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秀娥捡起垃圾袋，放弃了整理荒草的念头，将手拄在腰上，站了起来。风湿病让她的双腿痛苦不堪。她从铺着细砖的小径缓步绕到客厅，穿过客厅走到飘出中药味的厨房，那兆同正将药锅从炉火上端离。那拉从医院返回的第一天，他们悄悄商量停药一天，他们需要尽量减少和那拉的摩擦，让她情绪平稳。但是晚饭前，那兆同还是取出草药，早早泡好，守在火炉前，看着药汁在砂锅里煎熬。在吃药这件事上，父女两人每天都要斗争两三个回合。老夫妇坚持不为任何理由和借口所动，一定要看着那拉在眼皮底下喝干药汤。
他们不会将她送进精神病院。
从安定医院回来后，他们决定守着那拉。她的状况还远没有达到住院的水准，他们这样安慰自己，那拉还能与他们对话，她的生活起居也大致正常，除去想象中的鬼魂，她与正常人没有太大差异。然而，他们心里却滋生着越来越多的忧虑，他们将忧虑各自压在心底，但时不时地，他们会想到，那拉，最终会变得跟那些真正疯癫的人一个样子吗？
鬼语者
晚饭时，妈喊醒了我。我一直在睡，却怎么也睡不醒。我还需要两天，才能将该睡的瞌睡都睡完。瞌睡一直积累着，等着一起爆发。一直以来，我想不受惊吓地睡个安稳觉，却从未如愿。不过，现在我知道，“它”累了，我也累了，我被折腾得够呛，同样，“它”也不得清闲。许多时间过去了，我知道有一样东西，“它”和我是无法超越的。死亡。如果死亡能威胁到我，那也一定能威胁到“它”。我就是那只寄居蟹的外壳，若是外壳损坏了，里面的蟹也会跟着倒霉。我是被“它”摧残的对象，同时，也是“它”得以出现的理由。我们相互依存，互相攻击，过着别人看不见，听不到，无法理解的生活。
他们说我病了。他们看不见我说的鬼，就怀疑我幻视幻听。有段时间，连我也怀疑自己病了。当所有人都齐声说你病了的时候，你的确会陷入自我怀疑。在这些异口同声的人群中，不仅有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同学和老师。如果我不在英语课上大声吼叫，如果我不是极无教养地对老师说，“快把你的衣服脱掉吧，那上面沾满了溺死鬼的口水”，如果我不向什么也看不到的虚空投掷触手可及的书本、纸张和笔，并发出刺耳的呼叫——这一切都太过分了，为我赢得了无法更改的恶名。他们叫我鬼语者。
我需要一个能帮我的人。
客厅里，他们像往常那样坐着。我的父母坐在各自的扶手椅里，两双眼睛紧盯着我。他们太紧张了。这也让我紧张。我面前照例是一碗深褐色的药水，这是爸的杰作。我皱着眉看了看药碗，在他们开口说话之前就端起碗喝了起来。我没有病，只是泄露了秘密。如果我能料到，既然并没有一个人能真正帮我，那么我就应该隐瞒秘密，隐藏恐惧与愤怒。恐惧与愤怒为我带来了同样的回报，我能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到他们的恐惧，看到他们因为恐惧我莫名其妙的歇斯底里而生出的愤怒。
如果我能很好地隐藏自己，那么在遭到恶鬼袭击的同时，我将不至于为自己招来别的攻击，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孤立。
问题全出在我身上，我先是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那张关不严的嘴又告诉了爸。我实在不愿意失去爸的信任，但爸相信我是精神出了问题。爸是唯物论者。爸将全部精力花费在古董收藏上，并希望我能沾染一点对这个行业的喜好。爸以自己在20岁就读完三大卷马克思著作为豪。妈是个钟摆，在有神与无神之间摇摆不定，在我和爸之间摇摆。最后，她决定做一个中间主义者，于是，她每天不仅要对着佛像烧三炷香，还要对着国旗飘扬的方向鞠三个躬。妈是新中国诞生的接班人，对红色的东西非常迷信。妈在客厅里挂了红色的灯笼，在平时少人去的房间都摆上红色封皮的《毛主席语录》。妈甚至让我穿上红衬衣，红毛衣。红色虽然让妈安心不少，对我却不起作用。我手腕上戴着红丝线手镯，腰上也围着红腰带。但是红色并不能阻止鬼的出现。色彩对“它”是不起作用的。
我头很痛，眼睛也很涩，可我很清楚，他们在观察我，想从我的脸上读懂，我是发生了严重的精神问题，还是由于神经衰弱导致了幻觉。他们每天都在疑惑中苦恼着，既不能帮我，也不愿更多的人知道我的秘密。他们小心地为我保守秘密，拒绝我的朋友探望，也谢绝了他们自己的朋友。他们这样做，全是为了我在某一天恢复理智时，能给我一个清白的历史。他们惧怕这样的现实，即，有精神病史的女孩既无法找到男人嫁，也很难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他们的忧虑都写在脸上、挂在眉梢。现在，他们在等我说出我为什么会去北海公园。他们想知道，我是否已经无可救药，是幻觉导致我的落水，还是我自行了断，跳了北海。最不可能的解释是，我是意外落水。
我一言不发，无声地咀嚼食物。妈将电视的音量调大了些，这么沉重的安静，我们谁都难以承受。我想这么说他们是会接受的，就说，我去北海公园，是为了散心，而我坐着的那块石头，太光滑了，我不小心滑进了水里。至于我无法自救，那是因为湖水下面长满水草，我被死死缠住了。
他们需要这样的解释，他们比我更脆弱。因为他们爱我。我在恶鬼出现时，第一反应就是躲在他们身后。他们抱住我惊恐不安、瑟瑟发抖的身体，却并不帮我驱赶那水淋淋的怪物，他们认定我发病了。糟糕的是，我的表现一定接近疯狂。我只想逃跑，远离恶鬼和它一身阴冷的气息，然而阴冷像寒霜包围了我，使我像一片颤抖的树叶。可他们感觉不到那寒霜般的侵袭。
我在写生课上晕倒过。模特正背着我脱鞋子，那天她来得真早，教室里除了我就是她。我向模特打招呼，问她今天为什么来这么早。她缓慢转过头。她变成了“它”。它的头发向两边分开，眼睛毫无神采睁得老大，一双死鱼的眼睛，皮肤苍白起皱，不断有水珠从皮肤里渗出来。衣服也一样，从混色的袍子里不断流出肮脏浑浊的水珠。我愣住了，我知道空旷的教室里除了我没有别人，我无处可逃，教室的另一扇门被两个大画架堵住了。是的，叫喊没有用，逃跑没有用，我只有将所有能拽到手里的东西向它投掷，我谩骂，诅咒，哭泣，喘息，但是没有用，它将两个瘦长枯萎的胳膊伸向我。我在被它触到的那一刻晕倒了。我用没有呼吸逃避它。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我觉得窒息是能解决这一绝境的最不安全却有效的方法。我不断接近死亡，使自己获救。在濒死的瞬间，我摆脱了它。
如果有人能看见鬼魂，是否能帮我？我随时都可能死去，下一刻，下一个小时，明天，后天，下个月，又一个月。我数着从我面前飘过的时间，它们紧紧卡在我脖子上。
我猜，是爸在毫无办法、又担心失去我的忧虑中，向华医生说了我的“病情”。爸意识到小心为我保守秘密已经失去了意义，于是开始向每个可能了解这种“病”的人求教，看看能否获得一点信息与信心。我休学后，爸就这样做了，爸会问得很小心，会将我说成朋友的孩子或者亲戚的孩子。爸不想失去曾有的骄傲，也不想在别人的同情中变成一个可怜兮兮的人。爸很可怜，别人夸赞他容貌姣好的女儿时，他脸上的虚荣和骄傲，已完全褪尽。他一心想要掩饰自己的焦虑。
这都是我的错。我决定向华医生求救。他没有异样的目光，没有惊诧与嘲弄，他听我说话。所以，当他要离开病房时，我抓住了他。帮帮我吧，我说。我活了过来，却并未远离再次被溺死的危险。
他会帮我吗？爸说周末他会来家里做客，也许，他是我的最后一根稻草。
家宴
华文确定是第一次踏入这所宅院，却觉得似曾见过。这是一种含混不清的、类似梦境的熟悉。也许印象来自明信片和电视专题片，或是梦境。大多时候，梦不被记忆，有时却细弱如游丝，在不经意间闪现。
他们没有进入客厅，而是到了书房。
每件家具都很精美，都有一段可以娓娓道来的故事。那兆同向华文介绍占据他书房不少面积的花梨木大画案，华文想，那该是他最得意的藏品之一。然而，从此后的谈话中，华文得知，收藏家引以为豪的东西，却是另一件跳出他的收藏习惯之外的东西。谈话在收藏轶事和那拉的病情之间来回转换。毕竟，这是一次家宴，而非行医。
那兆同拒绝将那拉送进精神病院，也拒绝送入医院的精神科。一旦与这类医院关联，那拉的一生就成了定局，再无更改的余地。在那兆同介绍完三把明朝木椅后，他们的谈话进入了那拉的主题。
那兆同小心避免说到疯狂这类用词。在净园，疯狂、疯子这类词汇已被禁用。疯子这个词汇不适合她。她没有疯，最多受了惊吓，有些心理问题，需要调整。精神病院就是将病人变成一个又一个痴呆与低能儿，如果是这样，他倒宁愿维持现状，甘愿忍受那拉的疯狂。
“这是精神妄想症。具体说，是被害妄想症。”华文直视那兆同。
“妄想？怎么会出现妄想？她从小聪明懂事，得的奖状贴满了一整面墙，她在妄想什么？你能解释她脑子里的怪物，到底代表了什么？”
“这也是我想知道的。如果能知道她脑子里的怪物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了大半。幻想只是替代品，是患者借来掩饰、代替她想回避的东西的一个…我们姑且称之为象征符号的东西。妄想症有很多种，有自大妄想症、躯体妄想症、情爱妄想症、嫉妒妄想症等等，表现在您女儿身上的，是被害妄想症。一般而言，它源自爱与安全感的缺乏。也就是说，您女儿用这种方式要求她渴望过，却从来没有得到过的爱与安全感。还有一种可能，她也许的确看到和参与了某个恐怖事件，或是目睹过某个场面。这件事如果超出了她的心理承受能力，她就需要造一个幻想替她承担。”
“人么，难免有时会走入一条死胡同，那拉只不过钻进了牛角尖，她会走出来的——缺乏爱？你这么认为？我们将全部的爱都给了她，我们只有她这么一个孩子。很抱歉，这个说法不成立。”那兆同尽量轻描淡写。
“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犯病的？”
“三年前吧。”
“三年前，家里发生过什么重大变故吗？或者她自己遭遇过什么意外创痛？”
“那年她十六岁。生日后不久就开始出现症状。”
“她平时情绪一直都稳定？”
“她是个快活的孩子。过生日她请来不少同学一起庆祝，玩到很晚——若说有什么异样的话，就是那天她过于兴奋，说了很多话，还喝了酒。那天，我们允许她和她的同学朋友喝酒，那天，我还特意送了她一件礼物，这或许也是一个原因——之后几天，她就有些萎靡不振。再后来，开始出现幻觉。”
那兆同有讲故事的嗜好。一旦涉及藏品，必定要将来龙去脉讲个清楚。每件东西都是有来历的，这也是那兆同做收藏的乐趣。况且，毕竟，这只是一次答谢餐，不是研讨会。他顺着这件藏品讲了下去。
“差不多在那拉生日前的一周，我得到一件东西。那天天气不大好，有些冷，我觉得有人一路跟着我，从地铁出口一直到中华书局这段路。我停下来看了看。是一个40岁左右非常瘦的男人。我从未见过比他更瘦的人，像根竹竿，满身的骨头被风吹得咯吱作响。总之，这样一个眼看就要散架的人开口问我，是不是那先生，说他有几件东西想让我看看。他先是从一个小包裹里拿出两三只鼻烟壶，我知道是前清的遗物，但品相并不好，我心想，这个人能拿出什么好东西来，看他那邋遢样儿，我很想赶快走开。他大概见我不耐烦，就又拿出一个小布包，一层层打开，露出里面的一颗珠子。是颗珍珠。是颗老珠。它不该是一件民间的玩意儿，我不敢说是皇帝，但至少该是亲王妃子一类人物的配饰。这颗珠子品相很好，光洁如新，我立刻想到，这正是我要为那拉寻找的礼物。我一直想在她过生日时，送件有价值的礼物。所以，看见这件东西时，我尽量克制自己，不表现出急于得到的迫切，以便和他讨价还价。让我惊异的是，他说他久闻我的大名，这件小东西，他在为它寻找合适的主人，他只是这颗珠子的一个临时保管人，而我，那先生，正是他要找的理想人选，因此，我尽可放心以任意价格收了这珠子。竹竿说出这么古怪的话，我觉得不可思议。我很想知道这颗珠子的来历，于是邀他在附近的茶馆喝茶。可我并未探得更多关于这颗珠子的信息。竹竿只是说，有些东西，跟人厮守的时间长了，会变得有灵气。这是一件有灵气的东西，在寻找与它相配的主人。我同意他的说法，因为我看不出比那拉更合适的人选。于是，我将钱包里所有的钱都掏了出来。其实只是很少的钱，我知道远远不及这件东西的真正价值。他接受了。就这样，我几乎白得了一枚珍珠。”
华文对这段故事并无兴趣，不过，还是想起在为那拉做心脏复苏时，不小心碰落的那颗珠子。几乎就在珠子滚落的同时，那拉醒了过来。华文附和着问：
“她常戴着它？”
“像戴着护身符一样。”
华文坐在餐桌边时，终于看到这一家三口一同出现在他面前。他们举杯，互相客套。华文注意到那拉的父母是怎样用不间断的话语，用装出来的快乐来为女儿的落寞，为她“不是患者”，尽量营造自然平常的氛围。
那拉，她的父母，有意避免直接谈论她。他们只谈她小时候的故事，谈她的一次意外走失，他们从另一个角度介绍她，仿佛借着回忆过去，他们的孩子就变得像过去一样活泼、健康。那拉，他们没有看到，她待在另一个地方。她看着华文的目光，好像他们第一次见面。她是在父亲的提醒下向他道谢的，她的笑容挂在嘴角，却并未在脸上展开。她目光忧郁，她注视他，眼里的黑色渐渐淡化，华文这才觉得，她缓慢地回来了，回到现实的时空里，他又遇到了她直入心腑的目光，像在医院里那样，是可以和她交流、交换看法的目光，直率，一览无余，带着克制的希望，怀疑，忧虑，孤单，以及可以理解的戒备。
华文在这一刻才弄清楚，他是为这目光而来的，她的眼睛向他传递了太多信息，他觉得，拥有这样目光的人，能够以目光打动他人的人，同时，又是一个精神分裂或妄想症患者，这两者，是怎样在一个人身上集中会合的？华文一时怀疑自己的判断，也许，他的结论该调整为，她，有些妄想症倾向，不，还要再轻一些，她的病属于心理问题，属于他的那个假设，即，她有着不被了解的往事，在幼年受到过意外伤害或惊吓，是被她父母忽略对她却意义重大的一件事，她还没有机会跟他讲起，那件事压抑在她心里的一个角落。如果是这样，如果她愿意说出来，他就可以帮助她。
家宴丰盛，叶家女主人的拿手菜，京酱肉丝、铁板牛柳味道都很好，这个女孩子只夹了很少一点放进碗里，倒不如说，她在假装吃饭。她努力让自己显出用心倾听的样子，听他们聊各自的职业生涯，阅历。这些事跟她没有关系，这些好笑不好笑的往事不能帮她驱走鬼和恐惧。华文和那兆同缓缓喝着啤酒，那兆同示意那拉为华文斟酒。她托着瓶子，让酒沿着杯壁流下，注满杯子，不让上升的泡沫溢出杯口。她做得很仔细，控制得很好。做完这些，她沉默地坐在一边，一只手撑着下巴，好像那颗脑袋过于沉重似的。
她望着别处，眼里的黑色再次聚集。
尖叫
他们得谈谈。只有华文和那拉。几盏茶后，那兆同和苗秀娥将客厅留给他们。电视在沙发对面哗哗作响。这里太静了。为了制造必要的声音，客厅里还摆着一个大座钟。餐桌旁边靠墙的地方新安了一个装着彩灯的大鱼缸。那兆同换了一缸热带鱼。鱼缸里分水器的声音，也在有意掩饰净园不同寻常的寂静。
华文将座位换到那拉对面，摘下眼镜拿在手里慢慢擦拭，他在等那拉主动说话。那拉一直沉默。天黑了下来，在等待的片刻，华文注意到净园令人不安的安静。房间里有意制造的声音让这安静变成了寂静。华文还闻到一股细细的潮湿的味道，这味道让他难过，想要避开。
华文望了望眼前的女孩儿，忽然感到孤独，觉得自己是一个不相宜的闯入者。这是她的领地。他们之间只有不到两米远的距离，但那拉看着遥不可及。她像是一个国度。她的美貌熠熠闪烁。美貌和沉默让她形成了一个独自的空间。她嘴角的笑容消失了，她的冷僻咄咄逼人。华文踌躇着，将椅子向后挪了挪，距离也许能调整这种不适。还是不够，他又将椅子拉远了一些。随后又移了移，总归不能找到妥帖的距离。他必须说话，发出声音，这里，急迫地需要声音。寂静在追逐他。
“你还好吧，那拉？”
那拉抬起头，又一次，像是刚刚意识到华文的存在。华文清清嗓子，等了等。等她回过神，一如在餐桌边时那样。
“你希望我怎么帮你？”
她没有回答。低下头，头发垂下来遮住了半个脸颊。华文又问了一遍。那拉用手揽了揽头发，缓慢地将目光集中在华文身上。就像那目光很重，移动一下，看着他，都是件很累很难的事。
“你打算怎么帮我？”她压低声音问，“如果我信任你，你打算怎么帮我？”
“接受心理治疗。”华文很快地说，“做测试，心理疏导，服药，催眠都是常用的办法。”
“吃药能消灭它吗？”她找出问题的重点。
“吃药能缓解焦虑，让你平静，甚至高兴起来。”
“我信任你，但是我不信任你的方法。”
“那拉，你信任我就该信任我的方法。方法是科学的。难道你不相信科学？”
“科学能让你看见‘它’吗？有没有让人能看见‘它’的药？”
她眼里升起一层雾水。华文下意识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谁？”
“我看见的东西。”
“你怎么能确认‘它’不是你的幻觉？”
“它一直都在。”
“这就是幻觉的特征，一个固有的形象…”
那拉重新低下头，两只交织在一起的手开始绞动。那是努力压抑不安的动作。华文想要按住那双不断扭动的手，它们像两段缠绕纠结的绳索。
“离我近点儿。”
那拉的声音更低，耳语般。此时最小的声音都能听到，哪怕是轻微的叹息。似乎真有轻微的叹息。远远的，又近在耳旁。她说话的声音像叹息。华文无法不走近那拉，不假思索，握住那双扭动的手，强迫它们停下来，它们让他很不舒服。现在，它们像两段扭在一起的金属，发出低沉刺耳的摩擦声。除了耳语声，还有骨骼碰撞发出的咯吱声。这声音让华文心里发毛。他紧握这双手，或许是错觉，它们坚硬无比，华文不得不使出全身力量，却被她反手抓住。他发出一声轻呼。对方将他的手揽在胸前，像一个冷极了的人抱着炭火。华文试图挣脱那拉，可她的力量不容挣脱。华文想起在急救室，那股曾让他筋疲力尽，陷入绝望的神秘力量。
“那拉，松开…”
“嘘…小声。”
那拉仰脸看着华文。他们如此接近。华文眼里的面孔骤然间异常苍白，眼睛更黑了，狂乱的火苗在她眼里攒动。华文放弃挣扎，任由她抓着他，这时哪怕一个微小的动作都可能让那拉变得狂躁。
“‘它’在哪里？”
他试探着问。
“鱼缸。”
她只是张了张嘴，华文还是听到了。
“‘它’在…做什么？”
“它刚刚从鱼缸里爬出来。”
华文回头看了看鱼缸。
“它还在？”
“嘘。”
鱼缸旁边还是一无所见，只是鱼缸上的彩灯忽然闪烁起来，不一会儿就灭了。彩灯熄灭后，这间客厅的灯光忽然变得惨白幽暗。华文想，房间不该装这种白炽灯，光线太冷清了。
“电压不稳吧。”华文说。
“我…们…走…吧。”那拉放开华文的手，站了起来，两眼直盯着鱼缸的方向。
“离…开…这…里。”
耳语般，叹息般的声音。她的身体在发抖，声音也跟着颤抖，那拉嘴唇变成青紫色，她松开了手指。
华文皱着眉头，扶住那拉的肩头，想平息她毫无缘由的颤抖。他预感到事情不妙。虽说要离开，可那拉却面朝鱼缸的方向，钉在了原地。华文环顾整个客厅，尽管客厅布局十分合理，然而，这间客厅实在太大，太空旷了。空旷到让人不适。华文抱住她的双肩，不是为了平息那拉剧烈的抖动，而是为了减弱这四面楚歌般的空旷感，还有从脚下升起的凉意，以及越来越浓的潮湿的味道。不舒服的感受越来越强烈，可他不想错过这个机会。他正在亲历一个现场，病人和她的幻觉都在的现场。
“‘它’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