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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皇太后的丧期问题。《宋史·礼志》载：“建隆二年六月二日，皇太后杜氏崩……准故事，合随皇帝以日易月之制，二十五日释服。”所谓“以日易月”，即以一天等于一月丧期，三年丧即为二十四天。所以到二十五日即可脱去丧服，当然此后还有“葬安陵”、“附太庙”诸事，整个丧期要到十一月才告结束，而不是“六月初到七月初”。然而，在严格意义的丧期内，即前24天，要禁止作乐、宴饮；脱去丧服后，除特别隆重的国宴以外，已不禁止一般的宴饮和娱乐。如《宋会要辑稿·礼》中就有当年“七月十九日……宴群臣于广政殿”的记载，所以像“杯酒释兵权”那样的君臣叙旧私宴，又有何不可呢？
由此，说“杯酒释兵权”经历了一个从简到详的发展过程，也许是可以成立的，或者对说某些细节的夸张和渲染，是肯定存在的。但说它经历了一个从无（《谈录》中无）到有（《笔录》中有）的编造过程，则是不能成立的。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没有必要纠缠于那个酒酣耳热的小说性传闻故事，即尽可以忽略“杯酒”之细节，而关注“释兵权”之本质。太祖收兵权可分为两部分：一是朝内罢去典领禁兵的宿将，二是朝外罢去拥兵自重的藩镇。由此，“释兵权”作为宋初建国的一件大事，不但存在，而且确为当时一项重要的国策。收众将兵权后逐渐形成了宋代猜忌和抑制武将的所谓祖宗家法，因而北宋一代，武将以保身全名为大幸，太宗以后几无名将，确实影响了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在其后与西夏、女真、蒙古诸外族的较量中，在面对北方少数民族的凌厉攻势前，宋军在军事上绝无优势可言，与此也不无关系。但不能以此来全面否定宋初太祖削夺兵权、改革兵制的必要性，因为这是当时稳固统治所必需的一项措施。尤其是它较好地解决了皇帝与开国功臣之间的矛盾问题，选择了一种较为理性和文明的方式，将双方可能激化的矛盾化解在一种较为宽缓、平和的气氛之中，当有利于国家的政治生活向着相对宽松和平稳的方向发展。其对宋代军事方面产生的不利影响，似乎更应该追究其继任者，没有进一步完善太祖着手的兵制改革，反而在加强专制集权的过程中更增加了其中的弊端。所以认为一些有见识的大臣会将宋代军事上的积弱，都一股脑儿责怪于宋太祖建国初期“释兵权”这项改革措施之上，从而演绎和杜撰出这个戏剧性的传闻故事，看来也是很难成立的。
宋廷优待士大夫一位开国皇帝在太庙里立下誓碑，命令子孙为皇帝者，要优待前朝宗室之后裔，且不得滥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之人，否则天必讨灭之。反映出这位统治者胸怀之宽厚，执政之仁慈，这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中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宋太祖会做这件事吗？如果太祖没有做过，那么又是谁精心编造了这个“太祖誓碑”的故事呢？
据宋叶梦得《避暑漫抄》记载，宋太祖于建隆三年（962）曾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平时门钥封闭甚严，誓碑用销金黄幔遮蔽，任何人不得入观。规定太庙之门于四季祭奠和新皇帝即位时方可打开，皇帝谒庙礼毕，必须进入夹室恭读碑上的誓词。届时只有一名不识字的小黄门跟随，其余人员皆远立于庙庭中，不敢窥视。皇帝行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然后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都不知所誓何事。北宋各代皇帝皆如此相承行事，按时礼谒，恭读在心，没有泄漏。直到北宋末的靖康之变，宋廷罹难，京城被劫，太庙中祭器都被金人席卷而去，大门洞开，人们方得一睹此碑尊颜。誓碑高约七八尺，阔四尺余，上刻誓词三条：一为“柴氏（后周宗室）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二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三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宋史·曹勋传》载，靖康末（1126），北宋为金所灭，武义大夫曹勋随徽宗北迁，被扣留在金国的日子里，徽宗嘱托曹勋日后若有可能回南方，让他转告高宗说：“艺祖（宋太祖）有誓约藏之太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也载：徽宗“又言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一也有相同记载。
首先，宋太祖的为人应与此誓碑的内容真实性有很大关系。太祖虽出身行武，却酷爱读书。他随周世宗打淮南时，有人揭发他私载货物达数车之多，检查下来，主要是书籍数千卷，这应是他比较重视读书人及文官的原因之一。当然宋代重文抑武的主要目的是出于对武将防范的需要，他曾对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人民深受其害。我让选干练的儒臣百余人，分治大藩，即便都是贪浊，也抵不上一个武将。”因为文臣不会很大地危及政权，而对其宽大仁厚可收买人心，这实在是他能进一步巩固统治的英明之处。同时，太祖在平定南方各政权的过程中，坚持不杀降王，如平定后蜀，召其国君孟昶入京，有大臣密奏，请擒杀其君臣，以防生变。太祖批道：“汝好雀儿肚肠！”清赵翼《廿二史札记》有“宋初降王子弟布满中外”记载此事颇详，这在历代开国皇帝中是少见的。宰相赵普好几次在太祖面前说起以前不善待自己的人，意欲加害。太祖却回答：“倘若在凡俗尘世都能认出日后的天子宰相，那人人都去寻找了。”其后，赵普再也不敢在太祖面前提起类似话题。还据说，太祖即位之初，见一宫嫔抱一小儿，经问知是周世宗之子。太祖问左右大臣如何处置，赵普等主张处死，潘仁美在旁独不语。太祖说：“即人之位，杀人之子，朕不忍为。”潘仁美才说：“我与陛下曾同为周世宗之臣，劝陛下杀之，是负世宗；劝陛下不杀，陛下必定怀疑我。”太祖当即判给潘仁美为养子，后不再过问。宋太祖似乎可谓宽厚之君主，其豁达和自信，往往高人一筹。
其次，还应考察太祖誓碑的内容与宋代所执行国策之间的关系，从中也能透露出有关情况的可靠性如何。赵翼《廿二史札记》有“宋待周后之厚”谈到，宋太祖登极，迁周恭帝母子于西京，易号郑王，造周六庙于西京，命周宗正以时祭享。并派官员祭拜周太祖、周世宗之陵。建隆三年（962），迁郑王至房州。开宝六年（973），郑王过世，此距禅位已14年，而宋太祖仍素服发哀，辍朝十日，谥号恭帝，葬周世宗陵之侧，曰顺陵。宋仁宗时，诏取柴氏谱系，于诸房中推最长者一人，岁时奉周祀。寻录周世宗从孙柴元亨为三班奉职，又诏每郊祀录周世宗子孙一人。至和四年（1057），遂封柴泳为崇义公，给田十顷，奉周室祀，子可袭封，并给西京周庙祭享器服。宋神宗时，又录周世宗从曾孙柴思恭等为三班奉职。宋徽宗时，诏柴氏后已封崇义公，再官恭帝后为宣教郎，监周陵庙，世为三恪。南宋时，高宗、理宗诸朝也时有封柴氏袭崇义公之爵。可见，柴氏之受封赏几与宋朝相始终，宋廷如此优待亡国之后裔，这在其他朝代是少有可比的。
一般认为，宋太祖及其后继者，确实比较严格地遵守着不杀大臣和言官这条誓言，对臣下较为宽容，和各朝相比，诛杀很少。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曾由衷地赞叹道：“祖宗以来，未尝轻杀一臣下，此盛德之事”（《范仲淹年谱》）。由此，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上述誓碑的记载深信不疑。对个别皇帝屠戮大臣之事，往往以违背“祖宗誓约”之语评论之。还有学者认为，北宋出现的冗官现象，也与誓碑规定的优待士大夫政策有关。
1986年，学者杜文玉发表《太祖誓碑质疑》一文，经过详尽考证后认为，关于“誓碑”之事纯属子虚乌有，是根本不存在的。首先，叶梦得的有关记载证据不足。靖康之变时，他不在京城，誓碑之内容并非他亲眼所见。建炎元年（1127）七月，曹勋自金国返回南京，数月后叶梦得才调任京官，他应该是从曹勋处得到这个相关消息，再加上社会传闻，遂撰成上述故事。其余诸书中，《挥麈后录》成书最早，其在记录誓碑内容后，进一步指出：“太祖誓言得之曹勋，云从徽宗在燕山面喻云，尔勋南归奏知思陵（宋高宗）。”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记载应来自此书，《宋史》编纂时则参详《系年要录》。可以说，凡关于此事的记载，莫不在曹勋南归之后，此前竟无一点蛛丝马迹。如果说北宋百余年誓碑内容由于保密严格而没被泄漏，那么靖康之变后太庙“门皆洞开，人得纵观”，此事的消息来源就不应只是单方面的。然而事实正相反，曹勋南归为此消息的惟一来源，而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太祖本纪》等重要史料及相关文人笔记中都毫无踪影。
再从史实方面看，誓碑规定优待柴氏子孙。太祖刚即位，就把周恭帝母子迁往西京洛阳，洛阳经五代战乱时已残破萧条。而在立碑那年更是将其母子由洛阳迁往房州，房州位于今湖北房县，地处大巴山区，不但远离东京开封，且偏僻荒凉人烟稀少。到开宝六年，周恭帝柴宗训正值二十岁之青春年华，就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去了。
太祖要子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理应身体力行。然而查阅《宋史·太祖本纪》、《续资治通鉴长编》等的记载，其在位十几年中并不少杀大臣，总计有八十八人之多。其中，谋反罪二十二人，坐赃罪二十五人，失职罪三十三人，其他八人，上至枢密直学士、殿前都虞侯、州刺史，下至监察御史、县令等，皆有被杀者，太祖是北宋诸帝中杀臣子最多者。
另外，誓碑的收藏方式也过于奇特，这种能平抑舆论、安定人心而有利于巩固统治的誓约内容完全可以公开，以显示统治者的仁德宽厚，达到收买人心的效果，让士大夫们感恩戴德，忠心维护赵氏的江山，这样的好事何必隐藏得如此神秘？宋徽宗北迁金国，备受蹂躏和屈辱之后。却还牢牢记得誓碑中不杀大臣和言事官的内容，千方百计地要人转告远在千里之外的高宗，这也实在有点违背常理。
高宗如真的通过曹勋了解此事，就应该遵守祖宗遗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建炎元年七月，腰斩右谏议大夫宋齐愈；八月，杀太学生陈东和上书人欧阳澈。建炎三年四月，斩中军统制吴湛；七月，杀御营军官范琼。绍兴年间，共诛杀大臣十人，最丧心病狂的，莫过于杀害岳飞父子之案。如此大开杀戒，哪里谈得上半点祖宗“誓约”的约束。那么，此事是如何作伪的呢？杜文玉推测，当时国家残破，人心浮动，为了改变这种离心离德的紊乱局面，获取士大夫们的拥戴，高宗出于此笼络人心的政治需要，协同曹勋特别构思杜撰了这一故事。其冠以祖宗遗命的外衣，宣传赵氏的深恩厚泽，以进一步迷惑士大夫。最后，高宗确实通过这一手段，拉拢到主和派、主战派众大臣，取得大批士大夫的拥戴，初步稳定了局势。
也有学者反对将其全盘否定，认为誓碑的有无虽然没有更多的史料可以证明，但也没有完全否定的依据。宋廷礼遇后周宗室后裔应大致不差。北宋优待士大夫，不轻易诛杀大臣也是事实。太祖在位时主要因谋反和贪污受贿罪处死过一批官吏，这是开国初期整顿吏治所必需的。《宋史·太祖本纪》记载当时严加惩治贪官污吏，赞他：“绳赃吏重法，以塞浊乱之源。”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宋初严惩赃吏”条也谓：“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治赃吏最严。盖宋祖亲见五代时贪吏恣横，民不聊生，故御极以后，用重法治之，所以塞浊乱之源也。”
宋代重文抑武，以文臣驾驭武将的国策是毋庸怀疑的，这就反映出其存在重用且优待文臣的一些祖宗家法，并被历朝皇帝所认真执行。上引范仲淹在庆历年间的言论，《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就应如何处置一大臣之事而起，范仲淹主张免死而宽宥之，富弼不同意，所以范质问道：“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轻坏之？”侯延庆《退斋笔录》载，在神宗陕西用兵失利，准备斩一漕臣之时，宰相蔡确说：“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宋史·吕大防传》也载，哲宗朝，宰相吕大防说：“自三代以后，惟本朝百二十年中外无事，盖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请举其略……前代多深于用刑，大者诛戮，小者远窜。惟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罢黜，此宽仁之法也。”此外，《长编》卷四九五，大臣曾布有类似言论；《宋史·章悖传》，宋哲宗也有类似说法。这一祖宗家法，一方面激发着文臣士大夫的爱国热忱，一方面也使一些掌权的文臣无所顾忌，有的甚至横行不法。当国家和君主利益受到威胁及损害时，统治者是可以将家法放在一边而开杀戒，因为家法“不杀”不等于绝对不能杀，然而诛杀大臣确实不是北宋统治国策的主流。因此，即使没有太祖誓碑。与碑文类似的祖宗家法的有关誓约，看来还是存在的。
以上面分析而言，不同意见的双方都能拿出一定的理由，但又都没有确凿的证据。对待宋代政治史上这件举足轻重的大事，只有取审慎的态度，做进一步的研究。
宋初皇位的继承宋初太祖去世，为什么不是其成年的儿子继位，而是由弟弟太宗继统大业？是否其母亲杜太后有临终遗嘱？这遗嘱是书面的盟约，还是只有口头形式？甚或是宰相赵普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完全假造的故事？这一系列疑问，确实已很难搞清楚。
据《宋史·杜太后传》和《续资治通鉴》诸书的记载，建隆二年（961），杜太后病重，宋太祖服侍药饵不离左右。太后自知已病入膏肓，召宰相赵普入宫接受宋太祖遗命。太后先问匡胤：“你登上皇位已一年有余，可清楚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太祖呜咽抽泣着不能言对，太后坚持要儿子回答，匡胤随口答道：“儿臣之所以能得天下，完全是依赖祖上和母后的积德余庆。”太后摇摇头，认真地说：“不对，这实在是由于周世宗让幼儿做皇帝、主宰天下，使群心不附之缘故啊。倘若周朝有年长之君主，天下哪里会轮到你的手中。”太祖点头称是，太后又语重心长地嘱咐道：“你百岁之后，当传位给弟弟光义。四海之广，亿万之众，国有年长之君主乃社稷之福，你当牢记。”太祖泣不成声地回答：“一定听从母后的教诲。”太后回头看着赵普说：“你当同记我的话，不可违反。”接着，太后要赵普于榻前记下此遗嘱，作为给子孙的约誓书，赵普在纸尾签上“臣普书”三字，太祖手封其书，收藏于金匮之中，命可靠宫人谨密掌管。这就是历史上称之为“金匮之盟”的故事。
在此后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很少有人怀疑宋初“金匮之盟”的真实性，将其作为宋初皇位继统出现兄终弟及故事的依据。直到清代，古文学家恽敬对它提出怀疑，认为此盟约内容是虚饰之说。近代学者进一步对它进行仔细分析，许多人认为此故事是由于当时朝廷政治斗争需要而假造的。
张荫麟《宋太宗继统考实》一文对此事分析得最为透彻，指出“金匮之盟”存在五大不可解释的破绽：一、杜太后死时，太祖才三十五岁，其子德昭十一岁，太后怎能预知太祖死时，德昭仍是儿童？事实上，太祖去世时，德昭已二十六岁，完全成年。二、太祖既然坦荡无私地谨遵母命，又何必将盟约深藏封固？至少太宗即位之初，就应有人提出或公布盟约内容，以正太宗继统之名，然而却无人提及此事，其缘由如何解释？三、要直至五年之后的太平兴国六年（981），才由已罢相多年的赵普密奏朝廷，太宗发金匮得誓书，这才将其盟约公之于世。赵普既是参与盟约之人，太祖在世时不敢泄露尚可理解，为什么在太宗即位后还要蹉跎多年，不马上疏奏和宣布盟约的内容，而坐失尽快讨得太宗欢心的良机呢？四、从史源上考证，太宗时修的《太祖实录》，没有记载“金匮之盟”之事，直到真宗咸平二年（999）重修的《太祖实录》才加进此事，记载中且说盟约时太宗也在场。这更是自相矛盾的说法，因为太宗如果预闻，那在其登位之初就应实时公布，何须五年后等赵普上书，发之金匮？五、“金匮之盟”可谓王室密约；藏之金匮，命可靠宫人谨密掌管，当是朝廷秘密文件；后来赵普上书又是密奏。为什么此事需如此的保密？理由可能只有一个：即与此秘密相关者有四人，其中太后与太祖都已死无对证，惟剩下知情者太宗与赵普，两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释其事，而其他人根本不知道“金匮之盟”的真相。这些疑点已充分说明，“金匮之盟”故事是伪造的，出现的时间应在太平兴国六年。
那么，作伪的人是谁呢？许多学者都认为，从种种迹象分析，作伪者主要为赵普。宰相赵普识见过人，眷恋权力，又贪利好财，利用权势展建宅居，常常干些受贿营利的勾当，时还庇护违法谋利的属下官吏。在太祖后期，有人上告赵普及其属下许多不法之事，太祖震怒，欲拟旨严办，在太子太师王溥等的营救下，方得免除重惩，其属下官吏送御史台治罪，赵普被贬官，以同平章事出任河阳三城节度使。太宗即位之初，赵普上表请求入京参加太祖入陵葬仪，太宗准他回京，顺势罢其使相和地方之职，改授太子太保这一虚衔。因为赵普于太祖在位时曾阻挠太宗继统而受到冷遇，居京数年，郁郁不得志，尝够了失去权势后的世态炎凉。且在新任宰相卢多逊的排挤打击下，身家性命都岌岌可危。这时，卢多逊与皇弟赵廷美相交甚密，引起太宗猜忌，想借赵普这位元老重臣，打击政敌，巩固皇位。
太宗便召见了赵普，赵普看准时机，当即表示“愿备枢轴，以察奸变”。退朝以后，赵普立即上了份密奏，打出“金匮之盟”这张王牌，使太宗的继承皇位得到名正言顺的依据。果然很快又受到太宗的召见，太宗甚至当面道歉说：“人谁无过，朕不到五十，已尽知四十九年非。”接着就日后皇位继承问题试探赵普，赵普回答说：“自夏禹至今，只有传子的公例，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邪！”一语正中太宗下怀，连连颔首，两人又密谈许久。于是，赵普次日就恢复了相位，且兼领侍中和拜梁国公，这是宋初德高望重宰相的加衔。这样，太宗与赵普为了各自的目标走到一起，“金匮之盟”便是两人政治勾结的产物，是一件伪造的政治赝品。至此，经过这样逻辑的分析，似乎已拨开了疑云谜雾，窥见了历史的真相。
其实，问题并不这样简单。如果说这一事情是彻头彻尾的伪造，那么为什么太祖始终不立自己儿子为皇储？其长子与第三子早夭。次子德昭已二十六岁，第四子德芳也已十八岁，不闻其兄弟有失德之处，都可以做皇帝。而太祖一开始就让弟弟光义担任最有权势的开封府尹，听其网罗大批幕僚，主持京师政务达十三年，后又进封光义为晋王。位居宰相之上。五代时期，亲王尹京隐然已有继位人的地位，进封晋王更是确认其皇储的地位，如后周世宗即位前就是晋王兼开封尹。而太宗即位后，也让弟弟赵廷美为开封尹兼中书令，封齐王，后改秦王，表明沿用太祖时皇弟尹京的旧制，廷美也基本获得准皇储的地位。宋初这一贯的做法，不会无缘无故发生吧。
同时，赵普曾在这问题上提醒过太祖，且有过阻止赵光义继统的蛛丝马迹，从而得罪了太宗。如太宗曾对赵普说：“朕几欲诛卿！”何事使太宗如此不能释怀呢？据《丁晋公谈录》载，太宗继位后不久，曾漏出过一句话：“倘若还是赵普在中书，朕也不得此位！”赵普在其罢相后的奏章里也谈到：“外人谓臣轻议皇弟开封尹，皇弟忠孝全德，岂有间然。”这肯定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但为了将来的身家性命考虑，赵普不得不作此说明。后来赵普投向太宗怀抱，取得太宗信任后曾坦言：“先帝若听臣言，则今日不睹圣明矣。”所以赵普死后，太宗还耿耿于怀地声明：“赵普一向与朕有不足，众人所知。”可见，赵普曾在皇位继承人问题上给过太祖许多忠告，但太祖终不听。且赵普罢相才一个月，就进封光义为晋王，位屠宰相之上，光义隐然已定为皇储。太祖为何如此听不进赵普之忠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