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哪个心理学家说过，过度思考会让人做出更冷漠的决定。
我必须要感谢Chloe，她没有给我过度思考的机会。
“快喝，喝完马上休息！”她用一声命令断送了我的迟疑，说完她自己先接过去一杯，也不管烫不烫，一仰头都喝了。然后看着窗外，好像打了个寒战，肩膀失控地一抖，盟誓似的说：“要是都这样，也躲不过了，那，认了！要死一起死！要活一起活！”
那一刻，我看着Chloe的背影，心里以往对她的不满和记恨统统被一笔勾销，我甚至猛地对她产生一股情谊，得调出最多的理智才忍住没当时就冲过去抱住她叫一声“姐”。
所谓“出生入死”，之于我，就是那个样子。
之后的几天，Chloe和我视死如归一般轮流帮阿姨量体温和端茶送水，尽量让她不觉得有任何一丁点儿被疏离的感觉。
我在壮着胆子照顾小纪阿姨的某几个瞬间，心底甚至幻想出了在我死后那些曾经跟我亲近的人会如何评价。从小我就经常幻想我死去后的情景：周围人在追思会上如何赞许我，以及为我而悲痛不已。
唉，一个人需要活得多么可怜，才需要反复用想象自己的追思会去获得心灵上的慰藉呢？
几天之后，小阿姨体温回到正常。
那晚，我们仨像《西游记》里刚平定了一群妖怪、翻过一个篇章一样，各自稍事缓神。
哪知，才安静了个把小时，当天晚间，Chloe忽然从她房间里跑出来，趿拉着拖鞋快速穿过客厅，直接推开我的房门对我喊道：“天呐！张国荣死了！”
我当时正在看《古文观止》中的那篇李陵《答苏武书》，一时间无法迅速从“人之相知，贵相知心”的古代悲叹中回到当下。
“张国荣死了！张国荣啊！你听见没有？！”
想是我的反应不够Chloe期许得那么强烈，她强调了一遍之后，皱了皱眉就返身快速回她自己的房间。门一摔，露露被关在门外，奇怪她扭头看我。
没几秒钟之后，Chloe的房间传来失控的哭声，露露通人性地涌一只前爪挠门，我赶忙打开电脑搜索相关信息。
小纪阿姨听到Chloe的动静也从她的房间里踮着脚尖出来，一脸的惊慌失措，走过来压低嗓音问我：“刚才，我听陈小姐说，又有人死了？谁？谁死了？”
“张国荣。”我回答，眼睛一时被网上的新文标题黏住。
“张什么？他是？陈小姐的朋友？”小纪阿姨紧张地追问。
“不是，他是个香港明星。”
“哦。”小纪阿姨听到这个答复略微松了口气，停了停又问，“他怎么死的？SARS？”
“自杀。”我回答。
“为什么自杀？他得SARS了？”
我看着那些页面，已无力回答小纪阿姨的问题。
露露还在挠门，并不停发出“呜呜”的哀鸣。
这个消息让我有种缺氧的感觉，我一阵头晕，需要赶快去到一个空旷的所在。
那天，我不顾初春的轻寒带着狗在院子里转悠了将近一个小时，上楼前，我在寂静的院子回头叫了一声“陈白露”。这个名字，响在2003年的午夜，有种“乱世佳人”的悲怆感，听起来相当诡异。
我一夜失眠，第二天，强打精神，应Chloe差遣独自去两条街之外的一个大超市买东西。
等进了超市，扑面而来又是另一番悲凉。
那阵子，各种来路不明的谣传加剧了恐慌，很多人都开始不正常的储存和囤积。
购物的氛围里弥散着一种不安的调调，像恐怖片鬼魅出现前的序曲。大家都自动地保持着神经质的距离，不说话，无擦碰，甚至目光也尽量不交流，好像担心连眼神都会传递病毒一样。超市在国泰民安时播放的背景音乐变成了一个无伴奏的女声，每隔几分钟朗诵一次补货通知。那个未受过培训的朗诵用能听的沮丧程度的哭腔告诉大家：米会有的，酱油会有的，方便面也会有的…
原本是安抚的目的，这么一来，适得其反。
我手里紧紧攥着Chloe给我的两百块钱，按照小纪阿姨写的购物单，从货架上依次拿了一袋面粉、一袋大米、十盒鸡蛋、两包盐、几瓶不同的调味品、五十袋方便面和几包速冻食物。
那也是有生之年唯一一次，我亲眼目睹一个偌大的超市如此供不应求，连鸡蛋和速冻饺子都被买空的“盛况”。
我被这“盛况”燃起几种悲伤，且那悲伤像电脑病毒似的在心底失控地复制。
我选完食物排在队伍里面准备交钱，每个人买的东西都很多，交钱的队伍移动得非常缓慢。
没什么人交谈，四周是瘆人的安静。
我前面是一对跟我年纪相仿的男女，在等了十来分钟后，他们开始轻声地对话。那是一段措辞非常简单的对话，语调也没有很特别，然而，时隔这么多年，我仍旧记得他们说了什么，以及，当时他们说那些话时的样子。
对话由那个男孩儿开始。
他转向他身旁的女孩儿，轻声问：
“你会做饭吗？”
女孩儿抬起头，回答说：“我不会。”
说出这三个字的时候，她似乎有些感到歉意的羞怯。
如果这一问一答的八个字放在任何一个太平盛世的家常情景中，大概听不出什么含金量。
然而，灾难改写了“家常”的意义。
队伍又徐徐挪了半米，再停下来时，男孩儿转头又问：
“那，你会洗碗吗？”
“我…”女孩低头想了想，像下了很大决心似的再次抬头对男孩儿说，“我可以试试！”
他看着那女孩儿，停顿了一下，轻声说：
“要不，我们结婚吧。”
女孩儿闻言看着她的男朋友，愣了愣，被口罩遮住的脸看不到表情，我看到她的睫毛在抖动，然后，她就用力点了点头。
男孩儿这时抬起手，捧着女孩儿扬起的脸，他们的口罩两边都鼓起浅浅的褶子，想必是都在微笑吧。
自始至终，两个人对话的分贝都没有特别的提高，甚至在说最后五个字的时候，也没有加强语气。那状态，就像一个人问另一个人要不要吃“红豆冰沙”或“宫保鸡丁”一样，仿佛在讨论一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话题。
那幅画面在我心底端端正正地存留了许久，像是相册里某个纪念日的合影。
十年之后，等回忆那个下午，会猜：那一对男女，后来，过得好不好？还有没有在一起？
在被命运不懈的教训中，我已不是那么迷信于“天长地久”。时间的长短跟一份感情的质量可以无关。因此上，不管他们有没有继续在一起，也好，都不影响他们的人生中曾经有过那样经典的一幕，像“二战”之后再纽约时代广场感动全世界的“胜利日之吻”，当时循真情带来的感动，早已超出道德伦常或契约本身的意义。
在他们的对话结束五秒之后，我在他们后面哭起来。
那是在SARS期间我第一次的情绪释放。
在得知疫情的时候，我没哭。
在得知失业的时候，我也没哭。
在得知不能回家的时候，我还是没哭。
哪怕是得知同屋的小纪阿姨发烧，甚而是前一天晚听说张国荣自杀的消息时，我都咬紧牙关，生生把眼泪咽了回去。
直到，我无望的人生被别人的希望戳到，像被高明的中医点中了主管情绪的穴位，顿时防线失守，当场失声痛哭。
为了不给围观我的人群太多压力，我在掩面哭了半分钟之后赶紧逃离现场。现场求婚那对男女对我过度的反应相当诧异，他们从口罩的上端露出同情的眼神，纠结于要不要安慰我。
我狼狈地跑出那个商场，室外开阔的环境扼制了我的悲伤。我没有哭痛快心里郁结着未散尽的脆弱。头顶正午的太阳，若无其事地例行普照，一副见惯天灾人祸的浩然模样。我瞬间被它唤醒，想起被我丢在超市那一堆没结账的货物，想起办公室里还有两个等我拿食物回去的同命女人。
我的悲伤有一部分变成了自责。
我正在原地踌躇。有个人从通向超市的台阶上向我走过来，我下意识地抬眼，看见了许友伦。
他的五官还是那么明显地向四下扎着，以至于我透过口罩还是认了出来。
我不知道应不应该打招呼，为了视图掩饰自己的狼狈，条件反射地冲他微笑，笑到一半，看不清他口罩后面的脸又没有回应我的笑。
我的笑停在脸中央，上不去下不来，僵成了一个苦笑。
“你是，朱莉的同学，对吧？”许友伦走近后开口问。
我收起苦笑，点头。
“我们见过的，在国贸金湖茶餐厅。”他又说。
我再次点头。
“刚才，在超市里，我看到你了。”这是他说的第三句话。
我低下了头，不知该继续点头还是接着苦笑。
他向我伸出一只手，手上拎着两个超大的购物单，作势要递给我：
“我拎不动了。”
我没立刻理解他的意思，依旧傻站在那儿。
大概那些袋子太重了，他顾不得我的局促，把购物袋放在地上，然后咳了一声坐在台阶上，把口罩摘掉，塞进风衣口袋里，又从另一只口袋里拿出一包烟，抽出一支放在嘴边叼着，再拿出打火机，两只手挡着风把那只烟点燃。
等深吸了一口烟之后，他才带着一身烟草味道，指着其中两个购物袋对我说，“你看看，是不是你刚才选的，有没有少什么？”
我没管购物袋，也蹲下来，在他吐出的烟里眯了眯眼。
“没事啦。”他说着，伸手过来轻轻拍了拍我的头。
“没事啦。”这三个字，是我在那段最难捱的日子里，听到的第一个安慰，他轻轻拍我头的动作，是我在那段最难挨的日子里，得到的第一个肢体安慰。
许友伦始终不知道，他那么无心地说出来的三个字和无心做出的一个动作，对当时的我，不亚于神瑛侍者路过绛珠草时施舍给她的甘露水。
我在救命一般的安慰面前，根本没有心力思考，委屈在心里急速膨胀，像打开瓶子的香槟一样急着外涌，身体跟着心情失重，我往前一斜，放任自己倒进这个才见第二次面的男人怀里，再次哭起来。
为了不让自己的哭显得过于唐突，我一边哭一边嘟嘟囔囔地说：“张国荣走了，为什么，为什么，我不想让他走，不想让他走嘛…”
几秒钟之后，我感到许友伦的一只手放在了我的背上，又几秒钟，另一只手也放了上来，并且安抚的轻轻拍打。我有点儿意外，用持续地哭泣掩饰着内心柳暗花明的变化。心里忽然有点儿理解婴儿听起来没什么分别的号哭底里何以表达不同诉求。
一分钟之后，我的哭声在许友伦哄孩子似的轻拍之下，识相地渐弱，他把头靠在我耳边，一边继续拍着我的背，一边轻声说：“会过去的，哦，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要有信心。我们必须有信心。”
扑进许友伦怀中是我一辈子做过的第一件勇敢的事。
如果没有SARS，如果没有美伊战争，如果没有张国荣之死，我想，
我绝对不会这么勇敢，即使那个勇敢是与生俱来的，它也早就在滚滚红尘中模糊了锐气。
就是这样，我的爱情在灾难和悲伤中乘着前缘的翅膀紧急迫降。
“你怎么喜欢上我的？”
“哪有，是你先扑过来的啊，我都没思考你已经扑进我的怀里啊。”
“如果你不帮我买东西，我才不会扑进你怀里！”
“不是吧，只是超市的食物而已！”
“就是说啊，认识你之前，连超市的食物也没人给我买过啊。”
“这么惨？”
“可不，惨绝人寰！”
“好咯，所以上天派我拯救你咯。”
“哼，我看你是逮谁拯救谁，结果只有我搭理你吧。”
“早知道买一袋食物就要带走一个活人，我会小心一点儿的。”
“呸！超市有那么人，你干吗只帮我买食物啊！”
“超市里那么多人，没一个像你哭那么大声。”
“那我要是那天不哭，咱俩就没戏了吗？”
“还是会吧，我大概命中有此一劫！”
“所以，你到底是怎么喜欢上我的嘛？”
“是你先！”
“是你先！”
“你啦！”
“你！”
“你！”
“你你你！就是你。”
…
我跟许友伦之间初初有过多次类似上面这种没什么内容的对话。我的问题和他的回答，始终没有让我从“理论层面”搞清楚我们之间到底为什么“在一起”。
理想的爱情，是对方喜欢的你，刚好也是你喜欢的自己。没那么理想的爱情，则是陪伴的意义多过欣赏，这对相处之道要求更高，因为没有了欣赏当基础，柴米油盐的凡常生活更高昂随时都危机四伏。
遇见谁填补寂寞没那么难，只是从“填补寂寞”到“爱”之间的路途遥远，好多人跋山涉水，一辈子都未必走得到。
情话往往只是被美化的敷衍，假作真是真亦假。
我一直希望许友伦会告诉我一个他对我陷入爱情的过硬的理由，让我也能幻想我们之间的爱情是理想的爱情。但他始终用调侃的语气但内容诚实地表达着简陋的事实。
他确实不是那么擅长拒绝，这在后来的几年中我多次见识到，但，如果不是他不那么擅长拒绝，我又想不出我们如何会在一起的可能。
或者，爱情像地震一样。尚且没有特别好的方法能准确预测它什么时候来，它到来的原因，它将达怎么的震级，它会发生多少次余震，以及，它会把你的生活摧毁到何种程度。
就像我和，我们以那么意料之外的方式继续了我们之前的“认识”，这让我相信，这个世界上的聚散离合，是抽刀难断的弱水三千，是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一般已分不清几分拖欠几分还的你中有我。
许友伦比我大五岁，是年三十整。
在SARS初来的时候，他本来已经回到了香港，在那儿，有他的家人和一个沿未正式分手的女友。
“在我决定要来北京的时候，我们就猜到会分手，只是想不出会怎么分，会谁先走。”
人的行为总会有一定的模式，许友伦的惯用模式是当“鸵鸟”，他不太会主动，不主动追求，不主动拒绝，不主动解决问题，也不主动结束。他宁可模糊在自己的回避当中让事情来了又去，假装什么都没发生。尽管，所有或来或去的原由，明明也是他通力合作的结果。
在他来北京工作了两年多之后，他和他的那位前女友被时间、空间的距离推向了一个必须做决定的临界点。
他们俩的关系正胶着在“鸡肋”的阶段，SARS来了。
大概SARS刷新了许友伦对旧情的敏感，他在公司放假后收拾行装从疫情严重的北京回到疫情严重的香港。
然而，就这么凑巧，他的那位女友在他回到香港的当天，跟其他的三十几个人一起被困在一个传说因感染严重而不得不封锁的酒店。
这几十个不得不有难同当的男女在那个酒店里封锁了十天之后，那女孩，从许友伦的女友，变成了一起被封锁在酒店里的一位男性难友的女友。
许友伦在封锁的酒店外焦虑地等待女友安全的消息，最终，他被告知她是安全的，同时，也被告知了她情变的结果。
他感到受伤。
“主要是没面子咯，我还买了花去接她，结果接到两个人！”他说。
失恋的许友伦就从疫情严重的香港又回到了疫情严重的北京，从伪单身，变成了真单身。
“女人很奇怪的，那么多年都过了，那么几天就过不了。”
“最可能通过接触感染的根本不是疫情，是恋情啦！”
“再早发生几天就更好了嘛，分手还要害我损失往返机票！切！”
许友伦对这件事的解说，避重就轻。他不是一个习惯揭露内心的人，他宁可用调侃或假装热闹对自己蒙混过关。
接下来的事就陆续跟我有关了。
许友伦在返回北京后的一个无所事事的早上，醒来之后，百无聊赖，看窗外的阳光不错，决定开车去郊外呼吸新鲜空气并打发时间。
等开到一个不知名的水边，许友伦从后备箱里把从家里带来的自制三明治拿出来吃，在整理后备箱里，他发现了我的那本《理智与情感》。
“如果我跟你说，以前，除了金庸，我从来没看过其他的小说，你会不会笑话我？”他问。
我没笑，甚至暗自庆幸，如果没有失恋和天灾的双重挟持，一个活得像他那样的男人，怎么会静得下心看《理智与情感》。再说，如果他不是一个在文艺面前那么缺乏基本常识的人，又怎会对我这样一个除了漫无目的地向往文艺就别无他长的人产生兴趣。
“想不到，还蛮好看的。呵呵。”许友伦谈论简·奥斯汀的时候，表现出对某个领域真正无知的人才具备的憨厚，因为没有刻意掩饰，所以天真得可爱。
我没有告诉过他，他当时的无知模样，有多么令我为之倾倒。
我猜当他照实看到我没逻辑、不够理智的时候，大概也有过类似的心动。
是哦，一段关系刚刚开始，我们会被自己强而对方弱的因素打动，当一段关系进入稳定关系，那些自己强而对方弱的元素则会成为隐患，时刻给我们鄙视对方提供借口。
同样是从上往下看，怜惜是爱的开始，鄙视就是摧毁爱的开始。
我们的交往就始于他带着怜惜之情开车载我去郊外，我带着怜惜之情给他念小说。
那时候，郊区原本经营“农家乐”的村门把门口的招牌换成了“城里人免入”或干脆停业。去郊外的意义，成了从一种无人地带去到另一种无人地带，变化的只是车窗外风景而已。
然而这些对我来说，反倒助长了爱情。
许友伦说得没错，“最可能因接触感染的根本不是疫情，是恋情”。
我们的恋情，在频繁的接触中，如春天的柳枝一样没计划的疯长。
有一天，许友伦开车带我去香山，在路上，我们看到两旁的路边很多树干上都有用红色绳子绑着的许愿签。
许友伦把车停在路边，我们走过去看那些许愿签上的留言。
“祝所有现在还在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好人一生平安。”
“妈，我一个人，我好害怕。”
“老婆，我爱你。老公，我爱你。我们同甘共苦此生不分离。杨晶，马史。立字为证。”
“明哥，你一定要挺住！”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药师佛菩萨！保佑北京！保佑中国！”
“凡，我想你。”
“我妈为了上我能上重点中学，她去小汤山当护士了，已经两个礼拜了。妈，您不许有事。妈，我保证好好学习，以后有出息，孝顺您！”
“巧玲，你在哪儿？我到处找你。如果能再见，我一定好好珍惜。见字请回来找我。卓。”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救我们脱离凶恶。阿门。”
“小东，今天是你住院第一天的日子，小东你要好好的！我和咱们儿子等你回来！”
“小东，今天是你住院第四天的日子，小东你要好好的！我和咱们儿子等你回来！”
“小东，你不许走，你答应过要照顾我们一辈子的。”
“小东，下辈子，我们还做夫妻，好吗？”
…
我们俩边看边叹息边流泪，在那些树旁边感慨了一阵之后，也找出绝笔写了各自的许愿签。外面世界的愁云惨雾成了助力，推动着人人自危的饮食男女出于本能地彼此爱护。
当劫后余生，每每回想起那段光阴，在心里漾起的，竟都是美好。
那时候风和日丽。
那时候交通顺畅。
那时候的人们内心很柔软。
那时候的男女更容易相爱。
尽管它被迫几近空城，但城中充满浓度最高的关怀和情义。
人在受到他人伤害的心肠容易生恶，受到未知来路的伤害时，反而总是回归到只剩下满腔满腹的真善美。
天知道，那才应当是每个人原本的真实啊。
那晚，我们从香山回来的时候，车在五环上自西向东正走着，雾气中迎面的天际挂着一轮玉兰色的满月。我心头跃上“海上生明月”这几个字，当真因为那月色分明有种才出浴般的明晃晃的水灵气，暮色渐浓中还缠绕着雾气袅袅，也不管他乡故国，随性地穿行在水润过的满月旁，仿佛有种远远的自在的香。
因为那晚的月色，之后很多年我都坚信，懂了夜的人，才不辜负白天。
我被当时的月亮感动出几秒参悟般的臣服，转头看许友伦，他也回看我。
只为那路上对看时短短的懂得，我知道，我什么都能接受。
那晚，我们毫无悬念的冲破了最后一道防线。
之后，两个人转战室内，每天滞留在许友伦住处进行最原始的室内运动成了那阵子我们的主要消遣。
许友伦热爱美食又特别在意身材。SARS期间照常营业的餐饮场所有限，他带我去的最多的地方是长虹桥的“大董烧鸭”和丽都广场的星巴克。各种健身房那个时候还没重新开放，吃出来的多余的热量都靠鼓捣对方进行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