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家族的层面,曾国藩投入的精力和关切简直让人叹为观止。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曾国藩做人不是以自身而是以家族为本位的。
曾国藩对家族的责任感之深切,确实很难找到可以比肩的例子。我们发现,他经世的对象不止于国,不止于社稷,不止于天下苍生,家也被含概其中,成为他所经之世的组成部分。于是经世致用的理想与抱负被他引入了家族。曾国藩科考成功后,对家族所做的最费精力的一件事,就是代父亲教弟弟读书。夸张点说,曾国藩有一种很深的兄弟情结,在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写给弟弟们的信中,他道破了原委:“我一生在伦理方面,只有在兄弟这一层上最感惭愧。因为父亲把他所知道的一切全都教给了我,而我却没有能把我所知道的东西全教给弟弟们,这是最大的不孝。”故此,曾国藩对弟弟的教育极其负责,甚至有些严苛。
曾国藩对家做的一个重要决定,是让四弟主持家政,因为四弟读书不敏,但持家有道。由此,曾国藩在朝中做官,为曾家撑出了门面;四弟曾国潢在后方打理家政,为他解除了后顾之忧。但是问题也接踵而至。曾国藩在京收入甚低,但乡绅家庭的门面却使家中的开销一夜暴涨。因此四弟在家中,借着哥哥的名望想法生财。四弟为人本来愿意揽事,于是包揽词讼、助人逃税一类的事应接不暇,大把大把的好处费源源不断地收入囊中。曾家成为实至名归的当地望族,家中的仆人已增至十多名。后来,九弟曾国荃于军中捞肥,又几次将钱财运回家中,致使曾家真正地跻身豪门。于是,勤俭家风渐失,豪奢之习日盛,致使深谙易理的曾国藩忧心忡忡。
于是如何规范家庭就被曾国藩早早地提上日程,自入京至去世,几乎写出了一千五百封家书。他首先羁勒四弟的出行。他告诫四弟乱世宜藏之深山,不宜轻出门一步;他洞明世故,提醒四弟与官相处,宜在若远若近、不亲不疏之间。这种告诫与提醒自道光二十八年曾家翻身之日起,反反复复,持续到同治年间,历时达十五年之久。
其次,他约束家中的建筑,针对九弟曾国荃和四弟曾国潢关于家中宅院、祠堂、书院乃至桥梁的建筑过于奢华、宏丽的问题,反复阐明自己的观点,即乱世而居华屋广厦,尤非所宜。一是考虑容易招人非议,更重要的难免被劫。他援引江西富户被焚的教训警醒弟弟,告诫弟弟曾家绝不可在奢华上面首开先例。
而用心最深最切的还在于不遗余力地倡导和恢复勤俭家风。他担心子侄们享福太早,将来恐难到老,他甚至愿子孙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忧心败家成了曾国藩恒久不愈的一个心病。为此他一再提醒弟弟: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崇尚花未全开月未圆的境界。他引用“富家子弟多骄,贵家子弟多傲”的谚语,不厌其烦地告诫家人防骄戒傲、克勤克俭,提出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八字要诀,他要求所有子侄辈们在家要经常做些打扫庭院之类的活;所有女孩子要学会洗衣、做饭、烧茶;新娘进门,应当进厨房做菜肴,尽量纺线织布。甚至竟然提出如下的苛刻要求:家中的成年女子,每年都要做一双鞋寄给我,各自表达自己的孝心,各自比赛针活的精细;所织的布,做成衣服、袜子寄来,我也可以看出她们在闺房里是勤快还是懒惰。而且连轿子的规格及所去的地方都提详细要求:远行可以坐篾轿,坐四人抬的大轿却不许。坐四人抬的呢轿就不许进县城和衡阳城,更不许去省城。
最后是小家庭的层面,包括自身及妻、子。这里的私是相对的,同国相比,家为私;而与大家相比,小家为私。早在道光二十九年,他就在给弟弟们的信中说:一般来说,做官的人,往往对妻子儿女感情深厚,而对兄弟感情淡薄。我自从三十岁以来,就认为做官发财可耻,认为官宦人家积攒钱财留给子孙令人羞愧,令人憎恨,所以内心发誓,决不靠做官发财来留给后代,神明亲临见证,我绝不食言。将来如果在外地做官,俸禄收入较为丰厚,我自己发誓除廉俸之外,不拿一分钱。决不肯靠做官来发财,决不肯积留银钱给后人。我为官十多年,现在京中寓所全部东西只是书籍、衣服两样。将来我罢官回家,我夫妇所有的衣服,就与五兄弟抓阄平分。我所置办的书籍,就藏存在利见斋中,兄弟和后辈都不得私拿一本。除了这两样东西,我绝对不另外保存一件东西来作为做官得来的财产,连一根线、一粒米都不占为己有。
及至咸丰五年十二月初一给弟弟们的信中,则就四弟给他置私田一事表示了决绝的态度。他说:现在父亲与叔父还没有分家,两代兄弟和睦一堂,国藩自然没有购置私田的道理。这种风气一开,几位弟弟必定纷纷购置各自的私产。他要求四弟将所购的私田为自己脱手。要么作为祭田,要么转卖给他人,所得的银两作为家里的日常开支。
为了遏制相互攀比、竞相奢华之风,在曾国藩的主张下,曾家各支分开单过。分家前,由于弟弟持家,夫人和孩子的生活是不错的,但即便那时,曾国藩就曾怪罪季弟曾国葆给儿子路费过多,对儿子出门乘轿也严加责备。如今分了家,妻和子便被他不容量地拉来同自己一起恪守清廉。月费极少,女仆被辞,华丽衣服禁穿,男人看读作写日不缺乏一,女人衣食精细缺一不可,曾国藩为他们制订了日程表及工作量,由自己定期严格检查。而这时的曾国藩早已告别了京官时的清贫,相反收入颇丰,甚至抵达最高层次,但一是公用,二是应酬,除此,他宁可周济别人,也不留作家用。

的确,曾国藩从外建辉煌事功,到内治勤俭之家以及清操自守,都做得非常出色,说他是一棵巨树,一点也不夸张。而其根在读书,是读书为他的成功提供了支撑。这支撑有如坚实的根部,令他的做人有了持久的张力。张力的一维是雄强,另一维是畏慎,中间则编织着警觉、清醒、浑含、圆融等说诸多语汇,从而成就一种弹性和坚韧。这就是他成功的秘奥。而这正是我们由读书和做人的视角窥究出来的,也许相对而言,这一视角更为简捷。
同样简捷的是选材,大多出于曾国藩的家书,因为家书最大的特点是真实,而且丰富而又生动。此外还包括少量曾国藩与其他人的通信,再就是几篇曾国藩的文章,后者,可以使我们对曾国藩的读书与治学的了解相对系统一些。
另外,在具体篇章中,绝大多数都是根据本篇的题旨对材料进行节选,再由数篇节选“无缝拼接”成一篇。也有个别篇章则刻意保留了全信,其目的一是保留原信的生动性;二是保留原信的丰富性,以期让相对隔膜的历史生出一点温度,增大一些内涵。

 

第2章 读书篇(1)


一、守住一口井,直到挖出水来
【题解】
这两封信是曾国藩分别于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公元1842年10月21日)和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公元1843年7月3日)写给四位弟弟及单独写给六弟的。
从现存的曾国藩家书看,前信是曾国藩在京为官期间写给弟弟们的第一封信。
曾国藩弟兄五位,四个姐妹,他是兄弟辈里排行最大的。二弟曾国潢(1820-1886),原名国英,字澄侯,族中排行第四,故称四弟;三弟曾国华(1822-1858),字温甫,族中排行第六,故称六弟,出继为叔父曾骥云之子,后战死于三河镇;四弟曾国荃(1824-1890),字沅甫,号叔纯,又名子植,族中排行第九,故称九弟,是弟兄中功业仅次于曾国藩的一位;五弟曾国葆(1828-1862),字季洪,后更名贞干,多称为季弟,病逝于军中。
夸张点说,曾国藩有一种很深的兄弟情结,正是在这封信中,他道破了原委:“我一生在伦理方面,只有在兄弟这一层上最感惭愧。因为父亲把他所知道的一切全都教给了我,而我却没有能把我所知道的东西全教给弟弟们,这是最大的不孝。”故此,曾国藩对弟弟的教育极其负责,甚至有些严苛。相反对自己的儿子倒温和许多。也许是因为四位弟弟年龄渐长、教育问题比较迫切的缘故吧?
在这封信中,有关读书的思想比较丰富,诸如:刚日(即单日)读经,柔日(双日)读史的读书计划;有师友夹持着,即在一个相互影响、督促的读书环境中,即便是懦夫也会立志;做学问好比熬肉,须先用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温等,说得最深的则是关于乾与坤、乐与礼以及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并且还以书法为例进行具体的阐释。
但是说得最多,或者说相对集中的一个思想是专字。曾国藩是从读书的目的讲起的,他说读书只求两件事,一是增进道德;二是提升能力。对前者,他只是一带而过,重点讲后者,强调学业精通,他乐观地认为:只要学业精通,即便得不到功名,也自有谋生之路。而要学业精通,只有一个字:专。他赞成朋友吴子序的话:用功好比挖井,与其多挖而不出水,不如守住一口井,力求挖出水来。这正是对专字的形象诠释。为此他告诫弟弟们若志在经典,只须专攻一种经典;志在科举文体,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古文,须专看一家文集。万不可以兼营并务,兼营并务势必一无所能。他说:具体说来,既看《史记》,就绝不能看其他书;即便不读熟也可以,不论哪样的书,总是必须从头到尾通看一遍;看总集不如看专集;要学诗,先必须看一家的诗集,不要东翻西看;先必须学一种体裁,不能同时学每种体裁,因为懂得了一种体裁,别的体裁也便都明白了。
此外还叮嘱六弟,对待别人,或师或友,都要尊重,否则就不会从别人身上学到东西。
要业务精湛,只一个专字
四位老弟足下:
九弟行程,计此时可以到家。自任丘发信之后,至今末接到第二封信,不胜悬悬,不知道上不甚艰险否?
四弟、六弟院试,计此时应已有信,而折差久不见来,实深悬望!
予身体较九弟在京时一样,总以耳鸣为苦。问之吴竹如云只有静养一法,非药物所能为力。而应酬日繁,予又素性浮躁,何能着实静养。拟搬进内城住,可省一半无谓之往还,现在尚未找得。
予时时自悔,终未能洗涤自新。九弟归去之后,予定刚日读经柔日读史之法。读经常懒散不沉着。读《后汉书》现已丹笔点过八本,虽全不记忆,而较之去年读《前汉书》领会较深。
九月十一日起,同课人议每课一文一诗,即于本日申刻用白摺写。予文诗极为同课人所赞赏,然予于八股绝无实学,虽感诸君奖许之殷,实则自愧愈深也。待下次摺差来,可付课文数篇回家。予居家懒做考差工夫,借此课以磨厉考具,或亦不至临场窘迫耳。
吴竹如近日往来极密,来则作竟日之谈,所言皆身心国家大道理。渠言有窦兰泉者,见道极精当平实。窦亦深知予者,彼此现尚未拜往。
竹如必要予搬进城住,盖城内镜海先生可以师事,倭艮峰先生、窦兰泉可以友事。师友夹持,虽懦夫亦有立志。予思朱子言: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漫火温,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过,虽略有见识,乃是从悟境得来,偶用功亦不过优游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汤,遽用漫火温之,将愈煮愈不熟矣。以是急思搬进城内,屏除一切,从事于克己之学,镜海、艮峰两先生亦劝我急搬。
而城外朋友,予亦有思常见者数人,如邵蕙西、吴子序、何子贞、陈岱云是也。
蕙西尝言:与周公瑾交,如饮醇醪,我两人颇有此风味,故每见辄长谈不舍。
子序之为人,予至今不能定其品,然识大且精,尝教我云:用功譬若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此语正与予病相合,盖予所谓掘井多而皆不及泉者也。
何子贞与予讲字极相合,谓我真知大源,断不可暴弃。予尝谓天下万事万理皆出于乾坤二卦,即以作字论之:纯以神行,大气鼓荡,脉络周通,潜心内转,此乾道也;结构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凡乾以神气言,凡坤以形质言。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即此道也。乐本于乾,礼本于坤。作字而优得真力弥满者,即乐之意也;丝丝入扣转折合法,即礼之意也。偶与子贞言及此,子贞深以为然,谓渠生平得力尽于此矣。
陈岱云与吾处处痛痒相关,此九弟所知者也。
写至此,接得家书,知四弟六弟未得入学怅怅然。科名有无迟早,总由前定,丝毫不能勉强。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进德之事难以尽言,至于修业以卫身,吾请言之:
卫身莫大于谋食。农工商,劳力以求食者也;士,劳心以求食者也。故或食禄于朝教授于乡,或为传食之客,或为入幕之宾,皆须计其所业,足以得食而无愧。科名者,食禄之阶也,亦须计吾所业,将来不至尸位素餐,而后得科名而无愧。食之得不得,穷通由天作主,予夺由人作主,业之精不精则由我作主,然吾未见业果精而终不得食者也。农果力耕,虽有饥馑必有丰年;商果积货,虽有壅滞必有通时;士果能精其业,安见其终不得科名哉?即终不得科名,又岂无他途可以求食者哉?然则特患业之不精耳。
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已。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吾掘并多而无泉可饮,不专之咎也。诸弟总须力图专业,如九弟志在习字,亦不必尽废他业,但每日习字工夫,断不可不提起精神,随时随事,皆可触悟。四弟六弟吾不知其心有专嗜否?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作各体诗亦然;作试帖亦然;万不可以兼营并鹜,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切嘱切嘱,千万千万。
此后写信来,诸弟各有专守之业,务须写明,且须详问极言,长篇累牍,使我读其手书,即可知其志向识见。凡专一业之人,必有心得,亦必有疑义。诸弟有心得,可以告我共赏之;有疑义,可以问我共析之。且书信既详,则四千里外之兄弟不啻晤言一室,乐何如乎?
予生平于伦常中,惟兄弟一伦抱愧尤深。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尽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尽教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九弟在京年馀,进益无多,每一念及,无地自容。嗣后我写诸弟信,总用此格纸,弟宜存留,每年装订成册。其中好处,万不可忽略看过。诸弟写信寄我,亦须用一色格纸,以便装订。
谢果堂先生出京后,来信并诗二首。先生年已六十余。名望甚重,与予见面,彼此倾心,别后又拳拳不忘,想见老辈爱才之笃。兹将诗并予送诗附阅,传播里中,使共知此老为大君子也。
予有大铜尺一方,屡寻不得。九弟已带归否?频年寄黄芽白菜子,家中种否?在省时已买漆否?漆匠果用何人?信来并祈详示。兄国藩手具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 公元1842年10月21日)
【译文】
四位老弟足下:
估计九弟的行程,现在能到家了。从在任丘发了上封信后,直到今天没接到第二封信,十分挂念。不知一路上艰苦危险否?四弟、六弟参加院试,估计这时应有信来,而送公文的差人久不见来,实令人深深盼望。
我的身体与九弟在京城的时候一样,总是因为耳鸣而苦恼。询问吴竹如,说是唯有静养,不是药物所能治愈的。而近来事务一天比一天多,我又向来性情浮躁,如何能静下来休养?计划搬进内城住,节省一半没必要往返的道路,目前还没有合适的房子。我时常后悔,始终未能够全部改正缺点,使自己面貌一新。
弟回老家以后,我定下单日读经、双日读史的计划。可读经却经常懒散沉不下心来。读《后汉书》,现已用红笔圈点过八本,虽然全都记不住,但比起去年读《前汉书》,领会较深刻。九月十一日起在一起研习功课的人商定每次写一篇文章作一首诗,就在今天申刻用白折写好。我的文、诗全为大家所称赞,然而我在八股文方面没真才实学,虽然感激各位朋友赞许的深情,实则越发感到愧疚。等下次信使来,可捎几篇课文回家。我住在家里不想为考差作准备,就趁此机会练练笔力,也许不至临场尴尬吧。
吴竹如近日与我交往很密切,一来便整天地在一起谈论,讲的都是关于身心国家的大道理。他说有个叫窦兰泉的人,学问很有见识而又最是淳朴。窦也认识我,目前还没有机会见面。竹如赞成我搬进城住,城内唐镜海先生可以做老师,倭艮峰先生、窦兰泉先生可以做朋友,有师友夹持着,即便懦夫也会立志。我想起朱子说过做学问好比熬肉,先必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温。我生平工夫全没用猛火煮过,虽稍有见识,也是从感悟中得来的。偶尔用功,也不过是兴之所致悠然玩索而已,就好像没有煮沸的汤,就赶紧用慢火温,将会越煮越不熟。于是急着想搬到城内,抛除一切杂想,从事于克己之学。镜海、艮峰两先生也催我快搬。而住在城外的朋友,我也有几位是经常见面的,如邵蕙西、吴子序、何子贞、陈岱云等。
蕙西说过,“与周公瑾交,如饮醇醪”,我两人很有这样的味道。每次见面都长谈舍不得离开。子序的为人,我至今不能说出他的人品,但他的见识最大也最精,曾教导我说:“用功好比挖井,与其挖好几口井而都不出水,不若守住一口,力求挖出水来,而用之不竭。”这话正说中我的毛病。我正是所谓挖井多但都不出水的那种人。
何子贞与我谈书法,见解非常相投,他认为我真正明白书法的根本道理,千万不能自暴自弃。我常说天下万事万理,都出于《乾》、《坤》两卦。即便以写字来说,纯凭精神游走,大气鼓荡,脉络畅达,心潜沉于内而自由运转,这就是乾道。结构精巧,明与暗合乎法度,长与短做到适宜,这就是坤道。所有关于乾的,都是从神气上说;所有关于坤的,都是从形体上说。礼与乐不可以一刻从身上离开,就是这个道理。乐依据于乾,礼依据于坤。写字时悠然自得,力量充满內心,就是乐的含义;笔画起落转折,每一细微之处都合乎法度,就是礼的含义。偶与子贞谈到这些,子贞深以为然,并说他生平所下的功夫,全在于此。陈岱云和我处处痛痒相关,这九弟是知道的。
写到这里,接到家信。得知四弟、六弟未能够入学,心中惆怅。但科名的有无和迟早,总是由前世缘分决定的,丝毫不能勉强。我们读书,求的只是两件事。一件事是增进道德,讲求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方法,以图得个无愧于此生;一件事是提升能力,练习记忆、诵读、词句、篇章的方法,以图养身糊口。增进道德一事,难以完全说清楚,至于提升能力以卫护自身,请允许我说说。
卫护自身,最主要的是谋食。农民、工人、商人,是凭劳力来求取食物的;士人,是劳心来求取食物的。故而或吃朝廷的俸禄,或在乡间教书,或做有钱人的食客,或进入官幕充当宾僚,都必须计量自己的才学,足以自食其力而无愧。科举功名,是获得俸禄的阶梯,也必须计量自己的才学,能使自己今后不至于尸位素餐,由此而得到功名才不会有愧。
功名这碗饭能否得到呢?通与不通,由老天做主,给与不给,由别人做主;而学业精与不精,则由我自己做主。但我没见过学业真正精通而始终吃不上饭的。
农民真正尽力耕作,虽然有灾荒,但必定有丰年;商人真正蓄有货物,纵有积压滞留,但必定有流通的时候;士人真正精于学业,怎会终身得不到功名呢?即便终身得不到功名,又怎么没有其他途径可以谋生呢?只是担心学业不精而已。
要求得业务精湛,没有别的方法,只有一个专字而巳。谚语说:“艺多不养身”,说的就是不专。我掘井多而无泉水可饮,正是不专的过失所致。
各位弟弟总须努力攻研专业。如果九弟志在习字,也不必把其他学业全都废弃,但每日练字时绝不能不提起精神去做,随时随事,都能有所触悟。四弟、六弟,我不知是否有专门的兴趣?如果志在穷究经典,那么就必须专攻一种经典;如果志在科举文体,那么就必须专看一家文稿;如果志在古文,那么就必须专看一家文集。作各种诗道理也一样,作笔帖也是如此,万不可以兼营并务,兼营并务势必一无所能。切嘱切嘱!千万千万!
今后写信来,诸弟各有专攻的学业,必须写明告诉我。写得详尽细致,哪怕是长篇累牍也没关系。这样我看了信,就能明白诸弟的志向与识见。凡是专修一业的人,必有心得,也必有疑义。各位弟弟有心得,可以告我共欣赏;有疑义,可以请我一起分析。况且书信写得详明,虽四千里外兄弟不亚于共处一室,这是何等的乐趣。
我一生在伦理方面,只有在兄弟这一层上最感惭愧。因为父亲把他所知道的一切全都教给了我,而我却没有能把我所知道的东西全教给弟弟们,这是最大的不孝。九弟在京一年多,进步不大,每一想起,无地自容。往后给诸弟写信,总用此格纸,诸弟最好保存下来,每年装订成册。此中的好处,千万不可忽视。诸弟写信给我,也最好用同样格纸,便于装订。