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防什么呢？科迪莉亚感到不解——是审判、报应，还是腐朽？那个警察再度来到了内间办公室，她跟在他身后，轻声问道：“可不可以让斯帕肖特小姐先走？她是从秘书介绍所雇来的，我们要按小时支付她工资。自从我到了之后，她还什么工作都没干，现在恐怕也干不了什么。”
伯尼的尸体正在她触手可及的地方，而她却在计较这些蝇头小利。看得出，他对这赤裸裸的冷酷感到很惊讶，但是他乐得送个顺水人情：“我得先跟她说几句话，然后她就可以走了。对一个女人来说，这儿可不是什么好地方。”
听他的言外之意，这里从来就不是。
接下来，科迪莉亚在外间办公室回答了几个不可避免的问题。
“我不知道他结婚了没有。我感觉他离过婚，他从来没有说起过妻子的事。他住在东南一区克雷莫纳路十五号，还腾了个厅房两用间给我住，但是我们很少见面。”
“克雷莫纳路我知道，离帝国战争博物馆很近，我姑姑以前就住在那儿，那时候我还小。”
他知道那条路，这似乎消除了他的疑虑，也使他变得通情达理了一些。他沾沾自喜地一阵思索。
“你最后一次见到普赖德先生是什么时候？”
“昨天下午大约五点钟。当时我要去买点东西，就提前下班了。”
“他昨天晚上回家了吗？”
“我听见他走动的声音，但没有看见人。我的房间里有一只煤气炉，通常就在那里做饭，除非我知道他出去了。今天早晨没有听见他的动静，这不太正常，不过我以为他还在睡觉。如果他打算上午去医院，偶尔就会起得晚些。”
“今天上午是他的看病时间吗？”
“不是。他上星期三刚去看了医生，不过我想他大概要去复诊。他肯定是在昨天深夜或者今天早晨我还没醒的时候离开家的。我没有听见他的动静。”
他们彼此回避，那种近乎强迫症一般的微妙关系很难说得清：他们尽量维护并保守对方的隐私，留心听马桶的抽水声，蹑手蹑脚地查看厨房或洗手间是否空着。为了不妨碍对方，他们简直费尽心机。虽然两人都住在这幢小小的连排房屋里，但是出了办公室就难得见面。她思忖，不知伯尼选择在办公室里结束自己的生命，是否就为了不让这幢小房子遭到玷污和打扰。
办公室里终于只剩下她一个人了。警方的医生合上包后离开了。伯尼的尸体也从狭窄的楼梯上被抬下去，其他办公室里的人都从门缝里看到了这一幕，最后一位警察也走了。斯帕肖特小姐彻底不干了——让一位训练有素的打字员使用那种老爷打字机本来就不合适，这里的厕所她也用不惯，而这样的死亡事件更使她感觉受到了莫大的侮辱。此时，空旷的办公室里寂静无声，科迪莉亚觉得有必要做点什么。她开始动手清理内间办公室，擦去办公桌和椅子上的血迹，用拖把被血浸透的小地毯拖干净。
下午一点，她快步走向他们常去的那家金鸡酒吧。她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理由继续光顾这家酒吧了，但她也做不到这么快就换地方。她从来都不喜欢这家酒吧，也不喜欢这儿的女老板，总希望伯尼能找个更近点的地方，最好里面大胸脯的女招待也有金子般的心灵。但她怀疑，这样的酒吧在小说里更常见。午餐时间的熟客们已经聚在了吧台四周，和往常一样，招待大家的是梅维斯，她的微笑带点威胁，一副极度自豪的姿态。梅维斯的衣裳一日三变，发型一年一变，她的微笑却是永恒不变的。这两个女人素来互无好感，不过伯尼总像条和善的老狗般周旋于两人之间，稀里糊涂地相信她们是好伙伴，从没有意识到——或者说，是在有意忽视她们之间的火药味。梅维斯让科迪莉亚想起她小时候认识的一个图书管理员，为了不让新书被人借走弄脏，那个管理员就把它们全藏进柜台里。梅维斯几乎从不掩饰自己的怨气，这也许是因为她必须把酒水放在显眼位置，还要在睽睽众目下按量供应。她把科迪莉亚要的半品脱柠檬汁啤酒和一只苏格兰煮蛋从柜台上推过来，说：“听说警察光顾了你们那里。”
科迪莉亚看着周围人们热切的面孔，当然，他们全知道了，现在他们还想打听些细节，说点给他们听听也无妨。于是她答道：“伯尼在手腕上割了两刀。第一刀没有割到血管，第二次割到了。他把手臂放进水里，不让伤口凝固。他知道自己患了癌症，无法面对治疗。”
她发现，气氛突然变了。聚集在梅维斯身边的几个人面面相觑，接着飞快地把目光移开，低头盯着自己的杯子。割腕的人分明不在这里，可是却仿佛有个阴险的小怪物，把可怕的爪子伸进了每个人的脑袋。就连梅维斯好像也在她那些瓶子间看见了潜伏着的雪亮爪子。她说：“我想你要重新找一份工作了吧？毕竟，你一个人也很难把事务所维持下去。这份工作可不适合女人。”
“跟吧台的工作也没什么分别，都是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
两个女人盯着对方，进行着无声的交流，彼此的意思都十分地明白。
“既然他已经死了，就别想着谁还能在这里给事务所留口信。”
“我本来也没打算劳驾你们。”
梅维斯用力擦着一只酒杯，可眼睛依然盯着科迪莉亚的脸。
“我觉得你母亲不会同意你一个人继续留下来。”
“我只在出生后的第一个小时里有过母亲，所以没必要担心。”
科迪莉亚立刻看出这句话使他们多震惊，她再次疑惑，年长的人看上去应该更能接受大逆不道或惊世骇俗的意见，但其实，他们总会为一些简单的事实生气。他们的沉默中透着浓浓的责备，但这至少可以使她得以清静。她把啤酒和苏格兰煮蛋端到靠墙的一张桌子上，想起了自己的母亲，但并不伤感。在不断被遗弃的儿童时代，她悟出了一个补偿自己的办法。她会花上一个小时，想象自己一生都沉浸在母爱中，没有失望，也没有遗憾。父亲从来没有跟她谈起过母亲的死，她也避免向他问及此事，生怕得知母亲根本不曾把她搂在怀里，根本没有苏醒过来，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有了个女儿。她相信母亲是爱她的，并至今也无法完全抛开这个念头，尽管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尽情的想象已变得多余，也没那么真实了。此刻，她正在向想象中的母亲寻求意见。正如她所预期的，母亲认为这是一份完全适合女人做的工作。
吧台边的人继续喝着酒。透过他们肩膀之间的缝隙，她看见吧台上方那面镜子中的自己。今天的脸与昨天别无二致：浓密的浅棕色头发看起来就像个巨人把一只手扣在了她的头上，另一只手则托住她的下巴，轻轻地合握起这张脸；在一绺浓密的头发下面，是两只褐绿色的大眼睛，一副宽宽的颧骨，一张温柔且略带稚气的嘴。简直像一只猫的脸，她心想，不过，在梅维斯吧台那些五颜六色的瓶子和闪烁的灯光映衬下，有种沉静的美。虽然看着年轻不可靠，但也神秘不动声色。科迪莉亚早就学会了隐忍。所有收养过她的人，虽然以不同方式表达了对她的爱与善意，却都对她有过一个要求——她应当开心一点。她很快就明白了，如果她表现出不开心的样子，就很可能会失去爱。与她早年那些需要隐藏的事情相比，所有后来的欺骗都不算什么难事。
“鼻头”从人群中穿过，向科迪莉亚走来。他在长凳上坐下，花格呢裤子包裹着的大屁股跟她贴得很近。“鼻头”是伯尼唯一的朋友，可是她并不喜欢这个人。伯尼曾经解释说，此人是警方的线人，而且干得不错。他还有其他收入来源——他的朋友们有时会偷盗一些名画或者价值不菲的珠宝。在适当的指点后，他便暗示警方赃物的藏匿地点。之后他会得到一笔赏金与那些窃贼朋友分享，警探也会有一份报酬，毕竟他们干的活最多。正如伯尼所指出的，保险公司因此轻松脱身，失主的财物也完璧归赵，窃贼不必担心被警察抓去，而“鼻头”和警探也得到了各自的酬劳。一个体系就这样形成了。科迪莉亚感到震惊，却没提出太多的反对意见。她怀疑伯尼当年也干过类似的勾当，当然他没这么娴熟，也没有捞到这么多的油水。
“鼻头”的眼睛湿漉漉的，握着威士忌酒杯的手指在颤抖。
“可怜的老伯尼啊，我都看得出他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过去这一年里他越来越瘦，脸总是灰的，那叫癌症脸，我老爹以前就这么说。”
至少“鼻头”注意到了，可是她却没有。在她眼里，伯尼一直就脸色灰暗，一副病怏怏的样子。一条热乎乎的粗腿慢慢朝她靠上来。
“老是不走运，可怜的家伙。他是被赶出刑事调查局的。他告诉过你吗？当时达格利什还不是高级警司，只是个高级督察。老天，他可真是个混蛋，绝不给人第二次机会。”
“是啊，伯尼跟我说过，”科迪莉亚撒了个谎，她又补充道，“他对这件事好像也没有特别不满。”
“不满有什么用，是吧？对什么事都泰然处之，这是我的格言。我想你是准备换工作了？”
他的语气中有一种渴望，好像她一离开，事务所就是他的了。
“目前还没有，”科迪莉亚说道，“眼下我还不想另外找工作。”
她作出了两个决定：她要维持伯尼的生意，直到付不起房租为止；今生今世，她都决不再踏进金鸡酒吧。
在此后的四天中，把业务经营下去的决心没有变——尽管她看了租金簿和协议书才发现，伯尼根本不是克雷莫纳路上那幢小房子的主人，她租住那间厅房两用间的行为并不合法，当然权利也有限；尽管她从伯尼的银行经理那里得知，伯尼账上的余额连支付自己的葬礼费用都不够；尽管车行告诉她，那辆迷你车很快就到大修年限了；尽管她还得清理克雷莫纳路的那幢房子。这一切都是潦倒独生的悲惨痕迹。
爱尔兰炖汤和烤豆罐头——难道他就不吃别的东西吗？——那些罐头就像杂货铺橱窗里的商品一样，被仔细地码放成金字塔形；大罐大罐的金属抛光剂和地板蜡还没有用完，不是干了就是结了硬块；一只抽屉里有擦灰的旧抹布，但已经被抛光剂和灰尘结得硬邦邦的；篮子里堆放着待洗衣物，一件厚羊毛连衫裤因机洗已经黏结了，裆部还有棕色的渍斑——他怎么就这么离开，留下这些东西等着被别人看见吗？
她每天都去办公室打扫卫生，整理物品，把文件重新归类。没有人来电话，也没有客户上门，可是她依然显得很忙。她还要去接受警方的询问，那些无情到近乎无聊的形式和显而易见的结伦让她感到沮丧。她去找过伯尼的诉讼律师，那是个无精打采的老人，办公地点在交通不便的迈尔恩德车站附近。听说他的委托人死了，他显得很悲哀，也很无奈，好像这是一个人无法躲避的劫难。他很快就找到了伯尼的遗嘱，用困惑与怀疑的目光盯着它看了一阵，好像这不是他最近起草的一样。他成功地表现出自己意识到科迪莉亚是伯尼的情妇的事实——否则伯尼为什么要把事务所留给她呢——但他又是现实的人，所以不会对她有什么看法。他没有参与安排葬礼的事宜，只是向科迪莉亚推荐了一家殡仪馆，她怀疑他是不是收了人家的好处费。随后，她度过了沉闷压抑的一周，最终发现殡仪馆老板为人爽快，办事也周全，心里才松了口气。而对方也发现，科迪莉亚不是那种悲痛欲绝、过于夸张的死者亲属，因此也十分坦率地与她商量土葬与火葬的价格及优点。
“要我说就是火葬。你说过他没有私人保险？那就尽可能用最快、最简单又便宜的方式解决一切吧。相信我，死者当中十有八九也是这么希望的。如今墓穴都成了昂贵的奢侈品，这对他来说没有用，对你也没有，不如就尘归尘，土归土。不过中间那些过程呢？觉得不太好办，是吧？那为什么不用最可靠的现代手段尽快搞定呢？不瞒你说，小姐，我给你的建议，其实并不符合我自己的最大利益。”
科迪莉亚说道：“谢谢你的好意。我们是不是该弄一个花圈？”
“当然可以，还可以增加点色彩。我来办吧。”
于是火葬和花圈都就位了。花圈做得很俗气，是用百合花与康乃馨编成的，上面的花朵已经开始凋谢，散发着腐烂的气味。主持火化仪式的牧师小心控制着语速，语气中不乏歉意，似乎想让他的听众明白，虽然他自己乐于接受上帝的特别眷顾，但并不指望所有人都相信那些难以置信之事。在合成音乐声中，伯尼被送进了焚化炉，时间掐算得刚好，因为进入小教堂的送葬队伍已不耐烦地发出了窸窸窣窣声。
一切结束后，只剩下科迪莉亚一个人站在耀眼的阳光下，感受着石子路面透过鞋底传来的热量。空气中散发出浓郁的花香，她突然心中一阵凄凉，为伯尼感到愤愤不平。于是她找了个替罪羊，把气全撒在苏格兰场[2]那个高级警司身上。是他把伯尼从唯一想要的工作岗位上撵走，他甚至都懒得再去了解一下伯尼后来的境况，而她最荒谬的指控是，他居然连伯尼的葬礼都没来参加。伯尼想当一名警探，就像其他人想绘画、写作、喝酒或者找人私通一样。像刑事调查局这样的地方，难道还容不下一个人的热情和无能吗？科迪莉亚第一次为伯尼落泪了。热泪模糊了双眼，视线中那些顶着花环、等候出殡的灵车队伍变得更长更庞大，仿佛延伸出无数闪亮的金属和摇曳的花朵。她把头上唯一用以哀悼的黑绸巾取下，开始朝地铁站方向走去。
到了牛津广场的时候，她感到渴了，于是决定去迪金斯&琼斯百货的餐厅喝杯茶。如此放纵的行为与她平时很不一样，但这本就不同于以往，是恣意放纵的一天。她逗留了很长时间，充分享受了账单的价值。等她回到事务所的时候，已经下午四点十五分以后了。
有个人在等她。来者是个女人，正把肩膀倚在门上，在肮脏的油漆和油腻的墙壁映衬下，显得很冷静又不和谐。科迪莉亚惊讶地屏住呼吸，收住急匆匆的脚步。她轻便的鞋子踩在楼梯上几乎没有声音，因此并没有被对方发现。她观察这位来客好几秒钟，头脑中立即留下一个生动的印象：这是一个精明强干、独断专行的女人，而且衣着得体，让人望而生畏。她身穿灰色小竖领套装，露出颈部窄窄的一道白领；一双黑色名牌皮鞋显然价格不菲，左肩上斜挎着一只有贴袋的大黑包。她身材高挑，头发过早地变白了，现在剪得很短，就像戴在头上的一顶帽子。她生着一张长脸，面色苍白，此时正在阅读右手里折叠的《泰晤士报》。过了一两秒钟，她意识到科迪莉亚的到来，两人的目光相遇。那女人看了看自己的手表。
“如果你就是科迪莉亚·格雷，那你迟到了十八分钟。这个留言条上说你四点钟回来。”
“我知道，很抱歉。”科迪莉亚匆匆上前几步，把钥匙插进锁孔，打开了门。
“你想进屋说吗？”
女人抢先一步走进了外间办公室，她看都没看房间，便转身面向科迪莉亚。
“我想见普赖德先生。他多久能来？”
“对不起，我刚参加他的火化仪式后回来。我是说……伯尼死了。”
“我们明明在十天前还听说他活得好好的。他一定死得异常迅速和神秘。”
“并不算神秘。伯尼是自杀的。”
“太意外了！”来者似乎被这意外震惊了。她双手紧握，不安地在房间里转悠了片刻，像是在上演一出悲情哑剧。
“太意外了！”她又说了一遍，接着从鼻子里发出一声冷笑。科迪莉亚没有吱声，两人只是严肃地看着对方。接着她说道：“好吧，看来我是白跑了一趟。”
科迪莉亚说了一声几乎听不见的“不”。她真想一个箭步堵在门口，但她抑制住了这荒唐的冲动。
“请先留步，你可以先跟我谈谈。我是普赖德先生的合作伙伴，现在事务所由我负责。我肯定能帮助你。请先坐吧！”
这位访客根本没看那张椅子。
“谁都帮不上忙，这个世界上谁都不行。不过问题不在这里。有件事情我的雇主特别想知道——他要得到一些信息——而他认定普赖德先生可以为他弄到这些信息。我不知道他是否会认为你是个合格的替代者。这里有私人电话吗？”
“这儿有，请。”
女人走进内间办公室，对里面的简陋陈设同样不置一词。她转向科迪莉亚。
“对不起，我应该先做个自我介绍。我叫伊丽莎白·利明，我的雇主是罗纳德·卡伦德勋爵。”
“是那位环境保护主义者？”
“我不会让他知道你这么称呼他。他更希望被称为微生物学家，这才名副其实。现在请恕我失陪。”
说完她毫不犹豫地关上了门。科迪莉亚顿时感到浑身无力，于是在打字机前坐下。键盘上，那些熟悉的字符一个个印在黑色的圆钮中央，在她疲惫的双眼中仿佛正不断地变换形状，但又在眨眼间恢复了原样。她用手抓住打字机两边，觉得它摸上去冰冷又潮湿。她自言自语，让自己平静下来。她的心跳得很厉害。
“我必须冷静，必须让她知道我很坚强。现在这傻乎乎的样子只是伯尼葬礼的压力造成的，而且我在太阳底下站太久了。”
但希望总伴随着痛苦，她对自己的过分在意感到恼火。
电话只打了几分钟。内间办公室的门打开了，利明小姐正在戴手套。
“罗纳德勋爵想见你。你现在可以去一趟吗？”
去哪儿呢，科迪莉亚暗自思忖，但没有问。
“可以，要我带工具吗？”
那是伯尼特别设计和配备的犯罪现场勘察工具箱，里面有镊子、剪刀、指纹提取设备，以及采集标本的小瓶子。这些东西她以前还不曾有机会用过。
“这就看你说的工具是什么了，不过我觉得没有必要。罗纳德勋爵要先见见你，然后再决定是否把这项工作交给你。这就是说我们要乘火车去剑桥，不过今晚就能回来。你需要跟谁打声招呼吗？”
“不用了，这儿就我一个人。”
“也许我应该说明一下自己的身份。”她打开自己的手袋，“这是个写好了地址的信封。我不是拐卖妇女的骗子，但这种人也许真的存在，这样以免你害怕。”
“我害怕的事确实不少，但不包括人贩子。如果我真的害怕，一个写了地址的信封也不会让我安心。我一定会打电话给罗纳德勋爵进行确认。”
“你想打电话吗？”利明小姐没有敌意地问。
“不想。”
“那我们能出发了吗？”说话时利明小姐已经走到门口。出门后，科迪莉亚转身锁上事务所的门，这时利明小姐指了指挂在墙钉上的便条簿和铅笔。
“是不是把留言换一下？”
科迪莉亚撕下了原先那张通知，略加思索后写道：“本人前去处理一桩急案。如有信件请从门下塞入，回来之后会立即亲自处理。”
“这样，”利明小姐一本正经地说，“你的客户就应该放心了。”
科迪莉亚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在讽刺，从对方淡然的语气中她什么都听不出来。不过她觉得利明小姐并不是在取笑自己。令她惊讶的是，自己对这位喧宾夺主的来者竟然没有感到不快。她顺从地跟在利明小姐身后下了楼，来到金利街。
她们乘中央线到了利物浦大街。开往剑桥的火车十七点三十六分开，时间绰绰有余。利明小姐替科迪莉亚买了车票，从行李寄存处取出一台便携式打字机和一个装着文件的公文包，领着她一起上了一节头等车厢。她说：“我要在车上工作。你有什么书报可读的吗？”
“没关系，我也不喜欢在旅途中聊天。我有一本哈代的《司号长》——我包里总会放一本平装书。”
火车过了毕晓普斯托福德之后，包厢里就剩下她们两个人。不过利明小姐始终埋头工作，期间只抬过一次头，问了科迪莉亚一个问题。
“你是怎么到普赖德先生那里工作的？”
“我毕业后，就去欧洲大陆和我父亲一起生活，我们经常外出旅行。去年五月他心脏病发，在罗马去世，我就回来了。我自学了速记和打字，在一家秘书介绍所找了一份工作。他们派我到伯尼这里来，过了几个星期，伯尼开始在一两个案件中让我当助手。后来他决定对我进行培训，我就同意长期在他那里工作了。两个月之前，他让我成了他的合伙人。”
这就意味着科迪莉亚放弃了一份有固定收入的工作，换来的是平等共享的利润以及不固定的收入，外加伯尼家里的一间免费厅房两用间。他并没有欺骗她的意图。他提出合伙，是相信她能够认识到这样做意味着什么。这不是对她品行优秀的奖励，而是对她充分信任的一种荣誉。
“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他是个居无定所的马克思主义诗人，一个业余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