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不，我不认识。”
“看着‘它’，那拉，别怕，别回避，告诉我，它是谁？”
“它来了，它在靠近我。”
“看清‘它’，告诉我，‘它’是谁？”
那拉尖叫起来。
这声尖叫有如一根金属刺入华文的耳膜。
华文双手一松，那拉向屋外跑去。华文再次勉强一把抱住她。那拉奋力挣脱。他很难控制她，华文不得不高声呼喊那兆同。那拉推开华文，华文一个趔趄，差点摔倒。那拉将所有能抓在手里的东西，茶杯，书，棋盘向鱼缸掷去，嘴里飞快地说着什么。华文听不懂她，语速太快了。华文还想制止她，可疯狂无法阻止，就像当初救她时，那股神秘力量无法阻止一样。华文爱莫能助，眼看这疯女人举起一把椅子朝鱼缸砸去。鱼缸在那兆同应声赶到时裂开了，发出沉闷的轰鸣声。这声音在净园如此刺耳，不亚于那拉的尖叫。水和热带鱼倾泻而出。碎裂的巨响让华文浑身一震，潮湿的气味更浓了。他鼻翼酸楚，难以呼吸。大大小小的热带鱼在地板上跃动。那拉站在水里，看着自己的双脚，不再尖叫，而是伸开双臂，像是浮在水面上，又似沉在水底。那兆同一把将她拉出带腥味的积水。华文听见，那拉的喘息声，像密集的阵雨。
恐惧
这仅仅只是开始。
华文将厚厚一沓A4纸在桌上顿了顿，弄整齐，放在桌子中央。又给窗台上的绿萝浇了浇水，坐下来回顾两天前的赴宴事件。他打开文件夹，取出记录本。他凝视着空空的页面，用圆珠笔敲击桌子，发出规律的嗒嗒声。他回想那拉发病前后的所有细节，在直线格里写下：发病几乎毫无预兆。如果说有什么兆头的话，就是那双不断扭动的手，还有黑雾笼罩的眼睛。
那双手无比强硬，力道大得惊人，可她差不多是一个瘦弱的少女。华文虽然体型偏瘦，和同事扳手腕时，却也总能获胜。险些被这姑娘摔倒，她身上该有两个男人的力气才说得过去。华文想对这次事件做一个总结，可思绪总是无法摆脱这些令他疑惑的细节。
恐惧。
他最终写下这两个字。恐惧。
人在极度恐惧的时候，会爆发巨大的潜能。有人在极度恐惧中可以狂奔五千米，有人可以弄翻一头熊，这在平时是根本做不到的。但是，等等，这并不是问题的重点，重点是，这幻想中的恐惧并不亚于真情实感的恐惧。恐惧，不仅虚构出一个外在的形象，还唤起了一个人激烈的反抗。华文清楚地看见这一幕，那拉攻击的对象，是虚无。说到底，她同时扮演了敌我两种角色，一个那拉在恐吓另一个那拉，另一个那拉在狂暴地反击前一个那拉。也许，这个幻想的怪物，有一天真会杀了这个姑娘。
恐惧还有不容忽视的感染力。譬如说，那耳语般的叹息声。华文阻止自己回想那忽远忽近的叹息，毕竟，那晚他喝了不少啤酒。酒精放大了错觉。不过如此。
后来，那兆同在与华文的通话中，表达了同样的担忧。但他依然坚持那拉只是走入了死胡同，“不能仅仅因为她砸碎了一个鱼缸，就将她关进精神病院”。沉默了很久，那兆同说出了和那拉同样的请求，“请尽一切所能帮帮她”。
华文在电话另一端陷入沉思。那拉的被害妄想症，看来已经朝着狂躁型精神分裂症发展，如果没有果断的措施，是很危险的。接受这个患者是一个冒险。然而，恐惧，在他心里勾起了难以言说的吸引力——就像那拉无法摆脱怪物或者说无法摆脱自己勾画的恐惧，换言之，她深陷于恐惧的魅力。这种陷入，换个角度看，就是迷恋。而他对这件事的迷惑，也正在转变为迷恋。他迷恋恐惧，不仅因为恐惧是他研究的课题，还因为恐惧本身吸引他。恐惧是一切事情的原初力，他想证明这一点，像证明一个哲学命题一样。还有迷恋的问题，到底是人过于迷恋恐惧呢，还是恐惧一直在追逐着人？现在，这样一个链条在他眼前基本形成，恐惧化身为“鬼”，追逐那拉，而他将不得不追逐恐惧，虚无的鬼影。自然，那拉跑在最前面，最终的问题是，他什么时候才能追上那拉？如果那拉在追逐恐惧，那么他要做的，就是让恐惧停止移动。如果鬼影保持不动，追逐也就被迫瓦解了。
“好吧。”
挂上电话时，华文对自己说，好吧，要将恐惧从她的幻想中分离出来。
无论怎样对付恐惧，在此之前，那拉需要做一系列的心理测试，以评估心理问题的严重程度。如果那拉的确已经发展到狂躁型精神病，或是精神分裂症，华文也只能如实相告。这超出了他的治疗范畴。
华文选择了一组情感测试题、一组图画测试题和一组行为测试题。问题十分繁琐，一般要一个半小时才能完成。华文在测试题上标好时间，退出治疗室，留那拉一个人答题。他得和那兆同谈谈。如果测试结果表明那拉已经超出心理治疗的范围，那么不管那兆同是否愿意，都该将那拉送往专科医院。他要说的，就是这些。
那拉用半小时答完了所有问题。结果显示，那拉只有轻度的心理问题。就是说，她的心理状况接近正常！这个结果让华文十分意外。他无法相信在精神崩溃后，她会以如此快的速度恢复正常。华文看了看那拉。她的头发纹丝不乱地梳在脑后，扎成一个马尾巴，额头明亮，眼睛那么干净，一尘不染的样子。华文念了一下测试结果。
“这下你信了吧？”
“信什么？”华文问。
“我没有病。”
那拉紧盯着华文，甩了甩马尾巴，等着确认。
“我希望你的心理正如测试结果一样健康。不过，这些数据只有参考价值，它…未必能给出一个完全准确的结论。它也会有误差。”
“你是说测试无效？”
“不，它至少证明你父亲的观点，你不该去精神病院，却不能证明你看到的东西是真的。前天晚上，你看到了什么？”
“你还是以为，我看到的只是幻觉？”
“当然是幻觉，现场有四个人，只有你一个人看见了。”
“可它在，一直都在。”
“现在还在吗？”
“在。”
“它在哪里？”
“你身后。”
华文没有回头。
“有多远？”
“十米开外。”
华文不需要回头，三米外就是墙和窗子。他盯着那拉。她一动不动地坐着，手平放在膝盖上。
“你不看看它吗？”
测试显示，他几乎可以将她看做正常人。
“那拉，如果你想证明自己没有病，最好的方式，要么证明‘它’是存在的，要么，你证明给自己，‘它’不存在。”
“我看不见你做的梦，可这并不能证明你不做梦。”
“有谁在醒来后还会做梦呢？人一旦醒来，梦就消散了。很少有人能记住自己的梦。你的梦却不分白天和夜晚都跟着你。尽管，梦是我们共同的经验，可噩梦醒来的时候，人是会明白，那只是一场梦。”
“可那不是一场梦，它一直都在。即便在看不见的时候，它也在。净园，所有盆花一夜间枯死，谁也弄不清楚鱼是怎样一条条溺死的，没有鸟飞落在这个院子里，整个院子听不到别的声音，虫鸣声，甚至没有一只耗子，每年，花园里的草都在疯长…”
“那拉，这不是证据。”
“什么才是证据？”
“人证，物证。”
那拉闭上双眼。
“那拉，我很想帮你。不过，你得告诉我它是谁？我不是问你鬼是谁，而是在问你用幻觉伪装成鬼的这个人是谁，或者它谁都不是，只是一个创伤经历。”
“我也想知道它是谁。”
“我们总会知道的。”
华文以这句话结束了这次治疗。
接受那拉，是这个测试得出的结果。况且，没有病人，心理科诊室就会面临关闭的危险。他无法将她推给精神病院，他不愿失去第一个患者。这是另一种恐惧。恐惧的种类很多，很庞大。恐惧决定和预示了我们的需要。华文将那张写有“恐惧”的纸撕下，揉成一团，丢进废纸篓。
水鬼
夜晚是伴随着钟表的嘀嗒声，一声声来临的。净园没有声音，钟表的声音，是伪装的声音，除了让寂静变得难以遏制，没有任何用处。一分钟过去了，又一分钟过去了，还有一分钟，即将过去。此外，便是另一种无声。一点点动静。它的动静。通常，它没有动静，它从未发出过声音，它不屑于这么做，它知道，当我看见它，一切都来了，单调的脚步声，水的滴答声，它逼近时的冷气与寒霜，它站在墙角注视我时，被拉长的时间。
华医生确定通过治疗，能治好我的幻觉。可惜，他无法看见它，无法体会它到来时，逼真的恐惧。在表针走在21点43分的时候，我拿不定主意，是否回头，看看一步步逼近的恐惧。爸这会儿放下老花镜，将妈拉进与客厅相连的房间，他们在窃窃私语。现在，客厅里只有我，还有我身后的它。他们总在我需要的时候，借故离开。而它总会出现在这样孤立的境况里，给我独自面对它的机会。我无须回头就知道，它穿过围栏、墙壁，站在爸那只绘着兰色花朵与藤蔓的大瓷瓶后面。它还在向前走，身体穿过瓷瓶光滑的边沿，接近我。它寒冰的眼，死盯着我。然后它停下来，站住了。它在等我的尖叫与惊厥。我闭上眼，一切都停止了。这时，电话响了。
我拿起电话，却听不到声音。对方挂断电话，我握着听筒，听着忙音，玻璃的反光里，它消失了。这次，它出现的时间很短。我没有惊叫，也没有弄碎东西。我放下电话，不再说没有意义的话，我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将妈关在门外，好让她一个人专心忙碌着。她打开每一个抽屉，每一扇柜子的门，仔细检查。爸在楼下做同样的事。他们在干什么？他们不想我知道。好吧，我也没有好奇，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我得想想，为什么它刚出现，就走了？
爸敲了敲房门，问我睡了没有。爸还说，如果我有什么不好的感觉，他就在外面。爸分明告诉我，这一夜是他值班。从医院回来后，妈就将床铺从楼下搬到了楼上，睡在我卧室外面的房间。这是两个相通的房间，又各自独立。我有一个独立的阳台，外间原是我的画室。自从我被认定病得越来越重后，我从学校带回的写生作业都被收起来。他们说，等我病好了，会想到要看这些习作。华医生说，“把幻觉画出来”。可是，你怎么能将那么恐怖的一张脸画出来？如果华医生愿意，有一天，他总会看见它。
我在胡思乱想中睡去了。我睡得不很沉。我变成了两个人，一个走在一条铺着石子花纹的路上，一个躺在藕荷色的床单上。我走得很慢，像一个被妆容约束的古代女人，缓步前行。我前面还有一个人在走，头也不回地走。我想看清她的脸，可任我怎么加快脚步，总也追不上她。后来，任我怎么使劲，也无法走得更快。我很累，忽然知道自己是在梦里，躺在床上的人，才是此刻的我。于是我接着睡，陷在厚厚的床铺里。
我越陷越深，陷进了水里。这是一条河流，我想我还是从水里游上岸吧，但是我不能动，只能躺在水里。为什么总是水？这个梦太糟糕了。我在水里挣扎，试图叫醒外屋的爸，但爸竟然默不作声。我挣扎了足够长的时间，才醒了过来，睡衣早被汗水浸湿。昨晚我没关上窗户，也没有拉上窗帘，却没有一丝风吹干身上的汗水。汗水，是我梦里挥之不去的河流。
他们愿意我一直睡着。
爸习惯早起，我从靠近阳台的窗户看见爸刚拿回新鲜牛奶。这是新的一天，但愿一切会好。我弯腰捡起地板上的一片纸，是我顺手画下的钢笔速写，爸在速写里拿着放大镜赏玩一件小玉器。这张纸软塌塌的，被水浸过，笔迹模糊，一碰即碎。如果华医生想要证据的话，这就是。总是这样，一张信笺，一小片纸，一摊即将消失的水迹，窗玻璃上的水渍，在所有与水有关的梦里，都能看见这类东西，湿淋淋的，是它曾经来过，却无法保存的证据。
弃婴
苗秀娥第三次坐在心理诊室外的长椅上，从编织袋里拿出一团毛线球，将毛线缠绕在右手的小手指上，起针织一顶帽子。退休后，所有她无法打发的时间，都拿来做这些编织活计。有时快织完了，又将织物重新拆散，团成毛线球，从头织起。她在陪着那拉，无所事事的时候，就在做这类事。现在，她将毛线和织针带进了医院，她的工作，是等待。苗秀娥坐在心理诊室对面的长凳上，不时抬头看看紧闭的房门。
在最初的几年里，苗秀娥一直相信，是那个女婴自己选择了一个家。选择了父母，姓氏，还有她的成长之地。她的一声啼哭让自己彻底摆脱了弃婴的命运，也改变了苗秀娥和那兆同每况愈下的婚姻。像一种高效黏合剂，她将他们牢牢粘在一起，时至今日。
女婴一点一点长大，睡姿还依稀保持着她第一眼见她时的姿态。侧着身子，两只小手重合着放在脸颊旁边…她第一次见她，她微微闭合双眼，一滴眼泪挂在长长的睫毛上，像颗露珠。她的哭泣声，时断时续。当苗秀娥拨开裹在婴儿头上的浅绿色帆布时，她张开眼，安静地看着她。在婴儿浓黑的眼眸里，苗秀娥看见了自己的脸。苗秀娥笑了，下意识环顾周围。已是黄昏时分，红树林里了无人迹。这是谁家的孩子？看上去不像弃婴，她没有弃婴绵延不绝的委屈与不安。也许婴儿的妈妈就在附近？但她很快就得出答案，这是一个弃婴。她是从时间，地点，以及打包裹的方式上看出来的。
苗秀娥离开红领小学时，已近黄昏。她批改好学生作业，将作业本码成一个小方块，拿肥皂洗干净手指上的墨水，擦把脸，用一把铁头锁，锁好从学生教室隔出来的8平米的办公室，急匆匆赶路。她计划在天黑前赶回中兴劳改农场的父母家。她走过一个村庄，来到一条平整的土路和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的交叉处。她选择了弯弯曲曲的小路。这是条近道。她走在不时被杂草覆盖的小径上，心里估算，以现在的天气，即便走半小时一小时，红树林也不会完全暗下来。不错，当她走到红树林时，落日的余辉正穿过一大片核桃树，在头顶摇晃。树林里空无一人，一群麻雀倏然跃上树枝，突然而至的鸟鸣声使苗秀娥心头一惊。苗秀娥走进这片微红的光线。在日后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时，她还能清楚记得，那天天黑前，红树林里特殊的红光。
苗秀娥最先看到的，是一层厚厚的帆布，帆布里又是一层崭新软和的小花布褥子，褥子仔细折叠，将女婴紧紧裹住，外面又用一条布带打结。结很难拆散。她将女婴抱回家后，费了半天工夫也没能拆开襁褓上的结，只好用小刀割开。帆布外却没有任何捆绑物，帆布多余的布料都被叠进布折的缝隙里。帆布整齐美观地拢在女婴四周，只是轻轻掀动，就看见了婴儿的小脸。那小脸亮晶晶的，拢着一圈光。不是夕阳，而是女婴身上产生的光环。
苗秀娥寻找光环，一层层拨开覆盖物，发现女婴脖颈上戴着一串五彩石缀成的项链，项链底端坠着块锁子形白石。上面刻着些东西，像文字，又像图画。白石下，有个花形胎记。苗秀娥摸了摸这个灰色的胎记，它从女婴的皮肤里凸显出来。
苗秀娥无法辨识石块上的这些痕迹。雕刻歪歪扭扭，既不是汉字，也不是图画。总之，这东西破旧，没什么特点，黑乎乎的，拿起来便失去光亮，成了一堆破烂。它戴在女婴脖子上，看来是为了遮掩那个胎记。这朵花形胎记并不难看，又没长在脸上。她想马上丢了这些石块，可东西毕竟是婴儿的随身之物。苗秀娥将它放回襁褓，放在婴儿的小花褥与帆布之间。她不能让这堆破烂贴着孩子的皮肤。它太凉，太硬，像块湿泥。
苗秀娥逗弄婴儿，让她的小手抓着自己的手。婴儿饿了，小嘴吮吸着她的手指。她等了一会儿，又喊了几嗓子。她等了又等，不见回音，便抱着女婴继续赶路。她得加快脚步，天很快就要黑了，而余下的路还有很长一段呢。后来，她走上一条披星戴月的田垄，田垄两边是齐腰高的将要收割的小麦。苗秀娥放慢脚步，心里既不安又高兴。最终，孩子是这么回到她身边的。她得记住这个日子这个时刻，这是她的生日。当然，孩子的生日应该早一些，是一个月前，或者一个半月前，这并不重要，对她来说，她的生日就在今天，1973年5月21日下午5时许。
但是在孩子小衣服的袖口上，用毛笔写着一行小字， 1973415。想来该是孩子的真实生日，此外再没有别的字迹了。这些数字排在一起像一个编号。农场劳改犯的衣服上都有一个编号，这难道是在暗示，女婴将被农场方向收养——苗秀娥将孩子的生日定在5月21日。这一天于她而言非比寻常。
有七年时间，苗秀娥和那兆同僵持着，关系在僵持中越发乏味和空洞。他们的婚姻来自苗秀娥的一厢情愿，那兆同不过是无奈地默认。这是改变命运的机会，他别无选择。苗秀娥的父亲，这偏僻之地土生土长的农民，也是这片农场至高的领导。在这桩婚姻里，那兆同得到的最直接的实惠，是当上了农场的一个小头目。作为一名积极改造并与过去划清界限的积极分子，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那兆同比别人更早得到平反，也比别人更早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他回到北京，有了份像样的工作。在三十八岁那年，他进入一所文物管理部门，从而有机会参与到文物的收藏和研究。工作改变了他的人生，使他将收藏，将恢复净园并使其成为一个私人博物馆的想法，作为余生的追求。
他们曾经有过一个孩子。孩子出生不久后死于不明病毒的感染。70年代，没有孩子是难以容忍的。不仅是自己，还有周围人。婚后两三年如果没有孩子，事情就会变得异常复杂。他们将成为周围人关怀的对象。总会有人费尽周折，向他们推荐治疗不孕症的偏方和名医。他们接受关怀，吃偏方，听中医的建议，锻炼，磨合夫妻感情，但一年又一年，这种用意明显的磨合与努力反倒成为他们的障碍，他们越是假装，越是掩饰，彼此越是生疏与虚伪，以至于冷漠成了他们的安全距离，谁都不愿意对方看见自己日益暗淡的希望。
小女孩的到来犹如神助，一家人欢天喜地，接受了上天的恩赐。在农场，人们愿意将守密，作为支持这对夫妻实现多年夙愿的祝福。之后，苗秀娥由于丈夫返城，顺理成章地进入北京。对他们来说，返城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从此离开了每个人都互相熟悉的小地方，在另一个地方，建立起另一种生活。在这项工程中，那拉是中心，补办的出生证让她在法律上成为他们的亲生骨肉，更让人放心的是，在单位同事与邻居眼中，他们都是确凿无疑的三口之家。
事情就这样稳妥地得到了解决。在此后的若干年里，女孩儿日益显示出她修复的能力，她完全改善了苗秀娥和那兆同的关系。事实上，她不像他们的孩子。他们对她从来没有过高的期望。他们的孩子不会这么好。尤其是，相貌出众。苗秀娥和那兆同都相貌平平。随着年龄的增长，那兆同年轻时过分细瘦的身材得到修正，他高大，一头白发与谨慎的态度，使他的形象一望而令人信服。他原先黑白相间的头发，在这三年里，变成了白霜。苗秀娥却相反，她年轻时的矮胖身材，被时间削细了。她看上去平庸而普通，她日益成为一个和善、安静的老女人，面容里藏着一丝宿命的无奈笑容。她再未生育，那拉和名声在外的老公，早已弥补了这一缺憾。
苗秀娥将故事的开头部分有意忘记了。
她没有将那串破旧的碎石项链拿给那兆同，出于忧虑与自私，她在进北京前丢了它。她有意将它留在农场。她觉得那东西也许提供了一条让人担忧的线索，这条线索会将他们引向那拉并不遥远的过去，引向红树林和某个陌生的男人和女人。虽然她也并非没有丝毫好奇，但她不需要颇有古物鉴定经验的丈夫，解读上面古怪的字或图，一切预示了这个孩子来历的说法与猜测，她都不需要。对这个孩子，她自有解释。她的记忆，比任何物件都来得可靠而安全。无论她是否有意丢弃过去的记忆，从进入那一片红光开始，那拉就只属于她了。于是，她将红树林，破旧的项链，解不开的结，军绿色的帆布包裹统统藏起来，一并忘记。她将自己早夭的儿子从记忆里抹去，将怀孕、妊娠、生产这一过程与小女孩系在一起，她确认，那拉来自她的子宫，在她的子宫里长大，一直长到她从红树林里将她领回。
在苗秀娥的记忆里，只留下了一片微红的黄昏的光芒。那拉出生在那一片红光里。
蛾子
自然光很难透进走廊。两边皮肤科的诊室和治疗室关闭门窗后，白天廊道里很暗。只有楼梯口是亮的，一盏孤零零的挂灯，象征性地支付着极为有限的光线。华文总是尽快走完这段路，第一只蛾子是在这里发现的。
他准备去急救中心值夜班，早到办公室，是想整理一下那拉的治疗记录，再理顺理顺思路。他上了三楼，走进昏暗的走廊。他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挨着一个存放医疗器械的储藏室。华文的这间办公室兼治疗室，平日里，差不多是一座无人光顾的孤岛。华文掏出钥匙，插进锁孔，却没有转动。华文回头看看楼梯口，孤灯的光环，此时多像一个洞口。水泥地板反射出半截短而冷清的光。卫生间传来滴答滴答的水声。此外，还有嗡嗡声。华文转动钥匙，又停下来。嗡嗡声时断时续，一踏上楼梯，他就听到了。这是电流或发动机的声音，华文想。但这是另一种声音，在身后几米远的地方，华文始终无法摆脱。华文仔细搜索，最终看到的是一只蛾子，在一侧的墙壁上飞扑着。是蛾子扑扇翅膀的声音。华文打开房门，从办公室找来一张报纸，想用报纸捂住蛾子，抓住它。好几次，蛾子都飞开了。华文不想再理会，但嗡嗡声不绝于耳，让他烦躁。这一小时就花在蛾子上了，而蛾子总能躲闪，弄得他整夜心神不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