年最有资格代表人民的自然是孙中山。孙中山逝后，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夺代表权。国民党的主要阶级成分是富人、城市中产阶级、农村大小地主，而中国共产党主要依靠的是草根阶层，在当时的中国，绝大多数人是草根阶层。国民党当然争不过共产党。
20世纪50年代中期，形形色色“代表人民”的人中后来渐渐派生出了专善于说假话空话套话的人，人民的真声音听不到了，于是就有了“大鸣大放”。一鸣一放，各种声音都出来了，于是“反右”。一“反右”，全中国顿时又“万马齐喑寂无声”了。值得研究的是，当年一些所谓“右派”，其实自认为是“代表人民”在鸣放的，但是却遭到了许多据说真来自“人民”的雷霆万钧般的声讨。“人民”自那一次发声后，近10年内不再发声。这近10年内，人民吃了不少苦头。
粉碎“四人帮”后，赵朴初以元曲方式讽之：“自诩是小小小小的老百姓，却原来是大大大大的野心家。夜里演戏叫做旦，叫做净，都是满脸大黑花。”
从前，“代表人民”四个字是无须授权的，不管什么人，只要一有机会站在庄重点儿的会台上，只要有一部分人民参加，是将为开展群众运动进行铺垫的，几乎都喜欢代表一下人民。连县里的小学生向什么人献花，往往也来一句“代表人民”。
自从有了网络，中国人才不再集体是哑巴。
比喻网络是“大众话筒”也罢，形容中国网民之网上发声是“自媒体”也罢，一个事实不可否认——网络改变了中国人的国民性，于是中国之世道逐渐改变。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人变，诸事皆会随之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即“道”。人之不存，何所谓“道”？人变，即“道”变。人既变，“道”不可能不变。“道”既变，世亦难不变。
想想吧，十三亿七千多万人中的一半左右，仿佛人手一只话筒，这是何等宏大壮观的场景？
“自媒体”比之于径由媒体被代言，真声音往往是不打折扣的，打也打不了多少。
我本人是不上网的。我至今是笔纸写作者，从没在网上亲手敲出过一个字。网上有我的所谓博客，有人因我声明过从不上网，怀疑那博客是“假的”。我希望勿将我的博客归于理应“打假”之列。倘规定只有亲手敲在网上的文章为真博文，那么我无言以辩了。倘以文章本身的真假为据，则我网上的博文百分百是真的，皆非冒名者所作。那些博文，起先是由网站的人代我敲上去的，也有我自己花钱请打字社的人敲上去的。
我已经很久没有更新过博文了，实际写作却从未停止。只不过，有的文章或作品发在报、刊了，有的直接收入书中了。据说，使用电脑写作比用笔纸写作轻松多了，修改起来也方便。但我天生笨，自忖达到盲打水平将需要很长很长的过程，而且无法习惯面对屏幕在键盘声响中思考，便一向对电脑敬而远之。
这对我有一个好处，不被网络世界所吸入并产生难以自拔的沉湎。至今我只沉湎于一件事，那便是笔纸写作，像我这样的人只沉湎于一件事并且专一地沉湎，精力和时间刚够。
对我有一种损失，就是不能在第一时间知道一些事情，关于那些事情的信息也往往获得得不够全面，不够细致。
但所幸我家电视能看到凤凰台，其读报节目、“总编辑时间”、时事报道和访谈，基本能满足我的需要。他们现在又有了一档节目是“天下被网罗”，使我能知道的事情更多了。我觉得像自己这样精力不济的人，知道那样一些事足矣。即使时评第一快手，也做不到对天下发生的所有事一概做出快速的评论反应。而且那更是时事评论家的职业，非是我的职业。听听或看看他们的观点，往往比自己加入网络讨论、争论、争吵更有益。
尤其是，微博一经被大众轻而易举地掌握，其对时事的“自媒体”式的快拍短抽般的反应，非是我所能跟得上趟的。并且，许多微博家一语中的，幽默、俏皮、智慧、发人深省，能娱悦网众的微博，非我这种操弄了大半生文字的人善为。每望洋兴叹，自愧弗如，于是更不敢上网对什么事表态。
我这类人有一种毛病，即不论对什么事表态，总需自己确实有了态度，还需经过再三考虑，觉得在自己这儿较为成熟了才愿表达。而网上讨论过的不少事，至今若让我表态，我也仍会处在态度无法明确的矛盾之中。
网络世界太五花八门了——声色犬马酒色财气的内容据说多多；风花雪月卿卿我我的内容据说也目不接；沽名钓誉哗众取宠的内容有之；贩卖谣言妖言惑众的内容有之；坑蒙拐骗的现象有之，意淫且意在淫人的现象有之；自恋现象有之，裸露狂现象也有之；而话语暴力现象司空见惯……
故我其实视它为潘多拉的盒子，往往听了就够嫌恶的了，岂会奋身跃入其中？
但我对网络的态度却不矛盾。倘有人据以上现象主张彻底否定网络，我这个根本不上网的人，肯定是要力挺网络信息平台、博客、微博对于中国的伟大现实意义的。因为半数左右的中国人手中有了“大众话筒”，对于中国，肯定比那话筒再被以什么理由或借口没收了的好。
在希腊神话中，潘多拉的盒子一被普罗米修斯的弟弟打开，乌烟瘴气怪力邪神从此满世界乱蹿，连上帝也没了辙。但是也不要忘记，那神话明明还讲到盒子分两层，下层锁着希望，只能由潘多拉本人开启。普罗米修斯除了盗火，还负有另一项历史使命：找到潘多拉，让她将盒子的下层也打开，将希望释放出来……
我认为中国网民自己就是潘多拉，也同时是普罗米修斯。他们要找的是自己——自己的理性。并且，已然找到了一部分。
潘多拉是善于化身的，她不能被一次找到。但是每找到她的一次化身，就接近了她的真身一次。
依我的眼看来，那变形为网络的盒子的下层已然松动，希望的能量已越来越多地释放着了，它正在稀释着冲淡着乌烟瘴气。
未来之中国，仍将是乌烟瘴气与希望能量并存的中国。但毕竟，希望是开始出现了。
如果仅从网上看中国，我们这个国家简直是没法让人待，更没法让人爱的国家。但如果睁大眼睛来睽诸现实，又不能不承认——现实确实在渐变着，希望像蒲公英的种子，一些一些地从网上飘飞到现实中，并且在现实中可喜地发芽。
有多少腐败是在网上被揭露的呵！
有多少危害人民利益的事是在网上被曝光的呵！
有多少非正义的事是靠了网上的正义之声才恢复了正义呵！
有多少假冒伪劣之行径是被网络戳穿的呵！
有多少人民的权益，是经由在网上千呼万唤，终于成为现实呵！
有多少需要同情和帮助的人在网络上获得了真诚的同情和实际的帮助呵！
有多少人性恶现象在网上受到严厉又强烈的抨击呵！
有多少人无畏、无私、坚忍、善良的品行是在网上得到肯定和弘扬的呵！
……
这一切“蒲公英的种子”飘飞到现实中，怎么能不对中国的现实产生正面影响呢？
确乎，网上每凝聚了厚重的郁闷、愤懑、愤怒甚至怒火；但也正因为如此，现实中国的紧张感也总是处于虽存在着却并未迅速膨胀到极限的状态。
以我的眼看来，为数不少的同胞，其实表现为双重中国人的身份。他们在现实中郁闷了，愤懑了，愤怒了，怒火中烧了，于是到网上去乱骂一通，宣泄一通；下了网，置身于现实，复适应于现实的种种规则或潜规则。
美国电影《出租车司机》中的主人公，便是这样一个双重人格的人。他那个年代还没有网络，若有，他对现实的不满也许就不必靠枪去表达了。
网络不是万能的。
高压锅的排气阀也不是万能的。
中国人的郁闷、愤懑、愤怒乃至怒火，有处发泄当然比无处发泄好。发泄到网上当然比发泄于现实好。而这正是中国产生更新思维的“顶层设计”，制定更加顺应民心、民意、民生之举措的机会。
我认为，对于中国，“抓住机遇”，目前也指这个。
5.崇尚“曲晦”乃全社会的变态
一个国家封建历史漫长，必定拖住它向资本主义转型的后腿。比之于封建时期，资本主义当然是进步的。封建主义拖住向资本主义转型的后腿，也当然就是拖住一个国家进步的后腿。我们说中国历史悠久，其实也是在说中国的封建时期漫长。
不论对于全人类，还是对于一个国家，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发展成就，怎么也抵不上资本主义社会短短一两百年的发展成就。在政治、经济、科技方面都是这样，唯在文化方面有些例外。封建历史时期，农业社会之形态，文化不可能形成产业链条，不可能带来巨大商业利益，不可能出现文化产业帝国以及文化经营寡头式的人物，故比之于资本主义及之后的文化，封建主义时期的文化反而显得从容、纯粹，情怀含量多于功利元素，艺术水准高于技术水准。
封建历史越久，封建体制对社会发展的控制力越强大。此种强大的控制力是一种强大的惰性力，不但企图拖住历史的发展，也必然异化了封建时期的文化。
而被异化了的文化的特征之一，便是“不逾矩”，不逾封建主义之“矩”。但文化的本质是自由的。它是不甘于被限制的。在限制手段严厉乃至严酷的情况下，它便不得不以“曲晦”的面孔来证明自身非同一般的存在价值，这也是全人类封建时期的文化共性。
翻开世界文化史一瞥，在每一个国家的封建时期，文化无不表现出以上两种特征——“不逾矩”与“曲晦”。越禁止文化“逾矩”，文化的某种面孔越“曲晦”。中国封建历史时期的文化面孔，这种“曲晦”的现象尤其明显。
“曲晦”就是不直接表达。就是正话反说，反话正说。以此种方式间接表达，暗讽之意味遂属必然。“文字狱”就是专门“法办”此种文化现象及文人的，有些古代文人也正是因此而被砍头甚至株连九族的，其中不乏冤案。
于是，在中国，关于诗、歌、文、戏之文化的要义，有一条便是“曲晦”之经验。仿佛不“曲晦”即不深刻，就是不文化。唯“曲晦”，才有深刻可言，才算得上文化。
《狂人日记》是“曲晦”的，所以被认为深刻、文化。《阿Q正传》中关于阿Q之精神胜利法的描写，讽锋也是“曲晦”的，当然也是深刻的，文化的。
确实深刻，确实文化。
但是若在人类已迈入21世纪的当下，一国的文化理念一如既往地崇尚“曲晦”，则其文化现象便很耐人寻味了。
而中国目前依然是这样。
在大学里，在中文课堂上，文学之作品的“曲晦”片段，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重点分析和欣赏的内容。若教师忽视了，简直会被怀疑为人师的资格。若学子不能共鸣之，又简直证明朽木不可雕也。
“曲晦”差不多又可言为“曲笔”。倘“曲笔”甚“曲”，表意绕来绕去，于是令人寻思来寻思去，颇费猜心方能明白，或终究还是没明白，甚或蛮扭。
《春秋》、《史记》皆不乏“曲笔”。但古人修史，不计正野，皇家的鹰犬都在盯视，腐败无能岂敢直截了当地记载和评论？故“曲笔”是策略，完全应该理解。
可以直截了当地表达，却偏要“曲晦”，这属文风的个性化，也可以叫追求。
不能够直截了当地表达，但也还是要表达，不表达如鲠在喉，块垒堵胸，那么只有“曲晦”，是谓无奈。
今日之中国，对某些人、事、现象，其实是可以直截了当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的。全部是奢望，“某些”却已是权利，起码是网上权利。
我虽从不上网，却也每能间接地感受到网上言论的品质和成色。据我所知，网上“曲晦”渐多。先是，“曲晦”乍现，博得一片喝彩，于是“顶”者众，传播迅而广。“曲晦”大受追捧，于是又引发效尤，催生一茬茬的“曲晦”高手，蔚然成风。不计值得“曲晦”或并不值得，都来热衷于那“曲晦”的高妙。一味热衷，自然便由“曲晦”而延伸出幽默。幽默倘不泛滥，且“黑”，乃是我所欣赏，并起敬意的。但一般的幽默，其实往往流于俏皮。语言的俏皮，也是足以享受的。如四川连降暴雨，成都处处积水，有微博曰：“白娘子，许仙真的不在成都啊！”——便俏皮得很，令人忍俊不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